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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1月,中共早期领导人在莫斯科留下的珍贵影像。(上海音像资料馆授权南方周末)

1924年9月22日,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台上,一个自称为“秦华”的中年男子,做了一段七百余字的演讲。

秦华有一张东方面孔,国字脸微胖,八字胡又浓又密,眼镜架在挺拔的鼻梁上。演讲到激动处,仿佛要挣脱什么似的,他将拳头挥舞到半空,眉心紧锁。

九十多年后的人们,能轻易辨认出他的真实身份——李大钊这个名字,连同他的八字胡一起,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历史记忆。这段短短几秒钟的画面,则是他留给后世的唯一影像。

2021年4月,李大钊的影像经“央视频”微博发布,点击量高达1600多万。事实上,除了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刘仁静等在中国近代史上闪耀过的人物,并非一直在历史的白纸黑字中。留存的影像资料使他们得以闯入现代生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海外影像寻档工作,因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玉贞发现李大钊的影像开始受关注。十年后,长期在海外寻找共产国际早期档案的李玉贞,又在莫斯科发现陈独秀影像的线索。

历史影像的挖掘、寻找和研究是环环接力的赛跑,上海音像资料馆党总支书记乐建强将之比作“历史的侦探”,研究员习惯以帧为单位,截取影像中那些演讲者、低语者、欢呼者,模糊的街道,一闪而过的影子。他们把年谱、回忆录、会议名单当做已经揭晓的谜底,进行漫长的考证,试图破解镜头里的秘密,找回影像中人被时间遗忘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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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23日,中国国家话剧院内,学生们正在彩排话剧《父亲李大钊》(青少年版)。 (IC photo/图)

用两瓶啤酒“找回”李大钊

1924年,共产党人的事业接连受挫。1月,列宁与世长辞。5月,春意尚未消散,肃杀之气如影随形,北洋政府发出对李大钊等人的“海捕文书”。21日张国焘被捕,担负着国共两党在北方实际领导工作的李大钊,被迫逃入河北五峰山。

6月上旬,李大钊的同学于树德送来一份通知,想委派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李大钊乔装为行庄的生意人,从河北匆匆返回北京,此后经哈尔滨,从满洲里出国赴苏。半个月后,李大钊出现在有“共产国际招待所”之称的莫斯科柳克斯(俄语意为“豪华”)旅馆,住在三楼的他,除了列席共产国际相关会议、为国际报刊撰文外,甚至还挤出时间学习俄语。

“寻找李大钊”,源于1999年,李大钊诞辰110周年,中央电视台计划播出文献纪录片《李大钊》。当时35岁的闫东被任命为导演后,才意识到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摆在他面前的,仅有20幅李大钊的照片。

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影像研究中心副主任吴琼意识到,中国历史影像学系统的挖掘和研究一片空白,“需要有专门的人去做”。

图片显然难以满足纪录片的拍摄要求,闫东先后访谈十几位专家学者,希望能拼凑出李大钊的生活碎片。

一次采访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玉贞随口提及,李大钊参加过1924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可能存有影像”。闫东遂嘱托正准备前往莫斯科的档案馆查找资料的李玉贞,“顺道把李大钊的资料也捎回来一些”。

彼时,不少由苏联官方保存的档案陆续解禁,大批学者从全球各地飞往莫斯科,手里紧紧攥着护照和介绍信,在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门口排起了长龙,“每个人都抢着去查阅,简直是世界大战”。

那些获许进入资料室的学者,只能手抄或用笔记本电脑打字,把查到的资料摘录下来,办完手续的李玉贞小心翼翼地进入档案的迷宫,迷宫里,“全都是‘刷、刷、刷’翻档案的声音”。

离李大钊诞辰的10月29日越近,李玉贞越能感受到闫东的焦虑。

李玉贞长期专注孙中山,此行原本是要查阅共产国际和国民党接触的相关档案。自1999年6月到达莫斯科后,每天的北京时间午夜零时,莫斯科时间傍晚6时,闫东都会询问李玉贞进展。但在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李玉贞始终没有发现和李大钊有关的影像资料,工作人员十分坦率,“别说李大钊,1924年的影像都很难找”。

担心没法按时交差,李玉贞便委托一位俄罗斯汉学家,到另一个资料馆帮忙寻找。“光是打车就要一个半小时。”这位汉学家埋怨太远,李玉贞投其所好,许诺“送两瓶啤酒在路上喝”,汉学家这才一口应下。

一个阴寒的雨天,汉学家忽然打来电话,“这次,你最少得请我喝四瓶啤酒了。”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档案馆中,这名汉学家发现了某张从胶片中截取的卡片,上面模糊的身影,像极了李大钊。

两人向档案馆申请查看对应的影像资料。几天后,完整的影像素材被工作人员整理出来。放映机转动,共产国际五大现场的画面一帧一帧在银幕上浮现。60个政党,510名代表,李玉贞“认出了不少‘熟人’”。

终于,一位蓄着八字胡的中国人面孔出现了。“李大钊,就是李大钊!”李玉贞知道,这下可以交差了。

正当李玉贞计划把档案带走时,汉学家小心翼翼地提醒,“这么多材料,价格不会便宜吧?”

