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一位老板在成功的时候，每个人对他尊敬有加，巴结、吹奉的人都如牛毛；一旦失败以后，几乎是身败名裂，每个人对他避而远之，有些人甚至还不把他放在眼里,也许这就是人性的自私.当伟琪公司正处于困境时，江总的威信也似有大减，对于他的亲自发文都可以不屑一置，有的只是口头应付，其实行动不会落实；对于他的会议要求只是一种表面形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理由和借口远远大于行动；老板的要求，成了沟通，老板的沟通成为请求，任何事情都很难执行到位。在别人眼里，江总已经成为了债主，因为他欠了每一个人的钱。为了鼓舞士气，改变全厂消极的局面，伟琪鞋厂在利用庆中秋佳节时连同厂庆一周年之际庆办了一次文艺晚会。目的是希望一方面能够扩大对外界的影响，增强公司的知名度；另一方面希望能够让公司去掉当前的晦气，改变当前的命运。晚会那天晚上，江总在致完开幕词后，情绪一直很低落，因为他自己也似乎时白了什么，参加晚会的有各贸易公司和各协厂商的代表，人数很少,而且赞助的礼物也是相当寒酸。我想那只是一再对伟琪公司的观察和考验.晚会上江总独唱了一首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他用白话、很有节奏、很有感情色彩地唱着每一句歌词：“是对是错也好不必说了，是怨是爱也好不须揭晓，何事更重要比两心的需要……；是进是退也好有若狂潮,是痛是爱也好不须发表,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要……；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面，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浮沉浪似人潮那没有思念，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透过江总无奈的眼神将他的内心表露得非常清晰，我不知道他为何要选择这首歌，但我想这已经完全代表了他当时的心情，因为他已经感受公司的危机，但是又找不到一个有效的挽救方式。如今是错是对都已经过去，是怨是爱也好不须揭晓，如今他已有些力不从心，害怕所有伟琪人在他面前消失，离别最让他吃不消，在他内心更有千万个讲不出再见。我们每个人在场的人似乎都已经看出了江总的内心，全场鸦雀无声，随着低音的效果歌声在全厂每个角落回荡，就像是一层层波浪一样在每位玮琪干员的心中荡漾，全厂每个人不约而同地在沉默中已经起立、肃然起敬、掌声如雷，每个人都在从心底发出支持和理解的呐喊声。我是当时是节目主持人之一，在节目穿插的时间我特地选择了一首吕方的《朋友别哭》,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我想这只是在自我表达。“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有没有一种爱让你不受伤？看一看外面花花世界原来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向前走就不要再回头望；朋友别哭，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难免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朋友别哭，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朋友别哭，我陪你就不孤独……”。此时，台下渐渐地有很多人不约而同地在和我和唱，声音也很响亮。不知什么时候，江总已经来到舞台上面，他左手拿着话筒，右手搭在我的肩上，表情很严肃，内心又很激动，欲言又止，声音在颤抖，半晌才对台下的全体干员说：“谢谢，谢谢……。”晚会进行高潮时，由江总亲自抽取大奖名单，全场气氛相当活跃，究竟大奖花落谁家？因名额有限，只抽取到两位。一位是生产部车间的保洁员王大叔，另一位是成型车间的一位江西大姐。江总很兴奋，握住他们的手表示祝贺，同时表示感激，并对他们的工作事迹向全厂干员进述一遍，实在让人感到倾佩不已。对这两位获奖者我也很熟悉，因为他们都是从圣凯诺过来的，何况当年他们进圣凯诺时还是我亲自应聘的，所以我依然记忆犹新。王大叔是四川广安县人，已经有五十多岁了。当时按照他的年龄是不符合公司的招聘条件，后来因为他儿子在圣凯诺鞋厂做管理。托一定的关系后才破例接受，在圣凯诺他一直都在生产部车间做保清员，有时帮忙送胶、倒胶、调胶；平时就到车间洗地板、打腊，虽说年纪偏大，但身子骨很硬，从不偷懒，很勤快，不怕累不怕脏，不管到哪里，随叫随到，一直受到领导们的好评。再后来他的老伴也在圣凯诺鞋厂出现了，但比起起他来不那么精神了。他老伴脸上皱纹很深，双眼也很模糊；穿着一身很普实的老式衣服，显得非常老土；走起路来也不太利索，很蹒跚。被分到面部车间线场上班，每天按时上班下班，晚上加班到12：00以后。只因为她不能做些复杂性的工作，干部也只能让她在后面清洁鞋面、擦胶水，做些再简单不过的工序。她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也很认真，但毕竟年纪太大了，处处受到别人的嫌弃，线场的管理干部也是一样。不是说她动作慢了就是鞋面没有清洁干净，一天到晚都在车间责骂她，她偶尔也只是反驳几句，又经常都在自言自语，一个人在哭泣，有时逼急了会讲出一大堆话来，但都是很浓重的四川口音，让人很难听清楚她到底在讲些什么；也许是身体弱不禁风，在集体宿舍她也只能和其他年青人一样，夏天在宿舍里又是风扇又是空调，因此经常看到她被感冒，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甩个不停，一双毫无光泽的眼睛被两层长满皱纹的眼皮遮得只看到一条缝隙，总是眼眯眯地，看什么都很吃力。站在成型三楼车间，看到广场上面部所有员工集合操训时，总是看到她那颓唐的身影在口令约束下向左向右向后挪动，每转一下都是那么得费力，那么得需要时间，动作是那么得缓慢，在她心里根本没有方向的意识，都是在乱转，别人全都转完了，她还在那里分不出前后左右，就像玩具里面的“不倒翁”，整个身子都在处于倾晃状态，每转一下就要用手甩一把鼻涕，让人见了真的很纠心。那时候我在生产部办公室做高协理特助，到了晚上工作做完后就会到车间巡视，经常要在王大叔的老伴旁边去看看。她只顾埋头做事，手里拿着碎布沾着一些溶剂在鞋面上擦来擦去，偶尔再用衣袖去擦一下眼角溢出的泪水，她并不是在哭，而是老年人的一些正常现象，偶尔再自言自语地地说些什么，我想她也许在抱怨鞋面上的胶水太多，也许在抱怨加班太晚了吧？处于一种同情的心理，我特意和她搭讪，并问了她一些情况。她说她已经六十四岁了，有三个孩子，女儿嫁了，大儿子在本厂上班，小儿子在家里念大学，大儿子刚大学毕业不到两年时间，家里已经欠了几万元的债，小儿子还有几年才可以毕业，农村人没有什么收入，她和老伴也不能做农活了，现在只能靠着大儿子的面子在这里上班，尽量多做一天是一天。她还说自己年纪大了，年青人都看不起她，就连管理干部也是一样，上班下班没有一个人和她说话，包括她的老伴和大儿子也是一样，每天都在责骂她不该出来打工，劝她回去，但她一直不肯，说要在外面打工挣钱还债，虽然挣得不多，但最起码可以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每次和她的谈话我都感到无比得震惊，我完全可以理解她的意思，一种尊敬、同情、内疚的心情犹然而生，面对她的滔滔不绝而哑口无言，我可以想到她的家庭情况，再联想到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背景，比起她们也好不了哪里去，但知道做父母的想法都是一样，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子女能够多读些书。年青的时候在家里拼命地劳作，就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子女今后的生活过得好些，不管自己有多么地劳累、家里有多么地贫穷、生活有多么地疾苦，都总是在想方设法地为自己的子女竭力争取；小时候为了子女的成长在操心；长大后为了子女的学业在操心；子女步入社会后为了他们的事业和家庭在操心；子女结婚后为了他们的生儿育女在操心……，不知不觉中已经把自己的短短几十载全部奉献给了他们，忘记了自己曾经的豆蔻年华和风姿卓越，留给自己的只有一副干渴的躯壳和一张饱经风霜的老脸……记得有很多次回家时母亲也是经常和我打招呼，叫我在厂里帮她找份做清洁工的事情给她做，每次我都很反感，也很害怕，只是找些借口说服她，实际上比起王大叔的老伴，，母亲还是年青很多。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非常愧疚。我多次去找过面部主任和线场的相关管理干部，希望他们能够去理解、尊重我们的前辈，是因为先有了她们才会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家庭和子女，每个人也要面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只是在遵守时间的先后和岁月的交替，多少年后我们也许会像他们一样也在为了自己的家庭和子女在外面漂流不定。王大叔的老伴走到今天完全有她的苦衷和无奈，我们应该要好好关心她、照顾她、尊敬她。那位江西大姐一直在成型车间流水线中段刷胶，当初在圣凯诺鞋厂也是一样，能吃苦耐劳。现在她把自己的小女孩也带到伟琪鞋厂来了，小女孩快5岁了，是在早半年时间从老家带过来的，和她一同在伟琪鞋厂生活。小女孩刚从老家出来，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胆子很小，也不会讲普通话，不怎么懂事，因些看起来好像有些傻呼呼的样子。每天她们母女俩睡在集体宿舍一张木板床上，一起在员工饭堂吃饭，只有下班时母女俩才在一起，上班时小女孩一个人在广场上面玩，只要一下班她母亲就第一个冲出车间在广场上到处找她，经常在那些草地上、沙土堆里、车间大门口，不是玩得满身是泥土，就是已经趴在那里睡着了；有时候鞋子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她母亲又要带着她围着广场到处去找；要是遇着下雨、刮风、打雷天气，她母亲上班都不能安心，一下子要跑出来找她，把她一个人丢在饭堂里玩，又能匆匆去车间上班；小女孩经常感冒、哭泣、经常趴在在车间门口等待母亲下班．．．．．．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上班时间，是母女俩的分离，母亲对女儿的牵肠挂肚；下班时间是母女俩的重逢，见到女儿是母亲的最大欣慰，地旦发了工资公休的时候，可以偶尔看到小女孩和她的母亲一起到外面逛街、买些零食和水果，或是买些漂亮的衣服，小女孩特别地高兴，跟在她母亲后面蹦蹦跳跳，对于她来说，这是最幸福的事情。如今事隔几年，往事依然记忆犹新，仿佛还在眼前，仿佛就在昨天。我想现在王大叔的老伴和江西大姐的小女孩应该都回家了，她们应该过上了安定、幸福的生活，王大叔的老伴应该在家里享受着天伦之乐，江西大姐的小女孩应该在家里上学念书了。但愿东莞能够给她们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她们那熟悉的影子永远留在东莞的记忆深处，让我和东莞永远为她们祝福、为她们祈祷。一种行业的发展过于饱和、旺盛时必然就会渐渐走向衰败，就像当时的鞋业界一样，不再像往年的披攠和辉煌。也许只是行业的竞争太激烈，东莞市厚街镇大大小小的鞋厂犹如雨后春笋在各个角落破土而出，企业的竞争其实就是人力的竞争，早几年鞋厂相对比较少，贸易公司寻求工厂下订单，工厂占据主动位置，想接就接，不想接可以置之不理；如今恰好相反，工厂寻贸易公司下订单，贸易公司占据主动，订单想下就下，不想下就是不下。因为贸易公司有订单不怕找不到工厂去做，只要一开口，大把的工厂抢着做，有时候还要看心情，鸡蛋里面挑骨头。伟琪在厂庆完后，显得更加萧条、衰败，全厂上上下下已经几乎没有一个订单可以生产，有的只是前段刚刚才开发和打样品，加上公司财务长期空亏，就连平时的开发、打样的材料费用都没有钱去支付，唯一能支付的是全厂干员每天的生活费用，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到了这种地步时也是难以挽救了，全厂近800多人，完全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每天只是正常的上班，在车间里面打扫卫生、擦擦机器，最多一个多小时就下班自由活动，考勤照常计算。在此期间，工厂也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内部压力，就是计划放一批人员长假，待假期时间一到再放第二批人员。但是又出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所有放长假的人员也得拿到工资才会同意离开，但对于当时公司来讲，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支付，因此计划也只能取消。食君之禄，担君之忧，每个人都心急如梵、忐忑不安．．．．．．部门主管每天都有例会，江总亲自主持，江总表面显得很镇定，对各位一再鼓励和安慰，说工厂后面会怎样去改革和发展，叫大家不要泄气不要担心，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远水救不了近渴，更不能望梅止渴。