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明史》的记载：在万历四十年，南京各道御史言：“台省空虚，诸务废堕，上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沈之忧。”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是，在明朝万历中后期，万历皇帝基本不怎么上朝，基本不怎么见大臣应该是一个实情。在长达20年到30年的时间里，万历皇帝就像封建社会的小媳妇一样待在皇宫里，基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在万历中期以后，连刚进入内阁位高权重的阁臣甚至一开始都不知道万历皇帝的龙颜是个啥模样。就算内阁首辅一再求见，基本也不见，除非有大事。但是，在万历前期，不是这个样的，那时的万历皇帝还是经常上朝的，从万历十七年开始，万历皇帝开始怠慢朝政，再到后来，万历皇帝轻易不肯和明朝的大臣见面。
明朝
万历皇帝的爷爷是嘉靖皇帝，万历皇帝的爹是隆庆皇帝。隆庆皇帝明穆宗朱载坖生有四个儿子，其大儿子和二儿子早亡，三儿子朱翊钧（生母李贵妃）、四儿子朱翊镠（生母李贵妃），朱翊钧后来成为了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镠则被封为了“潞王”。隆庆二年，朱翊钧被立为了太子。朱翊钧这个人早慧，有一次明穆宗在宫中骑马瞎溜达，年幼的朱翊钧对他爹说道：“父皇，你乃天下共主，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明穆宗听到后立刻就下马，非常开心，当爹的能有个聪明的儿子，哪个爹会不开心？
明神宗
1572年（隆庆六年），明穆宗去世，十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在位四十八年。万历皇帝继位后，由于年龄比较小，明朝的朝政是皇太后临朝听政的，陈太后（仁圣皇太后）无子，视万历皇帝为亲生儿子，李太后（慈圣皇太后）是万历皇帝的亲妈。此时的大明帝国的“实际当家人”就是这两位女人，尤其是万历皇帝的亲妈李太后。明穆宗去世时，遗命内阁首辅高拱、内阁次辅张居正以及阁臣高仪为顾命大臣。明穆宗去世后，又“蹦跶”出一个顾命太监，明朝司礼监里的实权太监冯保。冯保深得李太后的喜欢，在明穆宗去世前后，冯保在李贵妃（后成为了李太后）面前告了时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的状，冯保成了司礼监掌印太监，这冯保又矫遗诏也成了顾命太监。这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在明朝中后期时有“内相”雅称，权势极大，有时可以制衡内阁首辅。
司礼监位置
高拱与冯保堪称死敌，而张居正虽然表面与高拱很友好，背地里却和冯保“眉来眼去”，冯保与张居正两人早有驱逐高拱之心。其实，高拱也在准备驱逐冯保，在万历皇帝刚即位后，高拱就想以皇帝年幼和司礼监的权力过大为由，请求抑制司礼监的权力，收归内阁，并且让大臣准备弹劾冯保，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张居正，张居正又密报给了冯保，明史中的原话是这样的：“神宗即位，拱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又命给事中雒遒、程文合疏攻保，而己从中拟旨逐之。拱使人报居正，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
高拱
冯保也急眼了，在明穆宗去世后，高拱曾在内阁中痛哭地说道“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在李太后和陈太后那里，把这句话稍加改动，并且添油加醋，还说高拱擅权，一下子就击中了这两位女人的痛点，高拱接着被罢免，张居正成了内阁首辅。投桃报李，此后，冯保对张居正极力支持，几乎是有求必应，有识人之明的李太后对张居正也是极为欣赏和信任，大事基本都听“张先生”的，这为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张居正不仅是内阁首辅，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他是万历皇帝的老师。同时，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协理李太后负责神宗的教育，这冯保相当于李太后安插在万历皇帝身边的“卧底”，只要有啥情况，这冯保就会颠颠地跑到李太后那里去“告密”。年幼的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并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张先生”，称呼冯保为“大伴”，对这两人既尊敬，又畏惧三分。
