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发生在李庄的疫疾……
阚文咏
今年初，一种被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为“COVID-19”的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暴发，之后便以人传人的方式迅疾蔓延，目前已成为影响全世界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新冠病毒模拟图
武汉封了城，国人成了宅民，随后，全世界人民都开始抗击新冠病毒。可病毒到底是什么？据说，在光学显微镜下看不到它的存在，只有电子显微镜才能找到它。而它既不是生物亦不是非生物，目前尚不能归于五界（原核生物、原生生物、菌物、植物、动物）。它和细菌不同，细菌是有细胞的微生物。虽然它也曾给人类带来灾难，如霍乱、鼠疫、肺结核、淋病、炭疽病、梅毒等，但人类后来发明的抗生素可以干掉大多数致病细菌（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的超级细菌除外）。而病毒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连细胞都不是的东西，对人类的威胁却越来越强大。目前，我们已知的杀人病毒有天花、狂犬、艾滋、登革热、埃博拉、甲型流感、以及眼下的新冠肺炎等。它们的可怕之处在于，没有一种药物能干掉它，只能通过抗体去抑制它。所以，我们得承认，无论现在或将来，它都是地球上魔一样的存在。
今天，当全球新冠肺炎的病例和死亡数字不断出现在眼前时，我知道，人类又面临一场大瘟疫。闭门隔离的日子里，一些有关瘟疫和疾病的记忆也在复苏和活跃。我想起过去人们遭遇的各种疾病，尤其是我的亲人们所经历的病痛生死，以及那些年，发生在李庄的一场场疫病。
宜宾李庄（王荣全 摄，图片来自网络）
一 “害稻瘟”
我第一次经历传染病是在童年。
一年夏天，母亲带我去外婆家，这是很开心的事。我的家虽然在南溪，但最温暖的地方却是李庄。
上世纪40年代的李庄江边（图片来源：李庄往忆）
从南溪乘船上李庄，只需两个小时，但对我来说，已很漫长。当我们满心欢喜走进外婆家时，二舅的脸上却露出意外的表情。他说：糟了！你们没收到我的信。跟着，外婆的声音从里屋飘出来：我在害瘟，你们赶紧回去吧！母亲进屋看了看，出来就对二舅说，赶紧收拾东西，和我一起送妈下南溪。一听这话，我很失落，一路上心心念念的外婆凉糕，转眼就成泡影。我只得将已经流出来的口水吞回肚子里，跟着大人们返回南溪。
万里长江第一门——南溪文明门（图片来源：南溪区门户网）
母亲这样果断，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医生，而且医术高明，为娘家人看病更是尽心。
父亲看了外婆的情况后，立马就说这是传染病，他吩咐给外婆用单独的毛巾、洗脸盆和吃饭碗筷，同时让二舅回李庄后，在家门口和猪圈鸡窝里都撒上石灰。听说是传染病，外婆就嘀咕，怪不得，我周围好多人都在害瘟。她翻着发红的眼睛，挨个挨个地念出一连串亲戚乡邻的名字，其中谁谁谁已经死了。说到这儿，外婆突然哭了起来。她不想死在这儿，叫送她回李庄。
父亲急忙安慰她，说来我这儿就死不了，打一个星期的针就会好的。外婆不再说回去的话，安心住下来打针吃药。
隔两天，返回李庄的二舅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和之前相比，他像换了个人似的，脸色发黄，眼结膜充血。显然，二舅也害瘟了。他回去的当天晚上就开始发烧，起初他以为能扛过去，躺了一整天后，还是决定到南溪来。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他要尽快医好病，好回去打谷子。