每天上门讨债的厂商也是多如牛毛，一波接一波，有的甚至大打出手、不择手段、指责、恐吓、威胁．．．．．．现实的社会，现实的人，当初什么朋友、兄弟感情都是一句句空话；最好的朋友、最好的兄弟，只要到了经济发生冲突的时候才能真正看出一个人的本性；没办法，这年头到了关键时候只认得钱了。江总每天承受着巨大的、非一般常人可以承受得起的压力，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地、看怎样才能挽救当前的局面，但只要能够生存就会有希望，但是面对外债和内债的挤压，想一想都会不寒而栗，在坚持和放弃的中间始终做不出抉择。只因为伟琪和圣凯诺之间还存在着一种关系，那就是两位老板之间的各自信念和誓言。圣凯诺在第二次分家前，两位老板之间已明争暗斗了半年之久。后来江总在出局时，在一张纸上签下了自己的最后一个名字，那就是一张 “从此以后与圣凯诺不再有任何关系”的证明书后。后来江总在外界发表了自己的肺腑之言，说自己一定要开一家比圣凯诺更大的鞋厂，三年之内超过圣凯诺；圣凯诺鞋厂的王总也不甘示弱，也讲了一句让人触目惊心的话，他说不管怎么样，圣凯诺都会在江总新开的厂倒闭之后才倒闭。圣凯诺鞋厂和伟琪鞋厂一个在厚街，一个在南城，相隔很近，工厂内部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彼此都很清楚，当时圣凯诺景况也不是很好，和伟琪几乎一样，没有订单、经济紧张，只是表面一直都在强撑，也在沉受着无比巨大的压力。也许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只是为了争那一口气。我们每天都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和晓群去水濂山森林公园爬山。水濂山很高，从山脚到山顶步行足足要两个时辰，山上树木茂盛，四季长青，石径呈梯状，婉延而高低不平，错综复杂；半路有石亭石凳，半山腰有寺庙，香客游人络绎不绝；山间有水池、水溪、水清凉可口，一年四季川流不息，池水清澈见底，各色各样的小鱼印入眼帘；池水衬托两边壁石小花，让人赏心悦目，步行在山间的小路上自然而然会有一种清凉而又心旷神怡的感觉。因为景点较多，小路也多，每天我们都从不同的方向登上山顶。在山顶的最高点，有一座三层的石亭，上下全部用五彩壁灯照明，显得格外美丽和耀眼；站在石亭的最高层放眼望去，大半个东莞全部在眼底；要是晚上，到处是五彩缤纷的灯光，稀稀朗朗、规则而又错乱，空旷开阔而又连绵起伏；举目远眺，让人感到心地陶醉。伟琪鞋厂的每个人几乎都把伟琪当作了免费的旅馆，每天有吃有住，而且工资照算，其它时间全部由自己去安排，这就是所谓的“免费的午餐。”我和晓群每天都去游山玩水，水濂山森林公园、东莞绿色世界、南城步行街、东莞人民公园、大岭山森林公园都经常光顾，晚上不加班就坐在广场的石凳上闲聊或者去看电影。时间都是在不注意的时候过得飞快，转眼间已到了10月份，伟琪的命运也就一直在这种艰难、痛苦、无奈的时间里垂死挣扎。江总也变得日益憔悴、无精打采，只要几天不见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比起从前已经判若两人。此时全厂员工都已经两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干部和高层干部就更不用说了，但是伟琪有一种无形的魅力，可以让所有人和它一起在沉默中坚持、期待和祝福，没有一个人带头惹事生非、起轰。 再慢慢地很多员工已身无分文，包括买日用品的钱都没有了，有的连外宿都没钱交房租了，就连一些人请长假或辞工都不能结到一分钱工资，还一直在工厂里面等待。每个人都很担心、每个人都在承受压力、每个人都在期待新的希望和奇迹出现……2006年10月的最后一天，伟琪鞋厂从开始只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宣布了它的历程结束，正式宣布倒闭。对于每位伟琪人来讲都是一个晴天劈雳，明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但内心无法接受这个实事，每个人又要面临新的飘泊和流浪。外界协力厂商更是难以接受这个现实，因为在这里的投资太大，按照以前的惯例，只要公司倒闭，所有供应厂商货款分文不会支付，对于供应厂商这是一个很难承受的打击，甚至有些资金不足的加工厂商也只能跟着关门倒闭。有几家是做皮料生意的厂商更是不言而喻，因为伟琪的欠债资金已经达到上百万元，我想，就算再有钱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失去。一个大企业，只要经营得利就可以带动很多小型企业同时发展，否则很多小型企业都会被随着一个大企业的失败而损失惨重。伟琪正式倒闭的那一天，江总还一直在工厂没有离开，厂门外挤着所有的供应厂商，他们都是满脸地无奈和愤怒，手里拿着一沓沓厚厚的账单，目不转睛的盯着里面的动静；门口全部由当地派出所封闭，只允许伟琪内部的人员进出，包括所有车间大门都全部封锁并有专人站岗。这种场面就叫做讨债。江总一个人还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放弃，还在尽量争取做最后的挣扎，值到傍晚时他已经知道无力回天了，才做出最后的舍弃。外面黑白两道有太多的人在等着他的出现，因此第二天一大早他只能被派出所的警车开道才离开了伟琪。全厂所有干员的薪资由当地政府全部支付，并用了三天时间才全部发放完毕。在放薪的三天时间，厂外面聚齐了来自东莞不同区域的鞋厂代表，他们是来现场招聘的，每家都是拿着厚厚的招聘通知通过熟人递到厂内宣传，一下子全厂上下招聘通知漫天飞散，整个广场地面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我想，也许这是对伟琪的噩运做一个简单的拜祭！给我本来悲痛的心情再添几分伤感。一个企业，从它的开始一无所有一直到发展成一定规模，在这个过程里面要经过多少人的辛勤和努力，有多少人的勤勤恳恳、加班加点和挥汗如雨的结晶，才会有它的地位和名气。最终只是在经营不完善的一瞬间宣告结束，等于前面所有的一切都是白费、徒劳无功。第三天下午所有薪资发完后已经是晚上6点多钟，按照要求，所有的人务必全部离开工厂。全厂每个人都心急如焚地回宿舍收拾自己的行李，只因为一切都太突然，还以为可以在厂内可以再住一晚时间，没想到离开总是这么匆忙，现实却总是这么惨忍。夜幕很快拉下来了，深秋的凉风吹过，心中涌现丝丝寒意，整个工厂的全体干员像非洲灾民一样，大包小包从宿舍楼搬到广场上面，只因为每个人的行李物品较多，需几次来回才可以拿完，在灯光的照映下，广场上面到处都是行李物品，零乱而又狼籍不堪；人员上上下下，四周穿流不断，还有几个治安人员形成一个小组，从宿舍楼一层一层地去催促，手里拿着一个扬声器催促不停。此时整个厂区呼唤声、电话声、喇叭声、告别声、催促声全部汇成一片，就像在一个热闹的菜市场一样。通过大门执勤人员的检查后，大家陆陆续续地走出了大门，在马路的两旁聚成了长队，外面现场招聘的工厂一直都在守候，有的还有专车等待，看来服务很周到。每个人的心情似乎不太好，都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包括我也是一样，对于那些招聘人的滔滔不绝不闻不问，更不想去理睬，久久驻立在大门口，心中有千万个说不出的痛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厂兴我荣，厂衰我耻”，如今我越来越体会到这种意境，马上就要人去楼空，离别，心中总有太多的眷恋和不舍，就像江总唱的那首歌一样《讲不出再见》，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一样，包括伟琪在内，开始了新的漂泊和寻觅。打工的现实总是让人难以接受却又无可奈何。夜色已经很浓，大多数人已经渐渐地离去，公交车已经下班，人们都选择在不远的出租房住宿，一连几栋楼房全部暴满，这也是房租老板历史来最狂赚的一夜，在这里也许过了今晚，明天就不再那么喧哗了，伟琪厂内早已漆黑一片，这也是近两年时间以来最惨淡的第一个夜晚，也许过了今天，明天在东莞就再也没有伟琪这个名字了。我按照原先的约定，纳森鞋厂来了专车在厂门口等候，打工没有太多的选择和顾虑，我和晓群坐车奔向了纳森鞋厂，远远地把伟琪抛在后面。暮然回首，伟琪仍然矗立在眼前，不知不觉中我早已泪眼矇胧，里面的每个角落我都依然熟悉不过，只是不管怎么去看都看不到它天空的那片屋檐；水濂山森林公园上面灯光五彩缤纷，依旧明亮清晰，人们都要离去了，而它依然还在守候、在等待、在祈祷．．．．．．离开了纳森还两年时间，依然显得很凄凉，看不到多大变化。里面原来的股东就分了两次，第一次是赵董事长、高协理、朱主任的陈主任离开了，第二次是王副总的离开。他它们选择了相同的方式自己要求离开，但主要目的是一样，都是为了个自的利益。圣凯诺股东分家是大股东排挤小股东，而纳森股东分家是小股东主动退出，原因是纳森鞋厂一直以来经过几年的打拼都没有赚什么钱，而且也有些摇摇欲坠的感觉。赵董事长、高协理和朱主任离开纳森后又在东城温塘开了一家新鞋厂，厂名叫做鑫锐达。规模和纳森差不多一样大，成型也只有两生产线，他们的组织结构也和纳森差不多，赵董事长兼总经理，高协理为副总，朱主任为生产部经理，张艳也去了，因为一直以来她都是在辅佐高协理，仍然做生管，还有一些从纳森过去的干部和员工，这是纳森鞋厂的第一次分裂。不到半年时间，王副总又提出了分家，也是主动退出，只留下了一个空壳的纳森。从此以后，纳森鞋厂也是在经历不到两年时间从刚开始的7位股东再到最后一位。如今的纳森是杨总一个人的，成型还是两条线的规模，内部管理依然很散乱。订单很充足，但利润很低，每次出货成型都是通宵达旦，人员流失很大，为了能够盈利，只能要求加班加点去赶产量，似乎只有超负荷加班才能继续维持现状。人们常说在东莞做鞋业的圈子很小，转来转去又转在一起了，再进纳森时原圣凯诺工作过的同事又聚齐在一起，只是几年时间后各自的身份发生了很大变化，风水轮流转，只要一踏入这个鞋业行业就很难跳出这个圈子，这似乎就是在鞋厂打工的游戏规则。我的归来杨总热情款待，我仍然在负责管理仓库的同时再监管裁断科。身份和待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而晓群就不一样，她说自她进入纳森时，第一感觉就感到太悲观和沧桑，没有心思上班，但是为了我她只能勉强去适应，尽量去改变自己。我仍然坐在两年前的桌子上办公，住在两年前的同一栋宿舍楼上面，每天都有太多的思绪和幻想，虽然事隔几年，记忆却依然很清晰，总感觉黄莉的身影一直还在我的面前出现，她似乎在纳森留下了自己的一个魂魄，一直在守候着我的到来，只要我出现，就再会与我纠缠不清。更何况，如今我不是一个人，因为还有晓群。很多次我似乎看到黄莉在我面前哭泣，或者给我几记响亮的耳光。我尽力地去控制自己的思绪，关闭记忆的匣子，事过境迁，物是人非，往事已经成为过去，只能好好珍惜现在的拥有。为了尽快地适应环境，熟悉新的工作，我每天只有拼命的工作，也因为内部很混乱，希望能早些改变这种局面。晓群在办公室上班，主要负责前段试作备料工作，对于从来没有接触鞋厂生产的她感到极大的困惑，加上内部管理各方面因素，每天工作起来是非常得吃力，慢慢地抱怨也越来越多，而且也很不开心，每天愁眉苦脸，我只能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纳森当时各部门人手相当紧缺，编制也很不到位，整个仓库和裁断连一个品检员都没有，每天工作起来压力相当大。加上原材料也是相当廉价的，因此品质就得不到保证，而且颜色也是五花八门，稍不留神就会出问题，甚至造成生产停工。也许就在我每天顽命的工作时，我忽视了对晓群的关心和照顾，在上班不到一个月时间，晓群做出了一个令我感到很突然的决定，她说她要去上海了，在这里她无法适应，鞋厂的工作真的让她很难接受。我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也没有去挽留她，只是告诉她过两个月就要过年了，叫她明年再作打算。晓群似乎不同意，每天在我面前把上海描述得有多么好、有多么美丽。她说上海是一个很讲究人权的城市，在那里生活的人都有一种安全感，看不到像东莞这里拼命加班加点的工厂；交通治安和环境卫生也是相当不错，在上海那些人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好像都很自觉一样，没有人想去违反任何规章制度；看不到有人骑摩托车在街上横冲直闯，还不要说载几个人一起的；也看不到行人乱丢垃圾，走在大街上都看不到垃圾、果皮；更不到说有飞车抢劫的事情发生了。她还说是海的公交车都不会超载一个人，乘公交车时对老人、小孩、孕妇都非常地照顾……我对晓群讲关于上海的好都记在心里，我知道这些时间她在东莞这边应该看到了很多，同时也感触了很多不如上海的真实风景，在她心目中对比，东莞的各方面城市文化水平比起上海有着太大的差距，在她心目中，东莞是远远比不上上海的。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和她争辩，因为从整体上来讲，东莞肯定是远远不如上海，但是每个城市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同时我也感触了很多，想了很多，只是希望东莞能够像上海一样飞速发展，所有的交通治安、环境卫生、社会风气及人们的综合素质得到更好的提高，我想这也是每位在东莞打工人的愿望。晓群最终还是离开了我去了上海，那天我亲自送她到广州火车站上车，我买了进站票送她到站台上，列车不顾站台上的所有送别的人们准时发车，透过笔直的站台，有太多的人们都在尽情地挥手，又去擦泪，包括我在内，心中有千万个不愿意，满腹的心酸和委屈几乎让我感到窒息。