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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众文化”对中国书法的影响

拙作《中国书法靣临的环境与前景》(简称《分析》)一文发表后,引起较强的反响,书坛对此文的关心出乎预料。同时,许多人对该文提出的书法面临的三大基本环境特点之一,即中国书法面临“大众文化”的语境的提法,还有进一步了解的要求。“大众文化”对中国书法究竟有哪些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讨论。《分析》限于篇幅,只交待了个梗概。为此,再做研述。

一、 关于“大众文化”

一提到“大众文化”,人们很可能就会想起毛泽东过去讲过的“人民的大众文化”,其实这两者不是一回事。这里所讲的“大众文化”,与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并不具有同一的命意和内涵。它是20世纪冷战结束后人类重大的变革之一,并与这一阶段的人类其他重大变革,如经济全球化、媒体革命、意识形态变革、高科技与互联网、新经济浪潮、文化产业的发展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结合。它的出现和存在改变了世人的生活,国际、国内对这一概述都有很多论述。

  国际上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伯明翰学派霍加特、威廉姆斯、霍尔、汤普森是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很有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理论家都对“大众文化”卓有研究,下过定义;美英理论家杰姆逊、菲斯克以及法国学者布尔迪厄、鲍德里亚尔等也对当代“大众文化”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深刻的论述。

  西方学者对“大众文化”列出了至少六种不同的定义:一是“大众文化”是为许多人所广泛喜欢的文化。这个定义强调了受众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但没有考虑其价值判断。二是“大众文化”是在确定了高雅文化之后剩余的文化。这里注重了它与高雅文化的明显区别,但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三是“大众文化”是具有商业文化色彩的,以缺乏辨别力的消费者大众为对象的群众文化。这里主要从批判和否定意义上理解“大众文化”,无视它的可能的积极意义。四是“大众文化”是人民为人民的文化。这里强调“大众文化”是人民自己创造的,但未能指出这种创造所受到的文化语境的深层次制约。五是“大众文化”是社会中从属群体的抵抗力与统治群体的整合力之间相互斗争的场所。这个定义把“大众文化”不理解为一种文化实体而理解为不同群体之间的“霸权”斗争战场,但把与斗争相对的协调方面却基本忽略了。六是“大众文化”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消融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界限的文化。这里突出了近年来“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间的融汇和互渗趋势,但有可能因此而抹煞其差异性。

  英国文化学者威廉姆斯1976年出版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有一段话经常为人们所引用:“大众文化并不是因为大众,而是因为其他人而得其身份认同的,它仍然带有两个旧有的含义:低等次的作品(如大众文学、大众出版商以区别于高品位的出版机构);和刻意炮制出来的以博取欢心的作品(如有别于民主新闻的大众新闻或大众娱乐)。它更现代的意义是为许多人所喜爱,而这一点,在许多方面当然也是与在先的两个意义是重叠的。近年来,事实上是大众为自身所定义的‘大众文化’,作为文化,它的含义与上面几种都不同,它经常是替代了过去民间文化占有的地位,但它亦有种很重要的现代意识。”

如果把威廉姆斯的意思引申开来,可以得出关于“大众文化”的三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大众文化”的中性概念即低等次的文化作品,主要指与严肃艺术、精英文化相区别的通俗艺术、流行文化。第二种理解是,“大众文化”的批判性概念即刻意炮制出来的“文化工业”和以博取欢心的作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中,“大众文化”统指文化工业制造的产品,主要包括电视、广播、广告、流行报刊等大众传媒文化。第三种理解是,“大众文化”的肯定性概念即体现了文化民主化倾向的现代民间文化,经常是替代了过去民间文化,为普通大众所喜闻乐见,应当高度评价。

  国内研究“大众文化”的人,如艾斐、王一川、傅守祥等教授,对“大众文化”都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艾斐先生认为:“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生产越来越规模化,人口潮水般地向大城市集中,并迅速被群体化的社会生活所整合,由大体相似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况逐渐形成了大体相似的文化形态与审美情趣,即世俗化和时尚化的文化赏悦需求,瞬间化与碎片化的文化消费形态,游戏化与释放化的文化参与冲动。这无疑为‘大众文化’主体的形成和‘大众文化’环境的营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艾斐先生还认为:“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与传统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并不具有同一的命意和内涵,而是专指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出现的一种以现代科技为传播手段的社会型、大众化的文化形态。”

