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徐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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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先生
5月21日,我回武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参加“光宣困局与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会议间隙,马敏老师跟我提及章开沅先生身体欠佳,我们都期待他能够好转。未曾想,28日早上,当得知先生逝世的噩耗,都很震惊,一时很难接受,往日受到先生教泽的情景历历在目。
作为先生的再传弟子,我本人,以及内子都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本科生,说起当年在母校聆听先生教诲,我俩都格外感慨。作为老校长,他的见识与风骨已经深刻映入我们脑海,如果说华中师范大学有校格,那么章先生就是标尺。
爰就记忆所及,将印象中的章先生形象做一追忆,期待能加深各界对于老爷子的认识。
给小毛头改整理稿
华中师范大学2000年前后每逢开学,都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邀请章开沅先生来给新生做演讲,这个演讲一般不是开学之初,而是军训即将结束,孩子们马上开始正式学程。记得不错的话,章先生类似的演讲前后坚持了十多年。
我们那一年,是2000年9月19日下午在风雨操场,也是露天电影院举行的。
当时历史文化学院2000级男生临时住在老幼儿园旁边的小院里,离风雨操场一墙之隔。
本来我很想去听,可是奉命与龚余男、石小琴一起做黑板报,要求还很紧,我们只好边做黑板报,边竖着耳朵搜寻从风雨操场广播里传来的章先生宏亮的话语。可是毕竟有点远,断断续续,倒是掌声不断。
我本人带着万分的惋惜,因为那时候根本很少录音,以为会跟这次讲座失之交臂。
事有凑巧,章先生的讲座太精彩了,以至于不少同学回到宿舍,晚上九十点钟还在谈论,有一个年纪很小的同学甚至说“你不去听,太可惜了,我简直崇拜极了”。从他们的讲述里,我发现的确言之有物,值得追记。
于是,我想了一个笨办法, 分别找了我认为最有学识的三个男同学,其中一位是已故李文博兄,让他们给我单独讲述一遍,我再根据三份整理稿汇总,拼接出章先生讲座的完整轮廓,将近四千字。
整理完毕,有广播台的师姐很想拿去播报。我担心毕竟是如此写就的,说不定失却老先生的本意,师姐说,那么你去找章校长给你确认一下。我私下想,老校长这么忙,我这么一个小毛头,他有机会搭理吗?
在师姐和学院老师的鼓励下,我在院办公室给章先生打了电话,问他是否有时间帮我斧正一下整理稿,没想到,老先生很爽快,“可以,你23日上午十点来找我!”
由于过于紧张,我忘了追问,到底该去哪里找他,电话挂断,我也不好意思再次去电。老师说,章先生住北区多少号,你那天上午十点去找他好了。
我惴惴不安地等到23号上午,九点四十就来到章先生北区住所的那一单元楼下,可是也不知道他家的房间号。等了几分钟,恰好一位老奶奶回来,她看到我有些焦急的样子,就问我找谁。我忐忑地告诉她,我找章先生,可是不知道他家门牌号。她和蔼地笑了一下,带着湖南口音说,章先生啊,他在所里,你去所里找他。原来是章师母买菜回来,恰好遇到。
我赶紧拜谢,跑着前往位于逸夫会议中心后侧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章先生办公室,当时还开始下起了中雨,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时,已经快十点半了。
我立马呈上整理稿,章先生没有寒暄,立即提笔修改起来。我站在他对面,一动也不敢动,看着他勾勾画画,花了二十多分钟改完,连标点都改了过来,有些文绉绉的说法也换掉了。
他当时问我有什么问题,我傻乎乎地说,我们现在国学功底不好,您觉得应该怎么补?他没有多说,告诉我,这个你要请教文献学的老师。
我紧张地接过他的修改稿,致谢后赶忙落荒而逃。
现在想起来,还格外惭愧,自己没有按时前往,老爷子不仅没有见怪,反而如此细心地修改。书稿在我繁复的文稿书籍中,一时怎么也找不到,今后有机会一定找出来。
倒是他讲稿里的一段话,让我格外心迷:
他说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书,学生们面对海洋上课,他就问:“你们不会被大海迷住吗?”学生们没有作答,反而问他:“老师,那么您呢?您肯定会被这片大海迷住吧?”他回答说:“不会,不会,因为对面是我的祖国!”
