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丰县八孩女子”还叫做小花梅，她被桑某妞以“治病、嫁个好人家”为名拐离家乡，又被人层层转卖到了徐州丰县。
其实在八九十年代的苏北，多的是小花梅这样的女孩，当时的苏北甚至流传着“七十年代靠知青，八十年代靠云贵川”的“谚语”。
（图片来源于网络）
就在徐州隔壁的宿迁市泗阳县，还曾经出现过一座被称为“拐卖妇女第一村”的村落，人贩子有层层“代理”，将500多名无辜妇女像货物一样“批发”给附近村子。
然而从发现这座村子的秘密，到彻底铲除拐卖集团，泗阳县花了整整7年。
01
“苏北最大的人口批发市场”
1993年9月2日的夜晚，泗阳县民警抓获了三名正在交易的人贩子，当场解救出被拐来的云南大学生小杨，又顺着人贩子提供的地址，快速救出了她的同班同学小李。
这起被迅速破获的打拐案，让民警们发现了还有更多来自云南和贵州的女孩，都消失在这小小的泗阳县。
警方马上开始着手调查，但抓捕和营救工作却困难重重，等到最后将当地庞大的拐卖集团绳之以法，已经到了2000年。
-示意图-
（图片来源于网络）
众所周知，单个的人贩子好抓，但想要将整条“人口贩卖产业链”一网打尽却很难，因为他们的组织结构比一家普通公司还“严谨”。
“拐”和“卖”严格分离，物色目标、中转运输、窝藏女孩、联系买主都是不同的人，将无辜女孩像货物一样层层运输，过程跨越大江南北。
那时，在一些光棍多的农村，还会形成大的“中转站”，一道贩子把女孩送到这里来，由“中转人”安排窝藏和倒卖，附近十里八乡的二道贩子、三道贩子都来这里提货。
在90年代的泗阳县，就存在这么一个“拐卖中转站”。
-《古老的罪恶》封面图之一-
（图片来源于网络）
来安乡姜集村的郑氏兄弟，是周边县城的人贩子圈里数一数二的人物。
老大郑明月掌握着贵州和云南两地的“人脉”，只要2000块就能“收购”一个活生生的女孩，再卖出去的时候最高价能到6000块。
巨大的利益，让郑家成了典型的“家族式人贩子团伙”，不止三兄弟，连他们的妻子也参与其中。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不久后，郑氏兄弟的拐卖团伙就有了“集团化”和“网络化”的特点，家人、亲戚、邻居、朋友都是他们销售网上的节点。
全村100多户人家，除了一家开店的和一家当老师的，人人都有家庭成员参与其中。
没过几年，姜集村就出了名，那时当地人称“小香港”。
云贵两省的人贩子会将拐来的女孩主动送到这里，周围县乡的三道贩子、四道贩子也会主动前来这里“提货”。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一点点成了《检察日报》报道中的“苏北最大人口批发市场”。
这句话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当时苏北的“人口批发市场”不止姜集村一个。
02
贫穷造就的“大拐卖时代”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王金玲，曾深入研究过拐卖妇女的问题，据她所说：
“1985年、1986年以后，江苏逐渐成为被拐卖/骗妇女/儿童的重要买方市场，云南籍妇女/儿童由拐卖/骗这一途径流入江苏的现象迅速增加，至1988—1990年形成高峰。”
-电影《盲山》剧照-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当时，被拐妇女大部分都出自云贵川，而她们的最终归宿往往是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
八九十年代，苏北地区经济条件差，交通不便，这里的农村人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穷苦一辈子，唯一的目标就是传宗接代。
长期重男轻女，使女性被普遍视为一种资源，也导致了男女比例失调。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四川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者曾根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推算，认为当时全国农村人口中男性比女性要多2000多万，主要分布在贫穷地区。
而在1985-1990这五年里，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妇女有134万，迁入镇的又有65万，然而迁入农村的妇女却只有几万人，何况可能还有成千上万的农村女性户口在农村，人却长期在城镇工作生活。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娶老婆的“成本”越来越高，结一次婚至少要5000块，儿子越多的家庭花的就越多。
因此穷困人家或者身体有残疾的男方，基本很难娶到当地媳妇，光棍越来越多，从外地“买老婆”就成了一项常规操作。
如此一来，在当时更穷困的云贵川地区就成了苏北的“货源地”，当时有句顺口溜叫“只要云南在，不怕没后代”。
（图片来源于网易数读）
那个年代，在云贵川地区，由于一些地方比较偏远，地理条件不好，导致当地人普遍贫困，在重男轻女的大环境下，女孩更容易被轻视，缺少关爱，通常比男孩更早辍学，过早地担负起赚钱养家的责任。
所以这些女孩倾向于向外寻找出路，要么嫁到好地方，要么找份好工作。