  从“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角度进行分析,“大众文化”是市场经济把价值规律和商品交换逻辑向文化领域的推演,是现代技术对人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生产消费行为改变的必然产物。

  这种文化形态的主要特点是具有鲜明的信息性、科技性、商业性和产业性,具有强烈的实用功利价值和娱乐消遣功能,具有批量复制和拷贝的创作生产方式,具有快速、直观、应时、随意的创作特点,具有主体参与、感官刺激、精神快餐和文化消费的都市化、市民化、泛社会化的审美追求,特别是具有与西方后现代文化及广义市场经济文化的契合性和呼应性。所有这些特点,不仅在卡通片、警匪片、摇滚乐、霹雳舞、流行歌曲、通俗小说、行为绘画、实证电视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而且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和市场背景下出现的常规性的录音、录像、广播、影视、书籍、报刊等中,也同样可以看出来。

  综上所述,我们对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下一个不是最后却简要的操作性定义: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它主要是指自下而上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大批量生产与消费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广泛参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它有利有弊。当代“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民间文化等有联系但各有不同的对应关系,彼此消长、渗透。

二、“大众文化”对中国书法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大众文化”的出现是必然的,产生它自己的巨大影响也是必然的。中国书法历经几千年发展到当代,就遭遇到这一划时代的巨大变化。从几个视点来分析:

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知不觉地创造和接受了一种泛化的“大众文化”,由高科技与现代传媒的支撑而占有了最大的市场份额,直接影响着最广大的城镇市民、打工族、学生、工薪阶层和各类人群(包括书法人),迅速兴起,是第一个重要的视点。

从改革开放开始,我国确立走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对外开放溶入全球化浪潮的方针后,一直到现在的30年,中国社会几千年来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和当代的计划经济已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农耕文明已被工业文明所取代,在一些地方或领域已出现后工业文明。这种变化比历史上几千年来任何一次改朝换代、任何一次变法革新、任何一次运动或战争都要深刻,都要彻底,都要广阔得多。由这种时代背景催生的城乡各项改革,能量惊人,其奥秘在于解放了人的个性,使人得到发展。人们摆脱了各种羁绊,有了发挥才能的自由,创造着新的文明,从根本上改变着几千年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百年中国终于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说这些变化是根本的,是因为它从社会的“细胞”上、“造血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它是伟大的、全面而广泛的,使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就是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的,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它与我国意识形态的变革和价值观念的转型相关联。倘若中国没有发生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大众文化”在中国是不会兴起的。由于体制的默许和市场力量的推动,人们不知不觉地接受并创造了一种泛化的“大众文化”,逐步扩大影响,并由高科技与现代传媒的强力支撑而占有了最大的市场份额。它的兴起,体现了市民社会处于上升期的内在动力与相应的批判意识,它带着小康时代“大众文化”生活需求的合理性和对自身文化利益的普遍肯定。

二是“大众文化”真正动摇和消解着千百年来的农耕文化和精英文化,逐渐成为重要替代者。影响人们使之生存的方式以及观念发生了变化,是又一个重要的视点。

  市场经济带来的文化力量是对传统意识形态最有力的解构力量。“大众文化”兴起时,首先是一场消解神圣化的运动,处于上升期的市民社会的内在动力与相应的批判意识带着浓厚的功利性特征和世俗化倾向,它用世俗化的方式溶解经典艺术,将其纳入市场的范畴,变成消费对象;它不仅可以用性和暴力满足人们的欲望,它还消解崇高、消解精神、消解意义,摧毁传统文化的一些审美规范,使文化从一种教化工具和审美形式,逐渐过渡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和消遣方式;它往往使神圣化为乌有,使理想变得平庸,使空虚得到填塞,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氛围,引导着社会审美的走向;它把金钱和文化的关系拉扯到有史以来最密切的程度,使文化产品日益蜕变为消费品,从而把文化行为和文化经验统统推入商品的洪流;它冲破文化特权和文化偶像的限制,拆散了历史曾赋予艺术品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它单一的意识形态指向逐渐脱去,使文化的发展从此转入多元化和民主化的轨道,并极大地改善和丰富了人们的生存状况,有效地实现了人性的自然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的结合与统一。

