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这个道理谁都懂，但是能真正做到虚心听取他人建议，诚心采纳他人意见的人又有多少呢？
毛泽东就具有广开言路，倾听底层劳动人民心声，采纳人民群众铮言、真语的领导大智慧。毛泽东曾经说过：
“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他不仅这么说，也以身作则，切实做到了虚心听真言并采纳真言的实事。
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对朴实无华的农民父子贺晓秋和贺凤生说起，来看看，他们和毛泽东的关系，及其毛泽东听取他们“真言真语”的感人事迹。
贺晓秋，1898年出生在湖南韶山乡韶光村，他的母亲是毛泽东的姑母，他与毛泽东是姑表兄弟，童年时期，两人同窗读了五年多的书，在私塾里学的都是孔孟之道，在传统文化熏陶下，贺晓秋为人明辨是非，通情达理。
贺晓秋和毛泽东有亲戚关系，又是从小到大的同窗、玩伴，关系自然相处融洽，情同手足。
1911年，毛泽东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要离开家乡去长沙。贺晓秋也想与毛泽东一样，去长沙读书，却遭到母亲的反对。
贺晓秋的母亲认为，当下的形势三天风四天雨的，文章又不能放进锅里煮，去长沙读书有什么好？贺晓秋没有办法，只好羡慕地看着毛泽东一人去长沙读书。
昔日同窗虽然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们并没有中断联系。两人时常见面，一起热情交流，讨论时局。两位雄心壮志的少年，都有奋勇上进、探索真理的追求，交情日益深厚。
1925年初，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初步探索中国工农革命的发展道路。他组织开办农民夜校、建立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欲开展斗争，必先启迪民智。
毛泽东在韶山开办农民夜校，循循善诱地启发当地乡亲，此时，贺晓秋也义无反顾地追随毛泽东，在参加一系列的农民活动的同时，还帮助毛泽东做一些组织会议、传送文书的工作。
不仅如此，贺晓秋还不畏艰险，两次搭救过毛泽东的性命。
一次是1925年8月，反动势力破坏韶山农民运动时，毛泽东被到处追捕。有次追捕的人得到密报，直往韶山冲追来。
所幸毛泽东早一步察觉危险，机智的假扮成了一位郎中，而贺晓秋和毛泽东的表兄文涧泉两人，则扮成轿夫，抬着轿子，冒着杀头的危险，把毛泽东成功地送出了韶山，摆脱了追捕的人。
不久后，贺晓秋也上了反动势力的“黑名单”，成为被反动派追捕的对象。贺晓秋在韶山原有30亩良田，因为被追捕，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将30亩良田丢弃，带领家眷，一家人背井离乡，逃往洞庭湖区。
还有一次是1927年时，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与白色恐怖相伴而来的，就是反动派无情残酷的围剿。
这次围剿时，贺晓秋居住在南县丁字堤，先是毛泽东弟弟毛泽民的爱人王淑南带着孩子，前来他们家暂居。很快，毛泽东来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为了躲避围剿，也来到贺晓秋家暂避，等他要离开时，贺晓秋再次挺身而出，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护送毛泽东脱险，还赠送大洋给毛泽东当路费。
之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韶山形势越来越紧张，贺晓秋便再次带着妻子儿女躲避，一家人迁居华容，从此流落他乡，艰苦度日。
而毛泽东要行走的革命道路也越来越艰险繁忙，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贺晓秋与其他韶山的乡亲们一样，得知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又欣慰又喜悦。
贺晓秋一身干劲，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同时，他酝酿了很久，于1949年12月22日，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们是少年时的知己，多年后再写信时，贺晓秋也如年少时一样直言不讳，将家乡的情况原原本本写在信上，还实话实说，将他看到的一些地方工作缺点，也一并说明了。
毛泽东当时正在苏联访问，所以，没有立即收到这封信，一直推迟到1950年4月19日，他才抽时间回了一封简短的信。
毛泽东在回信中，表达了收到贺晓秋书信的高兴心情，很重视他反馈的地方工作问题，针对这点，特意回信道：
“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
知道毛泽东日理万机，很繁忙，贺晓秋写信时，也并未想过一定能收到回信。没想到，毛泽东不管多么繁忙，都没有忘记韶山的乡亲们，没有忘记他这个表弟。贺晓秋反复地读着毛泽东的亲笔回信，喜极而泣。
他兴奋地奔走相告，把收到毛泽东回信的好消息告知了乡亲们，同时，他也及时按照毛泽东在信中的嘱咐，细心观察收集农村的真实情况，及时的写信给毛泽东反馈。
通过与贺晓秋的书信往来，毛泽东也掌握了不少农村的真实情况。与此同时，他得知贺晓秋家庭生活困难，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患有疾病，是较为严重的骨髓炎，便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给贺晓秋汇去300元。
此后不久，毛泽东又寄去100元给贺晓秋，帮助他们一家人渡过难关。
1960年农历10月8日，贺晓秋因病在岳阳逝世。临终前，他嘱咐儿子贺凤生，一定要把这些年农村生活的真实情况告诉毛泽东，要让毛主席了解基层群众的真实情况。
贺凤生性格耿直，是个敢于说真话有担当的人。他将父亲的嘱托，牢牢记在心中，怀着对毛泽东的敬爱和感激之情，于这年的农历11月28日来到了北京的中南海新华门。
