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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陈雨璐 澎湃新闻记者 任雾

去年6月,时年八十岁的杨本芬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书《秋园》。

在这本巴掌大的砖红色小书里,她记录下母亲梁秋芳的一生。书中,杨本芬为母亲取名“秋园”,而自己化身文中长女“杨之骅”,秋园苦难堆叠的一生不断冲撞女儿的笔端和眼眶,是泥沙裹挟的河流,也是书写的燃料。

母亲的生命在纸上落定,杨本芬收拢稿纸,接着讲述。这一回,她讲自己,讲乡人,讲那些温和细碎的日常,汇集在7月出版的短篇集《浮木》里。

“作家”的身份是崭新的,但她叙事已久。

起初是用嘴,二十几岁的她跟小镇工作的同事们讲《聊斋》里的花妖狐鬼,外国小说里浪漫压抑的女人,爱恨别离,流言与传奇,满屋子热烈高亢的声音;接着用笔,六十岁在女儿家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孤独地爬梳稿纸,她对着回忆流泪;后来用指腹,八十岁学着高高翘起食指,对准平板屏幕一笔一划耕耘。

脊梁一截截矮下去,书写的声音和速度逐渐衰弱,听故事的人却从一间屋子蔓延开去,又从四面八方拿着相机挤到跟前来。

杨本芬几乎不会拒绝任何采访。有客人的日子里,她早早地起床,把自己和屋子都收拾清爽,一身素色衣裳,端上备好的果盘,一刻不停地展示年代久远的绣布、相册和书房。坐在沙发上和陌生人们唠起家常,她笑声爽朗,话锋一转,又红着眼落进往日湍急的浪潮。

凄怆是故事里无法被遮蔽的底色,她是讲述者、亲历者,用一支笔和时间顽固地对抗。傍晚送客时半个身子夹进门缝,探出头来反反复复道别,“我的故事说得好么,文章够写了么?”

拧开龙头

60岁开始写作,杨本芬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一个两岁女孩的外婆。

为帮二女儿章红照顾年幼的孩子,她从南昌来到南京,泡在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里,泡在女儿家满屋的书里。看完野夫的《江上的母亲》,她想起逝世的母亲,写作的念头一经点醒,再也无法平息,“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被迅速抹去,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我真的来过这世界么?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困苦什么都不算么?”

她在厨房写,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抽油烟机轰鸣;在摇篮边写,外孙女在摇篮里睡得酣甜……写作过程持续两年,积攒八斤重稿纸。记忆源源不断地从脑海里涌出,鲜活,磅礴,笔端像厨房里被拧开的水龙头。

作品完成后,女儿章红将故事以《妈妈的回忆录》为名发布在天涯论坛上,反响意外热烈。杨本芬一刻不停地回复读者留言,像一台通了电的机器。对于这些遥远而陌生的声音,她形容自己的心情,“不是感动,而是感激。”留言最密集的时候,杨本芬在电脑前忙到凌晨三点,“生怕怠慢了别人。”

《秋园》挂在网上的十七年间,出版邀约不断,沟通过后却总是不了了之,杨本芬对此并不觉得失望,甚至从没觉得她能变成一本书的作者。

十七年过去,故事终于在纸上落定、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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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本芬的书架。本文图片均为实习生 陈雨璐

豆瓣评分8.9,书被连续加印八次,总计销售近40000册。八字当头的年纪,杨本芬收获纷至沓来的图书奖项。

有读者评价,“《秋园》好像女性视角的《活着》”、“一口气读完了。轻轻的一本,沉沉的一生。”

鼓励和赞誉从四面八方涌来,沉寂二十多年的小屋也开始迎来送往,各地记者赶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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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本芬在书房阅读