性格直爽的她想,“中央台不差钱,尽管谈”,但敲开档案馆馆长的办公室,对方“上千美元”的报价还是让她吃了一惊。

看到李玉贞十分窘迫,馆长岔开话题,问她俄语为什么说得这么好。李玉贞提及自己的俄语老师是李立三的太太李莎,这仿佛触动了某个开关,馆长滔滔不绝地和李玉贞聊起中苏交流与往来,李玉贞顺势提到李大钊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发展中国家寻访海外档案的不易,交谈“十分投机”。

到了最后,馆长问李玉贞,到底带了多少钱。李玉贞一摸口袋,“一共20美元”。馆长大笑,允许李玉贞把资料带走,并给出了“极大的优惠”。

十年后,同一个档案馆,李玉贞又发现了陈独秀、瞿秋白、刘仁静等人参加共产国际四大时的影像线索,这一次,“视频的价格已经大大降低”。

自此,“南陈北李”不再是革命年代图文记录的白昼流星,他们人生中的一段碎片,被胶卷保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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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9日,北京档案馆举办“播火——李大钊革命活动档案史料展”“破晓——中国共产党北平党组织活动展”。图为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者临行前照片。 (IC photo/图)

“是陈独秀,不是胡志明”

李玉贞寻回李大钊影像十余年后,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庆祝活动排上了日程。上海音像资料馆想借此机会,寻找陈独秀的影像资料。

上海音像资料馆版权采集部主任翁海勤还记得,2011年,从李玉贞处得到陈独秀影像的线索后,馆里同俄方取得联系,收到对方发来的影片目录、九百多幅影像截图和长达50分钟的活动影像样片。

要想从纷繁复杂的资料中发现陈独秀,需要先确认他当年可能会在什么场合上被拍下来,一段陈独秀不愿过多提及的经历,被翁海勤注意到。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被推举为中央局书记。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此前的出国经历只有日本。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俄国成为陈独秀绕不开的目的地,实际上,在陈独秀63年的生命里,俄国之旅也是他最后一次出洋经历。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在圣彼得堡召开,陈独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刘仁静和赤色工会国际代表王俊,远赴俄国。

陈独秀赴俄的身份是“莫斯科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李大钊以中央委员会名义签署了代表委任状。换句话说,陈独秀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刻意避免领导人自署,而采取了中央委员会承认的形式。这被京都大学中共党史专家石川祯浩认为“组织原则认识很强”,是“考虑周到”之举。石川祯浩曾深入考证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时间,发现陈独秀等人是在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之后才抵达。当时,大会开幕式早已结束。

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发现,语言是最大的阻碍。为此,瞿秋白作为汉、日、俄语的翻译加入代表团。年仅20岁、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的刘仁静,在历史的偶然中,登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

会上,在同陈独秀沟通后,刘仁静曾作了一份《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引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拉狄克的极大不满。他批评中国共产党党员“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像孔夫子一样“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历来性直、动辄拍桌的陈独秀并未直接反驳,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巡视员姚金果看来,这次劈头盖脸的责骂,成为日后陈独秀不愿提及的原因之一。

在陈独秀影像档案的寻访过程中,上海音像资料馆综合编研部主任汪珉曾远赴俄罗斯观看样片。除了共产国际四大的影像资料,他还发现了1922年初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影像资料,“其中出现了疑似张国焘和王尽美的身影”。

实际上,影像寻回后,真正困难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一段从档案馆中获取的影像,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字幕,有时连拍摄的时间和地点都不甚了了。

汪珉和翁海勤会先挑“容易辨认”的,“根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得知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有陈独秀、刘仁静,还有充当翻译的瞿秋白。”汪珉等人从陈独秀的脸型和发际线特征,判断出左下角一位形似东亚男子的人“一定是陈独秀”。

但他们并不知道,在1964出版的《罗易回忆录》中,同一段影像的截图曾被用作配图。并且,这张标注为“印度共产党代表罗易与东方国家共产党代表的合影”中,左下角的东亚男子被视作“印度支那代表胡志明”。与此同时,另一位参会代表路特·费舍曾回忆,胡志明确实参加了大会。