贺凤生什么都没有，身上只有一封信。他拿着这封信，对站岗的警卫说，他要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他要见毛主席。警卫依照规章流程办事，问贺凤生要相关证件。贺凤生一层、一层地拆开自己的蓝土布袋子，拿出里面妥善保存的信纸。
警卫及工作人员一看，只见信上面写着：
“晓秋贤弟如见：去年12月22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署名：毛泽东。”
等警卫看完，贺凤生又递去一封盖有“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公章的信，上面用是打印的字迹，端端正正地打印着几行字：
“贺晓秋同志：你给毛主席的信，毛主席已经看过。他送你三百元钱，作为令郎治病的费用……”
贺凤生还怕警卫和工作人员看不明白，急忙向他们解释，说“我就是这个信里说‘令郎’。”
他将父亲贺晓秋让自己向毛泽东反映农村生活的缘由说了后，工作人员经过向上级汇报请示，对贺凤生进行批准放行，并安排他住进了中央办公厅招待所。
贺凤生在招待所焦急等待了七天，到第八天，终于有工作人员来接他，在晚上七点三十分，将他接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会客室。
贺凤生终于见到了可亲可敬的毛泽东，他又激动又紧张，一时间坐立难安。
毛泽东对他极为亲切，为了缓和他的紧张，还对贺凤生开玩笑说：
“你贺凤生还有五十根头发跟我姓毛呢，你也是毛家的根蒂哟。”
毛泽东的一席话把大家都逗乐了，贺凤生紧张的情绪也得到了放松。谈话间，毛泽东首先问到了贺晓秋的情况，贺凤生将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很难过，并责怪贺凤生，为何当时不立即告知他，他对贺凤生说：
“应该给我拍个电报嘛，起码我可以发个唁电或送个花圈。”
随后，毛泽东谈起早年贺晓秋两次冒险救他的事情，他感慨地说：
“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他们这些人舍身相救，我毛泽东早就不在世了。”贺凤生看到，毛泽东的眼里，闪现出晶亮的泪光。
毛泽东还对贺凤生说，革命成功靠的是千千万万个贺晓秋这样的好同志，巩固革命成果，则要靠你贺凤生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共同努力。
贺凤生深受感动又倍受鼓舞。当毛泽东问他的病情，和寄给他治病的钱收没收到时，老实巴交的贺凤生还直愣愣地问毛泽东：
“一次三百元，一次一百元，那些钱是您私人的还是公家的？”
毛泽东也没想到，贺凤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他回答说：
“当然是我自己的喽。”
毛泽东对贺凤生说，他自己不需要更多的钱，他还有工资、稿费，又不需要存钱。
“更何况你们有困难，应该帮助，共产党人总不能忘恩负义吧！”
耿直老实的贺凤生，问这个问题，是怕自己不小心用了公家的钱，可见，他有一颗赤子一般的心。
而贺凤生不知道的是，毛泽东一生大公无私，毛泽东的工资和稿费，都被他用来资助他人。在当时，毛泽东的工资原定一级，每月有600多元工资。
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主动提出，让组织把自己的工资降低，由一级降为三级，每月404.8元工资，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为止。
毛泽东对向他求助，生活困难的人，都乐善好施，少则资助100 元、200元，多则资助300元或500元，甚至上千元，而他自己极其勤俭节约，就是身上盖的毛巾被，都是破了补，补了破，打满了补丁也舍不得丢掉，一直用了许多年。
毛泽东既是一位胸怀广阔，壮志凌云的伟人，更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凡人，将对他有恩情的人都牢记在心中，有恩必报，令人钦佩。
毛泽东与贺凤生的这次谈话，因为毛泽东有其他要事，不得不中断。贺凤生，还带着父亲贺晓秋的遗愿，要将农村的真实情况反映给主席，此次会面来不及说了。
毛泽东便说，他接见贺凤生，就是要好好听下农村的真实情况，他让贺凤生回去好好回忆，他要丝毫不掺水，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切实情况。
之后，毛泽东交待秘书，安排贺凤生参观北京，好好调动他的积极性，让他组织思路，提出意见。
几天后，贺凤生又来到毛泽东的会客室，毛泽东给了贺凤生两个小时的时间，让他如实反映下面的情况。
贺凤生说，解放以后，共产党派来了土改工作队，贫下中农分到田地，纷纷翻身当家作主了。国家对农村的改革工作，新名堂一个接一个，农民劳动劲头都大，干部也工作情绪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对比解放前，真是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乡亲们都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但是，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贺凤生把自己精心收集的一大叠集体食堂油印餐票递给毛泽东，从集体食堂的问题开始反映，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
贺凤生直言不讳地把乡村的公共食堂、农村饥荒、干部虚报浮夸等等问题逐个向毛泽东作了如实反映，毛泽东认真听完后，沉重地说：
“对不起农民兄弟，请你代表我向他们道个歉。”
交谈中，贺凤生还谈到了祖坟的问题。他反映说，他们乡下那里，不少地方为了改造屯粮田，把人家的祖坟都平了，工作没有做到位，还不事先告诉农民，更过分的是，有些坟挖了之后把尸骨乱丢，太不讲人道了。
贺凤生气愤地说：
“我娘的坟就被人挖开了，到现在也找不到尸骨。”
毛泽东听了之后，尤为动怒：
“共产党也讲人道嘛， 也是爹娘养的嘛。 这个问题一定要处理好！”
