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李飞
悬崖军堡
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600年的春天，中国西南边陲。开满杜鹃花的山野，本应是众人赏春的季节，却上演了一场喋血战争。24万大明官军将一座悬在山顶的城堡团团围住。50 余日后，大军破城而入，剿灭了一年前起兵反叛的土司杨应龙及其党羽，从而结束了杨氏这个持续了7个多世纪的“自治王国”。
我们在百度搜索“土司”，出来的大多数信息居然是食物的图片。看来，还是有必要要科普一下历史知识：这个土司，并不是吃的土司，而是一种是历史上中央王朝管理边疆民族的一种制度。
百度图片搜索“土司”后显示效果图
土司，并非正式官职名，是对地方少数民族官职的泛称，也叫“土官”。这一制度正式始于元代，从早期的羁縻制度演化而来。所谓羁縻制度，是指的少数民族地区臣服于中原王朝的前提下，保持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任用当地少头领或德高望重者为官吏，除定期向中央朝贡外，地方事务由他们自己管理。
海龙囤城池及周边地形复原图 绘图-刘震宇
这张三维插图是在3D技术合成图像基础上，由插画师完成的艺术作品，生动地还原了海龙囤被毁前的整体面貌。海龙囤选址在一座山头上，城墙就沿着山势蜿蜒，地势十分险绝，远望整座城仿佛悬挂于山巅。《明史》用“飞鸟腾猿不能逾者”来描述这座壮观的城堡。海龙囤最外是环绕的城墙，古代文献中称其为“大城”。其东，城垣自顶端逶迤而下，由城之东北向南包抄，在东南角与悬崖相接，利用山险形成了类似瓮城的封闭空间。自下而上，铜柱、铁柱、飞虎、飞龙、朝天、飞凤六关依次屹立。西面，自西而东依次设后关、西关和万安三关，两两围合的空间分别称土城、月城（或石城）。
公元1600年春天杜鹃花飘香时节的那场战争被称为“平播之役”，是万历皇帝在位期间的三场大的战争——另外两场是西北的宁夏之役、东北海疆的朝鲜之役。平播，说的是平定播州，大致为今贵州省遵义市管辖地区。那里，就是明代我国在西南地区的土司地区之一。
战争是男人戏，但这里却有一段儿女情长的传说：跟它有关的一处建筑叫“绣花楼”。绣花楼，跟众多的建筑一样，在战火过后，化为废墟。
明代播州地区与贵州省示意图（当时今遵义属四川管辖）
播州最初设于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后屡废屡置，至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平播之役后，被平越府、遵义军民府取代。后来，其辖境有所变化，明代大致辖有今遵义大部、黔东南部分地区，境内民族以僚（即今之仡佬）、苗等部族为主。从唐乾符三年（876年）至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播州一直被杨氏世袭统领，某种意义上说——在这7个世纪里，杨氏土司已然就是播州的代名词。
我的职业并不是关心八卦，而是考古。但是，我最近耗费最多精力的一次考古发掘，竟然持续了4 年之久，后续工作直到现在还在进行。在明代文献里，这座城叫海龙囤，是一座高耸在山顶的土司城堡——这里是播州土司的主力所在，正是“平播之役的主战场。
字面意思足以让我们理解，这是一处军事城堡：屯+囗组成“囤”，屯为驻扎，囗是城墙。这个“囤儿”，最初的营建目的，是为了抗击南下的蒙古大军。13世纪，蒙古人消灭西夏和金之后，与南宋开始了正面冲突，川、黔一带成为战争前沿阵地。南宋宝五年（1257年），取得大理的蒙军向东挺进，南宋治下的播州告急，宋理宗遣吕文德入播协助防务。吕与守将杨文相会后，商议“筑龙岩新城”。“龙岩新城”，即后来所说的龙岩囤、海龙囤。所以，海龙囤最初是由中央王朝和地方势力共同兴建的防御工事。