因为半年前我在同一个站台接回晓群，今天却又在同一个站台将她送走，这个承前启后的对比实在让我感到很迷茫。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不知道每天会有多少爱情在发生，又有多少爱情在迷失和破灭，为何我的爱情每次都是匆匆上演，又是匆匆落幕，每次都会让我感到无比地伤心和难过，一切都显得那么脆弱和孤独无助，纳森是否是我爱情命运的克星？十八个月前在这里我送走了黄莉，今天我又送走了晓群，东莞的爱情是否没有永远，只有无尽的思念和回忆？晓群离开我去上海的消息很快就被双方的父母知道了，一时间我几乎被成为了重点采访对象，我的父母每天都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我原因，说为何两个人相处得那么融洽又要分开那么远，而且时间也不算长，到底是我自身原因还是晓群的原因。我只能一再向他们解释，可不管我怎样去解释，母亲总是放心不下，她说既然晓群要离开我就算了，还说马上拖媒婆在家里帮我去找一个，而我只能苦笑，说母亲太冲动，但我也很理解母亲的苦心，因为一直以来母亲是位很坚强、自重自爱的人，她首先会自我要求，知道自己的自身价值，在哪方面都不会去强求别人。但经过我与晓群相处后我坚信晓群也不是那种人，因此我一再反对母亲的作为，晓群也同时受到了她全家的强烈指责和批评，她告诉我她后悔去了上海，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离开伟琪后不到半个月时间，在纳森又传来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圣凯诺鞋厂倒闭了。这无非又是一个特大新闻，那一刻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个实事，真的太突然、太不可思议了。当年的圣凯诺的辉煌和灿烂，经历了几次大股东的分家才保存下来的“历史遗产”，就这样得不堪一击，说倒就倒了，我只以为这是一个很不平常的梦在困扰着我，让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我慢慢地清晰地回忆着圣凯诺的每一个角落，因为在那里有我留下的足迹。我可以想象到圣凯诺倒闭时的状态，因为会与伟琪是一模一样的，也会被当地派出所封闭监视，门口会有很多鞋厂在现场招聘，广场上的白色招聘书也会漫天飞舞，门口也会有很多供应厂商在痛心疾首、黯然神伤，还有就是那近千人的行李物品堆积如山……我总是在想，圣凯诺与伟琪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包括时间也刚好那么同时，让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它们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玄机？在闲聊的传播中，我听到一些让人有些感到振憾的话题，那就是圣凯诺和伟琪之间的相互斗争。当年圣凯诺在第二次股东分家时，江总心里有千万个不愿意，只因为当时圣凯诺正在事业最辉煌的阶段，这当然与当年的前提基础有相当大的关系，前人铺路后人只管享用，到最后还要被受到排挤，他完全不甘心将圣凯诺就这样输给自己的对手，但是又不得不在金钱和地位的威慑下做出让步。经过多少个黑夜白昼思考在江总的心里凝聚一股底气，决定放弃圣凯诺，另起门户，必须开一家比圣凯诺更大的鞋厂，就像伯川一样，并对外宣传，为的就是要证明给圣凯诺看；圣凯诺的王总也不甘示弱，他知道自己对鞋业的管理缺陷，像目前的规模也不可能再扩大，他在全厂干员开会时，用一个大纸箱装满成捆成捆的大钞，向各位干员炫耀，说圣凯诺有的是钱，只要各位能够尽职尽责为公司效力，公司不会亏待每一位干员，并讲了一句让每个人震惊的话：“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倒闭，圣凯诺也要倒闭在伟琪的后面，就是公司不盈利，用钱撑也要撑过去。”也许这就是男人的尊严，不为别的，只是为了争这口气。相当年，双方底气十足、明争暗斗；看如今，消声匿迹、人去楼空，只留给了我们有太多的深思。其实伟琪和圣凯诺都履行了自己的誓言，因为伟琪鞋厂开得是比圣凯诺确实要大，而圣凯诺确实在伟琪的后面倒闭，我不知道两位老板当时为何要立下这样的重誓言？而为什么不能共同创造或者和平相处？就算是分了家，要比也只能比发展，而不是只为比这一口气，最终受伤的又会是谁？是全厂干员？是协力厂商？是当地政府？还是东莞？其实受伤的最终还是他们自己。很多人都很惋惜伟琪和圣凯诺共同的悲惨命运，造成这样的局面是每个人都是不想看到的，如果当年圣凯诺不分家，一直保持着良性、稳健的发展，也许完全可以完成它的“三个五年计划”。只是人心是自私的，是永远满足不了的，永远都是贪婪的。离2007年春节越来越近了，我时刻都在思念着晓群，上海的冬天非常寒冷，每天我都在为她担心、挂念，偏偏在这个时候，晓群的手机一直都处于关机状态，我每天都要打几百次都无法打通，给我本来不安的心理再添加几分惶恐。接近年关，母亲对于我的婚事也越来越着急，同时对晓群的举动又产生太多的疑虑，叫我尽早做出决定，我深信晓群的真诚和在她家建立的深厚感情，也完全相信她不是那种人。但随着外面花花世界的变迁，又难免有太多顾虑。当时因为快接近年关，纳森鞋厂也相当赶货，现场每天晚上加班很晚，产量也很高，仓库和裁断备料压力相当大，人手又不够，加上廉价的材料品质太差，每天再怎样去细心操作都难免出现一些品质问题，经常因为工作失误给线场造成影响，使自己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纳森永远改不了一种亲情化的管理模式，一个人创业，全族人受宠，他们不是去想怎么为老板减轻负担、让公司盈利、操作顺畅，也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和管理水平，只知道指手划脚、搬弄是非，到处似乎都有人在监视，到处似乎有人在控制，有时候可能因为一句话或者因为一个很小的动作，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有时候外人为了一些小事去解释半天，还不如他们讲一句话那么管用，我想这是一个工厂的悲哀。纳森当时生产的订单，全部是接别人的转单生产，对于客户没有半点选择余地，在各方面运作相当被动，几乎什么都没有沟通余地，因此全厂每个部门每个动作做起来都会受到限制，也许只因一点小事情或客人的心情变化都会让人难堪、让生产受阻，不管你有多大的潜能都不能正常发挥一样，因此工作起来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平时得过且过、混水摸鱼，一旦出了问题就到处去推卸责任、搬弄是非。我想这是一个工厂的腐败。每次出货时，整个生产部门都要通宵加班，广场上面被几盏夜灯照得犹如白昼，成型上百位员工，都在拼命地开箱返箱、重整处理，就连采购、仓库和裁断各个部门都不得安宁，业务带客人去外面消遣；采购等着线场的补数还要到厂商去找材料；仓库和裁断等着线场的报废数量重新备料完成，甚至留人通宵值班，整个工厂鸡犬不宁。 也许是我没有用心去工作，也许还是工厂内部的混乱，在最后半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工作中都有错误在不断发生，而且都是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在重复发生，不是材料颜色差异，就是材料搭配错误，或者是原材料加工错误，线场每天因为仓库的失误，而影响生产，甚至浪费材料造成一些经济损失。因此每天我都受到了上司的批评和严厉责骂，还得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自己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压力大就越容易出错，我只能分外地细心、用心去工作，可问题还是频频出现，让我自己都找不出问题的根源，甚至有时候让自己都难以想象。我去找了杨总，说出了自己想法，只想辞工，杨总却很生气，对我一再挽留，叫我不要泄气，尽快找出问题的根源，相信我的工作能力，说眼看快过年了，年后可以请些时间假好好休息、调整自己，明年再来为公司效力，我没办法，只能苦笑，心里却没有一点底气，也不再去和他死泡硬磨。我请了假，怀着一颗失落的心情提前半个月时间回到了湖南老家，晓群的家离车站很近，在镇郊区，她还在上海没有回来，我先去了她家，只可惜没有一个人在，听人说全部在郴州，我被拒之门外，心中感到更加地失落。老家的冬天真的很寒冷，天气也是阴灰灰的，冰冷的北风吹痛了我的脸颊，有些生痛的感觉，我裹紧着衣服独自走在回家的山路上。严冬的故乡，到处是荒凉、没有生机的迹象，山上的树木显得无精打采，枯黄枯黄的；田间只剩下成堆的稻杆，看不到一丝绿意；水塘也是剩下不多的水，很混浊，有的也早已被清干，底面都开裂了，我的心情变得非常忧郁。远远地看见家门口有一个很熟悉的身影，在向小路这边探望，我猜想那肯定是我的母亲，因为每年在这个时候，她每天时时都会在这里探望着，看我们兄弟有没有归来，哪怕是我们告诉了她回家的准确日期，她都每天习惯性地在这里打探一下，就是生怕我们提前回来。虽然只是一年时间没有见面，我感觉到父母老了很多。尤其是母亲，头发都快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已经很深，父亲也是一样，胡子已经白了大半，脸上和脖子上的皮显得比往年更明显，包括眼神都不再像以前那么清澈，依然很清瘦、很单薄。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他们那熟悉的笑容和那嘘寒问暖的唠叨。此时此刻，他们不会关心我的收入状况，看到一个完整的我站在他们面前就是他们心目中最大的欣慰。每当在这个时候我一看见了他们，心中总有一种有话说不出话来的感觉，同时才觉得自己一颗空虚、漂泊的心灵已经有了一种真正的依靠和归宿。每年的这个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时光，父母几乎把我当作远客一样在招待，不让我做任何事情，而他们自己却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脸上堆满了幸福的微笑。母亲像一个情报员一样，把村里这一年发生的大小事情像报备工作似的地讲给我听。谁家的儿子结婚了，谁家的女儿嫁了，谁家的孩子什么时候生的，村里哪位老人去逝了，谁家今年建了新房，甚至谁家种了多少亩田，谁和谁准备什么时候结婚都要说给我听。父亲却在一旁阻止她不该，母亲却说像我这样一年四季在外面没空回家，对于村里的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现在讲讲也可以让我了解一些情况。我去看望了邻居的一些老人、叔叔、大伯，并给他们送去一些糖果，他们都很高兴，夸我年青有出息，说我比以前更胖了，问我在哪里工作，做些什么，打过完年带他们的孩子一起去外面打工，说年青人在外面会有出息，我只能苦笑，不想和他们争论，其实他们不理解在外面打工的苦处，真正能够有出息的会有多少？我向母亲一一打听邻居的同龄人，母亲说村里的年青人也几乎全部到外面打工去了，留下的只是一些老年人在家里。有些种田、有的带孙子，同龄的年青人也是一年四季在外面，很少回家，一般都在珠海、温州那边，有的在深圳，没有东莞的，今年过年又没有多少人回来，还有的全家在江西、湖北、温州那边养平菇，一般都要在过完年阳春三月份才回来。我知道我们这些同村的同龄人都在外省漂泊，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在外面追求着自己梦想，为的只想脱离这片贫脊的土地，暂时逃避这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虽然一年四季长期在外拼搏，而真正能够得到得又有多少？谁又是依靠在外面打工能够发家致富、出人头地？只是在让时光岁月浪费自己的青春年华吧？母亲说像我们这些年青人，除了能在外面进厂打工，其它还能做些什么，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对于农活那更是一窍不通了，还真不知道以后那些田地会荒废成什么样子。我知道母亲说很有道理，就像我们这些年青人，有几个人还会做农活？又有几个人能够吃得起这种苦头？我也知道母亲是在唠叨，她说当年年青人全部在家时，尽管种子、农药、化肥价格很高，上缴的税收也高时，还家家争着去种田，甚至还要去承包、拓荒去种田，而如今种子、农药、化肥全部跌价，税收也免了，谷子还在涨价，而且国家还有补助，就偏偏没有人想种田了，真的让人想不通。我很理解母亲的话意，这些年以来，随着在外面打工潮流的兴起，很多年青人都背景离乡，放弃了在家乡的一切，一年四季在外面打工拼搏。打工，等于就是在把自己的种子撒播在别人的田里，收获自然是属于别人；如今，他们是可以暂且地衣食无忧、心安理得，在充当着衬托无数红花的绿叶和小草，却没有想到随着时间的变迁，在肥沃了别人的田地时，不知不觉已经荒废了自己的家园！我将村里年纪差不多的年青人再重新记忆一遍，很多人已经感到印象模糊了，只是因为没有见面的时间太长，很多同是一个屋檐下的，已经近十年时间没有见过面了，每个人都会有一定的变化，说不定在外面就是碰见了都已经形同陌生人；偶尔有些人在家里种田，我们遇见了都要努力地去记忆一番，才能喊出对方的名字；也不是我在外面很多年没回过家，只是每次回家也只有那么短暂的几天时间，而我又不喜欢到处走动，几乎天天都是呆在家里，因此村里很多人都说我像一位刚过门的媳妇，总是看不到人，每年都是匆匆回家又是匆匆回厂。