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5月，赵世炎（第三排右一）等勤工俭学留学生抵达法国凡尔赛后合影。图/FOTOE）
后1919：五四青年的留学殊途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1.6.21总第1000期《中国新闻周刊》
1920年6月，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北京大学师生和社会名流聚集于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茶楼，欢送五位新文化运动干将集体赴美国留学。
五人即段锡朋、罗家伦、汪敬熙、周炳琳、康白情，他们的留学是由大实业家穆藕初全额资助的，成为轰动一时的盛事，被戏称为“五大臣出洋”。
（由穆氏奖学金资助留美的五人。前排右起：汪敬熙、康白情，后排右起：周炳琳、段锡朋、罗家伦。图/FOTOE）
消息传来，让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许德珩深受震动。五四运动中，他与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被誉为“五大学生运动领袖”。此前，傅斯年已于1919年秋考取英国庚款留学官费名额赴英国留学。许德珩说，五人的集体出洋是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裂的导火索之一。
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留学是寻求救国之路的必要途径。“留学生者，强国之原素也。凡吾学生之爱国者，不可以不留学。”五四运动前，留日学生是最早的“盗火者”。陈独秀、李大钊都曾留学日本，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时的8名发起人中就有6人曾留学日本。
五四运动后，一股新的留学大潮风起云涌。中国青年的留学热点不再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中转站日本，而是其直接发源地，其中又分为三股潮流：留学欧美、赴法勤工俭学、苏俄受训。
来今雨轩之后，风雨来兮，新潮浩荡。五四之子们负笈出洋，从此向左转，向右转，阵营两分，命运殊途。
欧风美雨
1920年9月下旬，罗家伦来到纽约。他的第一志愿是老师胡适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但来到纽约后，他觉得这里人地太杂，非读书之地，就转到新泽西小镇普林斯顿，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文学哲学和教育。
他在给女友张维桢的信上写道，此地风景极美，满林的霜叶，明媚的湖光，低回的曲径，映出自然的化工。晚来霜气新来，树影在地，他独行踽踽，月色淡淡。
他说，普林斯顿大学院巍然独立，尤有特别空气。同学仅130人，教授倒有一百来人。大家同吃同住，四周都在学者包围之中。他来此之后，受了这种环境的感应，精神与身体都大大改变了状态，多读书，少作文，暇则谈天、游泳，极健康，惟功课极忙。此地美如春花，静如古寺，每晚会餐时要穿黑大礼袍，所以极像一种隐士生活。
他在《普林斯顿的秋夜》一诗中写道：
我疲乏的心灵，
似散尽的水纹，
轻轻地，
融入世界的寂静。
这位第一个为“五四运动”命名、15分钟倚桌写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等名句的五四风云人物，如今对学生运动已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几个月前，他在自己主编的《新潮》杂志上发表了《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他认为五四运动开创了历史新纪元，其最大的功劳就在于让中国动起来了，并且总结了五四运动的三种真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
（傅斯年、罗家伦等主编的《新潮》月刊。图/FOTOE）
同时他对群众运动的得失也进行了一些反思。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他尤其反思了运动中一些人可能会有的投机心理，认为这是群众运动中最危险的事。他也有感到很遗憾的地方，那就是，几乎整整一年没能好好读书。
因此，他很珍惜这个留学的机会。第一学期结束，他因成绩优异获得了普林斯顿免学费的奖学金。1921年，他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计划研习历史和哲学。
1921年底即将召开华盛顿会议的消息，再次把罗家伦从宁静的书斋拉回到政治中去。华盛顿会议的主题，是解决巴黎和会遗留的日本归还青岛问题，这一问题正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得知消息后，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等立即召开东部留学生年会，发起“留美中国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
或许是吸取了巴黎和会以及五四运动的教训，中国政府代表施肇基、王宠惠和顾维钧等及时接见了罗家伦等学生代表，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态度非常好。中日最后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在法律形式上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中国以一定的代价收回了部分丧失的主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外交的胜利。但国人还是普遍感到失望，罗家伦感叹“腐败国无外交”。
华盛顿会议之后，罗家伦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他打消了攻读学位的念头，成为一名真正的“游学”生。