张居正对于万历皇帝的教育可谓煞费苦心，为了便于十岁的万历阅读，张居正亲自上阵编撰了一本叫做《帝鉴图说》的书，这本书由很多小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配有插图，图文并茂，深得小朋友的喜爱。张居正对于万历皇帝的教育除了用心之外，另外就是很严格，在读书上，如果万历哪一点做得不好，张居正就会劈头盖脸地“奏训”万历皇帝一顿。李太后对于万历皇帝的教育更为严格，不读书就要罚跪，上朝的时候，五更时，李太后就要来到万历皇帝的住处，把年幼的万历皇帝叫起来准备去上朝。五更是个什么时间？五更就是现代时间的凌晨3点到5点。李太后不仅在万历皇帝面前夸赞张居正的好，还动不动用张居正来吓唬年幼的万历皇帝，当年幼的万历皇帝不听话时，就会来一句：“使张先生闻，奈何？”
李太后
虽然李太后和张居正在万历皇帝的教育上有点用力过猛的嫌疑，但是他们想让万历皇帝成为封建典范下的明君的用心可谓良苦。而万历皇帝似乎还颇为争气，不仅学业用功，上朝认真，全力支持张居正的改革，颇有明君之范。他对于张居正可谓是非常之好。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死了，按照明朝的官制，张居正应该回家守孝三年，但是万历皇帝却力排众议，让张居正戴孝办公（穿素服办公）。给了张居正三个月的假期，让张居正回家葬父，并且，万历皇帝还专门告诉内阁：“戒次辅吕调阳等‘有大事毋得专决，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就是说告诫内阁次辅吕调阳等人内阁如有大事，必须快马传送到江陵，让张居正决断。
张居正三年的守孝办公期快结束的时候，为了表示慰问，万历皇帝专门赐给了张居正白玉带、大红坐蟒、盘蟒，同时李太后还加赐御膳九样，让张居正陪着吃饭。后来，张居正得了重病，万历皇帝频频询问张居正的病情，并且拿出大笔钱作为医药费。过了四个月，张居正的病情依旧不好，万历皇帝命：“百官并斋醮为祈祷。”
在张居正改革之下，明朝似乎又恢复了勃勃生机，而万历皇帝也勤政用功，李太后很满意，张居正很满意，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万历皇帝的心理变化。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1908年-1970年）在1943年提出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人的各种需求中有一个尊重的需求。随着万历皇帝的年龄增长，张居正所谓的“功高震主”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张居正对待万历皇帝的方式上有时就像“爹对待儿子”，这其实就有点伤害万历皇帝的自尊了，毕竟两人是君臣关系，张居正是臣，万历是君，另外，对于打小报告成瘾的太监冯保，万历皇帝对他也是越来越讨厌。李太后对万历皇帝再怎么严格，李太后毕竟是万历皇帝的亲妈。但是，我觉得此时在万历皇帝的心里，他对张居正和冯保只能算怨气而已，还谈不上恨。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万历皇帝十八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戊寅，先是上夜宴宫中，为近侍孙海，客用所惑，杖二内使几毙，”就是说喝得醉醺醺的万历皇帝被孙海和客用两个宦官所蛊惑，把另外两个宦官几乎给打死了。冯保又把此事告诉了李太后，可以说这次冯保是自己往火坑里跳。这件事引得李太后大怒，大怒到要废掉万历皇帝的架势。
每到读到这段历史时，我就会想：“李太后你如果想废掉万历皇帝那就废掉吧，反正你还有一个亲儿子潞王朱翊镠。”然而，李太后又把张居正给搬了出来，让万历皇帝读《霍光传》，拿出西汉权臣霍光罢黜昌邑王之事威胁万历皇帝，昌邑王刘贺（汉武帝之孙）在短暂地做了几十天皇帝后被霍光废黜。这次是“使张先生闻，奈何？”的升级版，这李太后是直接把张居正扔进了火坑里，但是张居正又自己给自己浇了一把油，亲自替万历皇帝写下了罪己诏，并且言词犀利。这使得万历皇帝的颜面尽失，从此，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和冯保估计已经是深恨至极了。
张居正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公历7月9日），积劳成疾的张居正病逝。这年十二月，御史言官们开始弹劾冯保，冯保被发配南京孝陵种菜，并被抄家。这时候，御史言官们又开始弹劾已经死去的张居正，张居正家也被抄家。在查抄张居正的时候，万历皇帝发现原来这个曾经的“偶像”张居正其实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张居正有时也奢靡，但是张居正却要求万历皇帝完美，可能在此时的万历皇帝看来，这张居正不仅欺负了他，还欺骗了他，这对他造成了心理伤害。