村里的那些老年人似乎一年比一年多，有的早两年见过时还精神抖擞，如今看起来也显得老态龙钟了，皓首白发更能显示出他们的沧桑；有的早两年还在和人在一起聊天，如今都已经不在人世了，门前的山腰里增添了几处新坟；村里的小孩也越来越多，大大小小，成群结队；不知是何原因，男孩子的比例总是偏多。他们每天都围绕着村了上上下下追赶、游玩，但是没有一个我可以叫得出名字的，也不知道哪个是哪家哪户的，只是母亲在旁边一一介绍。这些小孩子大多数是在家里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对自己的父母都很陌生，一年到头也只有那么些短暂的时间和父母相处，还有些小孩一出生不到几个月就被自己的父母丢在家里，夫妻两人长年在外打工漂泊，对于自己小孩的成长都只是一片空白的印象，可能在当时离开的时候，小孩子还在襁褓之中，过了一年半载后，当他们回家的时候小孩都会叫爸爸妈妈了；小孩在爷爷奶奶的教导下，第一句话可能就是要先学怎样叫爸爸妈妈，一直等他学会后，真正的爸爸妈妈在他的心目中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记得曾经也有很多的同事在和我讲类似的故事：当年她在回家的时候，自己的小孩都不认识她是谁了，只知道叫妈妈，对于她的小孩来讲，妈妈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名称，就和称呼家里的电器、家具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小孩对她根本就没有一丝的亲情感情，不要说去抱了，就连看见了都怕得要命一样，村里还有些无聊的人故意告诉小孩叫她阿姨，她在这个时候就会哭得很伤心。再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去和小孩培养感情，刚刚已经找到一点感觉时，她又要返回工厂上班了。因此，在小孩成长的记忆里，自己的母亲总是那么得陌生和神秘；而在母亲盲目的漂泊中，自己的孩子总是那么地朝思暮想、牵肠挂肚。村里有一个小男孩快6岁了，已经在读小学一年级。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叫什么，只知道村里所有人都叫他“青蛙”，原因是他长得很瘦小，就像皮包骨一样，身体抵抗力极差，从小就患有肺炎，只要天气一变冷就很容易着凉感冒咳嗽，每次都是咳的很厉害，痰又咳不出来，总是在喉咙里面发出“咯咯”的响声，时间一久也没有及时去治疗，也似乎很难治好一样，走到哪里都是“咯咯”地咳个不停，就像青蛙在叫一样，因此村里的人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青蛙”。“小青蛙”从小到大也一直都是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小时候自己的父母把没满半岁他丢在家里和爷爷奶奶生活，长年在东莞市大朗镇的毛线厂打工，都是一两年才回家一次，平时也是很少关心、过问。“小青蛙”的爷爷个子很矮，长相也很难看，就像武大郎一样，他的名字叫做香文，一年四季也是经常咳嗽，村里人也一直叫他的绰号，叫做“香文哈子”，“哈子”是土话，是咳嗽咳不出来的意思。“小青蛙”的奶奶也就是“哈子”的老伴，是一个天聋地哑、又驼背的残疾人，名字叫做文姣，因为她是个哑巴，所以村里人也叫她“文姣哑婆”。听人说年青的时候“香文哈子”家里很穷取不起老婆，而且长相不好。后来不知道在哪位好心人的牵引下，在深山老林里一户人家的女儿免费嫁给了他，就是文姣哑婆。后来他们有了两个孩子，老大是男孩，比我二哥大一岁，老二是个女孩，比我大一岁，两个孩子都很正常，没有受到父母亲遗传的影响。记忆中他们的家庭也是很贫穷的，很多年以来都是住在一栋集体制时生产队的仓库里面，只经过了一些简单的改进，直到前几年才新建了一层三间的平房，家里都是一些很老式的家具，黑不溜秋，家里又没有经常去打扫，杂七杂八地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农用物品和衣物，总是显得很狼藉而又乱七八糟的。他们的家住在村口，每天我去放牛的时候都要经过那里，经常可以看到她在家门口用一个木制的盆洗衣服，还经常看到她装着满满的一大碗饭坐在门槛上吃，看见我们来了又傻笑着和我们打招呼，示意叫我们吃饭。我们平时也和很多的同年人喜欢去那里玩，他们家门口的一块小土坪经常被我们踩得油亮油亮的，玩累了玩渴了我们就会跑到他们家里揭开水缸喝凉水，水缸的水里漂着一把葫芦瓢，每次都是要等到他们家吃饭了我们才知道回家。哑婆是很勤快的，她像正常人一样可以做任何农活，但是有一点动作有些慢。她什么都会，也很能吃苦，不管晴天雨天都在田里、土里坚持劳作；就是在双抢季节都是一样，而且每次都是要比其他人收工晚；她经常在别人的田埂旁边用锄头开一小块地，再种些蔬菜什么的，有时候被谁家的牛偷吃了又坐在那里伤心痛骂；她一天到晚好像不知道疲倦一样，六月天全村的人都在午睡时她一个人总是在村头逛来逛去，晚上别人家都要睡觉了，她只穿着一件很单薄的短袖和一个大短裤在村里上溜达，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打来打去，也从来不带手电筒，趁着月色独自行走；那时候村里有几位老男人，喜欢和她开玩笑，经常把她的扇子故意藏起来，或者故意跑到她后面拍她的肩膀大声吓她，每次都把她吓得跳起来，她很生气地把脸拉得很长偏向一边，翻白眼瞪着那些人，或者拿扇子去追打别人，再是用手把自己的左胸部拍一拍,嘴里又在呱啦呱啦地说些什么，我想应该是在骂那些无聊的人；她对自己很讲究个人卫生，从来看不到她身上邋里邋遢，有时候走亲戚家或是逢集的时候，她穿都格外整齐漂亮，看上去还颇有几分姿色，在别人夸她的时候她就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很害羞，急忙打着手式指指点点，好像是在说别人不该这样讲她，但脸上又显示很高兴的样子。也许在她心里，她自己其实是很美丽的。哑婆和我母亲是同一年生的，因此她们俩人一直都是叫老根，而且已经有很多年的交往了，其实哑婆只是不会说话，耳朵有时候听不见，但她还是很聪明的，我经常看到她在和母亲交流，她一边讲一边打手式，讲话大概的音调还是可以听懂，母亲也是和她一边讲一边打手式，而且还故意把舌头卷起来说话，就是希望能让她找到一些感觉更容易听懂，母亲很有耐心，一个事情只要哑婆没有听懂的话她总是要想方设法地打手式让她听懂为止，在我的记忆里，她们经常讲的都是些关于什么蔬菜种子，问对方哪些种子有，哪些种子没有，或者是哪种蔬菜种了多少；母亲从来没有嫌弃她，只要是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只要她一来就会拿出来给她吃，有时候冬天天气很冷的时候，我们全家人都在房间里面烤火，哑婆也经常来我家玩，母亲都是把她拉着和我们一起烤火；要是晚上母亲坐在床上在看电视的时候，家里没有火炉的时，母亲非要把她拉到床上把脚放进被窝里取暖。小时候我也问过母亲，问她为什么对哑婆这么好，一点都不嫌弃她。母亲说哑婆是很可怜的，到了这个地步也不容易，和丈夫养两个孩子不简单，还要供他们上学。村里有很多人看不起她，还经常欺负她、取笑她、捉弄她，原因就是知道她打不过自己，骂不过自己。母亲还说其实哑婆的心肠很好，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她从来不靠别人的施舍、救济，都是全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也从来不去偷别人的东西，也不会去惹是生非，几十年以来一直和母亲的感情很好，母亲待她也一直都像待自己的亲姐妹一样。记得小时候，很多的小孩子也喜欢去捉弄哑婆，把她的鞋子丢掉，或是拿小木条打她，边跑边冲着她做鬼脸，而她也从来不生气，只是故意去抓那些小孩，或是去吓吓他们。一直以来我都不会去和那些小孩子一起去捉弄她，因为我一下都记得母亲曾经说过的话，说哑婆的命很苦，很可怜。而她的年龄和母亲是一样大的，因此在我心里对她总是怀有一种很尊重的看法，有时候还会去帮帮她。那时候我经常去山上放牛，也经常和哑婆在一起，她不像我们一样一有空就去玩，采野果子吃，或是追追打打做游戏。她经常是随身带着一把锋利的镰刀，只要一有空的话她就去一边砍柴，都是钻进很深的柴丛堆里，不怕蛇不怕被黄蜂哲又不怕被荆刺，都是在我们快要回家的时候她已经捆好一大捆的柴，背在北上和我们一起把牛赶回家，因此在她的家门口一年四季都是堆积着成捆成捆的干柴，就像我家老屋后门的小坪里一样。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全村人都在烧煤球了她们家还一直在烧柴。哑婆的两个孩子后来一直到初中毕业后才辍学在家里，对于她们的家庭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后来两个孩子都到广东打工去了，好像也是在东莞，但很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都很少见过面。如今她的儿子已经结婚成家立业，小孩都六岁多了，就是那个“小青蛙”，女儿早几年也嫁到了山的那一边，也已经生儿育女了，我相信她们的家庭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地贫穷，她们也应该已经都过上了幸福生活。哑婆的儿子早在七年前就在东莞市大朗镇的一个毛线厂里打工，也是一年四季长年在外面，连过年都很少回家，两年后似乎有些发福，衣锦还乡，还带回了一个长相不错的陕西老婆，那时候在村里轰动一时，每个人都说他有本事有出息，并于那年冬天生下了一个小男孩，让村里很多单身汉都快羡慕的想哭。哑婆的儿子就像捡到一个天仙宝贝一样，走路都是抬头挺胸，每天都是红光满面，口袋里经常揣着一包“金白沙”香烟，走到哪里递到哪里，就像一个人在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一样地自信。尤其是哑婆，看到自己的儿子从很远的地方带回一个媳妇来，她每天脸上笑得很灿烂，见人就在打手式，好像在说自己的媳妇怎么样怎么样，一天到晚都跟着自己的媳妇进进出出，什么家务事情都不让她做，似乎比待自己的亲生女儿还要好。后来哑婆的儿子和他的媳妇一直在家里没有去东莞打工了，为了生活他们只能在家里承包了很多的田地，自己家一共只有两亩多田，再加上承包的一共有十几亩。每年在春耕播种、和双抢季节，他们家里是非常忙碌，一天到晚都没有空闲的时间，每天清早就看到哑婆在家里的柴灶边忙碌着煮饭；到了半早上的时候又看到她去送一些鸡蛋稀饭到田里去给做事的人吃；再匆匆忙忙地赶回家里炒菜做些家务事情，安排猪食、晒谷子，吃了饭后又去田里和他们一起干农活。也许是家庭的太贫穷和农村的落后，或是因为别的原因，哑婆的小孙子刚满两岁时，她们的家庭开始渐渐变得不和睦起来了，经常看到她的儿子和自己的媳妇吵架，有时候还经常打架，每次都闹得有些凶，原因是他的儿子只要一有空就和村里的人在一起打牌、赌博、斗地主，每次都是输钱；有时候干脆农活都不想去做，天天挂在桌子上面，一日三餐还要把饭做好了去叫他吃饭。她的媳妇对家里的农活一点都不陌生，每天都是忙这忙那，一天到晚都是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对父母也是很孝顺，村里的人都说哑婆家上辈子积了福，得到了这么一个好媳妇。哑婆的媳妇看到自己的丈夫天天不去做事，反而打牌还要输钱看不过去，所以经常要去讲他、管他、骂他不要去那些地方，因此就难免发生一些争吵，夫妻之间只要争吵时间一长，就很容易出现感情上的裂痕和生疏。有好几个宁静的晚上，村里人都被一阵阵吵架的声音吵醒，接着又是一个女人的哭声和骂喊声，再接着又是一个小孩的哭喊声，仔细一听才知道又是哑婆的媳妇在和哑婆的儿子吵架打架，因为她的媳妇都是在说普通话，一听就可以听出声音来，女人和孩子的哭声一阵一阵地打破了山村的寂静，显得有些悲伤和凄凉。每当这个时候，街坊邻居又纷纷起床，去的去观看，去的去劝说，还有在一旁抱怨和婉惜，都说哑婆的儿子不懂事，不知道珍惜。村里很多老人都不会讲普通话，每次在劝架的时候也只能去说哑婆的儿子，对于哑婆的媳妇也只能去和她讲土话，可是她听不懂，因此只看到她在哭，而且越哭就越伤心，越难过，她只能和村里的那些老人们讲普通话，可是又没有人听得懂她在说什么，因此她也就像一个哑巴一样的，有口难言。每当这个时候哑婆和自己的老伴都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就像一座雕像一样，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劝说，只是感到无比的气愤和无奈。那时候每次母亲都要去劝架，母亲会讲普通话，能和哑婆的媳妇正常交流，哑婆的媳妇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草一样，把满腹的委屈都通通倒出来，她说她的所作所为也只是想为了这个家庭能过得更好些，她没有什么其它的想法，她还说自己的小孩子还小，她也没有办法去外面打工挣钱，说自己的男人比以前变化太大，包括夫妻之间也没有什么感情一样，动不动就要被骂或都被打，再继续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她会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这个地方。