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当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遵义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一次会议，完全可以说是事关我党生死存亡的伟大转折，既挽救了党，也挽救了红军，更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在后世看来，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对于当时参与会议的代表们而言，他们并不知道这场会议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
而且当时正值长征，后面还有国民党的追兵，因为太过仓促，一些历史细节连与会人员自己都记不清了。也正因此，围绕着遵义会议出现了很多的历史谜团。
遵义会议
比如：遵义会议的具体日期，参与这场会议的人员有谁？那一次会议的组织领导变动是怎样的？
因为年代有些久远，这些历史谜团很难得到确认。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从苏联回国时带来的一份手稿，竟然成为了解开这些谜团的关键所在······
事关生死存亡的重要会议自1933年9月25日开始，蒋介石为了“毕其功于一役”得彻底“消灭”中央红军，调集了百万部队采取“堡垒主义”战术，对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蒋介石
在这种危难关头，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仍然在大力推行着共产国际提出的“进攻路线”，请了个不懂中国实际情况的外国人指挥军事，直接导致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
红军刚开始长征时，行军速度极为缓慢。国民党当局在我军行军路上构筑了4道封锁线，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当红军突破了三道防线时，蒋介石再次调遣了40万大军，兵分三路对红军进行围堵，妄图将红军消灭于湘江之畔。
湘江战役
在博古、李德等人的指挥下，红军经过一个星期的激战，靠着硬拼总算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不过自身的损失也十分的惨重，战后博古和李德全都丧失了信心，尤其是李德，甚至多次拿着手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比划，看样子是产生了死志。
第五次反“围剿”打响以来的被动挨打的局面，以及湘江战役的惨败，和前几次的反“围剿”作战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我们要往哪里去？部队的出处在何方？这一类问题逐渐在红军内部弥漫。为了解决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红军高层领导人甚至进行了多次争论。
最终，在黎平会议上，红军高层决定采纳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放弃前往湘西和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统治薄弱的贵州挺进的提议。
然而，当红军抵达猴场附近时，博古等人又开始主张红军不过乌江，掉过头去和红2、6军团会合。虽然最终红军的行军路线并没有改变，但是博古等“左”倾领导人的危害已经暴露无疑，中共中央准备在遵义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的原因，和“左”倾错误对我党我军造成的危害。
1935年1月上旬，红军挺近遵义之后，迅速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召开后，博古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全都归在了客观因素上，关于自己的原因一提没提。
博古
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作了补充报告，明确表示这一次反围剿作战之所以失利，主要原因就是红军的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问题，并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检讨了自己的责任。之后，他也对李德、博古进行了批评。
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举足轻重，有了他的支持，会议就好开了许多。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的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遵义会议
会议最终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上的领导权。虽然当时规定“毛泽东同志担任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但实际上，因为周恩来一直都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所以当时的毛主席其实已经在实质上确立了领导地位。
红军在长征时，几乎每天都要和敌人进行作战，因此根本来不及对遵义会议的具体情况进行梳理和保存。以至于1941年12月中央书记处编印《六大以来》时，关于遵义会议的相关文件也只收入了《决议大纲》，至于这次会议改组领导层的安排，因为没有明确的文献支撑，所以没有明确提及。
《六大以来》
同时，因为年代久远加上战情紧急，会议当事人已经记不清当时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了，虽然后来找到了一份周总理的电报，上面明确写到：“政治局扩大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开始的”，但是并没有写会议具体的结束时间。
除此之外，参与这次会议的有谁，在当时也产生了不小的争论。
可以说，如果仍然没有文献资料的话，关于遵义会议，势必将会留下很多的谜团，并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遗憾。
杨尚昆
195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对苏联进行了访问。革命时期，因为特殊条件下的历史原因，我党有不少的文件和资料都保存在共产国际里面，虽然共产国际解散了，但是这些文件仍然好好的保存在莫斯科。因此，将这一批文献带回来，也是杨尚昆此行的目的之一。
当时的中苏两国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因此苏联方面十分慷慨地将保存的中国方面的资料移交给了杨尚昆一行人，用作开展党史、军史方面的研究。
杨尚昆
当杨尚昆一行人对这一大批资料进行整理时，发现了一份没有署名，没有成文时间的手稿，手稿总共8页，4000字，是用蓝墨色墨水直行书写的，手稿标题写的是 《（乙）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当杨尚昆等人看到手稿的内容后不禁大为惊讶，因为这竟然是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可惜这份手稿只有第21~28页，前面的20页已经不知所踪了。
不过，这8页的内容也是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的，这份手稿明确指出，在遵义召开的那一场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结合之前在周总理电报处查明的遵义会议时间是1935年1月15日，可以断定遵义会议是在1月17日结束的。