以山麓为参照，海龙囤所在的山峰相对海拔落差约350 米，三面环水，一面衔山，仅囤之东西各有仄径可以上下，地势险绝，《明史》称其为“飞鸟腾猿不能逾者”，意思是鸟飞不进来、猴跳不过去的地方——这样险要的地形与城池，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巴蜀地区的重庆合川钓鱼台古城。钓鱼城坐落在今合川县城东5 公里的钓鱼山上，山体突兀耸立，山下有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南、北、西三面环水的海龙囤防御体系，堪与钓鱼台相媲美。不过，海龙囤自始至终也没有成为抗击蒙古军的前沿阵地。吊诡的是：343年过后的明万历年间，这个由“国家意志”力量孕育的城堡，竟然成了中央王朝和地方势力对抗的主战场之一。“家”与“国”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大大的转折：对外抗敌要塞，最终成了内乱战场。
“平播之役”之后，慕名而来的寻访者络绎不绝。我们甚至可以说，海龙囤遗址的考古，从150多年前的清道光年间就开始了。
杨氏土司城堡——海龙囤考古遗址等高线图
海龙囤东面陡峭，系登城主道所在。城内有两组核心建筑群，当地人称“老王宫”和“新王宫”。可见，土司虽然是地方官员，但实际上就是一个地方的军阀，中央势力衰落时，偏居一隅的土司地盘堪称“独立王国”。
遵义本地人、清代大儒郑珍，曾4 次进入废墟，在《遵义府志》里留下“海囤”、“海朝寺”、“土月二城”、“海龙九关”等条目，还抄录了囤上当时尚存的碑碣铭文，成为今天研究海龙囤的珍贵文献。但是，他的“考古”，并没有让城堡名噪天下——里边的秘密一直沉睡。
郑珍,一位西南乡野走出的“大儒”
这位遵义土生土长的文人，对故乡的海龙囤怀有浓厚的兴趣，在道光年间多次去现场“考古”，并写下《过海龙囤》诗：
囤上风云绕夜郎，异时龙凤此荒唐
王师八道从天下，镇服千年扫地亡
蒙业若教思粲价，世州何遽后岑黄
匆匆立马空留望，断涧荒崖尽夕阳
直到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海龙囤进入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视野。1999 年秋，第一次针对海龙囤的考古试掘活动启动。2012 年4月开始，海龙囤启动了历时数年的大规模考古发掘。这一次，终于揭开了许多隐于地下的秘密，并在第二年入选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5年6月28日至7月8日于德国波恩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进行表决，包括海龙囤在内的土司遗址，成为新晋的中国第48项世界遗产。
烽火家书
“五月初六日，兵进海龙囤，道路险绝，世间未见。前路就在咫尺，却需伐木除箐，跋山涉水，迂回三十多里。天雨不绝，泥深齐腿，路险且滑，须赤脚才能行走。安疆臣的部队驻于囤后，我们只有暂时扎于安氏营外的一座古庙里，待雨稍小再作打算。贼势尚强，愿为其死者尚多，一时难挫其锐气。”（内容来自杨寅秋《临皋文集》）
这是一封写于公元1600 年海龙囤战场的家书（内容据古文翻译，下文中涉及的引用亦如此），写信者是时任贵州左监军的杨寅秋（注：朝廷将领，跟土司没有亲属关系，同姓实属巧合），收信的则是他的三儿子杨嘉。在狼烟四起的海龙囤下，这位明军将领，还不时用信函向家人告平安。信中，身在前线的父亲向儿子叙述了战场的艰辛与微妙，以及对自我生死的未知。
