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冠生
一
徐铸成先生过世三十年了。1980年代中期，曾拜见徐老先生，听他讲亲历往事，多有奇趣。其中主角，士农工商五行八作，多是并世闻人。
单说政界，国内的，他和蒋宋孔陈都打过交道，和毛泽东、周恩来有过晤谈，见过朱德，同汪精卫多次对话，与蒋经国交情不浅。国外的，见过赫鲁晓夫、莫洛托夫、金日成、胡志明……这些经历，徐铸成出于记者习惯，都有记录，是为写新闻，更为留存“一些现代史的片段资料”。
现代史上，有些重大事件，会在史书上漏掉，新闻纸上则有记载、有踪影。记者、编辑有历史感，是一种可贵的人文素养。
对徐铸成大名，早有耳闻，印象类于“报人”。三联书店出《徐铸成回忆录》，编者前言说他是“著名的记者、新闻评论家”。辽教社出《旧闻杂忆》，出版者弁言称他“著名的报人”。这都属实。深一层看，其关怀、见识、交游、事功，开阔得多，似又非报人所限。
十多年前，遵时霖兄嘱，参与徐铸成系列作品部分初编，相对集中地读其著述，渐有认知。单以“报人”看徐铸成，有失一般。以“真人”看，或更真切。报人天下滔滔，报业真人举目寥寥。尤其经历过谎言漫天年代，更觉如此。
他崇尚“自由呼吸，昂首做人”，在自由、昂首时节，不舍昼夜，写出三百余万言。一旦自由不再，只能破帽遮颜，他宁肯留二十年空白，也不作假。直到又得自由，他再度执笔，晨钟暮鼓，字字行行，二百万言宝刀不老。
徐铸成所执，早年是记事之笔，经二十年“反面教员”岁月，淬成晚年写史之笔。人妖换位，变化惊世，不变的，惟其“真”。
当年海量见闻，晚年啸聚笔端。《杜月笙正传》《哈同外传》可见个人史，《报海旧闻》《风雨故人》可通群体史，《旧闻杂忆》《徐铸成回忆录》可窥国史。徐铸成以一生之心力，以“真”为天条，一以贯之，铸造出报业呈堂证供：新闻是历史的素材，历史是新闻的归宿。
报人如是，迹近史家。
二
徐铸成之真，有来历。早年庭训，每晚听父亲讲解《孟子》。读师范，得名师钱穆、钱基博讲国文。读大学，有钱玄同、朱希祖、刘文典传道、授业、解惑，起点都在正心诚意。学问之间，人格因素浸润其中，潜移默化。
数年师范求知，确定了徐铸成职业定向。课上有钱先生的巍然国史，课外有阅报室的《申报》《时报》《新闻报》，报上有史量才、张季鸾、邵飘萍的道德文章。诵读之间，心摹手追，文章怎么可以写这么好？
读得多了，徐铸成渐有所悟，优秀新闻记者往往有史家学养，志士情怀。他用“崇高”一词描述新闻职业精神，心向往之。
徐铸成初入新闻界，是1920年代后期，我国现代报业已有相当进展。一些大报不再满足于一般时评、专论，其言论品质直追国际知名报纸——每天必发社论，紧扣前一天国内外重大新闻，深度辨析，判别曲直，表达立场和观点，积极介入舆论形成。《大公报》上，张季鸾的“每一篇社论，读者争阅，真可说是万人传诵”。风靡至此，盖因其民瘼体恤之切，民意表达之真。
张氏文章成了徐铸成的范本。对其思维方法、推论路径、编写技巧、言论风采，徐铸成用心忖度，亦步亦趋，乃至留意张氏工作情境和方式。
“他往往在深夜重要新闻截稿后才开始执笔，编辑室内的繁嚣声和窗外电车汽车的轰鸣，都阻碍不了他的凝神构思、奔放行文，常常是写好一段即裁下付排，最后细细通篇润色，而看来依然通篇畅晓，一气呵成，如同宿构。”
定力如许，怎么来的？张季鸾自白：“不私、不盲、不卖，不党。”
张氏早年留学日本，曾与孙中山交往，有机会参加同盟会。他自认书生，愿从业新闻，以文章报国，为此不入党派，以免言论约束。
1909年，于右任创办《民呼日报》，张季鸾已入行。1926年，他和吴鼎昌、胡政之合办《大公报》，正式以“四不”标榜。用胡政之的话说，是“文人办报，民间舆论，真正超然”。翌年，徐铸成进《大公报》，深受这一原则影响，身体力行，没齿不忘。
三
徐铸成写社论，始于1933年前后。民间报纸相当活跃，处处可练笔。他在《大中报》《大光报》《大公报》（上海版）历练数年，1938年初加盟《文汇报》，任主笔，实际负责全部编辑和言论工作。
《上海并非孤岛》一文，是其早期社论。时值抗战军兴，日方进攻上海失利，改作“政治的进攻”，图谋“不战而屈”。徐铸成眼见数百万市民以“孤岛”自况，以安逸自处，恳切奉告：“地球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孤岛，上海尤其不能和内地脱离关系；四周的巨浪，随时可以把你们吞没……不应该再这样苟安逸堕；为了你们的子孙，更应该时时有所警惕。”
这是警钟，是唤醒。悲悯，仁慈。
1939年春节，香港《大公报》同仁合影。第二排左起：罗集谊、杨历樵、徐铸成、胡政之、张季鸾、金诚夫、杨刚、蒋荫恩夫人。