当时欧美留学生的风气都是追求先博后专，渴望成为一代宗师。而穆氏奖学金则为他们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游学条件。
1920年初，穆藕初设立穆氏奖学金，委托蔡元培、胡适、陶孟和、蒋梦麟四人从北大毕业生中择优选派赴欧美留学生。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写道：“窃思吾国学术，尚在萌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奖学金除支付学费外，还为每人每月提供120美元的生活补助（当时的官费留学生只有90美元）。获得奖学金的五人除罗家伦外，段锡朋和周炳琳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康白情入读伯克利加州大学，汪敬熙入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1923年上半年，穆氏企业破产，罗家伦等人的奖学金停顿。这年秋，罗家伦前往物价较低的德国，靠积蓄和稿费收入继续求学，先进入柏林大学，后转入巴黎大学。
1926年，罗家伦结束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回国。不久，他加入国民党，投身政治，成为蒋介石器重的一员“儒将”。1928年8月，31岁的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32年又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他担任两校校长期间，都对学生运动严加限制。
赴法勤工俭学
罗家伦等在欧美大地上辗转游学之时，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却在为生存和获得求学资格而辗转。
许德珩是1920年2月到达法国的。其时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时期，法国已有近千中国勤工俭学生，更多的人还在陆续到来。
从1919年3月17日到1921年11月，20批1600余人来到法国勤工俭学。这种被称为“运动”的求学方式，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1920年，一些中国留法学生在法国蒙达尼公园合影。人员包括：向警予、熊焜甫、蔡畅、萧子暲、曾琦、唐灵运、蔡和森、侯昌国、熊叔彬、萧子升、罗学瓒、陈绍休、孙世灏、熊季光、张昆弟、葛健豪、颜昌颐、欧阳泽、李维汉、张增益、孙发利、陈绍常等。图/FOTOE）
许德珩说，当时留学费用昂贵，对于中等或贫寒家庭的学子，靠家中供给出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勤工俭学才是唯一途径。他们最向往的当然是苏维埃俄国，但是当时条件并不具备，很多人就把注意力转向了法国。法兰西本来是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心目中向往的国家，一战后当地劳动力又严重缺乏，加之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学者创办的华法教育会大力提倡和组织，于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就蓬勃兴起了。
在巴黎期间，许德珩终日迎来送往，应接不暇。从事学生运动以来，学业已荒芜两年，他决心离开巴黎，专心补习法语，遂南下地雄小镇。
他离开巴黎不久，这个“只花200大洋甚至一分不出就能出国留学”的奇迹就开始幻灭了。
1920年下半年，战后经济危机爆发。工厂纷纷倒闭，大量有技术的法国工人纷纷失业，何况没有技术、只能当临时工的中国学生。
临时工又被称为苦工，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一个专门称呼，叫“马老五”（“临时工”的法文发音为“马勒尔五”）。典型的工作是在钢铁厂“拉红铁”。在40℃以上的高温车间内，“马老五”们要用长把铁钳夹着火红的钢材（通常重达几十上百公斤）拖着跑，飞溅的火星常常将人烫伤，一不小心钢材还会碰到手脚，受伤是家常便饭。
到1921年初，“马老五”都不易做了。失业的勤工俭学学生已有1300人之多，占总数的80％。大部分人不得不依靠华法教育会发给的维持费生活。
不久，连这点来源也快断了。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宣布，对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只能发到这年2月底。很多学生陷入了绝境。
就在这时，传闻说国内一些团体募集了300万法郎，用来资助在法勤工俭学生。学生们去华法教育会询问，遭到否认，人人怒火中烧。
1921年2月28日，在蔡和森、向警予领导下，400多勤工俭学生上街游行，要求面包权、读书权和劳动权。冲突中，警察逮捕了十余学生，多人受伤，一人被电车轧死。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史上的“二·二八事件”。
赵世炎和李立三等没有参加这次行动。李立三外号“坦克”，爱与人争辩，只要一提到反动军阀、无耻政客，他就会大喊“推翻！打倒！”这成了他的口头禅。
法国勤工俭学生中存在着两个派别。一派是以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李维汉为首的“蒙达尼派”，因在蒙达尼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读书而得名。他们认为以“勤工”求“俭学”根本不可能，只是给资本家提供廉价劳动力罢了，主张发起激进的求学运动。另一派是赵世炎、李立三为首的“勤工派”，奉行“甘做苦工，不希官费”，认为前者是“鄙视劳动”，向政府请愿是“食嗟来之食”。双方都没有参加对方的组织，在“二·二八事件”后矛盾更是公开化了。
这时王若飞成为了两派之间的桥梁，他往来于巴黎和蒙达尼之间，穿针引线。
4月，赵世炎赴蒙达尼找蔡和森面谈。在蒙达尼郊区的一个树林里，两人尽情地交谈了三天，尽释前嫌。
1920年底，周恩来也来到法国。他原本打算转赴英国求学，无奈生活和学费昂贵，只能来到巴黎勤工俭学。即便像别人一样当“马老五”，他的穿着也总是整洁的。虽然生活拮据，他还是会在周末带一束鲜花送给房东主妇。