“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随着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哑婆的孙子也一天一天地长大，为了能让家里过得更好些，哑婆的媳妇更加拼命地劳作，种田、种土、种菜、种水果；养猪、养鸡、养鸭子，一天到晚都没有停息过，里里外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省吃俭用，也渐渐学会了一些村里的土话，和街坊邻居都相处的很好，她只希望用自己的勤劳和善良来改变这个贫穷的家庭、唤醒已经误入岐途的丈夫。可事实并不是这样，再多的付出不一定能得到好的回报。哑婆的媳妇再怎样去争取和努力还是改变不了现实，家庭贫穷还是贫穷，丈夫的痴迷不悟还是一样的根深蒂固，渐渐地还在变本加厉，不管家里的死活，不管田地自生自灭，晚上通宵达旦，白天无精打采、埋头大睡。还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在家里大发雷霆、指桑骂槐，把平时在外面做临时工挣来的钱全部背着家人挥霍一空，对于家里的一切开支不管不问，对于自己老婆的劝诫一屑不置，甚至恶语相加、拳打脚踢……多少次，哑婆的媳妇抱着自己的孩子在黄昏的傍晚站在村头的路口独自徘徊、唉声叹气；多少回，又抱着自己的孩子坐在家门口独自流泪、黯然神伤。也许在她有心里，在她眼里，除了这个小生命外，还有什么值得自己去留恋的？又过了半年以后,由于哑婆的媳妇长期地拼命劳作、家里生活的勤俭节约，体力活的劳累、操心过度和营养不良，再加上心中的气愤和忍受的委屈，渐渐地身体变得很虚弱、单薄，而且还患上了严重的肝炎病，又没有钱去看病，更是舍不得花钱，孩子的开支和家庭的重任全部压在自己的肩上，没有其它办法，只能一直默默地承受着。那天晚上，又是像往常一样的，一阵强烈的吵嚷声吵醒了全村熟睡的人们，也没有什么人再去管这种事情，因为都觉得有些习以为常了，也许过了这个晚上，明天还会是一样的情况在发生。第二天和第三天，哑婆的媳妇抱着自己刚满一岁的孩子到村里的邻居家走走、坐坐，心情好像显得很沉重；再是把孩子捆在背上到自己的田地里转转，没有做农活，只是长时间地看着自己家的稻田和蔬菜发呆，时而好像在叹息，时而又好像在哭泣着，哑婆总是老远地跟在她的后面没有靠近，脸上也是无比的忧伤。第四天的清早，天刚矇矇亮，深秋的山村被白茫茫的一片白霜铺盖着，对面江边的柳树显得无可奈何，垂头丧气地弯着枝条、一动也不动；山村依然寂静如夜,只是到处传来了阵阵清脆的公鸡打鸣声；在这个时候，全村人还都在享受着被窝的温暖，还有些习惯解早手的人在茅厕里发出的咳嗽声。哑婆家里的神龛上香火袅袅，马上就要化为灰烬，媳妇的床上，被子叠的整整齐齐，昨晚好像没有人睡过一样；床头上放着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两百多元零钱和一个不起眼的黄金戒指；盒子的下面压着一张白纸，上面写满了一排排歪歪扭扭的字，有的字已经好像被水浸透，已经有些模糊；大门还是关着的，只是没有上栓；孩子是和哑婆夫妇一起睡的，还没有醒来，显得那么乖巧、可爱。村里像往常一样，只是比前一天感到有些冷。快到早饭时间，哑婆的儿子奋斗了整整的一夜，带着全身的疲惫和无精打采、抱着双手从山的那边回到了家里，也像往常一样脸上没有表情、眼圈发黑、眼珠子布满血丝；灶堂里没有生火，冷冰冰的；哑婆抱着小孙子坐在大门槛上正在对着孙子的脸在说着什么，并不时地向门外面打探着什么，应该是在看自己的媳妇出去做什么农活去了怎么还没有回来？该做早饭了呢？哑婆的儿子发疯似地从房间里跑出来，一口气跑到村另一头的大伯家，说了几句什么，骑着一辆自行车就拼命地往大路的方向冲，就像是在追赶着什么一样急。村口已有几个人在聊着什么。“哑婆的媳妇走了，今天早上很早就走了……”“去哪里了？是去赶集了吧”？“不知道呢”？“孩子呢”？“还在家里，走得时候还在神龛上面烧了香，钱和戒指都放在家里，还留下了一张字条……”“啊，不是吧？怎么会这样子？小孩子都一岁了呢？钱都没有带走，连戒指都留下了，这个女人也真的很善良，如果走了真的可惜呢？没有人去找吗？”“去了，她男人刚才骑自行车去找了，找不找得到那就说不定，已经走了有那么长的时间了，唉，孩子还这么小，也怪可怜的……”“是呀……”．．．．．．接近傍晚黄昏时候，村头有很多人站在街头聊天，天气仍然很凉。哑婆的儿子一个人从大路上推着自行车走过来了，脸上显得很严肃、气愤、又无可奈何。他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好像当作这些人没有存在一样，只是低着头推着自行车朝自己家的方向走去。“找到没有”，父亲问他。“没有”，他声音很小。哑婆抱着孩子站在家门口，孩子哭的一声比一声大，哄都哄不住。从那以后，哑婆的儿子再也没有沾过牌桌，一天到晚在田里土里不停地穿梭；哑婆每天抱着孩子在村头游来游去，总是在朝集市的方向打探着什么，又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一样。秋收过后，哑婆的儿子收拾了简单的衣物，一个人又来到了东莞大朗镇，仍然在一个毛线厂打工，他是真正去打工还是去找自己的媳妇，这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几年过去了也没有回过两次家。再后来，这个可怜的孩子就一直和自己的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慢慢长大。因为从小没有母亲的呵护和关爱，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再加上营养的不良各方面因素影响，抵抗力相当差，只要天气一变冷的话就会感冒、发烧、咳嗽不止。经常在天气很冷的时候打着赤脚，穿得很单薄，冻得嘴唇发青；夏天的时候则一天到晚都光着身子，一丝不挂，每天都是蹦蹦跳跳地跟在哑婆的背后穿梭在村头上下，就像一只青蛙似的，被太阳晒得黑不溜秋，简直就像一个野孩子一样，村里的好心人看了都很纠心，只是摇头再是叹息。母亲拿了一些糖果和饼干给“小青蛙”吃，他毫不客气地接着就往口里塞，脸上显得很开心的样子，哪怕是私有一点点掉在地上他都要捡起塞进嘴里，再是将手上的饼干沫都要舔得干干净净，趴在哑婆的怀里边吃边撒娇，母亲微笑地看着他，心里好像总是在想着些什么。记忆中的故乡是很美丽的，因为那是在春天的时候。村里的地形是属丘岭地带，有山、有水、有桥、有树、有池塘、有江河，还有一片片层次不齐的稻田。春天来临的时候，万物苏醒，整个村子像在一夜之间全部变得翠绿，村子四面环山，山上有各式各样的树木、柴草、枝叶茂盛；还有各种不同种类、不同颜色的野花竞相开放，把整个山间点缀得更加美丽。记得那时候还会有很多映山红花，这里一片，那里一簇，是年青人最喜欢的，有很多人故意把那些含苞欲放的映山红折回家用瓶子装好水插起来，放在自己房间里面，时时刻刻都要看着它慢慢地绽放，整个房间都是花香味，让人感到陶醉、赏心悦目。每当在这个时候，是春耕播种的季节，我经常要和父母到田间去拔秧、插禾苗；还和他们一起到山上去种花生、种黄豆；气温高了，泥土已经变得很松弛了，我可以打赤脚，踩在泥土上就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感；还有和全村的同龄人一起到山上去放牛；那是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每年在这时候，山上有很多野生的小果子吃，有野草莓、茶花蜜，还有很多叫不出名的，每天我们都带一个塑料袋，自己吃饱了还要摘一小袋回家给大人们吃，每天都是收获累累、满载而归。村里的每一座山我是再熟悉不过了，甚至每个山头山窝我都可以不假思索地叫出它们的名字，因为那里几乎是我童年的摇篮，和每座山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我家门前有一条江，江上面还有一座很古老的石拱桥，桥的两边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爬山虎和厚厚的青苔。记得小时候很宽，水不是很深，一年四季川流不息。到了夏天，我们同龄人不管男孩女孩就会光着屁股到里面去抓鱼、摸蚌、摸田螺，幸运的还可以摸到河龟和螃蟹，弄不好还要被螃蟹夹着手指头不放甩都甩不开；还可以用纱网去捞虾子、用蚯蚓去钓鱼，每天我们都有不错的收获，经常有鲜味打牙祭。在几座山腰中间，有一条很宽阔的大河，听母亲说是七十年代修造的，叫茶安灌渠。它的总灌溉面积已经涉及到两个县的农田，水深有3米多，很急，看起来真有些胆怯；每年从3月份到9月份半年时间灌溉，是两个临县的救命河，在灌溉期间，家乡的水利条件相当富有，包括江里、井里、渠道里，甚至屋前屋后都会有小桥流水、潺潺有声。大河的脚下有一口很古老的水井，一年四季都会有水，只要在大河通水的时候才会满满地溢出来，那里的水质相当不错，在六月双抢季节，不管气温有多么得酷热，但井里的水总是冰凉透骨，方围很多做农活的人只要累了渴了就要到那里喝上几大勺才会罢休；每当在收工的时候几乎各家各户要用水瓶去打水，再提回家当凉开水喝；到了晚上收工后各家各户都会去那里挑水，自己家的井水都不去用，每个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人挑着大小不同的水桶在那些弯曲的田埂上络绎不绝，桶儿勺儿发出叮儿当儿的响声，就像山村的夜曲一样。在外面打工那么多年，我还从没喝过这么酣甜的清水，完全可以和怡宝水一样相提并论。那时候村里的田地很少，每个人口只有七分多，而且是一年比一年少，原因是不知道怎么原因，村里新出生的小孩中，男孩和女孩的比例几乎达到十比一。因此每户人家的田一年下来刚好能保口粮，扣除上缴地留税收后几乎没有可以卖的，早些年没有人到外面去挣钱，一家人就守着为几亩薄田，土地也没有多少，因此只得另外去拓荒，所以那时候田里、土里全被伺候得规规矩矩，随着季节的交替没有一点空闲时间，而且只要有一块巴掌那么大的空地都要被锄头开荒出来，再种些农作物，因此荒地也很少，包括山上的杂草也没有这么茂盛，站在田耕上一眼望过去，到处都是农作物，一片绿油油的景象。要是到了秋天，稻谷黄了，被风吹得一浪一浪往前赶，就像一幅很美丽的画卷一般，让看了还有犹如梦境；秋收过后，家家户户又把农田翻耕种上油菜，待第二年春天到来时，油菜花已经金黄金黄的非常鲜艳了，在这个时候会有很多成双成对的年青人赶时间在那里合影留念、嬉戏、游玩，那种场面真的令人神往、流连忘返。到了冬天也经常会下雪，到处粉装玉彻、金莹剔透、白茫茫的一片，那时候我们很多的同龄人喜欢拿着木棍到山上去捉野兔、抓山鸡，还可以堆雪人、打雪仗、滑雪、溜冰，有时候去那老屋的屋檐下摘冰溜子吃，不管气温有多低都不觉得冷。母亲还告诉我，家里的老屋倒了，所有的砖、瓦和木梁都毁了，太浪费了，要是提前拆了该有多好，最少不会有这么多的损失。老屋在现住的房子后面两排，是在三十年代时祖父花钱从别人手里买来的，一共有五间，还有一个和邻居共用的堂屋。那时候，一户人家有这么多的房屋还算是富裕人家，而且用的砖近有一半以上是青砖，其它是土砖，楼上的树梁也很齐全，包括楼面都全部用木板铺好，还有3间房的墙壁都是用石灰粉刷过的，在老屋我生活了五年时间。老屋有两个小门进去，一个是前门，一个是后门，里面的门全部是通的，从第一间可以直接走到最里面那间，每间房里面都有一个很高的门槛儿。我的祖父、爷爷和母亲都是裁缝，后来在母亲手上时因为家务事太多，她就放弃了这门手艺。但小时候我们兄弟的衣服全部是母亲自己做的，她都是在每年快过年的最后几天才将买来布料为我们兄弟们赶做衣服，而且每天晚上都很晚才睡觉。我们兄弟们也很兴奋，像监视品质似的陪同在母亲身旁，只要衣服一做好，母亲就马上给我们试穿，并在一旁说些吉利的话，父亲也在一旁称赞。衣服试完后得马上脱下来交给母亲叠好，收在衣柜里面，要等到大年初一才拿给我们穿。因此我们每年都是盼望着新年早些到来，可以穿新衣服。记忆中母亲为我做的衣服最少，因为家里三兄弟我最小，一般都是在穿二哥穿过的衣服，二哥再穿大哥穿过的衣服，但那时候我也感到很满足，因为一直以来我都很羡慕哥哥他们的新衣服，还盼望着自己快些长高长大，可以接着穿哥哥们的衣服。再后来那间做衣服的屋子租给了一位叔叔开药店，药店搬走以后又租给了一位年纪与母亲相仿的阿姨做衣服。那时候那位阿姨有一台银白色的录音机，可以放一盒一盒的磁带，记忆中在此之前我还没有见过这么先进的电器，有的也只是那种很小的收音机。那位阿姨每天把录音机声音放得很大，音质效果也很好，非常动听，在外面老远都能听得见，每次在我要离开老屋去外面玩耍的时候，一边走我就要一边故意侧耳倾听录音机的声音到底能传多远，心中并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我们兄弟都感到新鲜、好奇，每天像看电视一样盯着录音机不放，就连吃饭也是一样。记忆最深刻的歌曲是林翠萍和刘欢的歌，有《故乡》、《黄土高坡》、《渴望》、《少年壮志不言愁》，尤其是林翠萍的唱歌特色，尾音都必须拖得很长，我也很喜欢去模仿。这些年中央电视台出台了一个《流金岁月》的节目，经常就有唱到这些很老的歌曲，我特别喜欢看，因为歌声每次都会把我带到遥远的童年记忆深处。老屋的后门有一块很小的空地，不到二十平方米，就像一个坪一样，虽然没有用石灰铺好，但很平整，很干净。夏天我们全家吃完饭后就在那里乘凉，听母亲讲《嫦娥奔月》、《木桂英挂帅》、《牛郎织女》、《白毛女》、《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还有母亲自己的故事。但让我最爱听、最难忘的还是母亲自己的故事。母亲自己的故事很长、很多，好像总是讲不完一样，我们兄弟都是她的忠实听众，每次都是趴在她旁边一声不吭、洗耳恭听。母亲所讲的故事都是她自己亲身经历的，很真实。从她刚出生不到两岁时，奶奶嫌贫爱富，甩掉了爷爷抛弃了她，和邻县的一位村支书记结婚；再从小跟着爷爷在外面做衣服四处流浪，没有固定的地方，这里一年那里半载的；六岁时，一个人走几十里山路到别的村里帮爷爷收欠债；十几岁就开始与生产队做集体活挣工分，没有亲人也没有兄弟姐妹，在村里被别人欺负；再到入党参加村委会工作和父亲结婚一直到生了我们三兄弟。