那一年是公元1966年，长江刚发了一场汹涌的大水。记忆中，浑浊的江水头天晚上还在一浪一浪地舔码头，第二天凌晨它就窜进城门，漫进我们居住的麻柳街了。我们慌忙弃家而逃，借居到城北亲戚家。水退之后，沿江一些城镇就有了各种流行病。我们县城流行的是红眼病，街上到处都是一双双兔子眼。人们说只要和红眼睛对视，就会传染。父亲当然不这么认为，他让我们不用手搓眼睛，手绢要经常洗，这样就不会染上。我和母亲上李庄时，他还给了一瓶眼药水备用。没想到，李庄的传染病比南溪厉害，除了眼睛发红以外，还发烧咳嗽，周身酸痛无力，走路都很艰难。
2012年长江洪水淹进羊街（王荣全 摄，图片来源：李庄往忆）
听二舅说，这种病在农村就叫“打谷黄”和“害稻瘟”，多在夏天稻子熟了的时候流行。若遇长江涨水，更易暴发，大概是洪水带来的祸害吧。后来才知道，这是水源受到了污染，人畜相互感染细菌所致。在医院里，它有个奇怪又拗口的官方名字：钩端螺旋体病，简称钩体病。显然，这个名称来源于实验室，显微镜下，这种病菌呈螺旋形，尾巴上还有一个小钩，所以就照本宣科地命名为钩端螺旋体。不过，我更认同“打谷黄”和“害稻瘟”，一看就知道它的季节性和外表症状，形象又好记。
外婆和二舅的病还没有治好，家里又来一个害稻瘟的，她是我们的二外婆，之后，是我的一个姨爹。因为信任，也为了省钱，李庄的亲戚得病了都来南溪。
我们家成了住院部。家里的孩子都被母亲打发出去歇夜（住宿），除了吃饭，最好都别回去，尽量减少和他们零距离接触，以免被传染。母亲忙得火里火爆，屋里屋外总在打团转，还尽量对父亲好点，毕竟自己的娘家人给父亲带来不少麻烦。
从那以后，只要说起传染病，我就会想起那年夏天，家里住满了害稻瘟的病人，以及满屋子都是酒精混合针药的刺鼻气味。
二 菩萨难保小儿命
上世纪90年代，一张普利策新闻特写获奖照片震撼了所有人，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苏丹小女孩趴倒在地，身后不远处，一只硕大的秃鹰正贪婪地盯着奄奄一息的小生命，等待即将到口的一顿“美餐”。这张照片寓意着，儿童是战争、饥荒和瘟疫最易伤害的群体，同时，还有意想不到的天敌对他们造成威胁。
饥饿的苏丹（凯文.卡特摄）
也许是病中的缘故，外婆治病的时候，总爱说一些生老病死的话，尤其她那些死去的孩子。记得比较深的，是外婆那个死于怪病的女儿七妹。
那是1947年，她带着三四岁的七妹走人户吃生酒，就是去镇上参加一个老太太的生日趴。那天乖巧的七妹和往常一样招人喜爱，回家也是乖乖的，没有什么异样。可是到了深夜，七妹突然发高烧说胡话，狂躁地闹着要走街街要骑马马，要吃茄猫儿（青蛙）要吃米，相当癫狂。大人们忙手忙脚地喂这喂那，但吃下任何东西她都吐出来，一会儿抽搐，一会儿昏睡。当外婆看到她安静下来，好像睡着的时候，其实，七妹已经死了。
外婆至今都不明白七妹得的啥病。她说，那段时间李庄坝就像中了邪一样，死的小孩很多，包括那天去吃生酒的。坊间传说是天井山上的吞口石像（川南乡间立在路边辟邪的神煞）在作怪，因为有个不醒事的小儿在吞口头上撒了泡尿，惹得吞口发怒，每晚跑出来，专门在小儿面前显形，露出它的鬼样子，胆小的小娃被吓死，胆大的也吓成痴呆。于是，好多人都去天井山吞口像前烧香挂红布。外婆有些将信将疑，也没敢去烧香求饶，因为家里老人不准，说妇人们是无知和荒唐。外婆口中的老人，就是她的公爹，也是我的曾外祖父罗南陔。
中央研究院成立十三周年在板栗坳栗峰山庄的合影，前排左一为罗南陔（图片来自网络）
我的医生父亲认真分析了七妹的症状后，就对外婆说，那是小儿脑膜炎，是要传染的，这病在解放前的李庄很难治好。父亲行医时间长，他知道那时的李庄，还没有普及使用像青霉素这样的抗生药物。
外婆经常感叹小儿难养，说来收命的病太多了。“不出麻子不出痘，阎王不解生死扣”，这里面的出麻子（麻疹）和出痘子（天花），对今天的人来说已很陌生，因为有了各种疫苗，人们从小就开始接种，像麻疹和天花这些凶险的疾病，几乎绝迹。但在旧时，却是小孩必须要闯过的鬼门关。
