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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在,田建文有个绰号叫“二五蛋”,指他2020年在临汾、运城二市五县主持发掘过10个考古工地。而此前参与和主持过的考古项目就更多了。同时,历年也有100多篇50多万字论文发表,对枣园文化和晋国晚期都城的论证,更有非常重大和重要的学术成果。这么多成绩,得益于他38年来扎根基层深入一线勤奋的工作,也来自于中国考古人薪火相传的治学精神。
“让材料牵着鼻子走”
9月17日,跟着田建文,山西晚报记者一行来到闻喜县上郭—邱家庄遗址。这是一处晋国晚期的文化遗存。路上,田建文随手指点,在遍布田垄和公路的原野上,勾勒出一座两千多前的雄伟城池。他说,这儿是古曲沃,曾是晋国第一大城。春秋早期晋国小宗篡夺大宗的曲沃代翼故事就从这儿开始。然而记者一行只看见青色的庄稼蔓延至天边,无法如田建文一样,眼中是一幕幕恢弘的历史大戏。
遗址已经经过发掘,发现的陶片、瓦片装了成百袋,一袋一袋摆放在工地操作间的架子上,还有一些就铺在塑料布上,这是洗过要晾晒的陶片。探方也开得整整齐齐,往下挖了两米深,其中有些圆圆的坑。
田建文说,这是一个晋国晚期的大壕沟,是当时人们填埋垃圾的地方。但这个大壕沟连古人也不知道,下面还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人类生活的遗迹。“这儿是一家人居住的地方,这儿是劳作的地方。”他给山西晚报记者说着,和刚才一样,在记者眼里,这里还是平平无奇的土坑土堆,在他眼里,却已经浮现出四五千年前一户普通人家生活的景象。
发现的这些陶片、瓦片,得一片片清洗、拼对,也许能拼对出来个什么陶陶罐罐,也许本身就是孤立零散的,但没拼对以前,谁也不知道。这是个枯燥单调的活儿,且需要分外细致以及对这些陶片的熟稔。38年来,田建文早喜欢上了干这个活儿,毫不起眼的陶片,他会说花纹造型是多么得美。
这也是考古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许多重大考古发现的基础。田建文,北京大学上本科、吉林大学上研究生,对他个人事业最有影响的就是学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张忠培曾告诉过他“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达到把死人说活的目的。事实上,这也是张忠培的老师、新中国考古事业开创者之一苏秉琦坚持的观点。三代考古工作者薪火相传,夯实着中国考古学的根基,为中国考古事业划定了正确的路径。
田建文素来要求自己“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他的收获和遗憾都来自于此。2010年,他在《北方文物》上发表过以此为题的文章,回顾了自己在侯马晋国遗址20多年的研究中,“有三个问题犯了没有吃透考古材料,就‘乱戴帽子’的毛病。”比如因名取义,将侯马东台神村西北、汾河岸边三座大型夯土台基认作是祭祀汾河河神台骀的场所,事实上那是早已经消失在史籍中的晋虒祁宫遗址。
坚持这种学风,田建文有些时候甚至会反对自己老师的观点。考古大家邹衡是带着田建文实习的老师,他摸陶片的功夫尤其令田建文佩服和敬仰。1992年,曲沃县天马—曲村遗址发现,邹衡先生断为晋国的始封地“唐”,但田建文发表《晋国早期都邑探索》一文否定了这种观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遗址没有发现殷墟时期的文化遗存。后来的考古发掘证实了田建文的观点,这让他感慨:“‘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大音声希!”田建文听说,邹衡先生非但没生气,反而非常赞赏。
邹衡先生的误会,缘于接受古代文献的误导。田建文由此思考考古工作和文献资料的关系。他后来说,“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只能把一条文献当做一件器物或一处遗迹来看待,最终目的是达到与历史学殊途同归。”这即是说,不说文献或有真伪,哪怕就是真实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也只能是互相印证,而不是用考古发现去证明文献资料。考古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东西,考古工作者要以考古学的手段、材料和方法去书写历史,即苏秉琦徐先生说的“考古学的目的是修国史”。
正因如此,虽然说考古工作者需要具备文学、文字、文献、艺术等多方面的素养,但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建立自己的一套认知系统,才有可能达到或者走进人类的真实历史,这片土地上的真实历史。
“毕生考古功力的体现”
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山西很早就有人类蕃息繁衍。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有几百处,但多年来没有找到一处距今一万年到七千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田建文的研究方向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找到这样的文化遗址,可以说是他的使命。
