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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自豪

“皆兄弟也”合影,1948年3月30日

这是一张题为“皆兄弟也”的五人合影照片,居中者是胡适,身旁着中式棉袍的是植物学家胡先骕(1894-1968)。2019年初,《胡先骕全集》主编胡晓江教授想为全集收录此照片,却无从查询其余三位的大名,她询问了多位胡适研究专家和专攻民国史的学者,包括熟悉民国政要影像的台湾朋友,都没有结果。胡晓江教授知道我是胡先骕先生的拥趸,还曾策划过《胡先骕手稿撷珍》,就问我有无兴趣来辨识一下。

胡适一生交友甚广,三教九流皆喜称“我的朋友胡适之”,真可谓“四海之内皆兄弟”。要从胡适的“朋友圈”里发掘出几张生面孔的大名,难度不小。我邀请了好友南开大学的李东元老师一起来破这个“案子”,于是就有了以下故事。

两个反对的朋友

五人合影中最容易辨别的自然是胡适,其次便是左四胡先骕。二人曾有过单独合影,但照片中的胡先骕被误认为是陈独秀,虽经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胡宗刚、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史晓雷二位先生分别撰文纠正,但小谬亦难返,至今仍能见到错用的情况。

“两个反对的朋友”:胡适与胡先骕,1925,上海

1914年,胡先骕在留学美国期间与胡适结交,成为胡适的“小迷弟”。恰值中国的“产业发达,人口集中”,胡适在与留美同学们的思想碰撞中,“寻得了中国文学问题的解决方案”(胡适:《四十自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24页),认为“只有新的白话文体才能表达20世纪的新情感和新思想”(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上海三联书店,180页)。1917年初,《新青年》杂志上接连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喊出“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口号。原本只是胡适与朋友们“从容慢步”的文学讨论,在陈独秀等人的推动下,逐渐“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胡先骕虽然是喝过洋墨水的“理科生”,却是一位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鼓吹中国儒家传统中积极的一面”,“对西方文化加以仔细的消化和认真的选择,以探索复兴中华文化的途径”(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38页、第7页)。胡适意在“抛弃一个完整的文化与社会遗产”,而胡先骕想要保护“一个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67页),“不能坐视这个运动毁灭中国民族”(胡先骕:《对于我的旧思想的检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档案。转引自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70页)。即便胡适是“仰慕殊久”的“宗兄”,但胡先骕仍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胡先骕认为,“陈胡之言过于偏激,盲从者风靡一时”,“前人之著作,即后人之遗产也”,“创造新文学,必以古文学为根基,而发扬光大之”(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东方杂志》)。然而,君子和而不同,1925年,胡适与胡先骕在上海会面并合影,胡适幽默地在照片上写下:“两个反对的朋友。”

按部就班

2019年3月27日,我们讨论到最早收录这张照片的书籍是《胡适及其友人,1904-1948》(耿云志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出版),书中收录了大量“不乏在近代史上极为重要,但却鲜有照片留下的人物”。于是立即购读了该书的中华书局再版本,书名已改作《胡适和他的朋友们,1904-1948》。可惜新版中内容更新并不很多,这张照片上也只标出了胡适与胡先骕,看来编者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人海茫茫

照片上方的题记是:“皆兄弟也 卅七年三月卅日 胡适。”当时中央研究院正在南京选举第一届院士,胡适和胡先骕都作为评议员出席了会议。1948年3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在中研院总办事处大楼礼堂举行,经五轮无记名投票,共评选出院士八十一名,胡适与胡先骕均顺利当选。通过比对院士名单与标准像,可以确定另外三位“兄弟”并不是首届院士。

这个时间节点上,南京还有一桩大事。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政府召开了“行宪国大”,胡适是主席团成员。对比其他国大代表的照片后,我们发现合影中左一和右一胸前佩戴了“国大代表”的徽章。第一届院士一共八十一人,寻找的难度还不算顶高,而到会的“行宪国大”代表人数多达一千七百来位,想要从中找到那两三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1946年“制宪国大”代表蒋碧微,请注意其佩戴的徽章(出自LIFE杂志)

出师不利

2019年3月30日,东元继续查看胡适年谱。有条记录是,1948年3月24日,胡适发起北大校友为蔡元培纪念大礼堂募捐,在南京的北大校友狄膺、余又荪等纷起响应。余又荪的照片很难找见,狄膺的照片倒是好找,从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狄君武先生遗稿》一书中收录的照片来看,与右一颇有几分相像。