有一年，镇上的娃娃们一条街一条街挨着出麻子，羊街8号罗家院子里，就有3个小孩齐发高烧，水米不进。大人们焦急万分，给小儿铺红床搭红帐，指望用红色诱发麻子尽快发出（发疹）。镇上郎中开的药方不见效，就去田边地头扯几把鱼鳅串，捣烂取汁，拌糖做药。或者用鲜茅根、荸荠和绿豆芽，熬汤下火。当所有土法用尽后，小孩的命就交给菩萨了。人们心怀侥幸，指望自己的孩子得到保佑，命大多福，能挺过来。可是，那一年，李庄镇上好多小孩未能熬过那一关。罗家也死了两个，一个是五外婆的女儿，另外一个，就是我外婆最稀奇的儿子。
本文作者阚文咏外婆（右一）肚子里的孩子和图中婴孩（左二），都死于出麻疹（图片来源：李庄往忆）
正是在外婆眼泪婆娑地细数她死去的儿女们时，我才知道李庄曾流行过麻疹、白喉、天花、脑膜炎以及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并终于明白，过去的女人为什么要不停地生孩子了。因为疾病泛滥，叠加落后的医疗条件，导致婴孩存活率低下。像我的外婆，生了11个，养活的只有6个。那时的女人，不是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多殇。因为每一个小生命的离去，都是母亲心头一触就痛的伤疤。
三 下江人的伤痛
1940年，在抗日战争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因为李庄人的一个善举，使得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学府机构内迁李庄。可是，李庄人虽有“山川异域，风雨同天”的胸怀，也不乏“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慷慨，但却无法为下江人（外省人）抵挡疾病的伤害。
罗南陔手书十六字电文（图片来自网络）
其中，几位民国大咖在李庄的病痛，不得不提。
在李庄镇羊街上，住着两位来自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的重量级人物。一个是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另一个是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的梁思永。这两人都是安阳殷墟发掘的主持者和主要参与者。而正是由于殷墟的发掘，才将中国历史向前推移数百年。时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李济携老父妻儿借居在羊街6号。梁思永和夫人及女儿寄住在羊街8号。出羊街不远是李庄上坝，有片竹林掩映的农家小院月亮田，那里安顿着建筑师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人，以及他们的中国营造学社。
参与殷墟发掘的四位大咖齐齐来到李庄，从左自右董作宾、 李济、 傅斯年、 梁思永（图片来源：李庄往忆）
听我外婆说，下江人刚来的时候，她曾经在羊街8号家里见过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那天，夫妇二人带着女儿梁再冰来到前院，既与他们的同事刘敦桢（也住在羊街8号内）联络，又顺便看看弟弟梁思永。事毕，他们走进羊街8号里院，和院主人“罗南陔先生”礼话一番。林徽因裹一身青灰大衣，脖子上围着黄白相间的双色围巾，一丝淡淡的微笑挂在脸上。外婆心里在想，这个女人啥都好看，就是气色不好看。那时，她哪会知道，眼前的女人即将旧病复发。
梁思成林徽因(图片来源：黄河新闻网)
几年前，林徽因已患上肺结核，就是民间俗称的“肺痨”。这种病曾在中国大流行，一度成为国病。从需要用人血馒头治病的华小栓，到用《药》启蒙大众的鲁迅，都因肺痨而死。来到李庄的林徽因，被川南的潮湿气候和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搞得贫病交加。每当肺病发作，就是不停咳嗽、胸痛，整夜都在发热盗汗。她的女儿梁再冰后来回忆说，每天早晨走进母亲屋里，看到一块一块擦汗的手巾搭在床边，便觉得母亲挣扎得快要不行了，忍不住偷偷跑出去哭。病骨支离的林徽因，留给人们的李庄形象，就是长年累月躺在月亮田的病床上。