  曾几何时,以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带动起来的全民经商,把“一切向钱看”这一历代文人不屑于齿的字眼变得时髦堂皇起来,赤裸裸地摆在殿堂之上,人们释然而心安理得地接受着这一切。一个“钱”字,使那些“重义轻利式”的仕农思想、“革命理想式”的说教、“心红志壮式”的美学崇拜等,一下坍塌在地,人们摆脱体制的束缚和对体制的依赖,摆脱了单位、档案、家族、集体的约束,人身和个性都得到解放,依靠自我去生存,思想行为实际了、世俗了,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等基本需求,以往必须服从于政治、理想、口号,此时却毫无遮拦地摆在第一位。维持生活也好追求享乐也好,都必须消费,物质消费也好精神消费也好,都必须花钱,消费成为无处不在的神话。中国的文人包括书法人,不进入消费的洪流是不可能的。同时,“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开始大行其道。

  这种情况和环境,一是促进了书法人思想解放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人们的生存状况得到改善、丰富,人性的自然性、社会性和实践性得到结合、统一,使书者的个性有机会张扬,将一些时代气息自然地带进书法,但同时否定消解传统的行为也出现了。二是使书法从单纯的“士文化雅艺术”审美形式,逐渐过渡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和消遣方式,并由过去的“士文化雅艺术”向“大众文化”、通俗艺术的转变,从精英文化向民间化、大众化分流、发展,书法队伍日益扩大,但也带来弊端。三是书法生存与表现形态有了新的信息传递方式,形成了书法的利益机制,促进了书法的流通,但片面追求金钱现象严重起来。四是使书法文化的发展从此转入多元化和向民主化发展的轨道,但各种行为都显现了。五是书法作品作者大量涌现,但也出现了短期行为,粗制滥造等。

不可否认的是,书法由过去的“士文化雅艺术”向“大众文化”、通俗艺术的充分表现转变,从精英文化向民间化、大众化分流、发展,书法队伍日益扩大,这时出现的“流行书风”其实就是这种变化的反映,当时带有必然性;同时也带来书法队伍文人化氛围被逐步解构等弊端,虽然书法队伍仍不乏文人和宝贵人才,但总体的文化素质、人文精神在下降,主流文人愈来愈少,重字轻文的现象多了。有的书法人精神在痞化、矮化,有的甚至氓化。书展上乌烟瘴气的代笔剽窃抄袭行为有增无减,网络上口无遮拦的谩骂攻击逢迎拍马肉麻恶心,行为上弄虚作假拉关系走门子扯大旗,市场上吹牛皮说大话大师满天飞托儿抬价沆瀣一气,错别字满篇文理不通怕下苦功文化素质差……更可悲的是,凡此种种无德无才无术现象以及无民族文化责任感等现象,竟无人或很少有人批评干涉且可招摇过市,对文人、对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毒害,对中国传统文化危害加深,足以引起高度重视。

  书法成为商品,当属正常;太过了的人甚至被金钱和商品所俘虏,忽视艺术价值,片面追求金钱,于是一些不良现象就出现了:现在书坛不少人以速成的心态去学习书法,以肤浅的态度、不成熟的思想去学习传统、理解传统、肢解传统,缺乏对浩瀚精深文化传统资源的学习、挖掘和掌握,仅仅是片面地理解技法,为书法而书法,这种状态下创作出来的作品不耐看、不耐读、不耐品。“大众文化”的过分炒作特点,可以把有些毫无艺术价值的作品捧上天,赚大钱。一些人追逐时风,见风使舵,流行什么就写什么,评委有什么口味就写什么,没有自己的艺术审美追求和创作主见。总之,由于目标太“市场”,动机太“效益”,这样的作品普遍缺乏高雅纯正的书卷气息和文化内涵的支撑。  

三是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审美逐步日常生活化,人们的审美趣味发生了变化。由此也影响到书法人和书法,是另一个重要的视点。

笔者认为,研究“大众文化”,宜用数学群论的理论来研究。“大众文化”的这些“群”、“域”,有的两重或三重,有的多重相交叠,有的单面存在,但同体相连。在“大众文化”这个集合里存在着:

  一是审美泛化。信息时代,在大众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之中,美无所不在,在当代文化中,审美消费可以在任何地方实现,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美的消费品。在西方发达国家,审美化过程已经遍及整个社会,而在中国,基本上集中在各大中城市。有许多精彩纷呈的审美现象,为广大民众带来审美的享受。平时我们看到,城市建设规模史无前例地扩张,楼景、街景、广场景、夜景、步行街的装饰都很时尚、流光溢彩,国人的衣服愈穿愈漂亮,色彩愈来愈丰富,环境的绿化、居民社区里的绿地面积不断增加,室内的装潢与布置也愈来愈有艺术趣味,桌椅和床具、电话和电视、手机和计算机、住宅和汽车、商品的外形、小礼品的包装、美容美发美牙美肤美甲美体、化妆品,霓虹灯和广告牌等,都在显露出艺术化、审美化的追求。人们在“泛审美”的浪潮中得到快乐,这是任何精英文化所不可替代的,正是因为这种审美消费文化无所不在地蔓延着、创造着、选择着新的文化观、艺术观。原先被认为小说、诗歌、绘画、戏剧、雕塑、音乐、舞蹈、书法等是美的集中体现的经典,是以高雅艺术形态呈现出来的精英艺术,已经不再占据文化生活的中心,而正在被新的“泛审美”艺术所替代。

  书法从过去比较高雅的文化殿堂走向日常生活,书法也有了审美泛化。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古典书法作品被印制在装饰布上、壁纸上,成为饭店宾馆墙壁的装饰;有的印制在衣服上,装饰着年轻人的休闲生活;有的印在挂历、台历上;有的雕刻在城市的石柱、建筑物上,丰富着人们的文化生活,等等。书法被作为审美图,表现领域宽广了。

二是时尚化的变化频率加快。人们不但消费物质产品,更多地是消费广告、消费品牌。青年、妇女们的炫耀性消费,青年亚文化的标新立异,购物广场人群的潜在消费心理导向,应验了约翰·菲斯克在《解读大众文化》中所讲的:“人们享受实物消费仅仅是物品所给予的一部分;其他部分是分享品名所带来的乐趣……这就是文化。”这个名品消费就是依附在品牌上的等级的炫耀消费,人们借以展现自己的档次与不同。

时尚化每时每刻都在创造新奇和差异。当上流社会创造的新奇被社会大众赶上时,这一轮新奇就会老化,新的新奇就会产生。信息时代,这种时尚化变化的频率、风格化产品更新换代之快,犹如闪电,审美时尚特别短寿,且挖空心思地标新立异。譬如服装,先有喇叭裤、超短裙尚为犹可,以至于发展到“乞丐服”、“露屁股裤”等丑、陋、怪的东西,被当作新潮来追求。有位学者讲过,这种标新立异的带动对社会情绪的感染力是非常强大的,使之形成社会氛围,影响着其他。事实确实如此,这些年,书法流行体变化频率很快,米芾、王铎、二王、颜体,各种书风走马灯似地变,人们在艺术追求上求些奇趣当无苛责;然而,过分地求怪、求异,以至于也出现了书法的丑、陋、怪之现象,否定了中国书法本质的属性的东西,超越了汉字书写的底线。犹如书法群众所感叹的:“书法正在向极端逼近,成了自家鼓自家擂,能看懂这些书法除了一小部分人以外,全世界都看不懂了,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媲美了。”这代表了很多群众的心理。

三是感官刺激的愉悦。遍布城乡的录像厅、舞厅、网吧、影城、电子游戏厅、卡拉OK厅、茶座、酒吧、夜总会、量贩、啤酒城、书画廊、娱乐会所、洗浴城、发廊等都有可能借助现代化的媒介传播复制手段,散发感性愉悦的气味,往往能快餐式地解决人们的精神饥渴。人们还可以从警匪片、色情片、卡通片、迪斯科、摇滚乐、霹雳舞、贴面舞、流行歌曲、通俗小说、行为绘画、实证电视、录音、录像、广播、影视、书籍、报刊等中,服从世俗的快乐原则,追求感官的刺激,得到某种慰藉,有时甚至是鸦片式的。于是,身体性排挤了精神性,物质的富裕造就了精神的贫乏。在这个时代中,“苦难日渐减少,悲剧不复出现,而崇高也在消失,一切归于平庸。”

  这种变化了的美学趣味严重地影响着当代人的审美走向,使人们的需求系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塑造了一代愿意和能够欣赏这种“美”的眼睛、耳朵和大脑,书法人概莫能外。一些人片面地去追求极端性,以调剂精神的空虚和乏味、排遣胸臆及发泄烦闷。一些书法者心态上的焦灼感和浮躁气必然产生过分追求审视的刺激味、眼球的惊悚感,以至于废弃最基本的笔墨功能和法度要求,失去了笔墨的形质,使风格简单地异化为反传统,呈现了一种反审美化和反本体性的趋向。于是有人惊呼:“书法离开社会越来越远了,这些展览除了开幕式热闹一点,其他时间基本是门可罗雀。”