一度，正面战场受挫，献金热潮消退，局势低迷，民意不彰。徐铸成写《怒吼吧，中国！》说：“湘北战局，老实说我们打得并不好”，“仅仅一个多月，就让它长驱深入到衡阳近郊”。何以如此？他借“天时”说“人事”，官场里“滥用粉饰虚伪的伎俩，谄谀之风盛行，真理几乎汩没，推其结果，政令不能贯彻，贪污由是繁兴……旷观当世，求一争先赴义，守正不阿者，竟寥若晨星，而唯利是图，冲破道德藩篱，毁弃国家法律的官员，几乎滔滔者天下皆是”。
这是揭露，是担当。激愤，锐利。
对最高当局者，徐铸成曾赞许其率数百万忠勇将士苦战强敌、逃过亡国难关。1946年12月31日，《文汇报》更以“祝蒋主席寿”为题发社论，说“民国以来，他是当政最久的领袖，以一身历国家安危者近三十年……一般民众也认为他是领导和平建国最适切的人物”。未料“鲜克有终”，官场渐趋腐败，“贪污案层出不穷，国难商到处活跃”，“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窒息”。
1947年，徐铸成为当年的《文汇日记》题词
民心既失，徐铸成再无客气可言。1948年，蒋氏“双十节”演说词刚刚刊布，《文汇报》随即发声：“时局发展到这样严重，军事、政治、经济都弄得一团糟。”“今天一切都是垮台的局面”，“训政二十年，把中国‘训’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面目见人！”“装腔作势，俨然以‘真命天子’自居”，“他自己认为是不世出的英雄，又是承继文武周公、孔子正统的圣人，他的话就是圣经，他的思想就是世界上最完善的图案，他要一统天下，……他是天生中国的‘领袖’，他的话就是法律，……凡有腹诽异议的，就是大逆不道。根据这种想法，他绝不承认是他失尽了人心，而是人心失尽了他。”
这是谴责，是判决。严正，无畏。
对蒋经国维护金圆券措施的破产，他指为“现世报”。对1948年末张君劢动议求和，他评为“一厢情愿”。对陈布雷的自尽，他讥为“臣妾之路”。对胡适的身份，他指为“清客”，“帮闲不帮忙”……冷嘲热讽，嬉笑怒骂。
读徐铸成这一时期文字，常感火星四溅。
四
1949年10月1日，徐铸成在天安门前见证新政权建立。他和老友郭春涛“并倚城楼观此盛况”。二人忆及1928年，国民党军队“底定”京津，也曾在天安门举行庆典。郭春涛时任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代表冯玉祥作庆典发言。徐铸成作为新闻记者，参与采访。
二十一年后，地点同，天地覆，民国去，九州一。徐铸成问郭“有何感想”。郭沉吟后说：“如蒋不如此倒行逆施，今日亦当为主角欤？”徐铸成则道：“历史人物，往往如此：拼命抓权，排除异己，最后两手空空，成为孤家寡人。”
这是眼前现实，也是中国历史兴衰周期率再次重现。徐铸成的喟叹，源于他丰富、深入的读史经验。
从“六经皆史”角度，徐铸成评价说，“司马迁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史学家、断代史的鼻祖，也是极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本纪”“世家”“列传”，及其正文后的“太史公曰”，在徐铸成看来，可作“史论”。其中评议文字，则是为新闻纸出现后的新闻评论开宗垂范。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则是开编年史之先河，手编旧闻，心系“资治”。夹叙夹议的“臣光曰”，也是非凡的史论文字。
徐铸成设想，若像建筑业推崇鲁班那样尊为始祖，新闻业也从历史中确定开山人，司马迁和司马光配享祖师爷之尊。
宗庙既立，同门从业于文字记事者，录其实，守其真，宁入蚕室，直笔不改，垂范后世，渐成传统。“不私，不盲，不卖，不党”，是这一传统的现代表达。徐铸成秉此心志，驰笔报端，为报业守则，为苍生护命，为往圣继绝，赢得广泛民望，遂有机会“并倚城楼”见证大典。
读徐铸成日记，知其当天“数次泪下，不能自禁”，自认“能身逢三千年未有之盛，已属本事，而能参加此开国盛典，更为非常的荣誉，此种荣誉，应视为是中共数十年苦斗所得，而谦让于人分享者”。
1949年6月22日，《文汇报》社论实录“分享”细节。“中共是新政协的创议者，也是实际的领导者。然而在筹备会的组织中，共产党仅是二十三个单位中的一个，在一百三十四名代表中，共产党仅占七名。而在新政协中，共产党仅是四十五个单位中的一个，在代表总额五百一十名中也只占十六名。……这种真诚的民主作风必然要对全国民主势力发生极大的感召作用与模范作用。”