暮年的写作带来热闹,也带来孤独。

关起门来,她依然是操劳的妻子和母亲,一个在周围同龄人中显得些许“特殊”的老人。

这个位于南昌城郊结合部的小区里住满年岁各异的退休工人,多数“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杨本芬不会打牌,没上过麻将桌,不跳广场舞,家庭生活之外,填满时间的方式是刺绣、写作和阅读。

傍晚纳凉的人围坐在绿荫沉沉的香樟树旁,她也曾走进人群,乘凉读书,周围的目光却会让她觉得坐立难安,“他们就那么盯着你。”书翻得越来越艰难,两次之后她退回书房,“不想搞得自己很有文化的样子。”。

周围的一些人并不知道她出了书,一些人知道,但全然不感兴趣,也有人会突然凑到她跟前,叫她“大作家”,尽管对方并没有读过她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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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本芬在家中写作。

对于“作家”的身份,杨本芬始终感到怀疑,“我只写了一本书,怎么能说自己是作家呢?”

这个问题也在母女和友人之间反复讨论。女儿章红认为,“当你有表达的冲动,说出你想说的话,用真诚触动到别人,写作就开始了。”在出版人涂涂眼中,“她不仅仅是女儿和母亲,她用写作直面了自己的人生,直面了家国的历史,直面了命运的无解。”

无论是不是“作家”,杨本芬的写作仍在延续——《秋园》出版后,为了更便捷地书写和回复留言,她学着打字,用一个月时间熟悉平板电脑。在想要动笔的时候,她从厨房、卧室、琐碎的家庭生活里抽身而出,在阳光笼罩的小桌边坐下,楼前几株豫樟生得高大,她面朝窗坐,“用笔赶路”。

7月,第二本书《浮木》正式出版,这是《秋园》的补足和延续,回归杨本芬自己的故事,也记录她记忆深处形形色色的乡人。

浮木

“这一生,如同水中浮木般随波逐流,挣扎求生。“《浮木》封面的句子是对秋园母女的真实写照。在那个远去的年代,“动荡感”、“漂流感”贯穿她们的一生。

1914年,秋园出生在洛阳一户开药店的人家,17岁时被年轻的国民党军官杨仁受相中,她以“送我读书”为条件出嫁,开始随夫迁徙,到南京生下第一个孩子,读书成为泡影。

过了几年安稳日子,很快到了1937年,秋园跟丈夫随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撤往重庆,后撤的轮船经过湖北汉口,仁受想起家乡失明的父亲,犹豫是否返还湖南湘阴老家之际,他请船上有“半仙”之称的同事帮自己算了一卦,按照对方所描述的卦象,带着妻儿下了船。

命运就这样由一副摇摇晃晃的卦象颠覆。多年后,他们的女儿杨本芬在书里写,“过吊桥时,年轻的秋园牵着子恒(长子),迈着轻捷的步子走了过去。从前的生活,也远远留在吊桥那边。”此后,秋园在陌生的土地先后诞下五个孩子,夭折三个。漫长的岁月里她挨饿,受苦,被批斗,被欺凌,46岁丈夫逝世,无奈之下,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改嫁到湖北,20年后第二任丈夫故去,她回到湖南旧居度过晚年。被儿子们守着,被屋子前后的枫树与香樟守着,直至89岁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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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秋芳旧照

“颠沛流离”同样刻进杨本芬的一生。

那是1960年,杨本芬的父亲在饥饿中不安地死去,走时肚子圆滚滚的,“像个阔佬”。丈夫离世,在最需要子女们帮助“挣工分”的时刻,秋园把快小学毕业的杨本芬拉到身前,让她去考学校,“家里有我撑着。”杨本芬始终怀着读书的热望,但身为长女,她知道一旦走了,担子全压在妈妈一个人肩上。她带着矛盾的心情去考岳阳工业学校,将近30个人参加考试,只她一人考上。