这个问题直到2017年才被北京语言大学学者张善鹏调查清楚:从摄于上世纪20年代的胡志明照片看,“肤色较白,无胡须,且发际线不算很高”,通过比对同时期陈独秀的照片后,可判断这名男子是陈独秀。

不少早期影像真实性“待考”

1921年11月,任北京《晨报》通讯记者的瞿秋白,在“远射万丈光焰、遥传千年沉响”的莫斯科,为自己的杂感集《赤都心史》写下序言,他期待能把一场人类革命的史诗记录下来,“在宇宙间偶然留纤微毫忽的痕迹”。

其时,瞿秋白也许并未察觉到,和政治革命一样,苏联的艺术环境同样在经历一次更迭。1919年8月27日,列宁签署关于电影的商业与工业移交教育人民委员会管理的法令,一种“新的、苏维埃的艺术”悄然出现,并在日后被历史影像研究者视为珍宝。

列宁将电影视为“人民的艺术”,由苏联摄影师组成的工作队,还计划前往中国拍摄镜头。

上海音像资料馆寻回的影像中,面容憔悴的陈独秀难掩兴奋。这与中共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彭述之的回忆相符。

彭述之记得,陈独秀的莫斯科之行,最后是在“欢乐之中”落下帷幕。1922年底,陈延年、陈乔年响应父亲陈独秀的号召,自西欧远赴莫斯科。冬季的一个夜晚,二十多位中国共产党人在柳克斯旅馆举行了晚会,陈的两个儿子“带着渴望而又叹息的神情”,听他们父亲“自称庄严隆重”的演说。

为了分析2011年从俄方寻回的两段视频,翁海勤多次翻阅《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仔细排查参会名单并用照片进行比对后,她在获取的影像中又陆续认出瞿秋白、刘仁静二人。已有资料记载,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张国焘,坐在主席台上的他也被辨识出来。

辨认难度持续增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一共有39位中国代表,为了把每个东方面孔都与名字一一对应,翁海勤等人决定聚焦在群像上,寻找“那些坐在听众席中的人”。其中,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最难辨认,此次大会后,他在1925年病逝于青岛,留给后人的只有一张留着平头的照片。

听众中,一位长发、身着厚衣的人,引起了翁海勤等人的注意,“(五官)怎么看都像王尽美,就是头发比照片里的长了一些。”为了确认这名男子的身份,团队找到了王尽美的儿子王杰确认,王杰一眼就认出,这就是他的父亲。

最终,经过时任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以及李玉贞的论证,相关影像才被陆续公布。

上海音像资料馆研究员李东鹏称,在获取的资料中,群像中的面孔并非最难辨认的,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部分革命者的画像可能经过修改,与真人相貌相差甚远。李东鹏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了一段许白昊的影像。作为曾在上海开展秘密斗争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许白昊留存后世的唯一画像里,是一个厚嘴唇、大眼睛,瘦削的男子,相貌与影像中眉清目秀的真人相距甚远。

“一开始,我们干劲很大,想把中共一大代表的影像全部集齐。”汪珉失望地发现,挖掘档案、辨别人物,精细,且艰难。

新世纪以来,不少机构跻身红色影像的挖掘和研究行列,陆续有资料在国外的档案馆被发现。

2006年6月,浙江卫视《红色记忆》栏目组打造的“红色影像陈列馆”揭牌。栏目组在对革命遗址和文物进行精细拍摄之余,也收集了大量的图片资料和音像资料。2011年,纪录片《1921点亮中国》摄制团队先后前往俄罗斯、日本寻找影像资料,还意外发现了孙中山在张园演讲的影像及原声。

已追寻海外档案十年的翁海勤发现,早期红色影像“比较集中的还是俄罗斯,有一部分会出现在日本和美国”。不过,随着追寻时间越长,翁海勤捕获到的“猎物”也越少。李玉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84岁的她最近还在荷兰多个档案馆奔波,试图还原马林的人生轨迹,这位曾参加中共一大的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家,“依然有许多未知需要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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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参加共产国际第2次代表大会时,某画家为其所作速写。 (IC phot/图)

寻找不一定会得到答案,工作往往陷入大海捞针。翁海勤注意到某种规律,“由于共产国际的关系,俄罗斯的档案是最齐全的。其他国家当年拍摄多关注新闻性,关于中国的镜头很少。”

2016年,吴琼曾委托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学生去查找相关的资料,“无论是搜寻还是研究,都需要很高的成本和条件,即便发现了线索也很难继续”。

