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余 音
夏文运
现代战争，首先是情报战争。事隔多年以后，李宗仁才向世人披露，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与准确、及时的情报是分不开的。他在回忆录中感慨地写道：“何君（即夏文运，化名何益之）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如何君这样的爱国志士，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
夏文运是谁？他是怎样为李宗仁提供绝密情报的？他是哪一年逝世的？他的家庭生活及其后代情况如何？经过多年的研究，记者终于首次解开了夏文运身世之谜，纠正了一些以讹传讹的史实，使“抗日无名英雄”的事迹昭示于天下。
情报犹如“及时雨”
第五战区的参战部队多为“杂牌军”，虽有兵力数倍于日军，但新兵多，武器装备低劣，每人平均还不到一支枪，不少人使用的是大刀、长矛，而日军装备有火炮、坦克、飞机等先进武器。“我军在京沪线上有百万貔貅，尚且一败涂地，今敌人挟新胜之威，自南北两路倾巢而来，我胆敢以七八万疲惫之师，与之周旋，也未免有螳臂挡车之感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李宗仁认为集中优势兵力，能够痛击一个方向的敌人；如果日军南北夹击，则我军首尾不能相顾，有可能被敌军围歼。
1938年1月18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占领了淮南重镇明光，与中国守军隔河对峙，形势严峻。李宗仁本应派兵增援，又担心北线日军南下而腹背受敌。就在他举棋不定之际，夏文运发来绝密电报：日军南动而北不动。李宗仁转忧为喜，立即命令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在淮河北岸布防，又把张自忠的五十九军从北线调到淮河前线；2月11日，日军窜到淮河北岸时，五十一军、五十九军将士一起上阵，打得敌军人仰马翻。经过激烈的拉锯战，日军损兵折将3000多人，被赶回淮南。
日军南线攻击失利后，被迫组织北线进攻，坂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从青岛向鲁南进犯、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沿津浦线南攻，2万多名日军以饿狼扑食之势直逼台儿庄，如果得手，徐州则危在旦夕。如能在津浦线上将敌人拖住数月，使武汉后方有充分时间重新部署，则抗战还能继续。因此，李宗仁决心背水一战，在台儿庄地区与日军决战。
曾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先生生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1938年2月上旬，李宗仁接到夏文运密报：坂垣师团从胶济线进军蒙阴、沂水等地，李宗仁据此料定坂垣将进攻临沂，因此命令庞炳勋军团驰往临沂，堵截敌人。庞军团实际上只有5个步兵团，浴血奋战到3月中旬，渐渐抵挡不住号称“陆军之花”的坂垣师团，向李宗仁求援；而此时南北战线都很吃紧，李宗仁手下无兵可派。危急关头，夏文运又从上海发来密报：日军北动而南不动。李宗仁像吃了一颗定心丸，迅速抽调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北上。庞部、张部并肩作战，在临沂歼敌3000多名，使日军后退90余里，彻底粉碎了坂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企图，从而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条件。
同年4月7日，台儿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在一个多月时间内，中国军队毙伤日军11984人，俘虏719人，缴获大炮31门、装甲汽车11辆、大小战车8辆、轻重机枪1000余挺、步枪10000余支。同时，也付出了牺牲3万将士的沉重代价。
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台儿庄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李宗仁临终前留下遗嘱，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台儿庄地区，让自己永远陪伴着台儿庄战役中为国捐躯的英灵们。
文学硕士误入敌穴
那么，夏文运是怎么成为李宗仁谍报员的呢？
夏文运是大连市金州七顶山人，父亲名叫夏日明，在兄弟中排行老小，俗称“夏老九”，是个车把势。1905年12月，夏文运出生。他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夏文玉，而叔伯兄弟有好几十个。由于他长得白白净净，又聪明又腼腆，所以被大人们戏称为“夏大姑娘”，深讨奶奶的欢喜。当时还未分家，全家老少、雇工有100来口子。8岁那年，当家的奶奶夏刘氏发了话：以后就别让“夏大姑娘”学农活了，让他读书吧。从此，夏文运背上了小书包，进了当地的老虎屯第一普通学堂。夏刘氏去世，九兄弟分了家，但大家仍然齐心协力地供养夏文运读书。
1925年，夏文运以前三名的成绩从日本人开办的旅顺师范学堂毕业，到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攻读历史和法学。1929年，他又考入了京都帝大文学部硕士研究生。由于经济拮据，他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以绿蕉为笔名，先后翻译、出版了厨川白村《小泉八云及其他》、《欧美文学评论》等多部著作和日本小说集，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留下过深深足迹。1931年春，他回国应聘为奉天（现沈阳）冯庸大学教授兼校长秘书。同年暑假，他再次返回日本进行论文答辩，拿到了京都帝大文学硕士学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了东北，冯庸大学被迫迁往北京，夏文运因此失业。在生活无着、报国无门之际，经人介绍进入了伪“满洲国”政府机关工作，不久，受关东军司令部情报课长和知鹰二中佐的邀请，担任其随身翻译，深受器重，并与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日军高层关系密切。因“夏”字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所以，夏文运对外自称“何益之”。