在学校里,她勤学善思,成绩优异,“一张纸片子都要捡起来看”,书读到最后一年,学校因故停办,师生四散。她独自跑到江西铜鼓,在建筑队干活,工友们见她是学生模样,说起不远处有个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杨本芬的心思又被点亮,抱着行囊到江西共大求学,学制一年。她盼望尽快赚钱养家,在城市扎根,毕业前夕却因家庭成分被下放回农村。流离奔徙中,学业始终是一场空梦。婚后要照顾三个孩子,她又错过成为中学老师的机会。

章红的记忆中,母亲对“大学”始终有根深的执念。高考制度尚未恢复,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等你们长大了,要读大学。”当时的江西宜春的铜鼓县城,“连老师都不大知道大学这回事。”

长女章南第一年参加高考,差三分上本科线。家里的男人们觉得女孩子读中专是不错的选择,只有杨本芬一个劲坚持复读,老师来劝,“出了窑的砖定型了,再复读一年,也未必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杨本芬听后气冲冲地对女儿们说,“我就不信,一个人才16岁,怎么就定型了。”在母亲的坚持下,章南复读,一年后考入南昌一所重点工科院校,毕业后成为一名高校教师。

二女儿章红自称“小镇做题家”,是学校里有名的尖子生,1986年考入南京大学,完成了母亲和外婆未竟的“大学梦”。

为筹措女儿上学的资金,杨本芬与丈夫在院子里养猪——从汽车运输公司扛来淘汰的旧车厢板,屋顶盖海绵瓦,竹蔸一剖两边,绑在板子上当作食槽,到高考成绩揭晓,两只小猪长到八十斤,换来的钱给女儿带去南京。

为生活所迫的处境,她从小就在体味。她和母亲一般,如浮木漂泊,如野草柔韧。

《浮木》开篇,杨本芬讲述故去的亲人们,第一位是早夭的小弟杨锐,“漆黑的头发长齐后脖子,黑珍珠般的眼睛……特别爱笑。”弟弟模样胖手胖脚,却“来得很不是时候”。

那正是饥荒的年代,一家六口挤在破败的屋子里为粮食发愁,杨锐出生不久患上肺炎,咳嗽到第十九天,在姐姐怀里拱了拱身子,断了鼻息。“弟弟在我怀里走的时候一岁,我十二岁;现在我八十一岁了,弟弟还是一岁。”而在当时,她没有流泪,只为他摆脱饥饿感到解脱,“无须体会饥饿等于活埋的滋味”,日后生活有了余裕,却越发感到锥心刺骨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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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本芬刺绣作品

活着为了讲述

杨本芬为《浮木》第一章取名“家”,亲人先后离开,留下她做记录的人,这些人终于在书里“相聚”。

八十岁成为作家,杨本芬与人讲故事却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

29岁时,她开始在铜鼓县城的运输公司上班,日常最爱做的事便是到处找书,想尽办法换回家读——绣鞋垫、给袜子镶底,杀鸡招待客人……甚至在家务间隙伏在案头抄书,读得很“贪婪”,文字爬进脑海,她用自己的方式记忆和讲述。

没有电视可看的年代,入了夜,杨本芬的小房间便热闹起来,同事邻里聚在一起听她说起那些古老传奇的故事——《七侠五义》、《聊斋》、《镜花缘》、《红岩》,还有她最爱的《安娜·卡列尼娜》……章红是听众间的固定班底,端一张小板凳,把身体贴紧,喜欢把下巴倚在妈妈膝盖上,“听什么都很入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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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本芬的书架

杨本芬的阅读习惯也一直延续至今,关注多年的作家出了新书,她读完觉得失望,不加掩饰地批评,“结构是断裂的,怎么会写成这样。”在公众号上读文章,不管写得好坏,只要底下有“打赏”通道,她总要点进去花上一些钱,因为“无论什么年头,写字总是不容易的。”