梁思成（右一）和林徽因（中）在李庄（图片来源：李庄往忆）
到了1941年初秋，羊街8号前院突然传出一阵咳嗽声，房主人罗南陔乍一听，以为是他舅舅的声音。他的舅舅是个秀才，几十年前也是肺痨去世。那病中的咳嗽声一直留在记忆里。罗南陔是个遗腹子，幸得有这个秀才舅舅为他发蒙，教他知书识礼。因此，很多时候，罗南陔的神经还连接在舅舅身上的。他从联想中回过神来，走到梁思永先生的门前，关切地询问，梁先生说没事，只是感冒。罗南陔驻足再听，梁先生的咳嗽不像是从胸腔里抽出来的，也就放心不少。
可是，梁思永的感冒非同小可，以“闪电战”（梁思永语）的速度暴发成肺炎，不久，肺炎转为肺结核。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为了让梁思永获得更多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也便于研究院医务室对他进行医治，决定将他从羊街8号转移到板栗坳山上。离开羊街8号的时候，梁思永已不能行走，只得躺在滑竿上，被人抬上山。
梁思永一家在羊街8号（图片来源：李庄往忆）
那时，患上肺结核就等于判了死刑，因为没有医治它的特效药，所以，西方将肺结核称为“白色瘟疫”。像席勒、肖邦、契科夫、卡夫卡、梭罗、雪莱等文化名人，都死于这种“白色瘟疫”。所幸，梁思永和林徽因叔嫂二人，能在李庄坚持着活下来，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梁思永在一本外文杂志上，看到一个新的医学成果，即去掉肋骨可使有病的肺叶萎缩，让健康的肺发挥作用。于是，在当年的10月，梁思永离开李庄去了重庆，由胸外科专家吴英凯大夫为他取掉了七根肋骨...同年，林徽因也去了重庆。第二年，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链霉素终于发明问世。只可惜，长期的病痛折腾，耗损了他们的元气，1954年4月2日，未到天命之年的梁思永离开了人世。第二年的4月1日，林徽因也病逝于北京同仁医院，年仅51岁。
抗战结束后回到北平的林徽因与儿子梁从诫（图片来自网络）
住在羊街6号的李济，也经历了一场大悲痛。
1942年春，他的大女儿凤徵不幸染上伤寒，高烧不退，斑疹显现。李济一看，顿生恐惧。十几年前，他在清华国学院任教的时候，就害过伤寒，还一度病危。幸亏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断然做主，将他送至协和医院，救回一命。现女儿得了同样的病，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哪里去找协和来救治？虽然，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教授来了，但面对伤寒也束手无策。一是病情严重，二是同济也缺药，尤其没有对症的西药（其时，治疗伤寒的氯霉素还未问世）。而李济对中医和民间偏方心存疑虑，所以，哪怕羊街6号的房东罗甫周就是一个中医，他也不愿意让女儿去喝什么葛根岑连汤和苍术白虎汤。最后，一个17岁的花季少女就死在羊街6号的病床上。
李济一家内撤前拍的全家福，小女鹤徵（前排右一）死于昆明，长女凤徵（后排左二）死于李庄（图片来源：李庄往忆）
继昆明之后，李庄又成为李济的伤心之地。两年前，他的小女儿鹤徵在昆明感染腮腺炎而夭折。两年后，大女儿凤徵在李庄离开了他。所幸，李庄人并未让他寒心，房东罗甫周将为妻子准备的棺材捐了出来，装殓验好这个在他眼皮底下死去的孩子。镇人张官周拿出自家一块地，将这个梦想在李庄考上同济大学的初中女生，葬在李庄的土地上。
还有一些疾病在威胁下江人的生命：同济大学波兰籍教授魏特，因患上腹膜炎不治身亡；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院劳干的母亲，得了一种无药可治的肿病，痛苦地死在板栗坳......