徐铸成热切期待新政权力行民主。过去他为民主大声呼号，《文汇报》因此被政府封门。其后不久，南京方面提出复刊条件，徐铸成当场拒绝：“复刊应是无条件的；有条件绝不复刊。”
南京往矣，北平重光。“开国盛典”及筹备事务，徐铸成有亲历见闻。更早，香港大批民主人士渡海北上，他与叶圣陶、郑振铎、陈叔通、柳亚子、马寅初、曹禺、刘尊棋、王芸生、赵超构等人同船。耳闻目睹，在在真切，他有了信心，表示“在报馆言，余当然应以全力求其复兴，恢复其光荣之历史，改正过去之偏狭观念，第一步先把报做好再说”。
1949年10月，徐铸成参加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时与其他代表合影。第一排左起：邓拓、杨刚、胡乔木、金仲华、王芸生；第二排左起：徐铸成、徐迈进、恽逸群、邓宗汉、赵超构；第三排左起：张磐石、刘尊棋、陈克寒、储安平。
五
储安平是徐铸成故交，当年创办《观察》杂志，因敢言，时评政论有深度，取信于民，一纸风行，后因言论触怒当局被查禁。1949年9月29日，储安平告诉徐铸成，“《观察》即将复刊，组织方面大力支持，但恐群众影响难以捉摸”。
储的难处，徐也碰到。他当天日记感叹“甚矣，做事之难，余吃亏在不善应付，只知守分做事，毕竟人还是人，总喜欢多请示商量也。《文汇》复刊前后所遭之挫折，此未始非主要原因。故今日私营报刊者，或以《文汇》最难捉摸”。
鼎革之际，政权更迭，世局巨变。张澜曾为此写信给老友鲜英，“这不仅仅是政权的变更，而是整个社会的大转变。……推想将来，愈是旧式的缙绅之家，愈将感觉动辄得咎，这便须从思想上、生活习惯上、作风上彻底改变”。
天变了，道亦须变。徐铸成虽知须变，却未作“彻底”打算，自然会不适应，乃至“瞠目束手”。
《徐铸成回忆录》说，长沙解放当天，他们收到确切消息，次日发布，本属新闻常态，却“被指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也”。另一事，是刊登《论人民民主专政》。要闻版编辑依照文中所列问题“做分题以醒眉目，亦被指为离经叛道”。他被告诫：这种文件只准以经典标准郑重排版，岂能自由处理！
经此两事，徐铸成发现，数十年办报经验失效，社论也不会写了。
即便如此，1950年《文汇报》销量仍在十万份上下，都是读者自费订阅。
1951年4月，徐铸成参加赴朝慰问团时在安东（丹东）
民间影响大了，自然会受关注。1957年3月10日，徐铸成受邀到中南海颐年堂参加新闻出版界座谈会，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你们《文汇报》实在办得好，……我每天下午起身后，必首先看《文汇报》，然后看《人民日报》，有空，再翻翻别的报纸。”
这次见面，毛泽东表着称许，徐铸成揣着困惑。《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会上是受邀者先说，毛泽东后讲。徐铸成第一个发言：“我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马列主义水平很低，对在报纸上开展双百方针的宣传，心中无数。……请问主席我们该怎么办？”
毛泽东回答说：“你们说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现在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
散会后，徐铸成即往《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对全体记者复述会上详情。他的心情是“让大家分享我的喜悦和幸福”。
未及百天，局势陡变。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署名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徐铸成之笔于是尘封。
1957年7月，徐铸成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小组会上作检讨
六
大约1977年，徐铸成看话剧《西安事变》，听到前后左右年轻观众不时私语：张学良是怎样的人物？杨虎城是否地下党员？宋子文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端纳又是什么角色？……
另一次，徐铸成游杭州孤山，拜谒秋瑾墓，见一群青年“远远拥上去看，一个说：‘这女人，手拿宝剑，大概是刘胡兰吧。’另一个很有自信地说：‘不，刘胡兰没有那么大年龄，装饰也不对。这是黄道婆。’其他几个，马上附和说：‘对对，是黄道婆。’”