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 年）二月，播州宣慰使（土司为俗称，正式官职为宣慰使）杨应龙反叛，贵州战事告急。是年十一月，52 岁的江西泰和人杨寅秋临危受命，入黔监军，辅佐他的同乡兼儿女亲家—— 贵州巡抚郭子章。杨寅秋是明宰相杨士奇之裔孙，万历二年（公元1574 年）科考进士。来贵州前，他先后在广东、云南、广西等地为官，颇有政声，此番是他第二次入黔。13年前（公元1586 年），杨寅秋曾出任贵州参议。
再回贵州，杨寅秋面对的是一个棘手的摊子。黔省经济贫弱，物力不足当时中原地区的一个大郡，无将、无兵、无饷。因此，杨寅秋履职伊始，丝毫不敢懈怠。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 年）正月十五，总督李化龙在重庆誓师，兵分八路大军进讨杨应龙。贵州三路中的乌江、沙溪两路，由杨寅秋担任监军。
行军途中，杨寅秋不断写信给其子嘉、嘉祚，报告行踪与心迹，这位父亲，就像是一位老朋友，跟孩子们讲述征战经历，交流人生感言。这些书信被完整地收录在他所著的《临皋文集》中，共十八札四千余字，使今人有缘得见其父子情谊。在明朝历史上，杨寅秋并不算一个有名的人物，他似乎不擅长琴棋书画，也没有诗词传世，但擅长写文章：史书称其“寅秋文和平典雅，奏议尤委曲尽致”。他给孩子们写的这些信函，不仅传达了父子间的温情，更是让“平播之役”有了一组最生动的“现场报道”。
海龙囤“铁柱关”遗址出土钱币“万历通宝”拓片 供图-贵州省文物考古所
杨寅秋来贵州的前四年，原配梁宜人病死故里，遗下四男：长嘉正，仲嘉祚，叔嘉，季嘉福。四女，次女嫁郭子章三子孔陵为妻。征播时，三儿子可能正值青春叛逆期，所以父亲给他写的信函最多。
这一年征战，杨寅秋53岁。他在给二子嘉祚的信中说：“黔中得家音已难，加以贼阻官道，尸横盈野，欲得家中音讯，只能空中飞坠了。我寄回家的信一直未断，但都只有寥寥数行，无暇多写，忙迫劳苦之状可以想见。这里播贼神出鬼没，东冲西突，而黔上下无一人习知兵事，无将无饷无器械，以箪瓢陋巷之家，欲为斩将搴旗之事，谈何容易？计划二月中旬后进兵，待克乌江关，贼登海龙囤，环而围之。”
从这封家书中我们得知：杨监军早就料到，随着朝廷军的节节进逼，杨应龙一定会进入海龙囤，作最后一搏。果然，四月十六日，杨应龙退守海龙囤，十八日，海龙囤被合围。
海龙囤“飞虎关”遗址 摄影-air360china
龙虎大道，连接着飞虎关和飞龙关，是在悬崖上开凿出来的一条沟通海龙囤内外的通道，全长292米，宽1.5至4米。出飞龙关后，紧连着一条被称为龙虎大道的石路，今天仍有许多山民在此行走。古道外临悬崖，上筑有女墙；内侧凿有排水沟。“三十六步”古道，是一组由三十六步高大的踏步组成的状如天梯的台阶，全长52米，坡度30°。台阶表面倾斜，应是出于防守的考虑，便于滚木礌石向下滚落。公元1600年，明军攻囤时，即受困于此，无法逾越，40余天后才从囤后破囤而入。海龙囤被攻陷后，“三十六步”渐渐被掩藏于草木之下，1999年才重新露出真容。
杨寅秋随军自海龙坝入海龙囤，他在给儿子的信中描写了这段惊魂未定的旅程：“从海龙坝入后囤，有小路，跣足行二十里，缘崖攀登，一上一下，如登天、如落井般翻越二十三座山。四月十九日，径进铁柱关，抵飞龙、飞虎关下。贼弩石俱发，我几乎被射中，所幸马走的快，大刀手被一箭贯肘，马夫的米袋中十余箭，宛若刺猬，好险啊!慌乱中跨马入深涧，涧底乱木纵横。贼怕伏兵，不敢穷追，才得以脱身。”
海龙囤“飞龙关”遗址 摄影-冯木波
