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谌旭彬老师的《秦制两千年》，深有感触，虽然说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进入现代化，但是底层逻辑架构依然还是秦制，我们与西方的分歧，就像苹果IOS系统与安卓系统的分歧，从诞生那一刻就决定了两者的方向。
我们总说“百代都行秦政法”，从秦汉到明清，历史上历朝各代都奉行秦朝的政治制度，虽然秦朝在编辑底层框架的时候有些粗糙，但是汉朝却用了400多年的时间，不断更新迭代，完善了秦朝制度，同时也为中国的历史定下了基调。
什么基调呢？“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也就是国家越富裕，百姓越穷，而且民众越愚笨，那么国家就越容易治理。
所以秦朝有了两个目标：
第一、强化国家对社会的直接掌控，抑制家族势力，或者有能力团体的扩大；
第二、强化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攫取能力，避免地方形成自我组织的活力。
最初这套规则当然要归功于商鞅，秦国在商鞅变法下一跃成为强国，从而统一六国，结束了几百年的战乱史。我们现在喜欢把商鞅归类于法家，其实商鞅应该算作杂学家，并没有固定的思想体系。
最初他给秦孝公提出的理论模型是“帝王之道”，也就是孔孟那一套，建国后我们曾把孔孟等同于迂腐，其实这套思想体系就像“中药”，见效慢，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秦孝公觉得等不了，于是商鞅又提出了“强国之术”，这套理论思想药力猛，见效快，几十年就能见到成效，于是秦孝公就接受了“商鞅变法”。
其实商鞅也不过是个职场人，你说这个企业就要病入膏肓了，你还给他讲稻盛和夫，老板肯定不会雇你，因此商鞅没有像孔孟一样，搞一套哲学理论，然后依次执行，他很直接，强化权力，直接服务统治者。
如何强化权力呢？第一条就是“军功爵制”，相当于我们在企业里搞的“一切以市场为导向”。无论你是宗亲贵族，还是创业元老，所有人都要按照军功来授爵。要知道在过去，爵位是能够世袭的，你的爵位和你的努力无关，和你老子的关系有关，这就形成了“顽固腐朽的旧势力”。
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变法，魏国有李悝变法，韩国有申不害，齐国有邹忌。战场是最能检验变法效果的地方，秦国在一系列战争当中取得胜利，说明商鞅变法是积极有效的。其实商鞅变法的目标非常明确，想尽办法让统治者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而“军功爵制”又是和社会福利直接挂钩的，这就让更多底层百姓享受到上升的机会，增强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
商鞅变法一方面给底层机会，打破旧贵族形成的势力影响；另一方面也为国家储备了大量的战斗力。为了分化底层百姓家族势力，变法还规定，家中有两个成年男性的，如果不分家就要收取双倍的赋税。
同时为了管控底层百姓，发明了“什伍连坐制度”，把五户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什，彼此连坐，互相监督，一家犯罪，一同受罚，如果告密，不但免于处罚，还能够获得的奖赏。这种“什伍连坐制度”不但破坏了乡里的亲情，也让底层失去了有效的力量。
在任何时候，打仗都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与物力，秦朝为了鼓励民众参与劳作，给予努力耕种，纺织的劳动者免除劳役的奖励，而对于那些不良的游民，则罚为奴隶。
那么哪些是不良民呢？商鞅提出了“六虱”，分别是“礼乐、诗书、仁义、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以及非兵羞战”也就是知书达礼，讲究孝悌诚信，爱好和平的人是国家的虱子，这些人只会吸干国家躯干上的血液，而不会为了国家打仗，长此以往国家就会衰弱下去。
那么如何清除国家躯干上的这些虱子呢？商鞅提出了“国贫而务战”，也就是百姓贫穷了，就有了上进心，就会拼命打仗，努力向上攀爬，为统治者扩张土地；相反，如果百姓比较富裕，就会贪图享乐，整日谈文化、讲仁义，不但国家失去了战斗力，而且还会逐渐衰弱下去。
现实情况却是，总会有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于这部分先富起来的百姓，商鞅让他们拿粮食顶替兵役，这样先富起来的就会再次陷入贫穷。
在商鞅看来，整个社会财富是有限的，不在国家手里，就在百姓手里，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百姓越弱、越愚昧，国家就越强、越稳定。
商鞅的这套逻辑说起来简单，操作起来却是非常复杂的。
如何让百姓越弱、越愚昧呢？打一批，拉拢一批。打的是哪一批呢？聚众演讲的纵儒家、纵横家，四处游走的游侠，还有依附在贵族门下的幕僚。他们这些人要么有知识，要么有资源，而且懂得社会的运行规则，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隐形的炸弹，要尽快清除掉。
刘基在晚年有一篇惊世骇人的《楚人养狙》，说山里面有一种叫做“狙”的猴子，奴役这些猴子的猴王叫“狙公”，狙公霸占了猴子们的劳动成果，并且告诉猴子们，是自己养活了下面这些猴子。
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小猴子突然问道：“山上的果树是狙公的吗？没有了狙公我们就不能获得果实吗？既然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被他奴役呢？”
你看，像刘基这样的“小猴子”，不让朱元璋担心是不可能的，以至于在刘基死后，朱元璋还满口粗话臭骂了他一顿。
那么哪些人是需要拉拢的呢？那些有学问，但是贪生怕死之人，这也是后来科举的思路。这些人虽然也有违逆朝廷的可能，但是经过改造，能成为自己的“管家”，替自己管理那些没有本领，逆来顺受的良民。