（初抵巴黎时的周恩来。图/FOTOE）
1921年夏，赵世炎、蔡和森与周恩来等领导了进占里昂中法大学运动。他们兵分两路，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留驻巴黎，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率领占校先发队连夜赶赴里昂。
结果，占校的104名学生代表都被逮捕。10月13日，法国政府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为名，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押送遣返回国。遣返前，大家一致决定，让赵世炎混出关押地，留下来继续领导运动。
1922年6月30日，18名勤工俭学青年聚在巴黎西门外布伦森林，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会议由赵世炎主持，参加者有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傅钟、袁庆云、王凌汉、萧朴生、萧三、任卓宣、余立亚、汪泽楷、尹宽、李慰农和郑超麟。
周恩来说话有南方口音，讨论章程时，他说到“酝酿”，说了好久大家才明白；又说到“宣誓”，大家实在听不懂，他便在地上写下了这两个字。有人不同意，认为宣誓带有宗教色彩，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而是带有政治约束力，如袁世凯宣誓忠于民国，后来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背誓而讨伐他。
会议选举赵世炎为总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三人共同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2年底，赵世炎收到陈独秀从莫斯科写来的信，要调他和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他们动身之前，召开了少共临时代表大会，周恩来当选为新的书记。半年来，成员已由30多人增加到72人，邓小平、聂荣臻等都在其中。
（留法勤工俭学时的邓小平。图/FOTOE）
1922年10月底，许德珩从补习法语的南部小城地雄返回巴黎。他回忆，李维汉、李立三都曾先后找过他，希望他加入党的组织。他当时回答：“回国后一定参加革命，目前需要抓紧学习法文，以便更好地学习理论。”因此没能在此时入党，对此他一直深感遗憾。直到1979年，这位著名民主人士、九三学社主席才在89岁之年实现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进占中法大学之后，勤工俭学运动高潮就结束了。此后，留法学生要交5000元保证金才办护照，使得这条路阻断了。
但短短两年多的运动高潮，已经改变了潮流。
据统计，自甲午战争至20世纪40年代，苏浙粤三省的出国留学人员始终居全国前列。但是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却与之迥异，1800人中四川以25.1％居首位，湖南次之，再次是广东、江西、河北。与之相应，国民党要人中苏浙粤三省占41％，共产党高层则多来自湘川赣。
赴苏俄：来这里不是做学院派的
1920年夏，任弼时和同窗萧劲光即将从湖南长沙长郡中学毕业，无力读大学，也想走赴法勤工俭学的道路。湖南是勤工俭学大省，1919年3月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89人中，湖南籍的就有43名。但他们赶到湖南华法教育分会才知道，赴法勤工俭学已停办。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为翌日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送行。左起：萧三、熊光楚、李思安、欧阳玉生、陈绍休、陈纯粹、毛泽东、彭璜、刘望成、魏璧、劳君展、周敦祥。图/FOTOE）
1920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等人发起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任弼时和萧劲光都加入了。经研究会介绍，任弼时与萧劲光赴上海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
李达曾谈到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创办背景。他说，1920年夏，内地有许多青年脱离了家庭，离开了学校，到上海找新青年社和陈独秀。上海建党后，决定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租了新渔阳里6号作为容纳那些青年的处所，介绍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房子对外挂起“外国语学社”的招牌，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请了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的夫人教授俄文。学员主要由各地进步组织选送。
几乎同时，刘少奇从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毕业，因筹措不到赴法留学费用只能返湘，经贺民范介绍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旋赴上海进入外国语学社。同期学员还有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彭述之等人。
1921年5月中旬，经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等带着杨明斋写的介绍信，从上海坐邮轮，取道日本长崎到海参崴赴苏俄留学。
