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虹
2021年9月12日，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张修桂逝世，享年87岁。先生逝后，学界师友以各种形式表达悼念，感怀先生的道德与文章。清明之际，追思故人，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选取一组文章，与读者分享。
认识张修桂老师应该是1994年5月初我参加复旦史地所博士生面试时。记得那天面试是在复旦文科楼八楼会议室里举行。面试的主考老师有邹逸麟先生、张修桂先生、钱林书先生、葛剑雄先生，当然还有我报考的导师周振鹤先生。当我怯生生地进入试场后，邹逸麟先生就让我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毕业学校和硕士论文情况。当听到我硕士毕业于华东师大地理系时，邹先生对他旁边的张修桂老师笑道：喔，原来是你的小师妹啊！张老师一听乐不可支。他们这样轻松的对话，一下化解了我紧张不安的心情，顺利地通过面试。也因为此，到我毕业留校以后，张老师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中，总是面带微笑叫我，小师妹，你好！
一
尽管在史地所读书期间，经常在所里看到张老师，但他大多是在办公室埋头审读《历史地理》稿件，神态专注严肃。因此，我与张老师真正结下深厚师生情谊，却是在毕业留校后，跟张老师在1999年秋带队去苏皖南部考察时。
当时史地所已多年没有组织研究生进行综合野外实习，大多只是在上海附近进行自然地理专题野外考察。但到1999年前后，史地所博士、硕士研究生人数增加很多，已有近二十位在校生。这些研究生大多没有受过系统的地理学野外考察训练，因此，主管教学工作的满志敏副所长就找到我，希望我协助张老师组织学生到镇江、南京一带进行综合野外实习。
考察路线是张老师和满老师细致考量后定下来的。行前，满老师叮嘱我，一是协助张老师做好考察前的学术准备；二是在考察中组织和管理好学生，不能有任何安全纰漏。
这次考察无论是行前路线的确定、考察前的安排还是考察中的讲解都可以看出张老师严谨细致的工作风格。在考察前，他先安排我提前到镇江为师生们安排住宿与车辆。二十年前，出行甚至电话联络都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一切都需要提前亲自预定。在镇江时，张老师再请教务员邬沪荣老师联系在南京的胡阿祥老师帮忙安排住宿及出行车辆。到了南京后，为下一步考察皖南地区，张老师又安排随行的林拓老师（本所毕业的博士、时为华东师大博士后）带领一名学生先赴九华山安排行程与食宿。
考察路线的确定及安排，只是顺利完成考察的重要保障工作。真正的考察目的，是在引导学生认真观察区域，让他们学会透过现象认识到当前的自然地理现状与区域社会文化特点都是在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交互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在这次实习中，张老师对苏皖南部自然地理状况之熟悉、讲解之透彻、语言之风趣，让我和随行的学生们收获良多。而我比别人感触更深刻的是，张老师对待学术、对待教学认真严谨的态度。
一次，我们在去南京燕子矶考察的车上，我发现张老师戴着老花镜在看一个写着密密麻麻字的小本子。我好奇地上前询问：张老师，您在看什么呀？他把小本子递到我面前，原来是张老师行前所做的关于南京地区地质地貌研究的笔记。我不禁深受感动，原来张老师在考察点侃侃而谈、详细分析地貌形态的背后是大量细致而扎实的准备工作。这个小本子后来被我要来，成为我后来多次带学生去南京考察的重要参考文献。
1999年10月张修桂老师带领史地所师生在皖南考察背斜山途中
由于这次考察一路安排有序、妥贴，加上考察内容充实，对学生们理解区域历史地理以及野外考察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要性帮助极大，故这条路线随后成为史地所二十年中综合实习教学最经典的考察路线。
二
张修桂老师195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他们那一级同学有许多成为地理学界的大家，如许世远教授、刘君德教授、张超教授等。
张修桂老师毕业时，正是谭其骧先生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深感历史地理专业研究人才的缺乏已影响到这个新兴的学科发展，因此，谭先生从华东师大、中山大学、西北大学等地理系引进了十余位毕业生，又在复旦历史系留校十位毕业生，组成历史地理研究室，并在随后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本科专业。张老师就是那一时期进入谭先生研究团队的，他一边跟从谭先生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同时配合谭先生创办历史地理专业，并在其中担任自然地理教学工作。