狄膺(君武)照片(左)与右一对比

狄膺(1895-1964),江苏昆山人,字君武,以字行。1916年入北大哲学系学习,与傅斯年、顾颉刚、周烈亚有同屋之谊。罗家伦急就著名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就是由狄君武转达北京八校同学的邀约,并随即将稿子送去北大印刷厂赶印了两万份(一说五万份),在1919年5月4日当天广为传发的(罗家伦:《黑云暴雨到明霞》,商务印书馆,第1页)。之后狄君武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回国后从政,曾任重庆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委员等。后撤至台湾任国民党党史编委会副主任。

我将狄君武的照片转发给胡晓江教授,没想到当即就被否定了,她认为明显不是同一人。

大胆假设

胡晓江教授通过同事田方萌询问民国文史专家林建刚,林认为左二可能是外交家胡世泽,并“大胆的假设”,会不会照片中的五位都姓胡,因为“五百年前是一家”,所以胡适才说“皆兄弟也”呢?胡晓江教授找到一张胡世泽1956年的照片,对比后觉得二人的眉眼不像,否定了左二是胡世泽。但是“五位皆胡姓兄弟”的新奇假设仍然诱发着我们的好奇心和注意力。

灵光一现

之后半年没有任何进展。直到2019年10月22日,东元突然想到,胡先骕等人的“学衡派”曾激烈反对胡适等人的“新文化运动”,既然两边的主将都在合影里,又是在“学衡派”大本营南京的合影,那么合影里是否还有与“学衡派”相关、或者南京高校里的人物?如此一来,胡焕庸的名字马上就蹦出来了。胡焕庸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学衡派”大将柳诒徵的高足,后来还在中央大学任教。但是网上所见胡焕庸照片,几乎都摄于老年时期,不易比对。最后找到中国社会科学网转载的2015年1月《文汇报》刘力源的文章《胡焕庸:以地称人谱一线》,收录有中年胡焕庸照片,其体型、五官、发型、肩膀与左一高度相似。

胡焕庸照片(左)与左一对比

胡焕庸(1901-1998),江苏宜兴人,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著名的“胡焕庸线”: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以瑷珲-腾冲线为界而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基本差异区,就是由他提出的。接着我们马上重读了《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上张雷的文章《胡焕庸:终以“人口学家”自居的地理名家》,文中写道:“1948年,胡焕庸担任第二(一)届国大代表,参与选举总统。”而且在徐友春主编的《民国人物大辞典》中,胡焕庸的词条里也记录有“1948年,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我赶紧将这个重大发现告诉胡晓江教授,她立即认可了左一就是胡焕庸。那么,剩余两位也姓胡的可能性骤然大增。

另辟蹊径

胡焕庸出现在合影里,是去参加“行宪国大”。如果能找到与会“国大代表”名录,再逐一核对胡姓代表照片,应该是最直接的途径了。2019年11月8日,我在旧书网上找到一位山东莱州的卖家,店里有售《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名录》,书中给出了与会代表的标准像及文字简介。于是联系上了卖家,请她先帮忙看看有无相像的人物。没想到卖家接连找出四本名字一样但内容不同的书来,哪一本才是需要的呢?卖家很热心,花了几天时间帮着翻阅了其中两本,却找不到容貌相似的。收到书后,我发现这几册书虽然没有版权页,但出版时间要晚至1970至1990年代,书中的个别代表,甚至出生于1940年代,那就肯定不是合影的那届大会,可为什么都是“第一届国民大会”呢?原来国民政府撤退至台澎金马后,蒋介石为了继续“对外代表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坚持不愿改选“国大代表”,这使得第一届“国大代表”的任期长达五十年,被称为“万年国大”。如此也就能解释书籍同名的疑问了。

四本同名的代表名录

指点迷津

此路不通后,我想到了微信好友曾祥金博士。祥金的硕士论文就是做的胡先骕研究,而且他的博士导师、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在民国文史与“学衡派”研究方面深耕多年,必然见识多广。2019年11月22日,请祥金代为请教沈卫威教授,沈教授也认为左二就是胡世泽。我立即在网上找到几张胡世泽的照片,综合对比起来,五官、发型,以及高颧骨、明显的眼袋特征,与左二非常相符。这次胡晓江教授也同意左二就是胡世泽。