  其他方面的存在,不再赘述。

三、中国书法向何处去

对于“大众文化”这个整体来说,你很难用“是与不是”(福音还是恶魔)去描述它。“大众文化”在不同国情下的表现是不同的。“大众文化”同其他文化的最大不同是它无时无刻都在追求新奇和差异,不像传统文化、民间文化那样具有稳定性。“大众文化”往往具有若干彼此相反的功能,“它反抗高雅文化又利用它,追求自由与民主又加以消解,拆解官方权威又维护它,标举日常生活的正当性又使其庸俗化”等。“大众文化”以大量信息、流行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故事及日常氛围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让他们安于现状,以自我为中心,津津有味地过着小日子,不大关心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于是,过去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消失了,变成了有知识的小市民。人们的良心在失落,精神在痞化、矮化、氓化,批判的声音在消失。启蒙时代、宗教时代或礼教时代以及艰苦岁月的那种神圣感、崇高感、英雄感淡漠了、消褪了。这种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掩藏着一种深刻的生存危机,这就是人的生存的意义失落,只为感觉而生活;同时,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生活目的异换,失去与自然的亲近,天然赤子之情在消失,使人的本质异化、歪曲,从经济技术世界诞生出与自然极不和谐的金属般的音乐、影视、行为艺术等,却迎合了人们的口味,人们在噪声中宣泄自己、寻找自己,走向沉迷和疯狂。然而一时之快却无法真正慰藉心灵。人的神性、超越性失落,只剩下单一的世俗性、现实性,成为“单面的人”。

这种“大众文化”对人的影响就是对书法的影响,且有正负面之分,应该分清。笔者以为,不能以书法形体的美丑来划分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是好书法还是孬书法。根本的区别是书法线条有无文化含量、人文气息、质感、基本功、内涵等。“大众文化”带来的正面影响的时代气息、现代气息,体现在书法上,表现为:运笔灵活,侧峰被重视;线条和结体的节奏感、跳跃感、夸张感、洒脱感增强;简捷性、机智性、率意性、浪漫性、渲染性丰富等等。从传统母体带来的质感、功力、人文气息,同这些时代气息、现代气息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是传统书法生长出来的新的细胞在当代的正常发育,是人类审美的进步。如启功、沈鹏、孙伯祥、欧阳中石、张海、张荣庆、何应辉、刘文华、周俊杰、孙晓云、薛养贤、郭子绪、丛文俊、李松、王学龄、苗培红、龙开胜等一大批人的作品就是代表。这些书法拟称为“现代书法”,现在提法混乱(从1985年在京举办的“现代书法首展”始称“现代书法”),很多是人家自称什么,理论界就称人家什么,这是不对的。其实,现代人(主流书法人)书写的书法就是现代书法,如宋代人书写的书法就是宋代书法,明代人书写的书法就是明代书法一样。历史上各个朝代的人,在书写汉字的时候,书写者本人不以其个人意志为转移地所带的他那个时代的气息,会自然地流淌进书法作品之中,它是沿着传统之高山顺理成章地流淌下来,溶进所经地段山川的元素,奔腾向前。几千年来,不管怎样,字仍是字,书法仍是书法。遗憾的是,现在的书法理论界把称谓搞乱了,使你有时不得不随着它。