被她讲述的人,也是渴望被倾听的。早在读书时章红就采访过外婆秋园,没有录音笔,她带了小本子,到老家找一间小屋,托着腮听外婆讲述往事。外婆声音柔和、思路清晰,章红听得入神,没有立即记录,老人便停下讲述,张大眼睛问,“你怎么不记了?”那次的采访,章红没有看得很重要,回想起外婆当时的反应,她至今仍感到遗憾,“我觉得她是渴望讲述的,她渴望自己的生命被看到。”

章红历历在目的是外婆秋园穿着浅灰色立领偏襟棉布褂子,一手举起蒲扇略挡住太阳,一双裹了又放开的脚“咚咚咚”走在乡村土路上,带她们去走人家,每到一户就饮上一杯豆子芝麻茶,茶里有盐,炒过的芝麻喷香。晚年的秋园坐在女儿、外孙女家里看《天龙八部》和台湾浪漫小说,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一边讲述一边感慨,“好好看咯,好好看咯。”离世前一年,身体日渐衰败的她在家中招待后辈,告别时,拉着外孙女的手站在屋前晒坪上,手指向不远处的山崖,“你要是早来一个月就好了,杜鹃花开得可好看了。”这个画面定格在章红心里,“外婆88岁,依然为我看不到杜鹃花而感到遗憾。”

直到《秋园》发布在天涯论坛后,她的生命终于被千万人阅读。

故事挂在论坛上的十七年间,章红收到四面八方的网友留言,其中一位说自己也想记录父亲口述的往事,无奈父亲叙述的内容细碎零散,他把握不住其中的脉络和层次。读到这个帖子,他仿佛回到听父亲讲述过往的场景里,“一样的水漫过来,一样的苦味弥散着。”

《秋园》出版后,章红设法找到这位读者,对方却告诉她,父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如今连孩子的名字都叫不出。这件事带给章红冲击,“人们一直在丧失,记录和书写便是人类抵抗遗忘、抵抗丧失的方式,因为故事不经讲述就是不存在的。”

一位读者留言说起自己妈妈的写作,“她最近也在写点什么……世上并不只有名人的巨流河或无愁河,每个人都有河,都可以写,都能被看见。”

“妈妈平凡如草芥,早已湮没于大地,只是我再也没有想到,借助于我粗陋的笔墨,她的生平竟得以复活。”杨本芬在《浮木》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而最令我欣慰的是这样的声音:看来我也要去听外婆的故事,否则就要来不及了。 ”

疼痛的骨头

“用笔赶路”的杨本芬唯一忧心的是,“没有其他毛病,就是这个膝盖痛把我打败了。”

她的膝盖已经疼了三年多。前年做了微创,疼痛却加剧,再不敢轻易动刀。常年贴着膏药,阵痛来袭,常常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下楼也成了难事。

杨本芬偶尔在和女儿们的通话里委屈地哭,可有些事情却还是要拖着疼痛的身体去完成。比如写作,比如照顾年长七岁的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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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本芬在阳台刺绣

写的频率不如以前了,但只要回忆上涌,她还是会拿起平板,坐在阳台上那张熟悉的小桌旁,或半躺在书房的小沙发打字,兴奋时一下能写出四个故事。

杨本芬感到困惑,明明这些年记忆力衰退得明显,前些日子才看的书便忘记名字,大部分内容也流水无痕,理不出思路,半世纪前的画面、言语却实在清晰。她能清楚地报出在运输公司做调度员时处理过的数据——成都到长沙198公里,成都到南昌210公里……书里的人多已断了联络,不知生死,说起来却像刚刚在楼下打过照面,“李娭毑(《浮木》中提到的一个角色)你晓得吧,看过吧,”坐在餐桌边谈起旧时的乡人,杨本芬放下筷子,半仰头,表情忿忿,“你说这些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咯!”