报效祖国，万死不辞
1935年6月，夏文运陪同和知长驻广州，做李宗仁及其两广军队的“和平”（即策反）工作。李宗仁与和知的历次会谈，都由夏文运翻译。李宗仁得知日本军方分成两派，一派是以东条英机、土肥原等人为代表的“南进”派，主张迅速占领中国及东南亚，攫取资源，以战养战；另一派是以荒木贞夫大将为代表的“北进”派，主张集中力量对付苏联。和知属于“北进”派，不支持扩大侵华战争，并与土肥原有矛盾。在会谈中，李宗仁对和知晓之以理：日本侵略中国，必将促成中国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日本想打败中国决非易事；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轴心，大搞法西斯，横行世界，中国必将获得有力的外援，并与世界各国联合起来，共同打败日本法西斯。和知听后，深表同感。
据李宗仁回忆：他与夏文运多次见面，觉得其为人正派，年轻热情，才华横溢，便想唤醒他的良知。一天，李宗仁密约夏文运到私邸倾谈。李宗仁诚恳地问道：“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破碎，你的故乡也被敌人占据，祖国的命运已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人服务而无动于衷吗？”
经此一问，夏文运的心弦被拔得轰然作响，犹如流浪的孩子找到了亲人，顿时泪飞如雨。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受到日本人的欺凌，即使无意中多看了日本人一眼，也会被打得鼻青脸肿；现在虽然声名显赫，但时常受到日本人的奚落，多次遭到日本宪兵的刁难。日本人嘴上高喊“大东亚共荣”，其实他们的心目中是把中华民族视为劣等民族，把中国人看作亡国奴。夏文运擦了一把眼泪，郑重地表示：“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
李宗仁见他情真意切，语出诚挚，便与他私下约定，让其做秘密情报人员，刺探日方机密，并通过地下电台和专用密码与自己单线联系。夏文运一口答应，还谢绝了任何报酬。
从此，夏文运身在日营心在华，利用和知的庇护，长期为李宗仁提供绝密情报。1936年上半年，他提供了日本派遣大批特务到印度支那活动的战略情报，李宗仁分析出日军将施行南下战略，于是，同年秋，他果断地将广西省会从毗邻印度支那的南宁迁往内地桂林，实施战略转移；时隔半年，日本就发动了“七七”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帷幕，并出兵印度支那。之后，关于敌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我方无不了如指掌……这些情报实际都是夏文运从和知处获得后提供的。嗣后和知因反对侵华而调职，直至太平洋战事发生，日军进入租界，夏文运因间谍嫌疑为日方搜捕而逃离上海，我方情报始断。战后，担任过日本菲律宾军参谋长的和知鹰二少将作为战犯被盟军逮捕，李宗仁出面证明其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大量情报，并派夏文运赴菲律宾作证，从而使和知鹰二被无罪释放。两个中国夫人，两个日本妻子
夏文运先后担任广西省政府顾问、伪北京市和天津市参议、伪山西省建设厅长等职，不仅给李宗仁提供了大量的日军绝密情报，而且，据夏文运的女儿夏绿蒂回忆，她的叔叔夏文玉跟她讲过，夏文运在担任伪山西省建设厅长期间，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经常与八路军进行物质交换，并掩护、解救过包括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的性命。夏文运重情重义，亲友们投奔他，他总是热情招待，帮助他们解决就业、生活等实际困难。
然而，夏文运的情感生活并不幸福，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大夫人那氏，满族，金州三十里铺人。当年，婚姻都由父母包办，而且，时兴娶大媳妇，为的是能持家，好管教丈夫。那氏比夏文运大8岁，没有文化。那氏为夏文运生了两女一儿。大女儿夏桂枝生前是北京市宣武区政协委员。二女儿何蔚敏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生前是上海打浦中学教师。儿子夏尊江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80年病死在北京。
二夫人佐佐木，是夏文运当年在日本读书时的同学。婚后，没有子女，两人离婚，但仍保持朋友关系。夏桂枝、夏尊江在日本留学，吃住都在她家。
三夫人陈桂珍，上海人，有文化，漂亮而善持家，比夏文运小16岁。夏文运虽然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但思想深处仍存在着“男尊女卑”、“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因为陈桂珍接连为他生了碧蒂、绿蒂两个女儿，他很不满意，逐渐冷落了陈夫人，并与一个舞女赵小姐关系暧昧。1946年2月，经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批准，他被秘密逮捕，陈夫人立即去面见北京行辕主任李宗仁，才使他被无罪释放。1948年，夏文运与陈夫人离婚。夏碧蒂留学于巴黎大学，与父亲分别20年后才重聚， 1969年在日本成婚时，日本国铁总裁十和信二亲自为其证婚，现居台湾；夏绿蒂毕业于某水产学院，现已退休。
四夫人藤田智荣。1955年，孤身在日本的夏文运穷困潦倒，因糖尿病住院，与小自己25岁的护士藤田相识、相爱。同年底，两人在一间只有6平方米的陋室内结婚，育有一儿一女。1970年11月15日，夏文运因脑溢血而瞌然去世，葬于著名公墓东京上野林光院。女儿夏蒂子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儿子夏尊潮毕业于明智大学，文学博士。
夏文运已逝世多年，但家乡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他的英名已载入《大连人物志》，其故居也被有关部门列入修复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