一路走来母亲是很艰辛的，也是很可怜的。母亲都是一边讲一边叹息，有时还会伤心流泪，我们兄弟听了心里也挺难受，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到母亲当时的苦难和凄惨的命运，一直以来让她感到了太多的孤独和悲伤，我的祖父也只有爷爷一个人，爷爷也只有母亲一个人，三代单传，没有一个亲人。母亲从小就缺泛母爱。当年奶奶离开她的时候把她也带走了，后来不久，母亲水土不服生病严重，奶奶不敢带在身边，就又把母亲送回给爷爷。从此母亲和爷爷相依为命，过着清贫、孤独的父女生活。听母亲讲爷爷年青的时候是在邻县公社唱花鼓戏的，而且还是有名的花旦演员。因为爷爷自身就有他的天赋，他身材很匀称、苗条、单薄、瓜子脸、长相也很像女人，皮肤白晰很嫩，而且总是留着长发梳成两条辫子刚好搭在两个肩膀上面，因此在化装时也不要花太多的功夫，还可以用女声唱戏，一般不知情的人总以为他是女人。爷爷随着戏班一年四季都在外面赶场，很少时间在家里，因此只能把年幼的母亲寄托在对面山里只能沾一点亲戚边的人家，一年下来也只有那么几回时间匆匆回家看看就走。在那些年代，对于爷爷来说是他事业的高峰时期，也有很多人劝爷爷再婚，可爷爷一直没有同意，因为爷爷的性格太固执，主要是太坚强、有骨气了。也许是奶奶的背叛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他坚信自己一个大男人也能把母亲养大成人。曾经有省城的大戏剧团来请爷爷去唱戏，而且还可以连同母亲的户口一起转走，但因为爷爷舍不得家里的那幢老屋，还有自己花钱在前面村口买下的一个大菜园子，就一直没有答应。后来那个菜园子就建成了我们家现住的房子。几年后随着电器化的慢慢流行，地方唱戏这门职业就慢慢被淡化了，因此爷爷也失业在家没有工作。那时候村里是集体制生产队，吃大锅饭，所有的劳动力必须要去和生产队一起搞生产。男丁每天十分工，女丁每天逄八分，未成年小孩每天算五分，得一天从早到晚随着全村的人一起出去再一起回来，而且还很卖力，不能偷半点懒，完成规定的任务后才可以散工，否则还要扣工分或受到处分。那时候什么都公有集体制，个人家庭根本没有任何财产，待一年年终到了，再将全村全年的总收入除以全村全年的总工分，就是每工分多少钱，再乘以每个人一年的总工分就是这一个人在这一年里挣到的工钱，因此每个人都很自觉，而且还额外做些其它事情多挣些工分。爷爷以前一直都在唱戏，几乎从来没有做过农活，也什么都不会，更是吃不了这种苦，那时母亲又小又没有其它亲人，因此对于生产队的工分是无法挣到的。幸好爷爷还有一门做衣服的手艺，那时候全公社只要是有技术手艺的人，也是安排四处调动，全公社有多少个村就将这些人一一轮流分配在各个村里去做工，挣到的钱也不能归个人，也是按工分计算。爷爷只能带着母亲一年四季在各个村里辗转不停，这里三个月，那里半年，也从来不回家，只是每年过年时才会回来，母亲到了上学的年龄时也只得在当地村里的学校读书，只要爷爷调去别的村做工时，母亲又得转学，又得重新从头开始，就连小学一年级启蒙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学校。就这样母亲一年四季跟着爷爷在外面漂泊、流浪，孤苦伶仃、有家难归、吃着百家饭长大。爷爷后来得了哮喘病，身体也很虚弱，期间也不能停止做工，而且一天都不能耽搁。每次要换村的时候都是做完了当天的事情后连夜急急忙忙收拾行装，第二天一大早先让母亲挑着送到要去的那个村里。那时候母亲才6岁，既不认识路，也不知道送到哪家，都是一路走一路问，一个人经常翻过几座山，把行李送到主人家时，主人家还未起床开门。爷爷再是跟在后面，挑些简单的行李，按时赶到主人家做工。母亲12岁时就开始和集体生产队一起挣工分，也只是从小受到了太多的影响，后来慢慢地培养了一种坚韧不拔、正直、勇敢、坚强的性格。母亲在生产队做工时，从来不会输给别人，别人能够做到的，她也能做到；别人会的，她也会；别人能够吃的苦，她也能吃。因为她自己没有兄弟姐妹，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负和排斥，但她从来都不会萎缩或让步；只要自己有理，哪怕是拼了命也要讨回公道；在外面不管受了多少委屈，都不会轻易掉一滴眼泪；也不会去巴结、讨好别人。因为母亲工作出色、上进心强、富有正义感，在1971年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村委会里担任妇女主任一职，那时母亲才刚满20岁。十八年以来，母亲和她的生母一直都没有往来过，主要是爷爷太固执，他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母亲要好好记住，因为爷爷确实已经吃了称砣——铁了心，母亲也不是那种没有主见的人，她心里也一直深深地记恨着这件事情，十八年都过去了，还有什么值得去相认和拥有。奶奶嫌贫爱富离开后，嫁给了邻县的一位村支部书记，那时候有权有势的人是很吃香，但也属于二婚，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那里生儿育女共五个，一直以来也没有和母亲有过往来，只是认识，都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因此都很陌生，见了面都会叫母亲姐，可是没有一点感情。母亲和父亲认识是在1972年。父亲是邻近公社的，靠近镇里，当年是青年下放到农村山区开荒、种树，父亲当时是他们村的带队人。也只是因为那时候母亲家房子多人少，因此父亲他们那帮人刚好就住在母亲家了，后来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就不太清楚了。父亲的身世和母亲差不多一样可怜。父亲的父亲在他刚满9岁时就离开了人世，后来父亲随着奶奶改嫁到本村的彭家。在彭家奶奶又生了三男一女共四人，父亲最大和其他兄妹都是异父同母。在继父的眼里父亲永远是外人，是他的奴隶和发泄的工具。父亲小时候也受尽了虐待和委屈，因此他经常躲在大伯家过日子，直到成年后自己能够挣钱养活自己后，才在那个所谓的家里抬头做人。我想也许是父亲和母亲有着相同的身世背景，老天才这样故意安排他们走到了一起。一个是没有父爱和母亲朝夕相处，一个是没有母爱和父亲相依为命，如今把他们俩安排走到一起也许就是真正的天意。母亲和父亲刚恋爱不久，第二年父亲就当兵去了。父亲一去就是三年时间，在广东省珠海市的一个边防部队担任了一名炮兵战士，坚守在祖国的边疆。母亲则在家里不但要在村委会参加一些活动，还得继续在生产队做工、照顾爷爷。母亲说那时候她最喜欢听董文华的《十五的月亮》，后来我还经常听到母亲在做衣服的时候也会唱唱。父亲退伍回来以后，因为文化太低没有被分配工作， 1975年和母亲结婚了，第二年便生下了大哥。因为父亲家里兄弟太多，房子又少，再加上爷爷一直以来对他有偏见，在父亲当兵的时候就已经将仅有的几间土房子分配了，父亲却一间都没有。父亲当时相当气愤，一生气之下差点就要去把爷爷给收拾了，后来看在奶奶的份上只好认命，从此父亲就在母亲家这边生活。大哥小时候是爷爷带着，为的是让父亲和母亲可以天天去做工。爷爷年青时一直以来都是从事职业生涯，在外走南闯北，见识和交往很广泛；在家时又喜欢帮助穷人，他每天喜欢用一些小米煮很多米汤，又在屋子里故意多铺些床，为的就是能救济那些在外面谋生的人，只要是远道而来的江湖郎中、算命先生、风水先生路过时，他都是很热情地接待他们，并留在家里歇脚过夜，据说双目失明的算命先生最多。爷爷从来不会嫌弃他们，反而更加地真心款待，管吃管住，不收他们一分钱。只要是爷爷接待过的人对他都很感激，说爷爷是个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但又不知如何答谢，因此很多人都很乐意、自愿地把自己的看家本领传授给爷爷。慢慢地爷爷对算命看相有着一定的掌握，也很喜欢去研究，再根据不同人的指点、反复琢磨、推理，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因此在家带着大哥时，他总是喜欢给大哥算命。爷爷每天在家带着大哥也很无聊，就总是不停把大哥的生辰八字左算右算。有好几次母亲提前收工回到家时看见爷爷抱着大哥在哭泣，母亲便好奇地去问他，爷爷说大哥命中注定会有出息，不会在家里务农，长大读书必定会吃国家粮，只可惜他自己命中注定寿命有限，等不到那一天 ，也看不到了，所以他自己在婉惜自己，想起来就哭得很伤心。父亲就经常当着爷爷的面讲他不该这样，说大哥还这么小，以后的事情会怎样谁都不知道，不要随便下结论。爷爷一点都不服输，他说他已经把大哥的生辰八字琢磨得精精细细，绝对不会有半点闪失，他还说母亲的第二胎、第三胎都会是生男孩，如果政策允许的话，连续五胎都会生男孩。父亲不再想和他争辩，也不知道爷爷算命能有什么样的根据。大哥未满三岁时，爷爷去世了，母亲是最悲痛的，因为爷爷就是她一生最亲最爱的人，从小她就没有母爱，没有其他任何亲人，爷爷是她的唯一。如今当她拥有了父亲和大哥，爷爷可以享清福时他又撒手人寰，更何况当时母亲怀着二哥快八个月了。爷爷在死前的一个晚上把母亲叫到自己的床前，撑住最后的几口气，告诉了母亲关于他和奶奶的一切，千叮嘱万嘱咐在他死后，不得和奶奶相认，更不得有任何人情上的来往，否则的话他会死不瞑目。这也是爷爷临终前留给母亲唯一的遗嘱，也是最让母亲意想不到的。母亲将爷爷的遗言铭记在心，并在爷爷面前再三保证，抱着就要离去的爷爷哭得肝肠寸断。也许有些东西选错了一次就选错了一生，有些东西恨了一次就恨了一辈子。我真的到现在还没有想通爷爷为何这么恨奶奶，而且恨得那么深，在临死的时候都没有忘记，可见爷爷当时受到了怎样的伤害，后来村里人送给了爷爷一句精典名言：“结下君子仇，六十年不回头”。爷爷死后第二天，母亲一直还陷入了悲痛之中，整个人精神很恍惚，加上没有任何的亲人和兄弟姐妹帮忙打理，何况母亲还怀着二哥，家里的事情也没有人去安排调理，到处乱的像一团糟。邻居很多长辈建议派人去把奶奶请回来主理家务，并还有一些舅舅、姨妈可以过来帮忙。母亲拼命反对阻拦，她说爷爷尸骨未寒，扶起来还可以说话，前一天的遗言还刚刚讲完，今天就要反悔，不要说自己不会原谅自己，就连爷爷不但死不瞑目，还会阴魂不散。爷爷出殡的那天，只有父亲、母亲、大哥三人披麻戴孝去送别，其他没有任何亲人，我可以想象到那种凄凉、悲惨、孤独的场面，完全是一场不像葬礼的葬礼。二哥的出生打破了母亲家连续三代单传的历史。随人口的增加，每年需求的口粮也要的越多，父母既要带好两个孩子，又想挣到所有的工分，因此经常要把大哥和二哥带到他们做工的地方。当时大哥刚满三岁，也抱不了二哥，母亲只得先用一些稻草在田岸上堆成一个小窝窝，再用衣服把二哥包好放在里面，自己就去做工，让大哥在旁边寸步不离地看着，这就是襁褓中的二哥。后来母亲还说二哥那时候很乖，只要喂饱了睡在那里半天吭不吭一声。二哥快满一岁时会动会爬，还在学走，母亲实在没有足够的时间带他，对于两个孩子又实在不放心，后来只得寄托在父亲的老家由奶奶带，为的也只是想多挣些工分。听母亲说二哥白天和大哥玩得很开心，只要到了晚上睡觉时就一直哭个不停，谁都哄不住，什么也不吃，到处在找母亲，听母亲的声音，因为在家时每时每刻和母亲在一起，晚上睡觉也是一样。我想这就是我们家乡的一句土话，叫做“日落鸡上宿，天黑伢找娘”。在我出生的那天早上，狂风暴雨、雷电交加、就差没有山洪暴发。父亲一大早就去了邻村准备买些新鲜猪肉给母亲补充营养，人还没有回来，我就在母亲的肚子里抢着要出来。那时母亲一个人在家，两位哥哥也还在奶奶家，没有一个亲人在母亲的身边，后来被邻居的一位婆婆发现后赶紧去找回了父亲。父亲回来后母亲已经在床上折腾得死去活来，父亲赶紧冒着倾盆大雨，顶着狂风暴雨跑到几里远的山外请回接生婆。就这样我来到了这个人间，后来母亲说我长大了肯定脾气很大，因为一生出的时候哭声也很大，就像外面刮风、下雨、打雷一样响。也就是在那一年开始，集体生产制解体了，所有的田地和公有财产全部按人口分配到各人。从此以后，各家的收入全归自己所有，母亲说我很幸运。那时候计划生育刚开始实施，我在家兄弟排行最小，已经属于超生对象，不但罚了两百块钱，还不能算人口分田地，要到满十五岁以后。因此我只能靠着父亲和母亲白吃了家里十五年的“黑粮”，那时父亲还经常逗我是在吃国家粮。虽然集体制生产已经解体为私有制了，可父母亲总是那么地忙碌。家里一共3个小孩子，最大也只有6岁，母亲只得把3岁的二哥仍然放在奶奶家让奶奶照顾，让大哥就在家里带我。刚刚能够坐稳的我，每天都和大哥在一起，有时大哥抱我抱累了，母亲就用一根布背带把我捆背在大哥的背上；大哥背累了，就找个矮凳子坐坐。母亲说当时大哥的年纪太小，个子也不是很高，经常把背带在他身上捆了几圈还是太长，经常掉在地上拖着走。后来母亲说大哥很能吃苦，整天整天背着我都不会喊一声累，还说大哥当时为她们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再大些我和二哥就在奶奶家里。母亲这样安排是让二哥顺便照顾我，把大哥留在家里帮她做些家务事情。记忆中我天天和二哥还有大叔家的女儿在一起玩耍，奶奶的家门前有一条马路，一天到晚都有很多三个轮子的车辆来来往往，奶奶很担心我们，天天盯着我们不放。一旦家里农活少了，母亲就会接我们回家。在我未满3岁的时候，奶奶就死了，患了高血压病，治了很久也治不好，那时候我清楚地记得父亲连续近半个月没有回过家，一直在医院陪同着奶奶。奶奶死后的第二天上午，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弟去了奶奶家，还没有走进屋母亲就在失声痛哭，我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只看见奶奶躺在床上，面目很端祥，屋子里坐着父亲还有几位叔叔，和那位爷爷，他们没有一个人吭声，脸上都是很悲痛的表情，紧接着就是大哥和二哥在房间里哭泣。