在家庭里忍耐和照料的历史远比写作悠久。早年间为了照顾两个弟弟,杨本芬到十四岁才正式上学,最潦倒的时候从父亲的手里接过木棍,和邻家孩子沿路乞讨;二十岁流落异乡,遇见丈夫——旧官吏家的女儿和地主家的儿子,两个年轻人带着各自刺眼的阶级成分,见过几面便定下终身;抱着继续工作读书的念头,婚后却很快成为母亲,照顾三个儿女,不到五点起来蒸饭,十多年中频繁换着工作,却从未摆脱灶头锅尾的琐碎;到了晚年也难得清闲,日夜看护患有糖尿病和阿尔茨海默的老伴,忍住膝盖的疼痛在屋内“跋涉”——移动时,一只手要托紧丈夫手肘,另一只手扶住他的后背,再借一根杵在前面的拐杖开道,五条“腿”靠在一起缓慢地挪。

而在其他时候,杨本芬总是觉得丈夫离自己好远。相伴六十一年,她形容他,“是个好人,老实得不得了,对外人极好,对小孩极好,却不晓得心疼我。”记忆里少有亲密的时刻,早年间在南京过马路,她主动过去牵老伴的手,却被甩开,丈夫嘴里蹦出四个字,“各走各的。”别人称呼她“小杨子”,丈夫有一连串简单的音节可以用来代替名字,“诶”、“喂”……如果有孩子在场,这个问题便得到解决,他会转向儿女,在他们名字后面加上一个“姆妈”的后缀,“去找你姆妈。”杨本芬回忆,有一次她在房间里听到他这样说,从房间里走出来,气恼地回应道,“你姆妈来了。”丈夫瞪大眼睛说不出话来,这一幕让她觉得“蛮好笑”。

所有的不满也只抵达这一声“蛮好笑”,“我模样不错,能说会写,手脚麻利,也聪明,为什么不值得他珍惜,不值得他爱呢?”杨本芬坐在书房的小沙发上,眼睛里有凄怆的颜色。尝试交流也只是“对牛弹琴”,她感到困惑,但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谈话的时候会中途离开,“去看爷爷睡得好么。”

在丈夫那里,杨本芬觉得自己仿佛是没有名字的人,但有件事让她印象深刻。前些年丈夫的言语和书写功能衰退得厉害,有人拿出白纸来让他写家人的名字,他写不出儿女叫什么,只会写“杨本芬”,不停写,直到黑色的字迹爬满一页纸。

妈妈的困惑也让章红感到困惑,她自觉有一个接近完美的父亲,“砍柴劈柴,种地种菜,赚钱养家,从无外遇,也不打骂孩子。”朋友听完描述,夸她的父亲是“那个时代的完美好男人”。章红更加迷惘了,“但我妈妈不幸福,他不能满足我妈妈的情感需求和精神需求。”

这些家庭生活的细节都被杨本芬写进自己的第三本书,涂涂为这本书取名《我本芬芳》,书籍预定明年夏天出版。身边有人提出质疑,说家庭里的故事是私密的,何必要写下来让旁人知道,杨本芬却觉得只要是真切的生活,便没什么好掩藏。团圆和美满是真的,苦难和委屈也是真的,她从没想过逃,也不肯放弃写,“我就是要写出来,管他的,就是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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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本芬用平板写作

对于杨本芬而言,写作从来不是“出走”的征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是挂在嘴边的话,她习惯付出,擅长忍耐,走过烟火灶台的一生,到了暮年,只是手上多出一支笔来,几页纸完成后,原本的生活照旧。

曾经被一位记者问到“有没有想过人生会有另外的可能”,她的回答是“没得选”——当年身上带了三块钱,只够到江西,去不了更远,后来被下放农村,只能通过婚姻“挽救”生活。

“妈妈习惯忍耐,但要说真的没有抗争,似乎又不是,对她来说,写作本身就是日常缝隙里的挽留和抵抗,不基于性别,只基于人性,她愿意写,也能够写,便是好的。”章红说。

至于那些伤痛,就像膝盖下面那块不安的骨头,接下来的日子,她还要继续行走。即便疼痛,也不停留。

责任编辑:彭玮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