李庄板栗坳老房子（图片来源：畅游心灵之海的博客）
那几年，李庄本地人也曾怪病缠身。人们无缘无故脚耙手软、四肢麻痹，当地人称为“麻脚瘟”（又是一个形象的土名字）。后来，李庄宜宾中学的学生们在一次“打牙祭”之后，纷纷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唐哲教授经过检查分析，判断是钡中毒，立即使用芒硝（硫酸钠）将学生们抢救过来。之后，教授们追根溯源，终于找到本地人患“麻脚瘟”的根源，原来是长期食用了含有氯化钡的食盐。
“麻脚瘟”终于被治好了。后来，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杜公振和邓瑞麟教授，专题研究李庄的痹病，其研究成果获得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奖励一等奖。
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同济大学的嘉奖状（图片来源：李庄往忆）
知识和智慧，回报给了善良的人们。
四 人类的顽疾——打摆子
疟疾，就是俗称的“打摆子”。顾名思义，该病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怕冷和发抖，打起寒颤来，十二床被子都压不住。因此，“打摆子”这个词经常被人借用。前不久看到一则新闻：“一水潭惊现被焚女尸，俩小伙吓到打摆子！”真是传神。
打摆子，其实是非常古老的病，也是全球感染人数最多的传染病，且至今未消灭。其致病原因是疟原虫入侵，在肝细胞中寄生繁殖，造成血液中红细胞成批破裂，从而引起寒颤、发烧，甚至昏迷死亡。疟原虫的传播媒介，就是我们身边的蚊子。我国古人将疟疾视为“瘴气”，为山林恶浊而起，发于春末，敛于秋末。而南方尤为多瘴。这种看法虽有局限，但也与蚊虫生长的环境和季节不谋而合。李庄属于亚热带，地处长江边，特别适宜蚊虫的生长繁育，于是李庄人打摆子几乎就是家常便饭。
李庄与打摆子，有两个故事值得一说。
第一个故事是在外婆家听到的。传说在李庄乡间，有个儿子对生病的老母不尽孝道，在老母尚未落气的时候，就把她装在棺材里，然后披麻戴孝嚎啕大哭，好让别人知道他是一个孝子。没想到，当天晚上，天上突然刮起了狂风暴雨，一道闪电之后，一个落地雷端端砸在灵前，将那个儿子打死。而棺材中的老母因为害的是打摆子，大热天裹着寿衣，在棺材里闷出一身大汗，反而活了过来。本地人总结道：天公有眼雷霹不孝子，老妪保命幸得打摆子。
李庄人历来崇尚行孝亲。以前，在镇中心慧光寺前面的坝子上，一左一右立着两个牌坊，一个是左罗氏孝妇坊，一个是雷孝子坊，都是本地感天动地的行孝故事，此为正史。而雷打不孝子的故事则是野史，多年来一直作为反面教材流传。它让我深受教育，对雷的暴力产生恐惧。同时，还知道了打摆子的厉害，它让人阴阳不分、死去活来。
上世纪40年代，李庄慧光寺前，隐约可见左罗氏孝妇坊（图片来源：李庄往忆）
打摆子是李庄人的常见病。记得小时候去李庄过暑假，正是五黄六月天，却在老场街看见穿着厚厚棉袍的康家婆（我母亲的干妈），外婆就和她打趣说：打摆子都跍（ku）不住，跑出来跩啥子。康家婆回道：喝药汤，裹棉被，太阳底下啄瞌睡，未必你打摆子不是这样？她们的对话使人产生错觉，仿佛从现实生活到民间故事，都有一个老太婆在打摆子。
上世纪初的李庄老场街（图片来源：李庄往忆）
第二个要说的，是一棵树的故事。
那是羊街8号院子里的一棵灰杨柳。我母亲记得，镇上一有人打摆子，就来用竹竿打些枝叶回去，煎水当药喝，连喝两天，人就好了。她还记得，有人半夜三更发病了，打着火把都来打。连隔壁罗甫周打摆子，都用灰杨柳熬水喝。罗甫周自己就是中医，经他验证，喝灰杨柳汤，远比常山柴胡汤和疟母鳖甲丸好。于是，他对这棵树有了满满的疑惑，曾经抱一堆药书，打开菜单来作对照，之后断定它不是柳树，而是桉树。但他又说，究其药性来看，既不像桉树，也不像柳树。为这事，罗甫周不止一次跑过来，在他的老辈子罗南陔面前抠脑壳。