科举取士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余年，作为秦制最重要的一环，科举制度给了普通读书人一种“我有机会进入体制，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的幻象。这种幻象极为坚固，以至于清廷取消科举之后，很多人幻想破灭，走向了对立面。
当然管家不可能太多，否则无法形成金字塔稳定结构，为了更多百姓成为金字塔底座的良民，商鞅的逻辑一手控制信息流通，另一手灌输错误的逻辑。
控制信息流不用说，那些游士消失之后，再控制书籍的流通，基本上把信息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
而灌输错误的逻辑则是利用“天命”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为什么说这是一套错误的逻辑呢？既然受了天命，为何还会被推翻呢？也就是说这套逻辑有其天然的缺陷，无论是“五行”学说，还是“天人感应”，其实都不能逻辑自洽。
后来在《天人三策》当中，董仲舒认为谁获得了天下，谁就受命于天，这套说辞在逻辑辩论当中属于因果倒置，初听能唬人，仔细想想总觉得哪里不对。
忘记是哪一部纪录片，大意是讲非洲部落里有个巫医，病人来的时候，他就告诉病人，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想起“乞力马扎罗的猴子”，而且重复了三次，试想一下，这些病没有治好的病人会怨恨巫医吗？肯定不会，因为他肯定想起了乞力马扎罗的猴子。同样，董仲舒拿果当因，怎么说都不会错。
既然商鞅给秦朝设计了一套这么有效的治国策略，为何秦朝在统一后快速崩溃了呢？还是“打击一批，拉拢一批”没有做好，“打击一批"自不用说，胡亥比秦始皇做得还要狠，问题出在拉拢一批上。你发现没？无论是刘邦、萧何还是曹参都是上面所说的“管家”，是秦朝的中层管理干部。然而胡亥在建立自己官僚体系的时候，没有拉拢这批人，结果让他们成为反秦的中坚力量。
你看宋朝就非常聪明，把自己的潜在威胁纳入麾下。欧阳修说宋朝养了七八十万禁军，但是可用的士兵不到十分之一。至于宋朝养了这么多兵为何还不能打，很多历史书给出的解释是“更戍法”，也就是频繁调动军队，让军中的将不知兵，兵不知将。
其实开国皇帝赵匡胤早就给出了解释：“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当我们遇到灾年的时候，只会有造反的百姓，而没有造反的士兵；但是当天下太平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造反的士兵，而没有造反的百姓。
也就是说需要拉拢的那批人，哪怕养着他们也不能放他们出去成为自己的敌人。
所以宋太祖在平定天下之后，将那些无业游民，招募到军队当中，用军队的组织与纪律来约束他们，当然也给他们优厚的俸禄，让他们被优越的生活给控住。所以“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成为宋朝治国良策。你试想一下，把这些游手好闲之人招募到军队当中，战斗力会好到哪儿去？
除了养军队，还要养“士人”，唐朝科举每朝也就录取30多人，而到了宋朝，每次录取超过三四百人。这些官员只要录取不论你是否有职务，都是能够领到工资的，仁宗时期，中央内外属官已经超过17000多人。
即养兵，又养士，宋朝的财政肯定吃不消，那么就需要想尽办法盘剥百姓。比如宋哲宗元祐二年朝廷搞了一次财产大清查，清查的对象是欠了朝廷“市易均月钱”，也就是朝廷的高利贷。
朝廷向缺乏本金的商户贷款，利率有多高呢？20%！你说我不贷款行不行，不行，需不需要都要贷，按户强制分派，这就导致开封无论大户、小户都欠了朝廷的高利贷。
另外还有“折变”，也就是利用国家垄断实现“低买高卖”，比如陈州遭灾后，官府下令将交小麦变更为交铜钱，每斗小麦折税100文，再加上脚钱、头子钱、仓耗钱等，一共是140文，而当地市场上每斗小麦的价格仅为50文。还比如，比如江淮、两浙的赋税，本来该交小麦，每斗小麦折钱34文，发运司却要求小麦每斗折钱94文，百姓的负担变成了原来的三倍。
如果这些都是小儿科，那么“盐铁专卖”成为历朝各代屡试不爽的搜刮良策。
在公元119年，桑弘羊拿出了盐铁官营的方案，大致如下：在全国范围内设置盐铁官员，负责招募民众煮盐，由国家统一购买，销售，与我们建国初期国有经济不同，生产还是由民众来完成，只是销售环节由国家掌控。铁也类似，开矿冶炼等都由民众来完成，只是销售环节进行管控。
宋朝除了对盐铁进行专卖，还对酒、茶、矾和香等也搞国家垄断，垄断方式有很多，要么官方生产、运输、售卖一条龙；要么官方控制货源，将许可证卖给商贩；或者像桑弘羊一样，控制某些利润最高的环节，比如将民间生产的食盐、酒、茶、矾和香等商品必须集中卖给官府，再由官府卖到民间，形成对百姓的搜刮。
总结过去我们总是赞颂唐宗宋祖，认为只要君主开明，百姓日子就会好过，其实核心思想都不会改变，那就是“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
我们拿贞观之治为例，唐朝贞观初年，全国人口也就1000多万，可以说地多人少，要知道在农耕社会，中华大地承载力是6000万人口。
当土地承载能力远远大于生殖能力，无论你是文景之治或光武中兴，都能够获得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自唐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盛世”的到来恰恰用了二十来年。一切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既不必说贞观之治有多伟大，也不必谬赞李世民有多英明。
横征暴敛是一种常态，考验的只是百姓的承受能力，比如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常常被描述为文帝如何节俭，但实际情况却是大量财富集中在县守手里，所以文帝才不断出台政策，指定严格的律法，最后直至派遣监察御史约束地方官员。所以这些财富要么在民间，要么在朝廷，即使不在两者之间，也会存续于中间的官僚体系当中。
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是商鞅之道“国富而贫治，民愚则易治”式的国家治理，即民众越贫穷越愚笨，越有助于国家治理，这套逻辑，始终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