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检史籍，发生在两宋年间的兵变之事有数百起之多。究其原因，北宋年间的兵变与其军制有关。
此起彼伏的兵变说明，两宋王朝经济繁荣的背后步履维艰。北宋王朝所实施的募兵制度，是从晚唐、五代继承而来的。赵匡胤立国之初赋予了新鲜内容，宋的募兵之制与五代军制又有不同。多了一个“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指导方针，这八个字的贯彻落实夯实了宋王朝三百年基业。
史载：太祖既得天下，使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之大事可以为百代之利者。普等屡为言，太祖俾更思其上者。普等毕思虑，无以言。乃请于太祖。
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赵匡胤利百代的安天妙策说穿了也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就是把失职犷悍之徒收编在军队之中，不但让这些社会闲散人员成了政府制度下的工具，而且消弭了大量的潜在不安定因素，相应的政权也增加了保险系数。
赵匡胤之后历代统治者，对祖宗制度精义所在深有体悟。有宋一代，都把荒年募兵作为祖宗之法继承的。
有一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的——宋太祖一朝开宝年间，禁军计有十九万三千，厢军十八万五千；宋太宗至道年间时期，禁军计有三十五万八千，厢军计有三十万八千。
本来，中央禁军人数与地方厢军人数相差无几，是为相互制约的。赵光义在位时期的禁军人数多过地方厢军六万，说明赵光义更加强了中央集权，与赵匡胤相较，他内心更欠缺自信与从容。
在兄长逝后的二十多年后，宋军的总兵力就达到了六十余万之多。出现这种情形，不能简单的视作是社会安定，人口得到恢复的结果。军队数量虽然出现了巨大的增长，然而战斗力与赵匡胤一朝时期相比却下降了许多。有许多时候，人多就会势众，力量因此而变大与否未必。在与契丹、党项民族的沙场争锋时，宋军总是败的狼狈之极，其中原由值得深思。
到了北宋中期仁宗一朝时候，北宋的军队数量更是多到了令人咋舌的一百四十万之众。之后这个数字逐渐回落，《水浒》故事发生在北宋末年徽宗一朝，说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根本经不起推敲。不但林冲查无此人，而且徽宗一朝禁军根本没有八十万。人们习惯把文学当历史，实在是令人无语。
赵匡胤始料未及的是，他独创的荒年募兵制度，却令宋王朝军队堕入了兵越多、越败的惨，败的越惨、越募的兵多的恶性循环。他引以为豪的利百代之策其实是造成两宋积弱的最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