在广州市档案发展中心(广州市音像资料馆)发展中心综合部部长江慧元的印象里,最近一次大规模搜寻红色影像的时间,是“十八大之后”,但她同时承认,“(数量)本来就很少,渠道也有限,能在市面上流通的(影像)已经很珍贵了。”

身为研究者,吴琼苦于影像资料的稀缺,“一些出版物就是来回用(埃德加·斯诺拍的)那几张照片,根本不能反映当时延安的全貌。”多次参加项目评审后,吴琼失望地发现,“就那点东西,来来回回看得不能再熟,如果要说创新的话,只是把一张图片辗转抄录”。

稀缺性势必带来利益纠葛,吴琼发现不少早期历史影像的真实性“待考”。江慧元也曾咨询过上海音像资料馆如何确认视频真伪,“上海那边做得很早,渠道稳定,而且有一个庞大的研究团队”。

难以接近的细节

即便到现在,遗落在海外的中国早期影像档案仍困于怪圈:接触到的人看不懂,看得懂的人看不到。

“特别重要的人物,后人觉得不是,我们暂时也无法公开。”汪珉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了几份采集专刊,其中一位标注着“疑似任弼时”的人物,因后人无法确认而“压在箱底”,“在任弼时后人的记忆中,1927年时,任不戴眼镜,而画面中的人物戴了眼镜”。

在李东鹏看来,目前收集到的影像资料,研究难度越来越大。最近一个重大研究突破,是一段仅仅6分钟时长的视频《“果敢”号世界巡航》,考证工作却耗费了研究团队极大的精力。

研究团队先从1932年4月2日的《大陆报》确认了亨美公司邮船“果敢”号抵沪时间。在一段有损毁的里弄建筑、巡逻的日本兵和游走的难民的片段中,研究团队查阅老上海地图,通过铁路与马路的交叉特征,大体判断出视频的拍摄地点是位于宝山路和横滨路,并进一步推断出画面远处一栋看不清字迹的建筑,是“真耶稣教会”。一河之隔,便是中共四大召开会址。

“历史影像研究需要复合型人才,一段影像资料到历史学家手上,他了解历史,但也许不懂镜头语言。”记者出身的吴琼听过某位历史教授一句略显外行的说法,“这个东西是对的,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他压根不知道纪录片是怎么产生的。”吴琼有点无奈。

在与影像不断“磨合”的过程中,学历史出身的李东鹏觉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过去与当下遥不可及的沟壑,正在慢慢消弭。在黑白的光影变化中,百年前国人的兴奋、愤怒、惆怅,无比直白地呈现出来。研究者内心被唤起的情绪,比面对真实世界时还要复杂和惊人,“影像本身,就是从记录到记忆的过程”。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把历史影像的研究延展到一个更加多义的维度。时间、地点可以通过史料确认,但针对同一个画面,不同的观者会结合各自的知识结构,作出不同的解读。

“我们要看的,正是那些我们以为无关紧要的细节。”在李玉贞的眼中,氛围是历史影像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尤其是“从听众的神情,感受那时的政治气氛”。李玉贞举了一个例子,上世纪30年代,孙科出访莫斯科时,“第一次兴高采烈,第二次从欧洲去,脸色凝重,如果不知道社会背景,你会注意到这个细节吗?”

寻找和研究互为表里。李玉贞透露当年李大钊影像能在短时间内找到的两个线索:“广东的商团事变,而莫斯科‘不许干涉中国’运动风浪正高。”凭借这两点,李玉贞才能在档案馆中找到类目,快速锁定大致范围。

美国历史频道曾有一句广告语,“当你错过历史瞬间”。汪珉是影像的信徒,认为“通过影像资料工作者默默无闻地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用先进的技术与传播手段还原历史现场,就是影像的力量”。

正是借着一段黑白影像孤本,观众得以回到1924年9月22日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不许干涉中国”大会现场。

镜头扫过李大钊、扫过听众席,画面中人们起身鼓掌,李大钊挥舞手臂,人们兴奋、激动、热情,但影像本身却静默、缓慢、冷峻。1924年的莫斯科大剧院,仍停留在无声的时代。4年之后,第一部完全意义上的有声片《纽约之光》才会上映。以至于演员张颂文为了在新片《革命者》中演好李大钊,曾反复观看这段没有声音的视频,推敲他在说什么。

那一天,身穿紧领制服,佩戴共产国际勋章的李大钊,阐述了“中国问题不单是民族问题”的观点,并作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的论断。台上的他意气风发,不会想到,那或许是他留给世人唯一的影像了。

五年后,李大钊被军阀绞杀。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蒋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