传说中能治打摆子的“灰杨柳”树枝 （图片来源： 李庄往忆）
下江人到李庄几年后，大约是1944年春天，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唐哲教授被请到羊街8号，为罗南陔次子罗蔚芬治病。事毕，在送唐教授出门时，罗南陔突然想起，何不向眼前的专家请教一下灰杨柳的事呢？尤其唐教授是四川广安人，交流起来没有语言障碍。他们走到那棵树前，唐教授仰头看了看树冠，再抠了一小块树皮，闻了闻，说：这是金鸡纳树，树皮里含有金鸡纳霜，也就是奎宁，专治疟疾的。
罗南陔（二排左三）在李庄的期来农场。二排左一为五子罗叔谐，右二为次子罗蔚芬（图片来自网络）
几十年后，一位离家多年的老太太，还记得羊街8号这棵树。她开口就说那棵灰杨柳太神奇了，全李庄只有这一棵，后来才晓得它含有金鸡纳霜，就是医打摆子的奎宁。老太太名叫张照华，父亲是民国时期曾经做过李庄区区长的张官周。她和罗南陔的小女儿罗幼梅是同学。她说只要家头有人打摆子，她就跑到羊街8号来，和罗幼梅一起用竹竿把树枝掺下来。说起李庄的往事，80岁的老人，也能熟练地穿越。
在中国，第一个用金鸡纳霜治病的是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像
1693年，康熙患上疟疾，差点丢命。就在宫中御医无计可施时，欧洲传教士献上了金鸡纳霜。它本是南美印第安人治疗疟疾的独家秘籍，后来被西班牙人发现，将金鸡纳树的树皮带回欧洲。一番研究之后，欧洲人提炼出金鸡纳霜（奎宁）。传说它一出现，就救活了正患疟疾的罗马教皇（之前已有五位教皇死于疟疾），一度是教会专用的耶稣粉。康熙服用金鸡纳霜之后，不是慢慢就好，而是速愈。皇上大喜，亲自为传教士点赞，打赏一座四合院，允其在北京城传教。康熙还下令，将金鸡纳霜秘藏宫中，作为圣药，百姓不得服。此后不久，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也患了疟疾，无药可治，就给康熙皇帝写信，求赐圣药。曹寅当时是宠臣，康熙破例恩准，并亲笔写下服用方法。可惜，皇上的御马赶不上死神的脚步，金鸡纳霜送到曹府时，曹寅已不治而亡。
南美洲收割金鸡纳树的绘图
转眼到了光绪年间，一个传教士在一个云南人的陪同下来到李庄。他们住在羊街8号，因为罗南陔的秀才舅舅曾在云南某地做过县学训导，与云南人是旧识。三人交往的细节今天已无人知晓，但有种假设极有可能，那就是有人患了疟疾。正好，传教士的药派上用场。那时，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各地游走，除了随身携带《圣经》和《坤舆万国全图》以外，还会带上奎宁和阿司匹林，以备急用。当他们离开李庄时，一颗小小的金鸡纳树树种作为礼物，留在了羊街8号。这也是传教士的习惯，他们在中国传教的同时，也传授科学技术，还播撒一些植物的种子，就像他们很早以前将土豆、西红柿、向日葵等物种带到中国一样。
传教士在中国（图片来自网络）
从康熙到光绪，金鸡纳霜在中国兜兜转转两百年，才从北京的皇宫转到长江边上的李庄。只是，尚未等到这棵洋树长大，种树人就已去世。还是少年的罗南陔，只记得秀才舅舅称它灰杨柳，说是洋人带来的药树，能治打摆子，其他一些内容，则不在他的记忆里，比如金鸡纳树的名字，以及金鸡纳霜含量最高的，不是树叶，而是树皮等。