  “大众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现代化弊端造成的,表现为:浮、软、滑、俗、媚、躁,它充斥于我们民族的主流人群之间,放眼社会,随处可见其表现,例如:投机、敷衍、应付、哗众、媚势、低档、放纵、恣肆、狂躁、轻薄、卑软、作秀、利己等恶习劣风像细菌病毒一般危害社会,造成一个个事实,如那拦洪大堤的豆腐渣工程,那风雪中折坏的一排排没有钢筋的电线杆,那垮掉的座座大桥,那环保恶化、江湖、农地污染严重的一桩桩“显绩”,那遍布城乡景点的现代垃圾,那一个个城市挖掉树木铺设的光光的、亮亮的、薄薄的、滑倒无数老人的、不久就破败了的华丽的瓷砖,那震天价的套话、大话、假话、空话,那无数虚假的数字……凡此种种,无不渗透着浮、软、滑、俗、媚、躁的因素,危害着国家和民族。它更充斥于书法人之间:那些无质、无功、无神、无韵、无骨的“书写肯德基”、“书写泡沫”等快餐作品浸淫书坛,人们走进那些展厅或看到那些作品,除了暂时的眼球惊悚之外,感受不到崇高、和谐、典雅以及心灵的安谧、美的荡漾。那些无功力、无骨力、无质感、无内涵的线条张牙舞爪,看着它们,使人们烦躁、惶恐,得不到安静的感觉、得不到力量,也享受不到高尚的神采韵味,没有回味。钟、王的萧散简远,颜、柳的正大雄强,弘一、朴初笔底的那种高古、疏淡等,都很少在现代作品中看到。中国书法本来是以线条质感表现高尚韵味、神采和笔墨气息的,在现代的作品中却感受不到或很少。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化弊端带来的浮、软、滑、俗、媚、躁,往往打着漂亮时髦的旗号混迹其中,确实可以唬住一些人、引导一些人。这些朋友中有不肯下苦只想出名一心奔“孔方兄”的幻想者,有懒学无术、无知无畏、一知半解的潮流儿;有半路出家的有关人士寻求另一种成功的急躁,有苦于奔波而对民族传统文化责任的欠考虑者,有“文革”横扫“四旧”式对待传统文化的极左遗风的感染者,有追随选择的迷蒙被误导的初涉者,等等。虽然有的朋友正在变化觉醒,但其基本面的特征是受不良影响书写线条割断了与传统的联系,缺乏文化含量、人文气息,缺乏基本功、质感,缺乏笔力、内涵。有些朋友为了掩饰功力、质感等缺陷,就走捷径,片面在书写的形体变化上做文章,以“现代书”或“丑书”自诩。其实真正的书家无论写美书还是丑书,其线条含量,处处渗溢着功力和涵养,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弘一法师圆寂前写的“悲欣交集”四个字,朴拙圆满、浑若天成、丑拙苍茫、玄机无穷,就是一例。人们看这四个字,就像感受法师忧时愤世、报国无门,从绚丽至极到青灯黄卷的一生,惊愕震撼,回味的心情难以言表!而那些浮、软、滑、俗、媚、躁们的书写只能让人产生不良之感,称不上是什么“现代书法”,更不是什么“现代主义(现代派)的书法”,只是现代化弊端带来的“书法泡沫”。那些现代主义(现代派)以至于后现代主义者的书者里,确实还有一些令人敬佩的有思维、有学问的创新者和艺术家。例如,那些把书法和绘画结合起来产生的艺术,本人认为那的确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创新,对这些艺术家的思维应该肯定和鼓励,但是不能冠以“中国书法”的名号,也不能冠以“中国国画”的名号,因为它已改变了中国书法和国画的本质属性,是两者结合后的“产儿”,就不能同其“父母”同一个称谓;且既然是创新,就应该有一个新的称谓为好,如可称作“现代书墨画”,自成体系,大力发展。我们为中国艺术的花园多了一株新品种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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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本身也在发展、变化,它或它的一部分亦有可能促进当前一些书法超越现代化的弊端向传统回归。契合在“大众文化”中的现代主义是一种文艺思潮,它在本世纪流行于欧美文坛,来到中国同中国国情结合,对中国文化产生了种种影响;契合在“大众文化”中的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左右作为一种风靡欧美的文化思潮,开始了对现代主义的怀疑,使当代西方各种问题和困境在大暴露的同时,又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一场“革命的冒险”和“后现代转折”。这种颠覆性的逆转和标新立异,已远远超出艺术领域和文学领域,而深达哲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学等领域。可以说,当代一流思想家无一不是站在思想最前沿问题上展开后现代主义论争的。

后现代主义是对工业文明的回应与解构。它尽管是复杂的、变化的、不完善的、不成熟的,但是它毕竟以一种新的观点和思维方式在观察世界,体现人的需要,不得不引起世人的关注。它有许多论述和观点,其中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上,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推崇生态主义价值观,倡导“绿色”发展观,为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现代人类对地球上有资源的地区,进行高强度的、甚至掠夺性的开发,人类这种根据自己意志征服自然的结果,已使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气候反常、大气污染、江河干涸、土地沙化、物种灭绝,自然环境大大劣化;往昔寻常的自然纯净水与空气,竟成为生活的奢侈品,屡屡发生的怪病正不断威胁着人类。这空前的生态危机已演变成现代文明危机,它迫使人类开始反思自己和自然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认为:这种危机“源于现代性的本质,源于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即人类忽略物的自立性,将其变成附属于人类存在的东西。人类的出路在于:超越主、客的二分法,及由此衍生的人与自然等等的对立格局,重建一种世界万物,包括树木、飞鸟、野兽、人、锤子等,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世界。