胡世泽照片(源自孔网)与左二(右上)对比

胡世泽(1894-1972),浙江吴兴人,外交官,首位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1944年胡世泽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的身份,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194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出席了联合国制宪大会。胡世泽在联合国的工作一直延续到1972年春,新中国恢复合法席位后,由唐明照取代了他的职位。周恩来曾充分肯定胡世泽的工作,称他“为中国人争了光”。

临门一脚

“四胡”在手,只剩右一兄弟了。虽然他不是中研院首届院士,但会不会是某位落选的提名候选人呢?我再次查找了第一届中研院院士候选人名录中的所有胡姓人员,无一相像。

2019年11月26日,祥金提出右一会不会是胡钟吾?胡钟吾(1906-2005),安徽绩溪人,担任过宣城、泾县县长。胡钟吾和胡适是同县老乡,之前也有过交往,1947年10月,胡适曾去信,对胡钟吾出来参加“国大代表”选举,表示欣喜,所以胡钟吾肯定能算是胡适的“兄弟”。

这四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名录》中,所有胡姓代表中眉眼神态与右一最接近的,也的确是胡钟吾。之前翻书的时候也注意过,但我并不认为是同一人。既然祥金提出这种假设,我还是将意见转告给了胡晓江教授。她虽然也觉得不像,但由于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间隔很长,所以她认为不应轻易否定。

胡钟吾照片(左)与右一比对

2019年11月27日,胡晓江教授请人用AI技术比对这两张照片,判断结果是相似度不高,应当不是同一人。为保险起见,隔天胡晓江教授又设法联系上了安徽宣城的文史专家黄来生,请求协助寻找中年胡钟吾照片,未果。最终黄来生设法找到了胡钟吾的外甥,确定右一不是胡钟吾。我们再次无功而返。

水落石出

2020年5月1日,因饰演“胡汉三”的演员刘江去世,学者胡文辉重发《说胡》一文纪念(公众号“历史的擦边球”),文末罗韬增补的赖景瑚内容让我眼前一亮:“他(胡适)到南京参加国民大会,陈果夫先生宴请几位大学校长和在联合国任职的胡世泽先生,……我当时发现在座的宾主十二人中有五个人姓胡。适之先生很诙谐的说:‘这难道又是五胡乱华吗?’”(赖景瑚:《忆胡适先生》,《烟云思往录》,传记文学出版社,288页)赖景瑚说的不就是这张照片的事么,莫非第五人就在眼前?!

赖景瑚:《忆胡适先生》,《烟云思往录》

赖景瑚(1900-1983)本名赖琏,福建永安人。曾任南京政府秘书长、连云港市市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抗战期间担任西北工学院院长,并一度执掌西北大学,培养有两千三百多名毕业生。溯源而上,东元查到了全国《各大学校长讨汪通电》。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宣布“反共睦邻”政策,1939年9月1日,全国各高校校长联名通电声讨汪的叛国行径。电报末尾是参与讨汪的大学校长名单,包括国立西北工学院院长赖琏以及两位胡姓校长:国立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和国立江苏医学院院长胡定安。

各大学校长讨汪通电原文,《新华日报》1939年9月2日(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1886-1968)很容易辨识,中式传统文人,留着大胡子,肯定不是右一那位。关于江苏医学院院长胡定安的资讯不多,主要是对其著作的介绍,但2015年第六期的《南京医科大学学报》上,有一篇张爱林的《〈国立江苏医学院院歌〉解析》文章,其中的胡定安照片简直就是右一的翻版。

胡定安照片(左)与右一比对

沈瑞林、张爱林另有一文《胡定安的公共卫生实践及其思想初探》,明确了胡定安的生卒年为1898年至1965年。胡定安,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回国后,历任南京市卫生局局长,国立江苏医学院院长等职。他是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卫生教育社”主要发起人,也是《国立江苏医学院院歌》的歌词作者。1946年与1948年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行宪国民大会”代表,会后不久胡定安移居美国,还曾邀请陈立夫一起开办养鸡场,后逝于加拿大。

至此,五人的姓名和身份都已确定,果然五位都姓胡!