今天的李庄也许很少有人打摆子了，即使打，也不用奎宁，而用青蒿素。不过，青蒿素之前还有一种药，叫氯喹，对，就是今天猛传对新冠病毒有疗效的氯喹。其实，氯喹是德国人在二战期间人工合成的，用以取代奎宁（因美国的海上封锁，切断了奎宁对欧洲的供应）治疗疟疾，结果疗效比奎宁还要好。而后来屠呦呦发明的青蒿素，不是为了取代奎宁和氯喹，而是疟原虫已经产生了很强的抗药性，人类只得升级自己的武器，以更精准的方式对付疟疾。
2015年12月10日，屠呦呦因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图片来源：大河报）
记得屠呦呦2015年领取诺贝尔医学奖时，在致辞中说，青蒿素是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这时，我就想起另外一件礼物——金鸡纳霜。它是人类抗疟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发现，曾经救过很多中国人的命。而李庄人在无意之间，因为一棵树，和这个伟大的发现有过一次亲密的接触。
五 乙巳之灾和棺山之谜
再说说一百多年前的瘟疫。这事对我来说，还能几竿子打得着，因为那是我曾外祖父罗南陔所亲身经历的。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仲夏，长江上游突然狂风大作，暴雨终日未停。随之，江水暴涨，以洪荒之势汹涌而下。平坦无堤的李庄坝瞬间就泡在水里，下游南溪县城几尽淹没。再往下的泸州，也仅见城内的白塔和钟鼓楼的尖顶。这次洪灾，史称“乙巳年大水”。
清朝末年的长江洪水（图片来源：李庄往忆）
当洪水退去，李庄坝已是一片狼藉，临江房屋被毁、连根拔起的树木和破碎的坛坛罐罐遍地都是，河滩上，打烂的船块和散架的家具陷进淤泥里，其间，还冒出一些牲畜和人的尸体，让人恐惧。
生在江边的李庄人，从来不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镇定，他们慢慢收拾水灾残局，恢复正常生活。只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意想不到的瘟疫悄悄来临。
当潮湿的空气中传来嘤嘤呜呜的噪音，大街小巷和屋里屋外乱窜着一群群绿头苍蝇的时候，瘟病就发生了。
这场瘟疫绝非后来的“害稻瘟”所能相比。原本好好的人，不管是大老爷还是大姑娘，会突然肚子痛，内急难耐，未等走进厕所，就已经拉稀摆带、裤裆里出洋相了。这瘟病一上来，就以不歇气的节奏，将人往死里拉。头天拉水，二天拉血，第三天拉的是最后那口气。那些死去的人，都已脱干了血水，只剩下一把骨头。
惊恐的人们终于发现，身边的苍蝇就是瘟神。于是，有人请来和尚道士，念经做法驱蝇降魔。有人在街头巷尾、房前屋后点燃一堆堆柏丫艾草，熏赶害人的瘟虫。头脑清醒的士绅们，则四处寻找滋生苍蝇的腐尸臭物，挖地三尺，石灰掩埋。羊街六号的中医罗甫周，在家藏医书中找到一个简易的秘方，立即告知全镇居民：要喝酒消毒，吃蒜杀菌。于是镇上不管男女老少，都把白酒和大蒜当药一样吃。他们相信古书上说的，这样做能让自己“气壮不染瘟。”
李庄中医罗甫周的家藏古书（王荣全 供图，图片来源：李庄往忆）
那一年，镇上被痢疾害死的人远比被洪水卷走的多，罗南陔的结发妻子罗黄氏、他的二姐罗苑芳和一个外甥，均死于这场瘟疫。老人们传说，那年的苍蝇有胡豆那么大，一个个就跟水发过的，从未见过。
也许，这还不算李庄遭遇的大疫，所谓大疫，应如曹植在描述建安二十二年的疫病时所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那么，像建安时期那样的大疫，李庄是否有过？
《南溪县志》曾记载过发生在县境内的两场大疫：“清顺治三年（1646），南溪境内大饥荒，民无所得食，并瘟疫盛行，死者无人安葬。”“清顺治五年（1648），南溪大荒，城内避难者相食，是年瘟疫大作，人皆徙散，百里无人烟。”这两次时间相隔仅一年的瘟疫，确实够大够狠，不但造成死者无人葬、百里无人烟，还使这一地区“徒为狐兔之场、虎狼之窟”（《南溪县志》语）。