而很多人口拐卖的起始点，就是老乡的一句“带你找工作”。
（图片来源于网络）
比如文章开头被警方解救的云南女孩小杨，原本就是云南某大学的学生，1993年8月25日的下午，她和同学在昆明逛街，被两女一男以做生意为由骗到昆明北站的一间旅社，3天后其中一名女子带她们坐火车前往南京，火车上还有一男一女接应。
等到她们发现这伙人是人贩子时，什么都太晚了，她们已经被迫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火车转汽车，来到了江苏北部的泗阳县，在郑氏集团的中转下即将被卖掉。
-1991年被拐卖的四川女孩曹小青案件还原-
（图片来源于网络）
03
被解救，不是“拐卖幸存者”的终点
在那个年代，要是哪家一夜之间突然多了个年轻媳妇，村里的亲戚邻居一点也不奇怪。
他们非但不觉得“买老婆”犯法，反而认为是“成人之美”，是大好事。
当时，在被拐人口流入地，很多村委会、村干部甚至都会积极参与到人口拐卖中来，普通村民即使不参与也通常是漠然以对。
如果有警方来救人，村民要么将被拐妇女支走，要么集全村之力阻挠解救工作。
-电影《盲山》剧照-
（图片来源于网络）
即使良心未泯的村民进行举报，乡镇派出所对人贩子的处罚也止于罚款，给钱就放人，对买家更不会有什么处罚，甚至还会有黑警对人贩子进行包庇，给他们通风报信。
在当时，原泗阳县治安大队的葛珠和就是郑氏兄弟的“保护伞”，多次为郑氏兄弟“服务”，陆续收取贿赂1万元。
在一次抓捕行动中，葛珠和不仅帮助郑氏兄弟逃脱法网，还贴心地给他们安排上了食宿。
因此想要彻底铲除当地拐卖团伙，解救被拐妇女，实在是难上加难。
-在2000年全国打拐行动中牺牲的烈士赛因巴雅尔-
（图片来源于新华社）
尽管过程曲折，但在2000年，警方终于将郑氏集团连根打掉。
这起特大拐卖妇女案的卷宗有15000多页、800余万字，都是被郑氏集团卖掉的500多名无辜女孩的血泪史。
仅在拐卖的“中转”过程中，很多女孩就遭到了二道贩子、三道贩子、中间人的“先奸后买”，受尽凌辱，痛苦不堪。
最终，有359名女孩被专案组救出了苦海，但对她们来说，被解救并不是故事的终点。
（图片来源于网络）
2004年，“华东五省云南/广西籍被拐卖或拐骗者流入地个案研究”项目组，在华东的五个拐卖人口流入地：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福建，与多名被拐卖的女性进行了面对面的访谈。
其中在江苏接受访谈的，是6个被拐卖到徐州的女性，她们都留在了当地，留在了“买家”身边。
很多“买家”会对被拐女孩百般折磨，在她们生下孩子前，都不会让她们有自由行动的机会。
-《盲山》导演李杨的一段采访-
（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一旦有了孩子，多数女孩就“认命”了，而这桩建立在违法犯罪事实上的“婚姻”也变得天经地义了。
即使后来与外界恢复联系，回到娘家，“买家”也会以孩子为要挟逼她们回来。
有的娘家甚至会劝她们既然已经有了孩子，那就跟人家好好过吧。
-电影《盲山》剧照-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无论被拐妇女是否留下，是否与“买家”生育子女，都无法改变“买家”的违法犯罪行为。
在郑氏兄弟被抓后，同村的王立华也没能逃过法律的审判。
73岁的王老太太花6000块，为三儿子买了一个19岁的媳妇。入夜，女孩拼命反抗，王立华亲自带领儿女将女孩按住，让儿子实施强奸。
-电影《盲山》剧照-
（图片来源于网络）
最终，王家一家七口，五个被以涉嫌强奸罪、一个被以涉嫌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罪名被捕入狱。
在近乎“家家都有人贩子”的姜集村，王家不是个例。
打拐行动过后，姜集村空了很多，不少家庭只剩老人和孩子相依为命，流泪等待。
04
活生生的悲剧仍在延续
2001年2月2日，以郑氏兄弟为首的四名主犯被依法枪毙，一直为他们提供庇护的泗阳县干警葛珠和也被逮捕。
21年后的今天，“丰县八孩女子”事件让我们意识到，虽然郑氏集团被连根拔起，但在其他地方，人口拐卖的悲剧至今还在延续，还有很多被拐卖的女孩，生活在某个偏僻农村的角落，没有被发现。
她们也许已经“认命”，也许已经在日夜折磨下精神失常，也许被铁链绑在家里。
-网传另一位被拐卖来的钟某仙-
（图片来源于@我是落生）
江苏省调查组的通报也许能够解决小花梅的困境，但我们更希望能够以此为契机，清查类似事件，改变部分地方对拐卖人口“司空见惯”的现状。
人贩子和包庇他们的黑警固然是“恶”，但当地对“突然冒出来的媳妇”熟视无睹的人何尝不是“恶”？
（图片截自知乎）
只有加强对“买家”一方追责，才能让他们意识到这件“从来如此”的事，是严重的违法犯罪。
活在21世纪的人，总不能还跟八九十年代一样缺乏法律意识，否则总有一天，法院和监狱会给他们补上这一课。
参考资料
探访江苏泗阳“拐卖妇女第一村”
中国头号拐卖妇女案六名主犯被判死刑
中国最大拐卖案牵出案中案一干警庇护罪犯被逮捕
摧垮“拐卖专业村”
在徐州，6位被拐卖女性的人生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现状与思考——以江苏省淮阴市为例
解放以来中国农村人口性别比发展变化的特征和原因
打拐情长路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