皆兄弟也

“皆兄弟也”,从左至右,依次为:胡焕庸、胡世泽、胡适、胡先骕、胡定安,1948年3月30日

3月的南京,乍暖还寒,从北平来的胡先骕还穿着棉袍,胡焕庸的西服马甲清晰可见。年纪最长的胡适居中,旁边是胡先骕与胡世泽,最年轻的胡定安和胡焕庸立于外侧。拍摄的时间应当早于下午三点,据胡适当天的日记记载,三点后与王世杰有重要谈话。

这张照片里的几位“兄弟”,数胡先骕与胡适结交最早。新文化运动伊始,胡先骕先后写有《中国文学改良论》《评〈尝试集〉》《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学阀之罪恶》等文,与胡适论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胡先骕在文章中回顾,“北京大学诸教授中最知名者,当推胡适”,不过,“将来历史上之评论,恐怕只是新文化运动之倡导人,(胡适)学术上之成就,则殊有限”(胡先骕:《北京的科学化运动与科学家》,《北京史话》,58页)。虽然胡先骕早年曾激烈批判胡适的文学观点,其后对胡适的学术水准也不太恭维,但在随即到来的大规模“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胡先骕却拒绝批判。

胡适与胡世泽都从事过外交工作,为中国的抗战事业谋求国际支持。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中美达成了“桐油贷款”协议,使中国获得了急需的国际援助,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胡世泽为推动联合国的成立与《联合国宪章》的诞生出力颇多。如同胡适名言:“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胡焕庸的另一位老师竺可桢与胡适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同学。合影前的一个月,在胡适与法学家周鲠生(1889-1971)关于“如何看待国际形势,如何对待苏联”的论战中,胡焕庸支持胡适的观点,并对苏俄在雅尔塔会议上,攫取旅顺、大连以及中长铁路,侵占了中国利益而极为愤慨。

胡适与胡定安也是熟人,而且胡适还有一个很相近的临时别号叫做“胡安定”。胡定安在留学回国后,积极推动卫生行政建设,倡导卫生运动和教育,促进中国公众卫生水平的提高。胡适也曾大声疾呼:“医学关系我们的生命,关系我们爱敬的人的生命。”“我们实在太缺乏新医学的常识了。”(西格里斯著,顾谦吉译,胡适校并作中译本序:《人与医学》,1936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的“行宪国大”上,胡适曾安排胡定安与陈存仁等医生前去慰问绝食的“退让代表”。

据报人胡健中回忆:

七七卢沟桥事变初起时,庐山开了一个谈话会。这个会里被邀出席的共有四个姓胡的:胡适之胡次威胡定庵(安)三先生外,我也是一个。这时(蒋百里)先生正在庐山,一天晚间,……一见面,(蒋)先生便喝(很)噱地说道:“这次出席的人中间。幸而只有你们四胡,如再多一胡,中国岂不要大乱了么?”时亡友刘湛恩先生均在座,为之大笑。谈话会中出席诸君子亦引为美谈,传了很广。(胡健中:《吊蒋百里先生》,《蒋百里抗战论集》,1939年,新阵地图书社,《附录》20、21页;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添)

意义何在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照片所展现的人物形象和精神气质,是多少文字也难以表达的。尤其是通过老照片与文字资料的印证及咬合,还能带来更为丰富的历史现场感。但遗憾的是,老照片上的人物经常会被认错。徐志摩、朱自清的一些重印著作封面上用了胡适小照,吴宓家乡报纸的整版纪念长文中仅有的两张人物照片“乱入”了青年方玮德与老年陈寅恪,搜索引擎上,外交家张歆海屡屡被误认为宋子文,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被当成清华大学校长周诒春,而周诒春又常被认作“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温源宁……如此张冠李戴,不胜枚举,显示出今人对前人形象的无知与漠然。

“皆兄弟也”照片的辨识,胡晓江教授开始于2018年,到2020年5月东元成功收官,历时两年,阅读资料达百万字,中途每每碰壁,几度停滞不前,真真体会到了研究历史的艰辛。两年的苦苦追寻,为《胡先骕全集》中另外一些重要合影的辨识打下了基础。又过一年,全集中的半数合影认出了全部人名,半数合影有了突破性的新发现,还纠正了几处先前研究者的错误。在无数次充满“温情与敬意”的凝视之后,我们终于有幸重睹那“天才成群而来”的年代中,历史人物的意气风发。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