飞龙关是从囤东进入囤顶大城的第一关，有3个相互套合的券拱，平面略呈“4”字形。关建在临渊的危岩上，西临“杀人沟”，前接悬崖上一条曲折的小径。南墙上的窗花用整石雕成，镂空雕刻菱形图案。“飞龙关”三字为末代土司杨应龙手书。匾额右侧铭文为“唐太师守播三十代孙钦赐飞鱼品服敕封骠骑将军杨应龙书立”，中央书写“飞龙关”，左侧落款“皇明万历丙申岁夹钟月ÿ未日吉旦重建”。这些文字表明该关为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二月所建。站在关内回身看对面山峦，飞龙关坐南朝北，远方有山峰与之呼应。这表明，城门朝向的选择体现着深厚的风水理念。
盼望着战事一结束便隐居入山，不复问人间事的杨寅秋，却因此而积劳成疾。他在给儿子嘉祚的信中说：“我平时不大生病，自凶危忧焦、万苦备尝之后，病乃成。内伤日剧一日，渐至作捧心状。但我不欲令你知，亦不欲你回。小除之前，麋粥不入，坐卧须扶几，似旦暮之客。但我雄心尚在，何况当万死一生之后，造物未必遂斩然至此。”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透过一封封烽火家书，可见拳拳慈父情怀。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三月十八日，54岁的杨寅秋溘然长逝。当年令他牵挂的两个孩子，均不辱宰相家风。杨嘉祚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登进士；杨嘉则潜心佛学，踏莲而去。杨寅秋若有知，当含笑九泉。
喋血闺房
出土之物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先是战国洗礼，然后是抄家没收，最奢华的珍宝，绝不会留到现。废墟之下，出土最多的是没来得及收拾或被激烈战争所毁的青花瓷——确切地说，是碎瓷。
海龙囤城池、关隘、遗址位置关系图 供图-贵州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秋之后，囤儿里就未现过太阳，雨断断续续下，天气一天冷比一天。浓雾从阴森森的杀人沟谷底腾起，又化作白色的风，在一望无垠的杜仲林里肆虐，山野顿时灰蒙蒙一片。野泉呜咽，鸟儿们的啼叫声也湿漉漉的。这个时候，即便在白昼，我是断然不敢一人往后关的密林里去的，毕竟这囤上死过许多人，黄土之下，可能还埋藏着无数精怪。
海龙囤“朝天关”遗址 摄影-air360china
黄昏里，在因为电压不稳而忽明忽暗的灯光下，在云中简陋的驻地，拥衾半卧，读一则晚明小品文，冷寂的山野竟有了隽永的情致，恬淡优雅。又或者，读一卷聊斋，窗外疏竹里似乎便有了女子盈盈的笑语。是逃出聊斋的小翠，还是杨家从未离去的小姐？循声而去，那女子遁入满满一地的青花碎片中不见。高髻，裙裾，温情眼眸，三寸金莲，支离破碎的印在白地蓝花的碎瓷里，分明是一帧剪碎的国画。
又有松、梅、竹、菊、兰、莲、桃、龙、凤、鹤、狮、虎、豹、狐、鱼、仙人、高士、远山、屋宇、亭榭的碎影，躺在数万片青花瓷里。拭去泥土，图画依旧粲然如新，仿佛陶工刚刚放下手中的笔转身离去。这一草一木，一虫一鸟，都充满灵性，他们就是那黄土下的精怪。想象着在人散鸟集，泉鸣山幽的黄昏，远离尘嚣的昔日王宫即刻变成一个喧闹的世界，碎瓷自然缀合，所有图像一 一成真，仿佛主人也归来了，琴声悠扬，人神杂处。
杨家小姐的纤纤玉指一定摩挲过这精美如玉的瓷器。华美温润的凤杯上，或许还印有她们唇尖的口红，微微的喘息雾一般凝结在透明的釉色里，宛若一枚琥珀。没有战争的年代，她们一定常常流连于此观花，赏月，听溪，甚至读书，一如青花上描绘的情景：侍女捧一摞书从幽曲的回廊款款走过，书香袭人。那端，主人慵懒的倚在案上准备开卷饕餮。囤上是有书房的，也有足够优美的景致供丽人高士们徜徉，大儒郑珍就曾不厌其烦的前来观瞻，并拄杖西行，逐爱而去。一幅绘在高足杯内底的山水画，恰似游囤图：青山半座，枯树几枝，飞鸟数羽，茅屋两楹，高士一粒。拄杖行走间，忽而仰天一啸，山应谷答，集鸟皆腾。这意境，在酒樽中，也在张岱的小品文里。