二十余年过去了,这段话每当回味,依然心头一热。当时的忙中出错,紧张忐忑,也格外因着老爷子的宽容而倍感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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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下旬,章开沅先生与谭徐锋合影
万事在经营
不夸张地说,章先生是他们那一代人海外交往最多的近代史学人,从时间跨度到区域广度,跟海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所以海外友人称他为非著名大学的著名大学校长。
这里面,当然不是游山玩水,他每到一地,都留下了详细的访学记录,将各地学人与学术的详细情况记录下来,与海外学者进行了充分的切磋与沟通。
除此之外,他围绕海内外的学术发展动态,对于华中师范大学的近代史学科进行了长远布局,从学科发展重心到学人访学,都有周密的计划。与此同时,会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尤其是商会档案等珍贵文献的共享,同时从海外获得了珍贵的中国教会大学档案,开辟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新的学术板块。
无论从办校,还是办所,他都是走开放路线,走出去,迎进来,推动广泛深入的文化、学术交流。从学术底蕴来讲,华中师范大学的学术底子并不厚实,正是由于张舜徽先生和章开沅先生的努力,使得华师历史学科有了较为深厚的底子。章先生有想法,有办法,还拼命硬干。他不仅鼓动其他人干,自己哪怕在特殊时期也笔耕不辍,所以才能著作等身。他学如其人,能广泛开源,不断拓展新的学术领域,这一点既让学生受益,又让学术团队不断有所发展。
他对于弟子也并非命题作文,而是因材施教,经常悉心与他们讨论研究论题,所以不少弟子都卓有所成,这里面也不见得都是根据章先生所开辟的矿源所确定的论题,反而是由他所提倡的社会历史土壤学的研究,深化出不少可圈可点的重要论著。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能够如此根深叶茂,团结一心,除了章先生个人的魅力,这一用心经营显然是极为重要的,其中的根子就是充分的互动与对于学生个性的尊重。
到处逢人说项斯
我本人自从那次找章先生改稿后,后面除了认真读他的论著之外,主要是跟他的几位弟子请教,很少主动去打搅,因为担心他太忙。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打基础更重要,混个脸熟,最终无法代替自身的学术积累。
不过,他的讲座绝对一次不落,甚至很多华师学子把听他的讲座当作过节一样,往往是现场被围得水泄不通。他经常容易动情,但是由于血压略高,还得有老师陪着,随时提醒他注意,有一次讲到中途不得不吃了点药。
倒是我北上硕士毕业后,到出版社工作,跟他接触反而多了起来。
首先是我策划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将他的《离异与回归》再版,中间给他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他在邮件中格外客气,说了不少鼓励的话。
其次是十年前,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后,我当时想策划一套海内学术耆宿的口述自传,其中章先生是很重要的一位,我就跟师兄彭剑商议,也跟章先生请教。当年彭剑陪他来京参加宫崎寅藏家藏革命文物首发式,我还专门去拜谒,他说忙过这一段,请彭剑来仔细做。
他一见面,就提到我与杨天石老师编的《辛亥革命的影像记忆》,又再三谈及他在我重庆老家读中学时的情形,以及老一代出版人的风范与操守。中间甚至还杂着几句四川话,让人格外亲切。因为怕他激动,只好适可而止。
后来因为他的配合,彭剑兄的努力,自传非常成功,获得大家一致好评。可惜其他想联络的老先生,都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如愿,现在想来,要不是章先生的积极支持,要成书也很难。
随着出版阅历的增加,不少熟人到华师后都告诉我他对我的鼓励,甚至日本京都大学都有朋友当面提到他鼓励我的话。前年九月,我回华师拜谒,谈到再版《张謇传》,他戏称,把书交给你这根出版界老油条,我放心。
王龙飞师弟拍下了他说这话的瞬间,我也格外开心。在我心目中,跟川中老辈请教,时不时带点麻辣,这就是那种情况。老爷子性格中的可爱之处,在他的话语中时不时闪现出来。后来再邀约再版他的两本随笔集,他也格外支持。
最近跟范军老师聊天,他提及编《章开沅文集》时,章先生跟他特意提到我,要求有徐锋这样一个可以总其成的编辑。类似情景还有不少,真是让人百感交集。
我时常想起那句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每当此时,心中都格外激动。也曾设想,将他数百万字的论著编为一部《章开沅谈近代史》的语粹,使得更多一般读者了解他的思想。
只是此事有待将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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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章开沅先生在桂子山华中师范学院
“头是×姓物”
我时常想,章先生身上是有豪侠之气的。
他在《实斋笔记》中赞扬湘军名宿刘坤一在应对庚子乱局毅然决定参与东南互保时,慷慨陈词“头是刘姓物”,因为“确实表现出很大勇气”。
章先生经常向年轻学者讲这个故事,借此提倡秉笔直书与独立思考,“头既然长在自己身上,理应属于自己”,想奉送给史学家一个“无畏”。
这里面除了史学家的理念,当然也有他早年经历的磨砺。他少年时流浪过,当过纤夫,也当过兵,三教九流都有所认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比一般知识人更在意民间疾苦。其实,另一个维度看,他见多识广,所以才能处变不惊。风雨如晦之时,更多是秉持自己的良知,做好分内之事。
他之所以有这么多朋友,这么多拥戴他的弟子,也在于这种豪侠之气,尽管有老师说他不怒自威,但其实真正交往起来,发现相当幽默,经常妙语连珠。当年《辛亥革命史》之所以成功,章先生称是林增平先生与他天造地和的配合“林章配”,在我看来,林先生的一丝不苟,配合章先生的大开大合,加上各路学者的鼎力支持,才有了这么一部名著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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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部分理事合影(右二章开沅,右三林增平)
十七八年前,我经常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看书,有时离开得很晚,会时不时遇到一个小个子的老人,住在近代史所一层的小隔间,他说都是靠章先生照顾,才让他不至于流落街头,那人还是川中广安人。当时那位老乡提到章先生时的表情,格外亲切,我有时候想到这位不知名流浪者的形象,就想到章先生胖胖的脸庞,温厚待人,我想,除了师友弟子,在如此漫长的人生长河中,想必有不少人曾经受过他的恩泽吧!这个晦暗不明的流浪人形象,很可能是冰山一角。
西典有云:“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在由京到汉的高铁上,我接到一个好友的电话,谈及先生的去世,我认为,他可以说完美地守住了知识人的道。
新史学开山梁启超的绝笔《辛稼轩年谱》,记了辛弃疾悼朱熹的四句话:“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移之章先生,可谓若合符节。
作为后死者,我们当然有莫大的责任,毕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其间,远远不止学问。
走笔至此,心思纷繁,今日凌晨,窗外风声大作,思及章开沅先生行迹,夜不能寐,数小时后,即将登车南下送先生最后一程,因改昨日挽先生联如下:
源溯江南荻溪,诗书传家,风雨如晦,肝胆常带豪侠气;
汗挥湖北桂子,学术立校,领域时新,著述岂惟辛亥史。
章开沅先生千古!
2021年5月29日下午
草于武昌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