而我还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哭。因为每次从家里到奶奶家里时，我心里特别高兴，在路上都是一蹦一跳。这次也不例外，只看到奶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还以为她在睡觉，只感觉奶奶当时没有像从前一样的热情，只要我们一去那里她都会想方设法地找些吃的给我们，而现在大白天的她还在睡觉，觉得有些奇怪。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做死去的含义，也明白了当时母亲、大哥和二哥哭泣的原因。自从奶奶去世后我们就很少到奶奶家去玩，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那些所谓的叔叔和婶婶对父亲一直都不是很亲切，有的也只是敬而远之。也许他们认为和父亲并不是纯亲兄弟，也许是因为父亲已经离他们远的缘故。父亲也知道，在那个家里奶奶是她唯一最亲的人，现在奶奶不在了，他也再很少去过。后来每天只是在每年清明扫墓的时候，父亲才带我兄弟去一下。给爷爷和奶奶的坟墓除草添土、上香烧纸，我们兄弟跪成一排磕头作揖，父亲再在一边把煮熟的肉汁和米酒倒在坟前，算是对爷爷奶奶的一种拜祭。在我的记忆里，每次我们去扫墓的时候，爷爷奶奶的坟墓都是长着很高很密的茅草，父亲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刨草皮、重新整理，要将四周的茅草全部刨得光光的才会罢休。接着父亲再是带我们到叔叔家里坐一小会儿时间便就回家，平时都很少去。慢慢地对于那些亲戚也在淡化、陌生，似乎变得名存实亡，但是当年情形的记忆总是很清晰。从此我们三兄弟在父母的养育下慢慢长大，我们除了父母以外其他没有任何亲人。我可以看到全村家家户户每天都是老老小小、上上下下人丁一大堆，热热闹闹、川流不息，做什么都是像集体制一样，相互帮忙，相互照应，尤其是过年过节更是热闹非凡，确是让人有些羡慕。而我们家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兄弟小，做什么事情只有父母亲两个人，其他也没有任何人帮忙，父母就是生病了也是要去做农活，逢年过节家里面都是冷冷清清，没有任何亲戚来我家串门，我们也没有任何亲戚家可以去。因此记忆中，我的童年是孤独的。那时候家里很穷，在农村每年的收入相当低，一年下来唯一的收入就是稻谷、花生、黄豆，而且数量不多。每年留去种子和吃的外，其它也没有多少可以卖钱。加上全村的劳动力全部在家，就是想承包土地都没有机会，因此各家各户只能守候着自家的几亩薄地勉强度日维生。记忆中那时候父亲经常在外面挣钱，那时称“搞副业”，其实和现在打工是一样的。他都是联系一些当年的战友，也是在广东这边。那时候的广东还是相当贫穷，比起老家还不如。父亲虽然长年在外，一年到头来也没有挣到几个钱；母亲则一个人在家里种田种土，还要照顾好我们兄弟。父亲不在家的日子里，每年到了双抢季节，我们兄弟都要和母亲一起去外面做农活，为的是能够为母亲减轻一些负担；到阳春三月时，我们一起和母亲去山上砍柴，因此在老屋后门的小坪里，一年四季都堆积着成捆成捆的柴，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大哥和二哥相继读书了，家里的开支也就越大，母亲的农活就越忙碌了。她每天很早起床把饭菜做好就和父亲去外面做农活。到了太阳爬到山顶了才回家吃饭，而我每天都只能在家里做些家务。像洗衣、洗碗、扫地、晒谷子、扯猪草等，到了半晌午时再给父母送开水，到了中午的时候又要去菜园里拣菜回家做饭。尽管父母每天都在不停地劳作、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可是每个学期哥哥们的十几块钱学费都不能一次性缴齐，因为母亲是村委会干部有面子，每次都是她去找学校领导赊账，再慢慢还清。大哥和二哥都很懂事，每天下午只要一放学丢下书包就去帮父母亲一起去做农活，一点也不会偷懒；每逢放假天就去山上砍柴，经常砍的柴太重挑不回来，先让一个人回家叫父亲去挑；到了暑假或寒假期间，就和父母一起去做农活，再苦再累也得坚持。父亲的性格相当暴燥，对我们兄弟的管教相当严格。他经常因为一些事情对我们发脾气，还经常要用木条子抽我们，这当然是我们犯了错的时候；尤其是大哥几乎是经常挨骂的对象，因为他是老大，有时候我和二哥的错他也有责任，每次父亲对他都是恶言相加，好像大哥不是他亲生的一样。因此我们三兄弟都很害怕父亲，处处做事都很小心翼翼，害怕犯错，有时候只要父亲的一个眼神，就足够把我们吓得魂飞魄散。因此从小我们就能培养出自觉、主动和积极的习惯。到如今母亲还在说当年父亲对我们三兄弟是有些太苛刻的严格要求。母亲也是一样，对我们兄弟要求也是相当严格，每次我们犯错时，她也会大声责骂我们，而且似乎源源不断，在短时间内难以平息，她都是一边责骂一边和我们讲道理。她最喜欢拿我们去和村里的同年人对比，都是在我们面前说别人有多么地勤快，多么地懂事，说我们比起别人不知道要差多远，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地有出息，我们该怎样去向他们学习。值到后来我才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她只是在拿别人的优点让我们去做榜样，故意让我们从小就养成一种低调、不傲慢的品德，更是在用别人的优点在激励着我们去努力、去超越。自1984年开始，父母亲就在屋背的山上用锄头挖黄泥、烧红砖，打算把老屋前面的菜园子建成新房子。从挖黄泥、烧红砖一直到挑砖到菜园子，几乎全部是父母亲两个人完成的。我们兄弟只能做些简单活，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再叫来了几位叔叔和村里的一些人帮下忙。但是整个一栋房子的红砖全部是父亲用肩膀从屋背山上挑下来的，一天到晚，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没有间歇过，一条杂草丛生的小路被父亲踩得油光可鉴。新房子是1987年建成的，因为没有钱，在建的中途停了一年时间。那天清晨天还刚刚亮，我们在母亲原先的计划下，各自搬好一些行李物品，跟在父亲的后面风风光光地搬进了新屋，从此我告别了老屋，在那里，我整整生活了五个春秋。后来老屋放满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楼上堆放了很多成捆成捆的稻草，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跟着母亲去老屋看看。住惯了新屋，总感觉老屋有些别扭，屋子很小、窗户、门也很小、楼面也是很矮，但不管怎样，每次都有一种很亲切、很温馨的感觉。母亲经常要去打扫一下卫生，把门窗打开通通风，而且每年在春季梅雨季节来临之前，都要请来砖匠师傅，将房顶的碎瓦重新清理过，再买些新瓦补齐，为的就是不能让雨水漏进房间里来。母亲一直都很相信家神，每逢初一和十五的一大清早，她都要在家里的神龛上、大门侧上、灶堂边上、坪正前方和房子的左侧面烧香，她说这样是在为家里祈福，祈求家神保佑家里平平安安。在老屋没有倒之前也没有停息过，一年四季都不会忘记，偶尔要出远门时，也要交待好我们。老屋履行了它的职责，几十以来不管春夏秋冬、不管严寒酷暑，都在为我家的四代人避风躲雨，从曾经的连续三代单传到如今的人丁兴旺。它见证了社会的进步、发展和人心的毒辣，以及爷爷和母亲的悲惨命运，一直到有了父亲和我们三兄弟的诞生。我想，曾经有多少回，母亲在这里以泪洗面；曾经有多少个宁静的夜晚，母亲在这里彻夜失眠；曾经有多少次，我们三兄弟抱在一起在后门的屋檐下避风躲雨，等候父母亲的归回。站在老屋的瓦砾堆上，不知道是谁拉开了我记忆的导火线，让我再一次回想起当初，老屋的每一处、每个角落都有着我童年的记忆，包括屋里的所有摆设都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不可磨灭的轮廓，但已经看不到它当年的风光和色彩了，如今只是一些砖头和瓦砾堆积如山，但老屋当年的面貌、亲切和温馨却永远都会藏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发现自己离老屋越来越远了，我为了自己的学业和生存长年在外省漂流不定、随波逐流，虽然每年都会回家，但是对于老屋的关怀和呵护却早已被淡忘，更忽视了它曾经对我的亲切和关爱，只知道自己在外面盲目的追求和无偿地拼搏。蓦然回首，我发现远离我的事物却越来越多，这里包括老屋、故乡、还有我的父母和兄弟。故乡的山在变化，水在变化，人也在不停地变化，到处让我感到萧条和陌生。很难再找到当年的生机和熟悉，它已经像一位年迈的母亲，用勤劳的双手培养自己的子女，用自己的双臂顶住一切外来的压力，就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女快乐、健康地成长，慢慢地将自己的青春容颜在不知疲倦中老去，而她的儿女长大成人之后，为了能将自己的母亲打扮得更加年轻、更加美丽，只能长年在外面不停地拼搏和追求。我时刻在想：十年前我很容易走出这个山村，却很难走进南方的那座城市；十年后的今天，我很容易走出南方的那座城市，却很难再走进故乡的山村，只因随着时间在不停地变化和人生的不断追求，人们总是将不应该忘记的东西淡忘掉了，不该离去的也已经离去了，不该老去的人也老了，故乡的一切都在渐渐离我远去，唯一能留下的只是我无限的伤感和无穷的思念，而这种伤感和思念在遥远的南方那座城市——东莞，是很无法感触到的……家乡的夜晚是很安静的，几乎没有半点声响，偶尔只有几声虫鸣给本来安静的夜再添几分清冷；躺在用稻草编织成垫的床上，盖着母亲亲手缝制的厚棉被，心中有一种真正的归宿感；暂且告别了喧哗的街市和灯火璀璨、加班加点和机器混合声音，似乎感觉到这就是在享受人生。隔壁房里不时地传来了母亲的几声咳嗽，接着又是父亲传来翻身的叹息声，这两种声音在我的耳边依然再熟悉不过，母亲的每一句咳嗽声都让我的心里产生颤抖。我知道母亲最近又在用一些冷水在做家务才会这样的，同时我也已经感觉到母亲真的已经老了，她也在一步一步地离我远去。母亲身材偏胖，体质也比较好，讲话声音像洪钟一样清脆，走起路来犹如一阵风。小时候，每次我和她在一起走路时总是要跑步才可以跟上她的步伐，在她挑着重担时速度却更快，就是跑都跟不上。也因为这样，在当时集体制时全村人一起挑稻谷去十里外的粮站交地留税，一个上午时间刚好每人挑一担，每担一百斤重，母亲则是每天上午挑两担，第二担刚好在粮站门口赶上人家第一担，在我们整个村里能和她一起的也只有另外一个男人可以做到。在家做农活时，动作相当利索，包括割稻子、拔苗插秧都是一样，经常在没有注意有时候，一下子就会超出我们很远。因此每次只要和她在一起做农活，我们兄弟都很乐意，也不会偷懒，信心十足。我曾经问过母亲她为什么能够做得这么快，母亲说当年家里没有人做农活，一个女人家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不容易，每天八分工钱是有人在监督的，只要自己做的比别人差距太大时，就会被扣工分，同样是在做事，同样的时间，自己没有理由挣的工分比别人低。我很理解母亲讲话的意思，也许这是一个人的习惯久了就成了自然，也很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当初的那个年代。记忆里，母亲也经常会生病，都是感冒，每次都很严重，而且还会咳嗽，因为母亲很容易出汗，尤其是在夏天，每天我都看见母亲的衣服都是湿透的，她性子很急，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恨不得马上一口气完成。因此父亲也经常责骂她，说她好像总是在像集体生产制一样挣工分，而母亲不管那么多，仍然总是催促，也从来不歇一歇；到了中午回家了，我们全部在午休时，母亲则要做饭、洗衣、晒谷子；晚上回家后，我们洗完澡后她还要做晚饭或者用风车吹谷子，一天到晚几乎不会闲置；晚上我们在看电视时，她又在收拾厨房，才去洗衣、洗澡睡觉。也许是每天出汗太多还是太劳累，母亲很容易感冒，而且很严重，每次又舍不得花钱去打针吃药，都是自己去找些土偏方熬水喝，实在不行时就自己用自己的食指和中指沾些凉水在脖子的周围掐痧，直到掐得通红才放手。我知道这只是农村的一种自诊方式，虽然都是土方法，但每次都还管用，只是没有打针吃药那么起效快，过个三五天感冒也可以痊愈。为了她这样做也以常受到父亲的责骂，但不管怎样去劝她都是无济于事。那时候搬进新屋不久，父亲仍然在外做临工，到邻近的县城修水库、建大坝、搞建筑工或者与人合伙下乡收废品，无本经营，什么都做，母亲则在家里种田、种地、再养些家畜。因为建新屋时欠了债，再加上大哥和二哥都在念书，家里几乎是穷得揭不开锅，每年到了快秋收的季节时，总是青黄不接。原因是每年母亲只刚好留下口粮，其它的稻谷早已经卖给谷贩子，换来的钱用来还债、交学费。在中途又因增加一些开支没钱时，就只能将仅有口粮再卖掉些，因此造成这种青黄不接的局面。但每次都是母亲想办法，到山那边的熟人家去借谷子，因为那里人口少田地较多。待自家的稻谷收割时母亲则第一时间去归还，再带着满腹的感激和千恩万谢。农村终究是农村，似乎很难改变这种贫穷、落后的局面，如果真的只能靠节约、省吃俭用、贬卖口粮来赖以生存的话，那么只能永远贫穷下去。父亲在外面的时间较多，见识也很宽广，因此他已经想到了一些商业线索。打算在家里准备养猪、养牛、养鸭子；母亲一直见识短陋，很支持，但是总体条件是不想用钱投资，也不敢冒任何风险，在她的眼里总是想赚无本利生意，因为她总是把金钱看得太重。那时候家里养了一头母猪，一年可以生几窝猪崽，一头母牛，一年可以生一头小牛，但是每次生的猪崽母亲都舍不得让它们吃些细粮，因此长得也相当慢，本来可以三个月可以出栏，偏偏长到五个月还是出不了栏，每次出售时价钱大打折扣。