怎奈良辰苦短。410多年前那场震动朝野的平播之役，顿使这处风光旖旎的土司禁地变成血腥的沙场。那个雾大雨多的春天，数十万人的杀伐声混着满囤哭声，震动山谷。饰满梅花的茶盏从丽人的指尖滑落，碎瓷四溅，惊起一树喜鹊。狼烟里，尸陈数里，血水横流。明军“时践横尸，时饮水血”，苦战四十九日方得破囤而入，结束了杨氏对播州724年的统治。《平播全书》用一种悲壮的口吻记叙了末代土司杨应龙生命最后时刻的无奈，“酋惊知我兵已入城中，急呼亲信苗头，而诸苗亦各奔散，无应者。酋自度不免，因抚膺顿足谓田氏曰：‘我今自焚死，断不落乱兵手。’田氏牵衣号哭，酋捽去，入卧房将房门钉闭，举火烧房，同爱妾周氏何氏缢死。”明将吴广冒死从火中抢出尸首不久，火烧楼房一空，宫内财物也被乱军抢掠一空。
海龙囤考古发掘现场与出土瓷器 供图-贵州省考古研究所
海龙囤的出土瓷器，大部分是景德镇的民窑产品，年代集中在明嘉靖、万历时期。这说明，景德镇的瓷器出炉不久，远在千里之外的海龙囤城中便出现了，这反映出杨氏土司紧跟时代风尚，生活追逐“时尚”。另外，还有一小部分瓷器为官窑所出，可能为皇帝所赐，表明土司与皇室曾经良好的关系；不过，也许可能是走私所得，反映出明晚期官窑瓷器管理的松散。
从现场看：瓷器似乎并不在劫掠之列，记录在案的缴获的“贼之家财”有铜鼓、盔甲、鞍鞯、刀剑等。这些精美的青花并非本地产品，而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根据器底年款，新王宫内所出青花最早的产于宣德年间，最晚的则在囤被攻陷的万历时期，此外还有成化、嘉靖、隆庆时期的器物。值得注意的是，出土的青花瓷片中有一批署“大明宣德年制”款的器物，但全部是嘉靖、万历时期的产品。嘉万时对宣德和成化时期的瓷器倍加欣赏，因而官、民窑中都有较多署“宣德”、“成化”寄托款的产品。
杨氏对名满天下的景德镇青花似乎情有独钟，这些日常生活中必不可缺的器皿在桨声里，在马蹄声中，跨越万水千山抵此深山，在土司的掌中代代相传。出土的青花瓷片绝大部分是民窑器物，其中不乏高质量的精细产品，还有一些官窑瓷片，以嘉靖时期的为多，只有数片万历官窑，表明嘉靖时期播州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应该是比较正常的，这些官窑瓷器可能是由中央或皇帝赏赐的。
海龙囤“新王宫遗址 ”摄影-air360china
“新王宫”是一组明代建筑群，是土司在战争时期的政治中心，具有衙署的功能。中央踏步为其中轴线，两侧有石墙围合，长504米，其所围合的“新王宫”面积达1.8万平方米，建筑格局大体可分中、西、东三路。中路是土司处理政务的场所，自前而后依次为大门、仪门、庭院、大堂、二堂。大门左右各3根立柱，两侧为八字挡墙，外围为围墙。中央为天井，天井的中央有凸起的甬道，两端有踏步相连。大堂、二堂为五开间，与土司“从三品”的身份相符。
有一些官窑器物画工并不精致，但署款确为官窑所用，是这一时期文献记载的“官搭民烧”的产品。岁月未能改变它们姣好的容颜，是兵燹最终令其粉身碎骨。火海里，轰然坠落的梁架，硕大的屋面，厚重的砖墙重重砸毁了土司餐桌上的杯、盘、碗、盏。书房里作为艺术品陈设的瓶、罐与香炉，也不能幸免。碎片飞溅的一刻，时间在泥土中凝固。
四百年后，那些搁浅在时光之流里的王宫旧物在考古者的指尖被精心拾掇，但已物是人非。你已离开，满地绽放的青花，指引着我一点点走近你早已尘封的世界。厨房里，精美的碎瓷开口讲述你曾经奢华的生活。那一天，你走的很从容，数以百计的饰有青花的杯盘被清洗干净，整齐的码放在厨房里。你似乎早就预料到：一场悲剧马上就要上演。