现代文明的危机迫使人们回归自然,重建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原始纯真感。西方很多人以刻意生活在自然原始的环境中为乐事,笔者曾在川甘交界的郎木寺就看到过。人类从山林走出来,现在希望重返山林,这又是一个高层次上的回归,这种至少是思路和精神的导向,长期具有意义。其实中国书法本身就抽象于自然,它的本质要素之一,就是对“自然物象”特征及“自然物象”之间和谐关系的抽象,保持着与自然秩理的会通。古代人的审美就是以自然山水为审美的观照对象。孔子说过:“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韩愈赞张旭书法道:“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曾说:“我国文字是从象形的图画发展起来的,象形记事的图画文字即取法于星云、山川、草木、兽蹄、鸟迹各种形象而成的。因此,字的造形虽然是在纸上,而它的神情意趣,却与纸墨以外的自然环境的一切动态有自然相契合的妙用。”自然当中有一种生命运动的节律,书法就是反映了自然的,是师造化的,即“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当然这种反映不是照相和绘画,而是去其形体而摄其神态,是对自然万物的高度抽象化。

2006年9月9日,笔者曾在《分析》一文中写道:“生活愈现代,愈向往古代;愈时尚化,愈怀念传统;愈雕饰化,愈崇尚自然;愈都市化,愈向往山林……”、“书法作品的传统文化特征、手工工艺特质,正好可以治疗和弥补人们的现代化病症,满足人们崇尚传统、回归自然的需求。这种需求潜力是巨大的。”

中国书法是从自然中走出来的,它具有“天人合一”的秉性。分析到这里,我们预感,“大众文化”的发展(或者其中某个面)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书法回归自然,进一步促进对传统的继承。

当前,人类的书写已进入人与电脑结合的现代社会。书法脱离实用领域以后,类似历史上以实用为目的的“五体书”之创新难以出现。书法有了现代气息是正常的、必然的,所谓书法现代化的“转型”则是无稽之谈。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在实用领域,人和笔的结合曾经在历史上产生了辉煌的创造;在实用领域,人与电脑结合的创造正在开始。比如:在电脑文字中,“3Qorz”的意思竟是“感谢得五体投地”,当中的“3Q”原来是英文“感谢”的谐音;而“orz”却是“一个人匍匐在地”的象形文字;“b4”代表“before”(之前);“asap”代表“as soon as possible”(尽快);“thx”代表“thank you”(谢谢);“GG”指“哥哥”;“PK”指“对拼”; “fans”指“粉丝”,即“拥趸”;“大虾”指“大侠”;“TMD”指“他妈的”;“BT”指“变态”;“7456”指“气死我了”;“886”指“拜拜喽”;“130”指“我也是”……不胜枚举。这些缩略词的用途主要是给学生手抄笔记时带来方便,目前它们也用在手机短信、QQ上。在高度现代化的都市里,学生乃至年轻人,都感染了网络语言,校园是网络文字迅速蔓延的温床,不少学生把网络语言“秘笈”奉为圭臬,认为只要用这些容易记的符号就可以和人沟通无碍了。你若反对,他们便向你投来异样的目光。这种创新对错与否姑且不论,但它说明社会实用才是这种创造的推动力;社会实用,也曾是人与毛笔结合发生创造的推动力。因为社会实用体现了公认度,是生命力。毛笔书法脱离社会实用以后,再难以出现类似“五体书”的社会公认的创新,更不可能随着上述人与电脑结合的这类变化而变化。