后来家里又养了鸭子，一次养几百只，刚买回来时是才孵化出来的，放在家里养上几天后，全部是黄黄的，非常可爱，再慢慢地放在门前的池塘里去喂养，每天父亲早出晚归，白天要去送些米饭给鸭子吃，晚上回家后再一只一只地抓进圈里，而且还要清点数量，当然这个差事只能交给我去办，因为那些小鸭子实在太可爱，毛茸茸的，每次我都是抓着爱不释手，父亲又在一边责骂。再过几个月鸭子长大了能吃谷子了，也快要下蛋了，每天都要太多的谷子去喂养，因此母亲又心疼了，每次都是在这个时期又将所有的鸭子出售掉，父亲说这样都是帮别人在养一样。随着大哥和二哥的学费一年比一年要高，所有的物价也是一年比一年在增长，父母亲一年四季在家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农活、省吃俭用、都不能够支付不起学费。记得那些年是家中最惨淡的日子，银行的欠债一年比一年多，每年过年家里买的年货也相当少，就连猪肉都只能买那么一点点；全家人的衣服都是全部穿旧的，时间一长就连整个人的性格都变得很寡郁了，尤其是父亲，变得越来越严肃，脾气也越来越暴燥。经常为了一些小事情就在家里大发雷霆，母亲也不甘示弱，也经常和父亲唇枪舌剑、毫不相让，每次在这个时候家里的气愤相当沉闷，我们三兄弟谁都不敢吱一声，任凭他们去发泄，只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结束。记忆中，我的童年也是在父母的吵闹中度过的。大哥和二哥很懂事，他们什么都会做，我家没有姐妹，像洗衣、做饭、扫地、挑水的家务事情母亲都可以不用操心，放假的时候也从不去贪玩，从小学到初中，大哥的学习成绩相当好，随着学历的增高，离家也越来越远，一个星期也只回家一次，二哥小学五年级毕业就辍学了，和父亲做了一年农活后也去衡阳做些杂工，因此我们三兄弟就很少在一起了。大哥是在1996年考上了中专，国家包分配工作，属于正式的吃国家粮了，这是我家的一件大喜事。那时候考中专很吃香，初中三年毕业考上了中专，就意味着摆脱务农的命运。我们整个村里都沸腾了，因为在我们这座山村里几代以来，还从未有过一个读书吃国家粮的人才。每个家庭都很贫穷，都舍不得去供孩子去念书，几乎都是小学毕业就在家务农了，对读书没有多大兴趣，说是在浪费钱，父母亲不一样，只要我们兄弟成绩好，愿意读，再没有钱都要想办法让我读下去。大哥考上了中专，父母有喜有愁。大哥的专业是四年时间，在湖南长沙，学费较高。每年的学费近三千多元，除伙食、零用外，一年下来得近四千多元，对于当时来讲这是家里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加上我也在读初中，因此家里经济压力相当大。那时候父亲快五十岁了，为了能挣些钱供我和大哥读书，每年在双抢过后他和村里的年青人到广东韶关市马坝镇搞建筑做小工。 快到过年时才回家，每年只能挣得八百到千元的工资，父亲也似乎很满足，后来就长年在外打工；二哥又跟着熟人到广东台山打工，一年下来也有没多少积蓄，原因为工厂效益不好，男孩子没文化没技术也不敢随便转厂；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我在学校寄宿，一个星期回家一次；母亲每天起早贪黑，一个人忙完外面又要忙家里，又舍不得吃些营养，因此母亲消瘦得很快，尤其是在收割稻谷的时期更是忙不过来，每天只能硬撑。慢慢地母亲身子变得很单薄、憔悴、更有些弱不禁风。因为我患有严重性关节炎病，在读书的时候也经常会复发，因此在放假的时间，我也不能帮母亲很大的忙，只能在家里做些家务活。母亲很理解我，也感到很欣慰，对我除了无微不致的关心，更是精神的支持和鼓励。我们经常会收到父亲、大哥、二哥的来信，每次我和母亲都很激动。每次在我拆信的时候，母亲总不会在我的身边，她故意去厨房做些什么事情。待我看完信后，她才问我信里说了些什么，其实母亲她不是不识字，像她的文化水平也不会比我一个初中生低，我当时也没有在意母亲不看信的原因。后来每当晚上我快入睡的时候，隔着房门似乎听到母亲在抽搐着哭泣的声音，出于好奇，我推开房门看见母亲将父亲和哥哥的来信放在床头上在读，而且是边看边哭，哭得很伤心，也似乎哭得很幸福。我知道母亲哭了的原因，也知道了她为什么当时不去看信，只因为每封信里都有太多的辛酸和真诚。也许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词语都让母亲很受感动、纠心。因为以前一家人总在一起生活时，一切都很平常，如今离开了让距离产生了美丽；有时候语言只过于平淡，只能把尊敬和孝顺藏在心底，如今他们的来信都是用最真诚的文字来表达内心倾诉，每一句话都已经深深地打动了母亲，让母亲感到自己的心灵在颤抖。在母亲的泪眼中，我似乎已经看到了她和父亲那悲惨的童年，在我模糊的视线里慢慢地回忆着父亲和哥哥的来信，信中的每一句话让我很难忘记，并在心里再默默地、一遍一遍地将他们读懂。父亲年纪大了，体力也明显下降，一个人长年在外搞建筑做小工也吃不太消，我们全家人也不放心，因此只能在家里种田，每年除去自己家的几亩田外，还要到邻村去承包田地，一共算起来有十几亩。记得那时二哥在广东台山打工，大哥在长沙读书，家中只有我和父母亲，我读寄学，每年春耕农忙的时候，我就要和父母亲下田干农活；在六月双抢季节，我和大哥都会放暑假，近一个月我们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间，都是双抢一完成把谷子卖完后我和大哥的开学时间就到了。父亲在家时也不会过得轻松，除了要打理这些稻田外，还会和村里的人去其它地方承包手工造砖，是一项非常辛苦的体力活。每年都是刚双抢过后，太阳最毒辣的时候，很多人利用天时恰当造砖烧红砖，因为这个时期温度高，砖容易干，而且雨天较少。父亲他们要在主人的安排下在一座黄泥的山坡上先挖泥坑、挑水、再将黄泥全部搅拌湿透。用很古老的砖框完全用手工一只一只将黄泥做成砖坯子，再一排一排摆放整齐。每天一大清早他们就要去做工，到中午十二点以后回来吃饭，吃完饭再去做工，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会回家。我曾经去过工地看过父亲做工，他们相当忙碌，相当卖命，在他们的工地旁边用一些干稻草支撑起一个简单的半边帐篷，旁边放在一壶茶水和几个杯子，父亲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天到晚手不停脚不歇地工作。当时的太阳光相当强烈，温度也相当高，平常我坐在家里吹着风扇都感觉很热。我完全可以感受到父亲他们的处境，他们全身湿透，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穿着背心和大短裤，肩膀和四肢每天被烤得通红，时间一长，就会脱皮、结疙瘩。每天晚上看着疲惫不堪的父亲一进门就靠在睡椅上一动不动，我的心里像用油在煎一样地难受，每当在这个时候，我就会帮父亲倒杯开水，接着打好洗澡水，拿好毛巾和换洗衣的衣物送到洗澡房，再到厨房将饭菜打好等待他一起吃晚饭。在我初中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父亲和本村的一些熟人到靠近县城的一个石头厂做工。石头厂在一座很远的山脚下，没有通电，住的也是一些很简陋的土帐篷，生活条件相当差。那些石头都是青石，都是装满一辆辆大卡车送到水泥厂去生产水泥。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先进的机器，先是用雷管炸药把整块整块的大青石炸碎，再是全部靠人工用双手把那些石头搬上车放好，直到把车厢装满堆得高高的。南方的六月天，气温相当高，太阳几乎是从早上一直晒到天黑，不要说是那些大块大块的青石，就连地面都被晒得像火烤一样的烫。父亲他们一天从早到晚都是用双手抱着那些大小不同的青石在手里，从不同的方向搬上卡车，有时候太重了就两个人抬一块，或是挺在肚子上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全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又被太阳烤干，还可以在他们的衣服上面看到一层白白的像细盐一样的物体。那时候正是暑假，大哥去石头厂看过父亲一次，大哥回来后,整个人都变得很低沉、寡默不言，整个暑假都没有看到他的笑容，表情很严肃，每天只是不辞辛苦地拼命劳作，从他的内心早已把对父亲的愧疚表现得很透彻，只是不想用语言表达出来。直到后来才听他说父亲当时不是在工作，而是在拿自己的命在拼，那种场面完全是和电视里面看到的奴隶社会奴隶工一样，只是没有奴隶主拿着鞭子在抽，这里完全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父亲的体力似乎一年大不如一年，这完全由于长期的劳作和营养不良所造成的，也很容易感冒生病。他也和母亲一样，生病了也不肯去花钱打针吃药，经常一拖再拖。在他们眼里，任何一分钱对于他们来讲都要比自己的生命宝贵。记忆里，太多这样的场面，让我感慨良深，很多次只能偷偷地哭泣，并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不管今后怎样，都要好好对待他们。1997年6月份刚忙完双抢后，家里的天气异常炎热，母亲那天上午洗完衣服回来在门前的街上看到了有人在招工，是东莞厚街的一家叫钜熙的鞋厂，而且年龄和各方面条件也放宽很多。母亲当时已经四十多岁了，她处于好奇，也上去打听情况，没想到招工的人说像她这样的年纪也可以去，母亲当时欣喜若狂，一个劲儿地跑到家里像传报什么喜讯一样，说她要去东莞进厂打工。当时父亲、大哥和我都像傻了一样，简值不敢相信母亲在说什么，真以为她在开玩笑，也没有去搭理她。而母亲每天都很兴奋，信心十足，她总是和父亲拿打工和种田作比较，比劳动量、比工作时间、比收入，总是有足够的理由来证明打工是比种田要合算得多。父亲只是在皮笑肉不笑地故意打击母亲的自信心，因为他知道在外面打工的苦处，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他很清楚，母亲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不了解在外面打工有多么得艰难和无奈，更何况她的年纪已经偏大，对于进厂打工不一定能够吃得消，就连能否进厂都是个问题，广东有那么多失业的人，偏偏会有人跑到这样的山村里招工，是个骗局也说不定。母亲做事很谨慎，她也很害怕上当受骗，但是她知道来招工的人就是邻村的人，家住在哪里也很清楚，而且一起去的人还很多，和她年龄差不多的人也有好几个。母亲连续几天都要跑到那位招工人的家里了解情况，再对父亲软硬相施后才做出了最后的决定。父亲也没有办法再去阻止母亲去东莞打工，因为他对母亲的性格相当了解，只要是母亲下定决心要去做的事情，谁都不能再让她改变主意，这就是所说的“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达目的不罢休”，否则她会在父亲的面前唠叨一辈子，因此父亲也只能无奈地同意了。那天逢集，母亲和父亲很早就挑着一担刚收割晒干不久刚的花生，到十里外的集市卖掉的钱刚好凑齐了交给招工人的所有费用，并约好了出发的时间。母亲回到家里后就忙着收拾自己的行李，打开那古老的衣柜一件一件地收拾。母亲的衣物很少，全都是很多年有的旧衣物，根本找不出一件像样的来。她在不停地收拾着，父亲、大哥和我都站在旁边呆呆的看着她。母亲似乎心情很好，但特意不看着我们，我只道她那是在对我们表面的敷衍，其实我已经看出她内心的忧伤；父亲讲话的声音很低沉，叫母亲多带些冬天的衣物并帮她装好袋子，眼睛似乎有些发红，只是脸上强装着笑容，其实我知道父亲的内心已经相当地痛楚；我和大哥心里更是无比难受，心中有千万个说不出的不愿意，但是又没有勇气说出口。因为我们知道母亲的所作所为都是在为了我和大哥的学业，更是为了这个贫穷不堪的家庭。那时候我经常想，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我们也完全可以像其他家庭一样初中毕业甚至小学毕业就可以在家里务农或外出打工挣钱，最起码家里也不会这么贫穷，最主要更不会让一个年近半百的老母亲去外面打工挣钱了。第三天早上我仍然像往日一样去山上放牛，站在对面的山坡上我清清楚楚地看见父亲去送母亲出远门。母亲走在父亲前面，手里提着一个白色的蛇皮袋子；父亲在后面，背着一个行李包，出门的时候，他们似乎走得很快，生怕邻里之间看见了一样。看着他们的背影，我想起了母亲那么远第一次出远门，也许从此和我就是平生第一次最久、最远的分别，因为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广东的那座城市到底会是什么样子？那里是否会有像母亲想象中那样的完美？在那里是否会有母亲的栖身之地？她会不会在那里受苦受累、露宿街头？还有就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见到她？我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六神无主地坐在草地上哭得格外伤心，我多么想去拉住母亲的衣角，求她不要离开这个家，告诉她我们有多么得舍不得她离开，哪怕是我从此不再去读书都可以，我完全可以辍学去打工挣钱也不能让她远走他乡。伤心欲绝的我完全找不到一丝勇气和能够说服母亲的一个借口，只能眼睁睁地、心酸酸地看着她离我而去。母亲的背影离我越来越远，但在我朦胧的泪眼中感到母亲的身影越来越高大，我仰天长叹，并在不停地为母亲祈祷和祝福，祝愿她在遥远的广东东莞能够顺利、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