绘图-付大伟 底图提供-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明万历朝“平播之役”中，土司昔日壮丽辉煌的“王宫”毁于一炬，并渐渐掩埋于黄土之下。21世纪初以来的大规模考古发掘，逐渐重新揭示了其真实面貌。贵州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布起探方，将黄土一层层揭去，一砖一瓦一石慢慢显露，昔日“王宫”渐渐复活。这张插图复原了“新王宫”被毁前建筑群的格局，它的壮丽恢宏程度，的确堪与许多宫殿建筑媲美。插图复原了“新王宫”被毁前建筑群的格局，它的壮丽恢宏程度，的确堪与许多宫殿建筑媲美
厨房里的上万片碎瓷被一一取起，清洗干净，晾干，密密麻麻摆放在两张宽大的桌子上，再按纹饰分作若干类，开始一片一片缀合。这是一个万里挑一的拼图游戏，需要足够的耐心。我曾花费3天时间细细拼合一件绘有凤凰图案的精美高足杯。硬币大小的数十片青花，均仅有一个位置属于自己，须将之严丝合缝的放回原处。每有瓷片缀合，都是一次快乐的体验。雨天里，坐成一桌终日埋头拼对的队员，凡有发现都会发出“又得一片”的欢呼。
工作人员对海龙囤出土瓷片进行“拼图” 供图-贵州省考古研究所
海龙囤的出土瓷器，大部分是景德镇的民窑产品，年代集中在明嘉靖、万历时期。这说明，景德镇的瓷器出炉不久，远在千里之外的海龙囤城中便出现了，这反映出杨氏土司紧跟时代风尚，生活追逐“时尚”。另外，还有一小部分瓷器为官窑所出，可能为皇帝所赐，表明土司与皇室曾经良好的关系；不过，也许可能是走私所得，反映出明晚期官窑瓷器管理的松散。
这是考古者的快乐:在反反复复的拼合中，图案渐渐完整，才突然发现这原来是一只凤凰，众人凑过头来啧啧称奇。再一点点连缀，一只杯子在掌中渐渐成型。然而，我最终也未能成功，瓷片差的太多，只知道这是一件凤纹高足杯，不过这已令我们兴奋不已。
关于过去的许多细节，就是这样被缀合的。多姿多彩的人生未尝不是这样拼合起来的，一如我此刻正在拼凑的这篇小文，一旦句子之间，段落之间有了瓷片一般无缝的接合，一篇美文便诞生了。一生里，诸事若都有着有计划的良性关联，一个强大的个体将横空出世。每个人都在点滴的积累中，拼合自己有意义的或无聊的人生。
蛮族？华夏？
杨氏土司的家族很是神秘，他自称祖籍为山西太原人的传奇家族。但在更多这中原文人眼中，被视为西南夷种。他们到底是夷是夏？
杨应龙在其手书的《骠骑将军示意龙岩囤严禁碑》中说：“夫龙岩囤者（即海龙囤），乃播南形胜之地也。吾先侯思处夷陬，不可无备，因而修之，以为保障。《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吾先侯得之矣。今重缉之，以为子孙万代之基，保固之根本耳。”这段话言简意赅地阐明：海龙囤是杨氏历经数代方营建而成的“播州根本”。
海龙囤“朝天关”夜色 摄影-冯木波
气势恢宏的朝天关是海龙囤东大门，北望飞龙关，南接飞凤关。关城大门向东敞开，远方有山峰呼应，这或许是“朝天”二字得名的原因。此关口建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农历四月十三日。关门匾额左侧有铭文“唐太师守播三十代孙钦赐飞鱼品服敕封骠骑将军杨应龙书立”，中书“朝天关”，右侧落款“皇明万历乙未岁中吕月乙卯日吉旦重建”。可见，城堡建造之时，明朝中央与土司地方关系还是十分正常的。播州土司杨应龙因在万历年间向朝廷进献70棵大木，获赐“飞鱼品服”——这段事迹被他虔诚地铭于关隘之上。万历“平播之役”过后，包括朝天关在内的海龙囤城堡变成废墟一片。晴朗夜色里，星河流转，面对巨大的城垣，凭吊者可以深刻感受关城的雄伟。
