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名家，他的代表作《背影》、《荷塘月色》因长期收入语文教材而为人熟知，也感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严重胃病逝世，享年50岁。在那个大变革前的至暗时刻，朱自清之死意外地成了一个事件，尤其是他在去世前两个月签署的《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于时局中形成了极大的象征意义，对他的悼念亦从师生间自发的哀思逐渐转向了对知识分子道路的讨论。这是1948年下半年中国文化景观的一个颇具色彩的部分（钱理群语），朱自清的一生也由此分成了两段：一段是象牙塔、一段是十字街头（许纪霖语），一段是爱平静爱自由的自由主义者、一段是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民族英雄。
这其中最权威的墓志铭自然是那篇《别了，司徒雷登》。在毛泽东的赞许中，朱自清的去世成为了“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自觉融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象征，成为了知识分子群体中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象征。通过对朱自清以及闻一多的颂扬，革命话语与民族主义话语实现了成功的结合（钱理群语），也使得摇摆在国共之间的旧知识分子群体迅速决裂，为最后的革命争取到更多支持。同时，在更年轻一辈的新知识分子那里，朱自清与闻一多的道德能量迅速转化成为一种对于新政权的人民意识与新颖独特的自我结构。
但正如钱理群在《1948：天地玄黄》中提出的反问：“在‘论定’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更为丰富、远为复杂的朱自清呢？”政治和历史以民主斗士、爱国教授的形象铭刻了朱自清，却隐去了他随世事飘零、感怀伤世的士大夫面目。人们已经忘却，这位爱国教授在1946年内战爆发时也有着对战火和饥饿的忧虑与踌躇，也曾在“三·一八”的鲜血中不知所措，也坚守过温和的理想主义与虚空的刹那主义。
许纪霖说过，朱自清一生的变化象征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某种难以抗拒的宿命；诗人唐湜也说，从朱自清身上可以“看出人类的受难里的更深重的知识的受难，他的‘背影’是很长的。”
70年前，自由主义者朱自清的死成了革命的纪念碑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
历史的指针在中国迅速地划过1948，谁也不知道自己在下一刻迎来的是怎样的命运。
据1948年2月的统计，国民党总兵力下降为365万人，解放军的总兵力上升到249万人。国统区物价飞涨、百业待兴，人民甚至有故国之思。而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则与前线战争结合在一起，新的军民体制已渐渐成型。1948年3月，蒋介石在日记中感叹“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而不可得也”，而他的对手毛泽东则是一番势在必得——“人心动向完全改变，人心向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对蒋介石深恶痛绝”，“以前只能讲’有利于我’，现在可以讲’胜利到手’。这不是估计，而是事实。”按照不少的猜想，国共内战的结局无非是三种，是重新步入古代王朝中南北朝的窠臼，还是进行一场中国版本的十月革命，抑或是国共两党坐到谈判桌前？历史的剧本在1948年急转直下，谁也不知道下一章会是怎样的情节。
战火的硝烟与时局的板荡也冲击到了不少准备重回书桌的文人，政治见解迅速地撕裂了一直严守学术与道德中立的知识界。左翼阵营中，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如同当头棒喝般敲打着一群游离于政治判断之外的知识人——“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标榜“自由主义”与“第三条道路”作为底线的《大公报》，遭到了胡绳的批评：“这种议论虽装出是超然独立的姿态，但其实际企图仍走在损害新势力和新中国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给旧中国的统治者寻觅苟存的罅隙。”一向以遗民自居的陈寅恪则吟下了“淮海兵尘白日阴，壁居何地陆将沉”的诗句。此时的北大、清华，已经不再是绝缘于尘缘之外的单纯校园，中共地下组织早已吸引了大批进步学生，而国民党自然也是不甘示弱。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在日记中写道：“那时校园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而此时，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朱自清的去世，则犹如一颗砝码，改变了历史在人的心理中微妙的平衡。而当后人记起这位以散文写作与明清文学研究所著称的学者时，也常常不由自主地加上了一个民主战士的标签。这一切都源自于毛泽东那一篇著名的檄文《别了，司徒雷登》。
1944年的合影，左一朱自清，右二闻一多
在好友闻一多去世之后，朱自清写了新诗《挽一多先生》:“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余烬里爆出个新中国！”而这位温文尔雅的敦厚长者的激烈左转，也似乎由此而起。翻阅朱自清年谱，不难看出朱自清在国共内战中的一系列表现：1946年8月18日，成都各界人士举行李闻惨案追悼大会，事先即传特务将捣乱会场，许多人都不敢参加，而朱先生却依然出席报告，不但博得多次掌声，而且使听众纷纷落泪；1947年2月23日，参加签名抗议当局任意逮捕人民的宣言；7月20日，《清华周刊》社编《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发表《〈闻一多全集〉编辑记和拟目》；1948年5月22日，签名抗议美帝扶日并拒领美援面粉的宣言。