萧劲光曾回忆：“那时‘俄国’是希望和光明的象征，对我们的吸引力太大了。”任弼时赴俄前给家里的辞行信中写道：“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乃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他们进入了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东大是1921年4月刚创办的，斯大林为名誉校长，分为国内部和国际部。国际部专事为东方各国共产党培训政治干部，按国籍编班，不收学费，包食宿。学制初为七个月，1922年起改为三年。
刘少奇等成为第一批中国班学员。班上30多人，一半是湖南人。为安全起见，每人都取了俄文名字，刘少奇叫达尔斯基，任弼时叫布林斯基，萧劲光叫查戈洛斯基。他们每人领到一套黄军衣、一件灰呢大衣、一条皮带和一顶缀着红五星的船形士兵帽。
到1924年底，中国班约有学生100人。至1928年5月中国班撤销前，中国共有4批学生进入东大学习。
东大的课程偏重政治理论教育。与在法勤工俭学生面临的困境不同，苏俄政府为了培养所需人才，不惜在国民经济尚困难的情况下投入很大的人财物力，汇聚大批优秀师资。学校曾聘请瞿秋白和李宗武来当中国班的课堂翻译兼助教。
东大开学时，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传到了学校。1921年冬，党组织开始在东大中国班发展成员，刘少奇、罗亦农等首批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成立中共旅莫支部。1922年年底，王一飞、彭述之、任弼时、萧劲光等都转为了正式党员。彭述之、瞿秋白、罗亦农作为支部负责人表现活跃，被称为党内“留苏三领袖”。
此时，由于在法勤工俭学生处境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安排中共旅欧支部部分成员赴苏。1923年4月，任弼时和王一飞等到莫斯科火车站，迎来了由赵世炎带队的中共旅欧支部12人。
（1923年4月，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任弼时（左一）、罗亦农（左二）与国内赴苏的刘仁静（左五）、张国焘（左四）等临别时留影。图/FOTOE）
旅莫支部流行一句口号：“我们是来这里受‘训练’的，不是来这里做‘学院派’。”赵世炎将其进一步阐发为：“没有训练，就没有共产主义。”支部建立了严厉的批评制度，罗亦农对支部建设还提出“集体化、纪律化、系统化”的训练口号。
任弼时总是积极参加支部活动。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我在莫身体如常，学识亦稍有进步。”他说，虽然很思念家乡“鲜红的野花、活泼的飞鸟”，但为了将来他不惜这种别离。
刘少奇后来回忆说，在东方大学学了八个月，取了一些经，特别是人生观开始确定了。
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正式开始，国共两党均感干部奇缺。已在莫斯科受训两年多的东大学生纷纷回国。旅莫支部的很多学生都成了政治骨干，党内有了“旅莫支部派”和“莫斯科派”之说。
国共合作开始后，1925年11月，苏联政府在莫斯科设立中山大学，专门为中国培育革命干部，更多的中国青年来到苏联留学。据统计，自1925年至1930年，在东大和中大留学过的国共两党学生达1300人以上。
毛泽东一度也希望留学苏俄。1920年2月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说自己在考虑前往苏俄留学。“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他还说，正在与李大钊等商量，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但不知是如何商量的，总之没有成行。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与留学擦肩而过了。1918年8月，他来到北京，与蔡和森一起积极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人，自己却没有成行。他后来曾说，觉得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时间花在国内会更有益处。
那时，他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了一份管理员职位，月薪8元，工作内容有一项是登记借阅者的姓名，那些名字中就有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毛泽东1936年对埃德加·斯诺回忆：“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1939年5月，在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发表了关于“永久奋斗”的讲话，再次提到了罗家伦等人。
他说，20年前，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是真正的模范青年，因为他们反对卖国政府，在五四运动中流了血，参加了那样的斗争。这些青年是革命的先锋队，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自由、幸福，进行了那样的斗争，英勇得很。20年前的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等都很英勇，但是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奋斗比较差，没有“永久奋斗”的精神。永久奋斗要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要奋斗终身。
（本文参考了《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诚朴雄伟、泱泱大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赵世炎传》《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赤光——留法勤工俭学纪实》《刘少奇传》《任弼时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