人们不禁要问，留下这一构思精妙、规模恢弘的建筑杰作的杨氏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播州杨氏的家世一直疑云密布。
明初，“开国第一文臣”宋濂奉旨领衔纂修《元史》，洪武三年（1370）告竣。正在此书中，杨氏的“先侯”第一次被写入正史的“列传”，入传的是元初主播的杨汉英。文曰：“杨赛因不花，初名汉英，字熙载，赛因不花，赐名也。其先，太原人。唐季，南诏陷播州，有杨端者，以应募起，竟复播州，遂使领之。五代以来，世袭其职。五传至昭，无子，以族子贵迁嗣。又八传至粲，粲生价，价生文，文生邦宪，皆仕宋，为播州安抚使。至元十三年（1276），宋亡，世祖诏谕之，邦宪奉版籍内附”。粗略的勾勒了杨氏的谱系，并认为其祖源是来自太原的汉裔。修史之时，元祚已移于明，而时之主播者杨铿尚未内附，写传所据文献皆应出于元。《元史·世祖本纪》记载了汉英之父邦宪在至元十四年（1277）八月入朝时的情形，“甲申，播州安抚使杨邦宪言，本族自唐至宋，世守此土将五百年”。则史书所据的，应是记录在案的杨氏的自我陈述。
元人程钜夫在大德七年（1303）应杨汉英之请所撰的《忠烈庙碑》（《雪楼集》卷十六），以及元人袁桷所写的《杨汉英神道碑》（《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六）内容与《杨赛因不花传》大致相同，《元史》所记或本于此，亦未可知。
目前所见，认为杨氏之先为汉人的最早文献，是《杨文神道碑》。杨文生于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卒于咸淳元年（1265），是海龙囤的缔造者。据新近出土的“镇墓券”，杨文墓筑于其死后两年的咸淳三年（1267），神道碑应立于此时。1291年，其妻田夫人亦阖然辞世，此时大元已拥有天下，曾经的抗蒙英雄的神道碑遂被击作数截，一截作了田夫人的封门石。残破不全的碑文写道：“宣宗末年，大理举兵······播州鼻祖杨端奉命平定，其功始著。五季乱，天日隔离，杨氏世守此土。······宋庆历间，十一世祖实平邕广之侬智高。十世祖昭，被旨讨泸，······自祖入播，以迄于君（杨文），凡十又五世。”这里第一次提到了杨氏的谱系，但是杨昭和杨实的世系与其他文献都不同，不知孰是。
洪武五年（1372），杨铿内附。或因在《元史》中彰显了杨氏声名之故，宋濂被杨家委以重任，撰写了《杨氏家传》。在这一家族传略中，宋濂勾勒了杨氏自始祖杨端至明初的杨铿二十一代主播者的行迹，内容远较《元史》丰富，杨氏源自太原之说遂成定论。
这是既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事：其中隐约有两千年前“庄蹻王滇”的影子。庄蹻本是楚将军，受命南征，打至滇池，正欲归来，秦夺楚地截断了回家的路，就留在当地成了王。在播州杨氏的祖源记忆里，始祖杨端俨然庄蹻再世。问题在于，南诏为大敌，若杨端能克之而复播州，实丰功伟绩，为什么新、旧《唐书》不着一字？杨端之名首见于文献，即前引之《杨文神道碑》，去其入播已近四百年。而其被追为播州始祖，应是杨粲时事。前引《忠烈庙碑》说：“宋嘉定六年（1213），髙祖忠烈公（杨粲）始考典礼，建家庙，以祀五世，奉太师公为始祖。”播州在杨粲统领时，迎来了一个繁荣期。《杨氏家传》说：“杨氏居播十三传，至粲始大。”考古所见的杨粲夫妇合葬墓，确实也是杨氏墓葬中最为精致和宏大的。因此，不独追奉始祖，完整谱系的勾勒以及始祖是华夏汉裔这一观念，均可能形成于此时。