大致在同时，谭先生开始涉及历史地貌研究，他利用地理学研究方法分析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变迁特点及其规律的经典之作——“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就发表在此后不久的1962年。或许我们对谭先生研究旨趣的转向与他积极引进地理学青年才俊之间关系的想法有很大的推测成分，不过谭先生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张修桂老师研究方向的影响则是确定无疑的。张老师曾在他的专著《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序言中就明确了谭先生对他学术道路的影响。
我在研究生阶段就已耳闻张修桂老师研究精益、水平高超，也认真研读过他关于长江中下游河湖地貌及马王堆地图研究的论文，当时就对张老师以地理学的方法处理历史文献资料的老到以及行文逻辑的严密佩服之极，但以为这些都是因张老师的天资聪颖，非常人可及。因为日常看到的张老师，总是手执香烟，从容散淡，不似一般学者那般拘谨。但上述那次考察中的无意发现，让我看到张老师的另一面。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一方面得益于他扎实的地理学功底，能敏锐地从史料中的只言片语捕捉到有用的地理信息，并用他精湛的考证功夫，得出可靠的结论。可以说张老师完善地利用了地理学原理分析史料并阐释之，使得他在历史地貌研究和古地图研究方面的成就无人企及。同时，张老师在研究中所展示出的处理史料的巧妙以及文字表达的严谨，也显示出他鲜明的个人特点。这里仅举一例示之。
历史地理学界都知道，上海成陆研究一直是历史地理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虽然上海地方史料之丰富是其它地区难以比拟的，但大多关于地理环境的记载语焉不详，尤其是对一些地理事物的定位问题，更是无法单纯凭依史料的记载可以复原。这就需要借助地理学中有关海岸地貌形成的自然机制，对相关史料中的信息加以甄别，再结合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考证才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的结论。正因为此，历史地貌研究虽然起步很早，但推进迟缓，原因即在于地理学者对史料不熟悉，无法甄别史料的真伪错讹；而历史学者虽然熟悉史料，却无法将前科学时代形成的文献记载转化为可利用的有价值材料，并且随着相关学科研究的进步，对历史地貌的复原工作还高度依赖新材料的发掘和新方法的使用，如新出土的考古器物、碳十四测年法的使用等。但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张修桂老师对上海地区成陆的研究，就可以发现他不仅能够利用他扎实的地理学功底处理历史文献记载，而还利用新出土的木船测年，将下沙沙带的时间确定在唐开元年间，从而巧妙地解决了上海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一大公案。
张修桂老师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善于从大量个案研究中，总结出一套科学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起到了真正推动历史地貌学研究的作用。这些都收在他的专著《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中，对后进者大有助益。记得我研读这部书时，对他这部分内容最为佩服，因为不仅显示出一位历史地理学家严谨的学术态度，更展现出张老师对学术研究真正价值的认知，学术研究绝不是为稻梁谋而不得不为之的工作，而是一项真正推动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他的这种研究理念始终贯穿在他的学术生涯中，这才使得他的文章绝无空谈之作，每一篇都可为经典。严格说，正是张老师的研究才把中国历史地貌研究带入到真正的科学研究领域，而不再是局限于对某一地物考证的饾饤考据之学。
三
不做研究时的张老师，为人随和而又风趣，学生们都喜欢他与毫无拘束地交往。在圈子不大的历史地理学界，张老师有着年龄不同、个性不一的新老学生朋友。这些学生在史地所学习时受到张老师的关照，毕业多年后仍然保持着与张老师的深厚情谊。如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1962届毕业生中的杜喻、朱玲玲，1967届的郭黎安和1984届的胡阿祥等老师，他们在毕业多年并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后，仍十分敬爱张老师，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毕业留校后，与张老师接触也多了起来。同时，张老师和邹先生因同年同月同日生，这两位几十年相处，情趣相投又性格互补的老先生，成为我们后辈学者们既景仰又喜爱的长者。在每两年一次的历史地理年会中，我们这些当时的小辈常常跟随在他俩身后，听他们高谈阔论，那比正襟危坐的讲课有趣得多。在这些看似随性的交往中，我们也耳濡目染、受益良多。