南溪县志
早前，我对狐兔虎狼之说心存怀疑，不相信这一带有这些野兽。后来，一个叫韦向清的老人证实了县志的可考。他是李庄双桥村村民，曾担任过生产队长，年逾九十，至今健在。他清楚地记得，上世纪30年代，下江人还未到李庄之前，他10岁的亲弟在包谷地里被老虎咬死并被吃掉部分身躯的惨景。他说，被老虎伤害的人户不止他们一家。当地人还回忆起，他们祖辈曾看到过老虎和公牛打架的稀奇。我想，那些出来咬人和打架的老虎，其祖先不就是两三百年前，在这空旷之地游荡觅食的虎群么。最近听说，李庄兴文村建起了“虎竹园基地”，离双桥村不远，主要是养虎和观虎。忽然觉得，这个项目与本地的历史有些奇妙的吻合，至少，老虎对李庄来讲，并不是空穴来风和子虚乌有。
县志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解读李庄的大疫呢？
今天的李庄人应该还记得，镇东南曾有一大片坟地，名曰棺山，也讳称官山。现在它已基本消失，被开发了（最早对棺山进行开发的，是当年的同济大学，在此修建教授新村和实习工厂）。据潘映辉先生（李庄镇原人大主任）在《寻根李庄》一书里记载，棺山南北宽两华里、东西长十多华里，连接李庄的上坝和下坝，包括5个自然村和19个生产队，由数万座无名坟墓组合而成。这样的规模足以用宏大二字来形容。这些坟墓从何而来？葬于哪朝哪代？坟墓里埋的是何人？又是何人将其掩埋？这些疑问，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都不清楚。
潘映辉著《寻根李庄》
人们有过各种推测。一说是官坟，旧时葬官人的地方，就像北京的中关村，原来叫“中官坟”，即宫中官人的坟墓。二说是野坟，为外来者、流浪汉、乞丐、饿殍等不明身份者的收尸地。第三，谓之兵塚。比如，传说北宋王小波部下的农民军曾攻打李庄，亡者草葬于此。
上述种种，皆有可能。但若单指官坟，则稍显牵强。李庄不是什么重镇大城，即使曾做过县治郡治乃至州治所在地，也不会有多少外地官人在此殉职，哪有这么多官人可埋？同理，此地也没有多少流动人口，可以形成大片野坟。毕竟，数万个坟头不是小数。
而最有可能成为规模坟冢的，除了战乱，就是瘟疫。李庄之棺山，或许就是一次或多次大疫之后，形成的瘟丧之坟。
自古以来，瘟疫就是与人类相生相伴的死神，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它从未放过任何一个民族，也未漏掉任何一方土地。鼠疫曾使繁华的雅典彻底瘫痪，安东尼瘟疫将古罗马沦为一座死城，地中海鼠疫为君士坦丁堡留下万人大墓，而黑死病将欧洲的村庄一个一个抹去......
雅迪鼠疫（米希尔·史维特斯 绘）
古时的李庄究竟发生过什么瘟灾，今天的我们已无从了解，就连《南溪县志》在记载明末清初那两场大疫时，也未涉及瘟疫的名字（中国古人讲究气场，每言及疫情，就用疫气、疠气、瘴气等说个大概）。我们能推测的，就是瘟疫曾经来过，并且，留下了它的无字之书：李庄棺山。
从遥远的李庄回到现实。据中国新闻网3月29日20：47分报道：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接近68万例，死亡病例超3万例。人类再次在灾难中穿行。祈愿这一次，能如《未来简史》所预测的那样，不管是瘟疫、饥荒和战争，都已被人类所解决。
2020年3月29日20:47中国新闻网报道截图
（作者系抗日战争时期李庄著名士绅罗南陔曾外孙女，工作单位：四川德隆智点文化传播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