事情还没完，播州杨氏后来竟与“杨家将”扯上了关系。《杨氏家传》说：自端五传至昭，无子，以族子杨贵迁为嗣。贵迁是宋太师中书令杨业之后。业生延朗，延朗生允广，允广生贵迁。杨业何人？他是北宋初的抗辽名将，风靡一时的杨家将故事，即以杨业祖孙三代为蓝本创制，该故事南宋时便已在民间流传。但延朗之子叫文广，而非允广。郑珍曾认为“允广”似“文广”之误（《遵义府志·土官》）。而按《杨氏家传》，贵迁之嫡孙名文广，若其曾祖确系文广，则祖孙同名，不可理喻。因此，这似是一个有意的误会，允广即允广非文广，而延朗并无子名允广者，杨贵迁与杨业的关系便无从说起。
如果杨端的英雄徙边与杨业在播州的血脉传承都只是一个传说，这意味着什么？
与一般的“英雄徙边记”是“他者”的叙述不同，播州的“英雄徙边记”多是杨氏的自我说道。而在华夏文人的表述里，杨氏一直难以摆脱“蛮夷”之气。杨贵迁是第一个跃入华夏视野的杨氏族人。元丰四年（1081），苏轼在《答李琮书》中论及杨贵迁。书云：“播州首领杨贵迁者，俗谓之杨通判，最近乌蛮，而枭武可用。·····数日前，有从蜀中来者，言贵迁已杀（乞弟之死党）宋大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5记熙宁六年（1073）五月杨贵迁遣子入朝事说：“播州杨贵迁在夷人中最强盛，以老，遣子光震、光荣献鞍马、牛黄、麝香。”宋人魏了翁（1178-1237）在为许奕所撰的神道碑中提到杨粲，径称其为“夷酋杨粲”（《鹤山集》卷69）。《宋史·蛮夷传》：大观二年（1108），播州夷族杨光荣（贵迁之子），以地内附，诏建播州。同年，据《宋史·地理志》记：南平夷人杨文贵（广震之子，贵迁侄子）等献其地，建为州。
从“夷酋”、“夷族”、“夷人”等称呼看，宋濂之前的中原文人并不认同播州杨氏的汉人身份。
那么，播州杨氏，到底是汉人还是“夷人”呢？
20世纪40年代，谭其骧先生撰文力主杨氏本“蛮夷”。他认为，《杨氏家传》的文字，依据的主要是谱牒，而谱牒多依托虚饰之辞，因此不足信。而杨业父子祖孙的轶事遗闻，自宋以来盛传民间，“播州杨氏故自附为其同族后人以为荣”。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盖宋元以后杨氏子孙渐习诗书，浸濡礼义，耻其先祖之出于蛮夷，故刺取前史，巧相比附”。如果谭先生所论不谬，则我们可以结合前面的讨论，认为杨氏祖源认同的变迁大约发生在杨粲主播时。粲时，杨端被追认为始祖。而同一时期，家族修谱之风大盛，常有历史上的某一名人贵胄被家族攀附为血缘的源头，尊为始祖（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此风绵延至今。
杨氏族属的夷夏之争仍在继续，任何一方都可以在史料里找到支持自己和批驳对方的证据。铁证也许还躺在黄土深处，等待考古者轻轻唤醒。然而无论出身何处，杨氏心慕华夏及其对华夏的认同在各种表述中已流露至明。在这样的祖源追认中，边地人群的心理与文化与华夏核心渐趋一体，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国渐渐凝聚。
海龙囤“绣花楼”遗址 摄影-air360china
海龙囤考古发掘期间，我最喜欢徜徉的地方便是“绣花楼”，这里是海龙囤一处最凄艳妩媚的风景。楼，位于一道险峻的山脊上，三面悬崖，下临深溪。传说：杨氏大小姐常在此绣花，与对面山中的情郎对歌谈情，排遣寂寞；倾国倾城的二小姐在明军破囤前夕，于此纵崖殉情。从大城城垣专为其设置门道，以及地面残留的砖屑、瓦砾看，这里确曾有一组建筑，可能不是小姐的香闺，而更可能是一处观察敌情的敌楼。
可是，当人们游览至此，宁愿相信关于绣花楼的传说都是真的，它给血腥的沙场带来了一丝柔情蜜意、儿女情长。
（作者李飞：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长、海龙囤考古主持人之一）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