1998年8月参加沈阳中国历史地理年会全体史地所教师合影
相比起儒雅谦和的邹先生，我们年轻一辈学者对不拘小节的张老师表现得更是没大没小，张老师不仅不以为意，而且乐于与我们这帮小朋友一起寻开心。正是在这些轻松活泼的交往中，更让我体会到张老师看似散淡的背后，却是对学术研究的崇尚与尊重。
记得有一次，他用调侃的语气给我们讲了一个发生在他自己身边的故事。那是九十年代中国旅游业刚刚兴起时，某地政府希望借历史上一次著名战役，将本地打造成一处旅游胜地。为此他们专门请一些历史学家到该地进行考察，希望借这些专家之口将那个著名的战场落实在当地。张老师作为研究该区域的著名学者当然在特邀专家之列。可是，因为史料太少，张老师说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根本无法确定具体地点。故虽然当地政府热情招待，但张老师仍然实事求是，并没有按主人意愿将该遗址地点考定在当地。这自然令当地政府十分不快。张老师不无戏噱地对我们说：我们吃了人家几天好菜好饭，结果却没有帮他们说话，真是不好意思。尽管张老师只是把此事当作一个笑谈，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待学术严肃认真的态度，体现了真正的学者本色。
退休后，张老师并没有停止他的研究工作。先是参加“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研发工作，他所主持的福建政区部分因为考证精良、完成质量高，曾被项目组专门印制出来，准备以《福建历史地图集》之名出版。CHGIS项目完成后，他又继续开展《水经注》研究，先后发表了数篇极有份量的文章。
张修桂老师不仅笔耕不缀，而且一直关心着史地所的发展。由于《历史地理》创刊以来，长期由他与朱毅老师负责具体编辑出版工作。后来张老师作为主编，对《历史地理》集刊的学术质量的提高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与汗水，才把这本小众的集刊办成了国内外知名的学术刊物。但近些年学术环境的改变，作为集刊的《历史地理》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张老师对《历史地理》的发展前景颇为忧虑。因此，当得知《历史地理》在学校和中国地理学会的支持下成功申请到刊号时，张老师心花努放，立马打电话来祝贺。
近些年因为工作繁忙，我与张老师见面的次数并不算多，而且也多是在师长和朋友来沪时一起约张老师出来吃饭时相见。除此之外，我们知道他爱吃羊肉和汉堡，也常常约他一起或者在海底捞，或者在麦当劳吃饭。张老师很给我这个小师妹面子，几乎从不拒绝，而且每次都能尽兴而归。去年八月三日，是他八十六周岁大寿，我和韩昭庆约好给他在学校附近的海底捞过生日。那时他的身体已很不好，走路也有些吃力，但还是欣然答应与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只是那天他并不像往日，吃得很少，话也不多，一副疲惫的样子。我当时很是担心，但张老师回家后，马上给我发微信表示感谢，让我放心下来。
8月22日，我因为梳理西藏政区沿革遇到困难，发微信向他询问谭图中元代西藏部分的绘制情况，他很快回复，但言词混乱。我急忙回问他怎么回事？他回复说没什么事。我以为他不过是眼睛老花所致，况且不久前才见过他，所以没有在意。9月8日，北京大学韩茂莉老师发微信来问我张老师情况，她说一直联系不上张先生。我还回她说，张老师应该没事，我刚联系过他。两天后的9月10日是教师节，中午我们几位学生请周振鹤老师一起吃饭，席间周老师特意嘱咐我，所里要照顾好张老师。我告诉周老师，我会尽力安排好张老师的看病问题，同时准备下午带着学生去给张老师祝贺教师节。周老师听后稍觉心安。不料，饭后我回到办公室正准备带上学生出发时，接到韩昭庆老师的电话，她在电话中泣不成声，告诉我张老师情况不好。我一听大惊失色，连忙叫上杨伟兵、杨煜达和孙涛以及正在所里的毕业生罗婧一起赶往张老师家，只见他已处于昏迷状态。我万万没想到他的病情发展如此之快，不觉心里痛楚难当，哽咽无言。
记得有一年所里开大会，一位毕业生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邹、张两位先生，对我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史地所有这两位老先生，真是史地所的福气。我听后深以为然。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邹先生与张老师相继离世，对史地所，对历史地理学界真是巨大的损失。如今看到当年与两位先生一起的合影，回想着跟随他们学习的这二十余年时间，深感继承他们对学术严谨认真的态度，学习他们对生活的真挚热爱，才应该是我们对他们真正的纪念。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