同时，这份手稿里面还明确写道：“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富春）总政主任及刘（伯承）参谋长都参加了。”
结合这份记录，排除掉当时不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可以确认当时出席会议的有毛、朱、周、张（闻天）、博（古）、陈（云）等6名政治局委员，和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四名候补委员，以及林彪、聂荣臻、彭德怀等7人，再加上没在手稿上提到的李德、伍修权还有邓小平，总共20人。
同时，在这份手稿里面明确的记载了：“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的错误是A（李德）、博、周三同志，而A、博两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博古
“扩大会议最后做出了下列的决定：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些内容，明确地点出了遵义会议上的组织变动情况，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不过可惜的是，因为这份文稿没有署名，也没有写明创作日期，所以这份重要手稿被送到中央档案馆之后，就默默无闻地保存了下来。那么，这份手稿的作者，到底是谁呢？
手稿
手稿的主人1985年1月，为了加深对遵义会议的研究，确认这份手稿主人的身份就被提上了日程。为此，中央档案馆专门派人将手稿送到了所有确认参加过遵义会议的人的手中辨认。首先是邓小平、聂荣臻和杨尚昆，他们三人看了后均表示这不是自己写的，也认不出这份文稿的笔迹是谁写的。
当时，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正在杭州视察，因此这一份至关重要的手稿的复印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被送到他的手里。当陈云接过手稿之后，先是一愣，仔仔细细地确认了一遍之后说道：“这份手稿是我写的！”
陈云
原来，遵义会议召开后，为了尽快跟部队传达这次会议精神，1935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之间，陈云专门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以当时我军所处的情况，关于会议精神的传达一般都是通过口头方式进行的，然而陈云认为事关重大，因此特意用笔书写了下来。
此时的陈云并不知道，他的这一举动，有着多么大的历史意义。
那么，这份珍贵的手稿又是怎么跑到苏联去的呢？
当时的我党其实属于共产国际下属的中国支部，遵义会议上我党自行调整和增补党的主要负责人的行为，需要尽快对共产国际进行汇报并争取认可。问题，是当时中央红军唯一一台100瓦的大功率电台在湘江之战的时候就被毁了，和共产国际的通信中断了。
为此，党中央在二渡赤水之后，就派遣了潘汉年去上海恢复党组织，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当前形势。
问题是，潘汉年并没有参加过遵义会议，中央考虑到兹事体大，觉得应该派遣级别更高的人汇报。最好是由一名政治局常委亲自赶往莫斯科进行报告。就这样，1935年6月11日，陈云奉命秘密脱离长征队伍前往上海，之后按照相关指示前往莫斯科进行汇报，那份提纲也被他带去了苏联。
陈云
陈云到了莫斯科之后，共产国际专门在10月15日举行会议，听取陈云报告长征的相关情况。
陈云在报告着重强调了遵义会议的作用，说“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用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
对于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在场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均未表示异议。
陈云在作报告时还总结了长征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除了因为我们有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红军指战员之外，还因为我们党的领导人真正成长起来了，同时，红军所过之处也都得到了群众的支持。
陈云
有力的证据这份手稿的发现，除了解开了关于遵义会议的一些历史谜团之外，还解决了很多的现实问题。比如，它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党作出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中，关于遵义会议的结论的正确性。
不管是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是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明确指出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而这份手稿中关于领导组织调整的相关部分，也相当于侧面证明了两份历史结义的正确性。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同时，这份手稿还打破了王明对陈云的污蔑。1975年时，叛逃苏联的王明出版了一本反动书籍，在里面颠倒黑白地对我党领导人进行抹黑和污蔑。
1935年陈云在赴苏之前，曾写过一篇记录长征的文章《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一名被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之口，讲述长征的故事，在苏联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此1936年年初，共产国际又根据陈云在1935年10月15日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关于长征的部分，进行整理编辑后，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发表，作者一栏用的陈云当时化名“史平”的谐音“施平”。
王明
王明在他那本反动书籍里面，说陈云在文章中光讲了红军占领遵义休息了12天，没提在遵义召开的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说明他“不支持”毛的军事路线，因此才“一个字都没提。”
然而，《（乙）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的发现，让王明捏造的不实言论不攻自破，因为在手稿里面，陈云用了极大的篇幅记叙了会议中，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中的经验和教训，和对“左”倾冒险军事路线的批评。
后来，我驻俄使馆成功找到了记录1935年陈云在莫斯科报告讲话的俄文记录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稿中“铅笔指挥的战略家”一词，明明白白的讲出了陈云的立场，真相至此彻底大白于天下。
陈云和毛主席
1985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一书，正式公开了陈云所写的《（乙）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这是残缺的手稿，所以当时用的标题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
如果当初陈云没有坚持用文字写下这一份手稿，而是用口头传达，可能时至今日，关于遵义会议仍然存在大量的谜团，给历史留下一个极大的遗憾。陈云同志写下的这份手稿，也让王明的无耻诽谤没有得逞，清者自清。一饮一啄，皆有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