对于贺凤生这样毫无遮掩，直来直去的性子，毛泽东非常满意。接着，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教导贺凤生。他说，贺凤生作为一个生产队长，不管怎样也是一个带“长”字号的人物。生产队长要管几百人穿衣吃饭、生老病死，这工作做得也不容易，身上的担子不轻呀。
毛泽东谆谆教导贺凤生：
“不管是部长、县长，还是生产队长，都要首先想到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要真正不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管什么长，首先要像家庭那样带好一个班。”
贺凤生听了，大为感动，把这些话深深记在了心里。
毛泽东还亲切地关心贺凤生的身体，因为贺凤生有骨髓炎，他便问贺凤生身体发育不好，干基层工作吃得消吗？贺凤生并没有被病痛打倒，他回答说：“农民过得，我也过得。”
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很赞赏贺凤生敢说真话的性子，对他说：
“那我给你个权利：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你说的句句都是真话，只可惜像你贺凤生这样的干部太少了。”
毛泽东还说，农村有俗话说的好，“三十吃年饭，尽拣好的搬”，很多干部就是这样爱说好话，不像你贺凤生无所求也就无所想。毛泽东说，要提倡各级干部都讲真话。
敢当着毛泽东的面，大胆、直率、说出缺点，还敢提出批评的人，除了贺凤生，或许没有第二人。
毛泽东也是一个善于听真话的人，与贺凤生的一席谈话，了解到农村真实的情况，令毛泽东十分重视。毛泽东还夸赞说：
“只有贺晓秋的儿子才有这么好的礼物给我。”
之后，针对贺凤生反映的农村问题，毛泽东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他自己也派出 3 个工作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等省，调查实情。
结果是，形成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并最终接受了胡乔木带领的湖南调查组的建议，解散了公共食堂。
毛泽东与贺凤生的这次谈话，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他还在中南海家中，请贺凤生一起共进晚餐。
毛泽东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在贺凤生离开北京时，他送给贺凤生不少礼品，其中有手表、钢笔、带有毛泽东和朱德头像的笔记本等，以及 25 斤粮票和50元人民币。
贺凤生第二次上北京见毛泽东，是在1966年。
1966 年10 月 7 日， 贺凤生风尘仆仆的从家乡赶到北京。与毛泽东一见面，他就迫不及待地打开话匣子，将自己在农村的真实见闻，一股脑筛豆子一样倒了出来。他说话太急太快，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说半天觉得渴了，一句话没说完就端起茶杯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
毛泽东被他逗笑了：“你，贺凤生还是那样可爱。”
看着毛泽东认真聆听自己讲话的样子，贺凤生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给毛泽东说出来。听了贺凤生对基层工作的真实反映汇报，毛泽东告诉贺凤生，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可能在工作中犯错误，政府也一样，也可能犯错误，犯了错误也应该纠正。
与性格直爽敢于说真话的贺凤生聊天，毛泽东是非常喜欢的，也是极为欣赏的。他曾感慨地说：
“不碰上贺凤生，怕也没人敢提供这么真实的情况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之所以喜欢贺凤生， 是因为贺凤生在他面前说真话，不说假话。而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心胸豁达，愿意听真话。
贺凤生为人做事，一直忠厚老实，他时刻没有忘记父亲贺晓秋的对他的教导和期望，也没有忘记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殷殷教诲。
贺凤生一心一意在自己平凡的生产队长岗位上为人民服务，直到退休，他都是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除了给毛泽东反映基层情况这个“特权”，再无任何特权。
《战国策》上有一个很有深意的故事：邹忌远不如徐公长得帅，但那些有私、有畏、有求于邹忌的人，却众口一词夸他比徐公好看。
面对领导者，说好听的话，赞美的话，远比说真实的话容易。但是，“好话”中，隐藏着私利驱动，正如毛泽东感叹的一样，像贺凤生这样敢于说真话的人，太难得了。
“朝无诤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
贺晓秋和贺凤生父子，如实向毛泽东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事迹，固然令人钦佩，但是，肯听真话，并能从人民群众的真话中汲取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的领导者——毛泽东，更加令人可敬可叹。
这些事迹，体现了毛泽东将国之兴衰、民之福祉时刻放在心中，善纳人言的广阔襟怀和高贵品格。
毛泽东自己是这样做的，对子女也是这样严格要求的，1941年，毛泽东在写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说道：
“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这句话，不只是他对孩子们的教导和嘱咐，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也可谓一语中的，发人深省。
谨以此文，致敬敢听诤言，敢纳真言，为人民谋福祉，深受人民爱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