不同场合，同样的刺激。一位见多识广的老人，面对一群孤陋寡闻的青年，怜其无知，哀其不幸。文化教育遭浩劫，不过二十年，就有了报应。
徐铸成那辈人，是具备常识的一代。他们年轻时，对刚过去四五十年的人物、事件，如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八国联军等等，即便说不上熟知，大体是了解的。那时候，中小学有历史课，记述往事的文章、笔记也随时可以看到。如今不一样了，刚过去不久的历史，年轻人就懵然无知。徐铸成发愿，该写点东西，留下来。
笔，已荒疏二十年。是徐铸成之笔，也是中国文人之笔。执笔者，古往今来，代不乏人，左记言，右记事，终成青史。徐铸成心仪者，远有司马迁、王夫之，近有王韬、梁启超，千年一脉，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到“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感召邹容、张季鸾、邵飘萍、黄远生……奋笔书写，引得徐铸成倾心追随。忽一日，千万支笔冰封，而十年，而二十年，才有把秋瑾当作黄道婆的自信青年。
二十年前，徐铸成写新闻。二十年后，他疾书“旧闻”。《旧闻杂忆》出版时，他写“自序”说，“心急火燎似的，想写点什么”。
1979年7月15日，徐铸成写信给老友罗孚，自况“两年多来，像一旦可以放声高唱的老艺人一样，兴高采烈，埋头写了六十多万字”。
徐铸成写他人，如《杜月笙正传》《哈同外传》和《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实事求是，力求神似，“再现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以成败论英雄”。写自己，尽量详尽回忆过往事实，少发议论。既不乱涂白粉，也不妄加油彩。功过是非，一任历史评说。
1984年，徐铸成在上海寓所
1987年，徐铸成经历了一次酒后昏厥，系“小中风”。他由此听到上帝警告，有了更强紧迫感。尚存记忆的经历、见闻、掌故、轶事，还有些一手史料，须赶在无常到来之前尽快写出，留予后人。
七
沉寂二十年，厚积薄发。徐铸成晚年写作，海内外朋友广泛关注。他也怀念当年清流中人，包括前辈。
说起《苏报》案，徐铸成称邹容、宋教仁“都以言论取祸”，推重其“高贵品质”。祸患加身，不是“惹”，不是“闯”，不是“遭”，而是“取”。取祸，也是取义。一字之选，可见作者心迹。
言及故旧，徐铸成说：“在士林中，我最倾心开明一派人，以夏丏尊、叶圣陶为代表的开明书店的骨干，以及宋云彬、王伯祥等……治学，非常朴质；对人，平易近人；嫉恶如仇，追求进步，但绝不盲从，而又决不以进步自居。即使是光明，也要寻求究竟，自己去探索，去证实，决不人云亦云。”
朋友们鼓励徐铸成多写，信其文字可“补近六十年我国新闻史料之不足，且为我国现代历史保存不少轶闻”。他果然留下不少稀见史料——
“烟台一带，平剧素有根蒂，旧北京剧界，一向视烟台为畏途。”
“孙中山主张从业金融贸易的人不要隶属任何党派，以免国家金融商务受政局变动影响。”
1926年的清华园，梁启超、王国维演讲听者寥寥，钱端升等人时事讲座座无虚席。
国民党“三巨头”待客，蒋介石很少开口，胡汉民滔滔不绝，汪精卫应对如仪。
张作霖曾把中南海开放作为公园，包括慈禧囚禁光绪的瀛台，任人买票游逛。
“北洋军阀盘踞全国的时候，荒淫贪污之徒遍地，独吴佩孚能廉洁自持。”
“西安事变”中，“耶教徒在祈祷，佛教徒在祈祷，全国的回教徒，也全体为领袖祝祷平安”。
“据王韬的《漫游随笔》，他在上海看到的平板印刷机，是用牛拖引的。”
从民国到现在，“国内留下来的老报，只此一家”，即《文汇报》。
香港《文汇报》，1948年徐铸成创办不到半年，销量接近三万。1980年他去香港，还是三四万份。
1947年《文汇报》被查禁后，陈布雷找徐铸成谈复刊条件时说：“国民党再腐败，二十年天下还能维持。”
……
真实历史具体而微，比寻常史书生动得多。徐铸成把新闻和历史连接起来，写新闻，述旧闻，看历史在眼前搬演，参与其中，录于纸，存其真，和读者分享，益世醒人，可敬可师。
1987年，《徐铸成回忆录》稿成，他意犹未尽，写绝句明心见性——“胸有是非堪自鉴，事无不可对人言。清夜扪心无愧怍，会将谈笑赴黄泉”。
1991年，徐铸成作别人世。如今，墓木已拱，真骨可鉴。
谨以此文纪念徐铸成先生仙逝三十周年。
责任编辑：郑诗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