现今,书法更需要继承优良传统,在传统的汪洋大海中吸收文化营养,尊重作者个性,才能创作出多种风格、多种形式的文化好作品。其中人的个性中自然而然带着时代的气息和多种风格。人的个性是丰富多彩的,人们在求美的同时,求一些丑拙的风格无可厚非,美书与丑书都是书法舞台上的角色,有功力、有质感、有含量的线条是关键。但是,若以丑拙掩饰功力缺陷,线条中没有含量,松松软软浮浮,撑不起殿堂,就不是中国书法艺术。笔者曾到过一座佛教名山,看到殿门两旁由现代人书写的不成体统的对联,感到非常难受,把整座山古雅幽静的气氛破坏了;笔者还到过某古镇看到古代人写的两个楷字,被深深震撼;笔者还在某城市看到一牛杂店门匾用有含量的线条书写的丑书,感到再恰当不过。所以,书法审美如果没有社会性、公认度,仅是几个人在那里“王婆卖瓜”,是没有出路的。要让广大群众喜欢,喜欢了才会有需求,需求多了才会形成社会影响。促进书法发展,官员们不妨捡起国粹,在公开的郑重场合用用毛笔,没有什么不好;在大中小学开设书法课或选修课,有利于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不可否认,现代人没有充裕的时间练笔,这是事实,对一般人尚可,对书法家不是理由。难道你可以认为一个杂技演员由于生活忙碌,疏忽练功而可以从高杆上掉下来?印象派大师毕加索从小受到严格的训练,当别的孩子还在玩玻璃球的时候,他已经画出可以放到博物馆里展出的画了。我们应从书法功力做起,为避免恶习劣风传染我们的后代,为培育我们民族坚韧不拔和扎实刻苦的精神,让我们把那些浮躁之类的东西,统统扔到太平洋去。

有人简单地认为,经济全球化了,文化艺术必然也会全球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了,传统文化就可以抛弃了,这是有大误的。机器上拧的螺丝可以全球一个标准,人们衣服上的纽扣、戴的帽子就不可能全球一个标准,要是一个标准了,天不塌才怪!技术的东西愈简化愈统一愈好,文化艺术的东西愈丰富愈繁荣愈好。艺术,并不是以新旧论好,唐诗是旧,可千百年了没有哪个朝代的诗能超过它。站在地球之巅审视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国书法之所以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是因为它悠久深厚的传统性和历史根底、强烈灿烂的民族性格、丰富的人文品格和约定俗成的特色的书写形式使然。几千年来,经过我们的无数先人细胞过滤的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文化众生中的奇葩,它独树一帜,占有非常重要的席位。如果中国书法没有自己的本质属性、特色,何谈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因此,必须老老实实继承传统,不断发扬广大。

书法到了增强功夫、骨力、质感、神韵、人文精神的时候了。古人云:“正大而天地之情见矣”(《无妄·象法》),自强不息、刚健有力、尚刚守正等生命理想的弘扬,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是最好的办法。继承传统,主要是继承功力、骨力、质感、神韵、人文品格、民族性格、特色的书写形式等。楷体作为中国书法的集大成者(含秦、汉、魏、晋、唐等楷体、类楷体),就像科学家人人必须掌握的牛顿定律一样,应作为书法家主要的基本功掌握之,并非一定为了表现该书体,主要是因为可以大大提升笔力、质感等,有识之士激活楷书的呼吁应见分晓了。书法的发展应该是自然、自由的,企图人为地发展它是不明智的。办展、办刊、搞培训、宣传、传播、增强书法实用功能等等手段是对书法的促进(不是书法的发展),大有创新的空间。评审决定着书法的导向,应下大功夫建立严密、公正、社会信服的评审制度。建立由美学家、书法家、书法群众三结合的评审队伍,让“圈子”外面的人员品评书法,开放办社团。建议实行书法“百花奖”、“金鸡奖”,倡导地域书风。书法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成员,书法公共资源应该为构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竭诚服务,艺术家的第一责任是发掘人世间的真善美。书法及书法形成的氛围的社会意义在于: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有利于促进人民及后代优良的精神品质的塑造,有利于促进民众人文素质的增强和身心的健康发展,这是大道理。作为文化、作为大众艺术,书法应该从人们的喜闻乐见、生命需求等方面满足人们的需求。“人是目的”应该始终是书法审美取向的导向标,书法应该符合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审美要求,应该使人们得到美的享受,得到自然的纯真感,得到崇高和力量、得到雄浑和壮丽、得到静谧和和谐之韵。世界到了需要和谐的时代,中国文化、中国书法的和谐特色当好为之用。

2007.4.15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菲斯克著,杨全强译:《解读大众文化》,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2]美·史蒂文·约翰逊著,苑爱玲译:《坏事变好事》,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艾斐:《时代精神与文学的价值导向》,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傅守祥:《文化泛化中崛起的大众文化:从神性体悟到世俗消费》,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美·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6]王一川的有关著述。

[7]方铁、何星亮:《民族文化与全球化》,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

[8]王岳川的有关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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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雷原的有关著述。

[10]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