1948年6月9日，清华学生在北平西四牌楼举行“反扶日大游行”
而对于知识分子在一个以军政和暴力决定一切的历史传统中却无从着力的困境，朱自清也常常感到阵阵苦闷与压抑。正如他在晚年的《论气节》中所说：“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在热衷于英国经济学家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清华学人中，朱自清既憎恶自由竞争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又向往不受拘束处士横议的言论环境，疲于打压异议、以特务政治对付知识分子的国民党自然让他大失所望。一个更清廉并以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来形塑自身合法性的中国共产党无疑更为朱自清所欣赏。朱自清的好友、早已成为民盟成员的吴晗，也为他悄然燃起的革命情结不断加上一把柴。1948年6月18日，吴晗为朱自清拿来了一份《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两个月后去世的朱自清签完了这份人生最后的政治宣言，而他的身后名也将由此奠定。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中的这段话成了政治权威追认给朱自清的墓志铭，却也使人常常忘却了，这位爱国教授在1946年内战爆发时也有着对战火和饥饿“只愁日夕困心兵，孤负西山招手唤。更愁冻馁随妻子，瘦骨伶仃弃泣扇”的忧虑与踌躇。政治和历史以民主斗士、爱国教授的形象铭刻了朱自清，却隐去了他随世事飘零、感怀伤世的士大夫面目。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
钱理群先生在《1948：天地玄黄》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在故都北平，清华校园内这一日却有一番热闹：上午全校师生在工字厅举行新年团拜，晚上中文系师生举行同乐会。晚会的最高潮，是系主任朱自清先生和同学一起扭秧歌。其时“翻身秧歌”已在北方广大农村跳得如火如荼，现在又传入了学术殿堂清华园；而素以稳健著称的朱自清先生这回却听任学生给他化妆、穿红衣、戴红花，尽管有几分不自然（由于不习惯），却又是极其认真地投入群众娱乐的热潮中。许多人事后都觉得这件事颇有一种象征意义，而朱先生本人却在日记中郑重写道：“晚，参加中国文学系新年晚会，颇愉快。”
以散文写作和古典文学研究著称的朱自清，面对秧歌这种靠文盲艺人口传心授承继下来的艺术的窘态与反差，也预示着中国知识分子自我边缘化与自我贬低的高潮即将来临。面对20世纪的灾难与战争，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反思不仅仅在于自我怀疑和对士大夫传统的批判，更希望以“再造新人”与“到民间去”的方式自我改造。于是对于民间文学与艺术的收集，成为了文史学者的寄托与渴求。抗战时期朱自清曾为学生刘兆吉搜集各地歌谣编纂而成的《西南采风录》作序，1947年他所编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中也有着大量谚语、绕口令的篇幅，这些有着民粹主义的趣味与色彩都隐约流露出朱自清对于“新人”的呼唤和对昔日自己“爱平静爱自由的自由主义者”文学观的改造。这些倾向在之后几十年的数次运动中走向了新的荒诞和悲剧。对此，早逝的朱自清恐怕不曾料到，而我们也无从知道这位“人生的艺术派”在日后的暴风骤雨中会有怎样的转变与感慨。不过，通过晚年的诗文与学生友人所写的纪念文章，我们还是不难看出朱自清作为知识分子的“软弱”和对于历史洪流的游离。这位曾经成功预言“两个时代”转折的文学家最后的转变，其实也是无数近代知识人挣扎在责任、观念与政治间悲剧命运的缩影。
1948年8月26日，清华大学为朱自清先生举行追悼会。
朱自清的离世使他自己成为了革命的纪念碑，毛泽东在文章中对朱自清的“盖棺论定”使得他的去世成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护的象征，成为了知识分子群体中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象征。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激昂与热切的期待和赞许，也使得摇摆在国共之间的旧知识分子群体迅速决裂——朱自清、闻一多们成为新政权的楷模，胡适、张君劢和钱穆们则是被历史与人民所“唾弃”的。在更年轻一辈的新知识分子心里，朱自清与闻一多的道德能量迅速转化为一种对于新政权的人民意识与新颖独特的自我结构。
郭沫若曾在一次讲话里以自己为例说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新人”之间的差别，他认为自己的头脑就像一个长途旅行者的箱包，上面贴满各个码头的标签，以此为喻来视作旧知识分子的弱点。（邵燕祥《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经过延安整风的锻炼并以马列原著武装头脑的新知识分子，自然再无这种顾虑。而朱自清与闻一多的形象也在1949年以后迅速暗淡，为另一批新的典型与模范取代。
如果鲁迅活到后来会怎样，是中国知识人喜欢讨论的话题，却鲜有将此问题放到朱自清身上叩问的。1951年，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因为历史问题成为“匪特”；1954年，朱自清生前好友、曾同游秦淮河的俞平伯，在“批红”中倒下；1955年，朱自清的老师胡适被批判，社科界名流纷纷与之划清界限；1966年，促使朱自清左转的吴晗成为了一场大动荡的导火索。如果朱自清知道后来的事，他又将如何看待这一场他曾经置身其中并无意改变了转向的历史呢？
“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
朱自清与家人的合影
作者简介：朱天元，《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