田建文他们也在寻找,在晋南大地上“游荡”,听说翼城枣园村曾发现过红陶片,就跑到了那里,经过几天对周围地区调查之后,好戏在最后。同事杨林中后来回忆:
1991年5月11日一大早,我们来到了小河口水库东北的枣园村,一路上我笨鸟先飞拿着铁锹在前面披荆斩棘,薛新明唱着吕梁山民间小调,田建文跳着过河掉进齐腰深的淤泥里,快乐地来到枣园村。先是在村外调查但收获不大,抱着一丝幻想我们进村了,在一条通往村中的小路边垃圾堆旁边,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发生了。垃圾堆旁边的洋槐树上拴着一头牛犊,调皮的田建文用手铲挑逗着牛犊,牛犊恼怒之下刨动着身下的垃圾,结果竟露出红陶片,田建文激动地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经过清理发掘,发现这是古代房屋遗址,房内出土很多破碎红陶片,复原出二十多件陶器,其中泥质陶壶、钵、盆,陶质细腻,呈鲜艳的红色,独树一格。开始命名为枣园H1遗存,不久便改称为“枣园文化”。1999年又发掘了枣园遗址,在两米的地层内,发现了延展了600年的三期遗存,总共出土、复原了陶器100多件,并发掘出大批石器和骨器,研究确定大约距今6400—7000年。这是山西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田建文和同事薛新民、杨林中提出,盛极一时的庙底沟文化就是由枣园文化发展而来的,由此掀起了新一轮的对庙底沟文化谱系、渊源重新研究的浪潮。
田建文的诸多成果都是如此,用确凿无疑、真实无误的考古材料,促使、推动人们对历史重新思考和认识。
夏县西阴遗址,在这个中国考古学开始的地方,田建文和同事又一次发掘,得出结论,西阴文化完全可以替代沿用已久的庙底沟文化,并确定了它在仰韶文化中的定位。
侯马晋国遗址,他提出宫城保护晋公、六卿占据“卿城”等的“新田模式”,得出“晋都新田为中国城市发展史的里程碑,它开创了战国一代城市形制的先河”;
绛县横水墓地,田建文在清理出土的铜鼎、铜卣等器物上发现铭文,后来证明是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倗”国遗物,一个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西周诸侯国由此重新为世人所知;
他分析不同地方不同时代不同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陶鬲,得出结论,西周早期,晋文化是周文化的一部分,而在后期,周文化已成为晋文化一部分,对梳理晋文化源流、脉络和发展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另外,他的研究从远古时期开始一直延伸,春秋战国、秦汉乃至宋元辽金。他通过对稷山县马村金元时期段氏家族墓葬的考察,总结出“善孝养家,善食养生,善戏养神”的三善文化,提出“弘扬和继承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让它在今天获得新生,注入新的活力,并影响明天乃至永久”。
38年来,田建文成就惊人,他自己也颇为骄傲,以至于阻止儿子“子承父业”报考考古专业的理由竟然是“干考古,你再干也干不过我;因为你不如我幸运,没有那么多名师的指导。”38年后的今天,问起他最为得意的项目或者发现,他说是2018年在隰县调查时发现了一个接近底部有钻孔的罐子。他据此判断,匈奴人来过这里。那个钻孔是匈奴人做奶酪留下的,汉族没有这样的习惯。他说,别人看到也可能分辨不出来,那是他“毕生考古功力的体现”。并且,那个发现印证了他们关于蒲县曹家庄墓地结论的正确性。
蒲县曹家庄墓地是2016年初开始发掘的,清理出墓葬42座,时间从战国晚期延续到王莽时期。在曹家庄墓地一些洞室墓里,他发现了底部有大方形戳记的陶器。综合墓室规制和葬俗的研究,他由此断定是汉武帝时期投降过来的匈奴人的墓葬。这一发现弥补了黄河以东的广大范围内未见匈奴文化的空白。
让田建文最为感喟的是,曹家庄墓地整个发掘、研究过程,都是在他导师张忠培先生远程指导下进行的,是师生深厚情谊的另一种体现。
尽管当时田建文已经是卓有建树的考古学家了,在张忠培先生的眼里,他还是那个20出头刚入门下的年轻人。张忠培对弟子们要求非常严格,也随时关注弟子们的工作。如果有错,还会像求学时那样不留情面地批评。田建文说,老师时常批评他的论文,这么多年,也就有两篇文章得到过表扬。
曹家庄墓地发掘时,张忠培已重病在身,时日无多,但非常关注田建文的工作,说“你现在只达到我百分之八十的期望。我走,最不放心的是你。”知道田建文的考古项目后,张忠培叮嘱:“你要珍惜这次发掘机会,弥补你田野工作的不足,专心致志地搞。一个人要发掘好一个大工地,认真写上一篇发掘报告,才能算作一位真正的考古工作者”,还要求田建文随时报告进展,“下次打电话,我就要听听你发掘的情况了。”
随着项目的进展,张忠培时而提出建议,时而指出不足,知道他的重要发现后说“兔崽子,你可逮着了”;听到他的判断后难得表扬他“不错,你认出来了,这要靠平时的积累,有的人是认不出来的”“看陶器要看到骨子里,这次你做得不错”。
田建文本来想请张忠培先生为发掘报告作序,可他却遽然离世,成为田建文最后的遗憾。但是,张忠培说过的话,是田建文一生的遵循:
我要教会你我这一套考古学研究方法,你再教给你的学生,我这一套考古学研究方法就能一代一代继承下去了。
山西晚报记者 李遇
(责编:褚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