从万历十年开始，万历皇帝正式开始了亲政。史书上对万历皇帝刚开始亲政时这段时间的表现“很满意”，用词是“励精图治，虚心纳谏，生活节俭”。然而，对于万历皇帝而言，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万历十四年（1586年），首辅申时行上疏，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就在这一年，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生子朱常洵，此后，长达15年的国本之争开始。这事得从万历九年说起，万历九年（1581年）的某一天，万历皇帝偶然“临幸”了李太后身边的宫女王氏，在万历十年，王氏生下皇长子朱常洛，王氏被封为淑妃，但是万历皇帝对于王淑妃却不喜欢，对于这位长子也非常冷淡。万历十四年，郑氏生子朱常洵，万历大喜，有意把这位皇三子朱常洵立为太子。
明朝的多数大臣认为，按照明朝的立储原则，应该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是万历皇帝却有意立他的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围绕这个问题，明朝的朝臣们不停地上奏疏，一堆明朝大员被罢官、廷杖、发配。在我看来，万历皇帝与明朝大臣们的一个矛盾点在于：在万历皇帝看来，他这个当爹的把“家业”传给自己喜欢的儿子，这事怎么了？但是，群臣却不这么看，在很多大臣看来，他万历皇帝不是“普通的爹”，是“天下的爹”，在古代，皇帝就是天下人的君父，所以万历皇帝不能像天下其他的普通爹那样任性。这件事上，万历皇帝也是倒霉，万历皇帝的皇后王喜姐在生下荣昌公主后就没有再生育，而且这位王喜姐也活得相当长久，她和万历皇帝是在同一年万历四十八年去世的。如果这位王喜姐在生下了荣昌公主后，能够及时再生下了个儿子，这场国本之争估计就会戛然而止。
王喜姐
从万历十七年开始，万历皇帝就开始怠慢朝政，不喜欢上朝了，很多大臣也开始怀疑万历皇帝沉溺于酒色，上奏疏指责万历皇帝。对于国本之争，不仅是朝臣，关键是李太后也是支持皇长孙朱常洛的，最后，万历皇帝在万历二十九年还是立朱常洛为太子。在这之前，万历皇帝可能觉得只是被一个张居正给欺负了，在国本之争之后，万历皇帝可能认为他被多数大臣都给欺负了，从此之后，万历皇帝对明朝的大臣们是深恨之了，不上朝，不与大臣们见面成了常态。总之，大臣们爱咋咋地，反正就是不见面，不仅如此，他连群臣的奏章也懒得批阅。
朱常洛
在万历中后期时，虽然万历皇帝怠政，但是对于重大事情和重要奏疏，他都能做出迅速的处理和反应，这表明他一点都不傻。其实，明朝的皇帝并不是天天早起上朝，在万历时，是每逢三，六，九日上朝，每个月九次。但是就算每个月只有九次，到了万历中后期时，基本都被他给省略掉了。万历皇帝可能也确实身体有疾病，这影响了他上朝和处理奏章。在万历三十年时，由于他病情之差，甚至要一度立下遗旨，向当时的首辅沈一贯托孤，《明史》中说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笃矣，享国已久，何憾。佳儿佳妇付与先生，惟辅之为贤君。”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有可能是他长期放纵酒色所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另外，万历皇帝的遗骨也显示其左脚略右脚短。但是《明史》中也说到：“ 帝深居久, 群臣章奏率不省。 独福籓使通籍中左门, 一日数请, 朝上夕报可。”到了万历后期，对于群臣的奏章他不看，而福王给他的书信立马就能有回应，这是什么操作？
理论上来讲，万历皇帝不应该过多地受他的情绪影响，但是他似乎对张居正以及后来很多明朝大臣们的怒气一直都很大，这可能是后来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到了万历中后期，他虽然怠政，但却对敛财兴趣十足，先后派出太监到各地征收“矿税”，万历怠政对明朝的伤害还是相当大的。至于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是一个怎样的心路历程和心理状态，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樊树志著《万历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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