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来到世上，离开娘胎的那一刻，便拥有了自己的生辰，这是时光于人最初的庄重烙印。
古人对于生辰八字极为重视，特别是婚娶大事，“合八字”是少不了的程序，肃穆视之，慎严待之，让人免惑、解厄、迎吉、逢喜。若以此为判，我是难辞困惑之虑的，因为至今，都不知晓自己的生辰八字是否准确。理应重要的人生标签，在我身上失了效，如今付诸于众的“农历四月初二生人”的说法，来自于我对各方线索的寻找和拼贴，最终达到一种自我的判断和确认。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母亲一共生下了十个孩子，养活了我们兄弟姊妹七个，我们的生辰是什么时候，兄弟姊妹都问过母亲相似的问题，但她从未准确回答过。都说孩子降生是“母难日”，母亲一辈子吃苦受罪，分娩时的巨痛竟不再深刻于心，所有孩子的出生日，到了母亲这里便是模糊不清。我们没有苛责母亲的疏忽，为了一家人能活下来，她已竭尽全力，每天有那么多农活等着去做，实在没有心思、也没有条件去记住每个孩子的生辰八字。
直到上小学，我一直未将自己的“生辰不明”当成一回事。“开蒙”读书之前，母亲有时说我是五岁，有时又说是六岁，我毫不在意。到了学校，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回家后难掩兴奋，拿根小树枝，满院坝写下自己名字，站起身来得意地打量，阳光下的院坝，仿佛都是“我”。这是生平第一次有了“我”的认识。
当我心里升腾起发现了“我”的惊喜之后，也萌发了“我”的自豪感，与小伙伴之间，我们喜欢比大小争输赢。但我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年龄，常常底气不足，欢乐和信心顿时大打折扣，疑惑兀自跟进。我这才意识到，一定要将自己的年龄弄清楚。
父母目不识丁，生下我们兄弟姊妹，也不会拿张纸片儿，将我们出生年月日写下来。父亲已在我四岁时离开了人世，母亲应该是知道我出生时间的人。她面对我的探询，皱着眉头努力回想了一阵，只依稀记得，我和队上的莽子（杜树文的小名）好像是同一年出生的。
我问莽子父母。莽子父母前后生养了六个孩子，对于莽子的生辰也不甚确定。他们掰着指头，将其他几个孩子挨个数了一遍，以莽子的兄弟姐妹来倒推顺推，犹豫地说，莽子大概是七二年生的。莽子妈将我和莽子拉到跟前，背靠背头挨头地比了一下，我俩个头高矮差不多，莽子妈便说，那你应该是和莽子同年了。
我觉得收获不小，当即将莽子出生的年份，视为自己的出生年份。我请母亲再想想，我是哪月出生的，母亲低头拧眉，在脑子里认真检巡一番，终于想到一个重要线索：是那一年“大战红五月”收麦子时，我从她肚子里落的地。她生下我，立即投入抢收的行列。
我向左邻右舍打听，母亲说的是实情。民间对产妇有各种讲究，至少要坐个月子歇一歇元气，那时乡间的母亲们，怀着孩子，肚子大得像倒扣的箩筐，还在干活。有些母亲是在灶台前忽然发作，就将孩子生在铁锅旁，有些母亲锄地时破了羊水，便把孩子生在田坎地边。母亲生我时，赶上了麦收的农忙季节，顾不上休养的她，像其他生完孩子的母亲一样，头上缠块毛巾，就下地劳作。
在我们川北老家，麦子一般是阳历五月中旬成熟，那么我具体是五月哪一天来到人间的呢？母亲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记忆犹如一潭深深的水，勉强扎个猛子还成，继续潜下去绝无可能，母亲脸上浮现出一种迷惘的神情，最终叹气摇头。
那时农村人记出生日期，都是论的农历。我找到万年历对应查找，那一年公历的5月13日，刚好对应农历的四月初一，我便大胆作主，给自己确定了生辰日期：农历四月初二。“二”是一个月偶数的开始，不像“一”拔得头筹那么光芒四射，但也是一种低调温良的起航，我将“初二”定为自己的生日，享受着人间四月的开启。至于母亲依然不能确认我当天出生的时辰，我完全不加考虑了，觉得能连测带估地确定年月日，已经让我放下了心中一块“疑惑之石”。
经过一番追问求证，终于为自己找到一个生日，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激动。确定的生日在日常生活中派不上用场，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二，该喝红苕酸菜稀饭，还是一样的菜汤，并不会因为生日有着什么变化。
当时在我家乡，几乎没有哪家孩子会因为生日到来，得到父母特别的厚待和奖赏。父母不舍昼夜地劳作，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吃饱穿暖，这才是他们生活的重心所在。父母没有心思和精力，再去一一记住孩子的生日，更不会郑重其事地庆贺。在我记忆深处，村里众多老人，都没有过生。
仅仅活着，就是一场艰难的苦役。父母整日忧虑柴米油盐，操心怎样才能将孩子健康养大。那时乡间还未实行计划生育，极少有独生子女，膝下都养着几个小孩。孩子们即使明白自己的出生日期，也从无半点过生的渴望，不会心心念念地等待这一天到来，大家早就懂得，生日并不会带给我们任何惊喜。我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兄弟姊妹和我，从未感受过生日带来的快乐。
后来我到西安求学，要将户口迁到集体户中。当时帮我转户的是村干部，也不知怎么搞的，办理户口迁移时，竟将我的出生日期，登记成了2月29日。人家热心帮忙，就算出了差错，我也不能有任何指责之词，那些年几乎不用户口簿和身份证，也没想过拨乱反正。直到使用身份证时，根据我档案上的生日，一直沿用至今。
身份证上的生日，从此如同一个苦涩的玩笑如影相随。按照身份证上的日期，我要每隔四年才能过一次生日。一些朋友好心建议，当年2月若没有29日，干脆就在2月28日庆生。我费了不少口舌，才让朋友相信，所谓身份证上的生日，是当年转迁户口时闹出的一个差错。绑定了身份证的相关卡，却有着机器特有的细致和严谨，它们以身份证的生日为依据，每隔四年，手机会按时收到保险公司、移动公司、银行等机构发来的祝福短信，我没办法和机器解释，只得一一接收。
家人明白我的证件生日与我确定的生日不符，便想着怎么给我过生。从小到大没有过生，待出身社会了，整日埋头工作，也没有关注过自己的生日。生日当天，既没吃过“生辰蛋”，也没有吃“长寿面”，现在庆什么生呢，我开始很不适应。家人希望在我生日当天，一起吃顿饭，他们对我的要求如此之低，只想为我送上生日祝福，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他们的关切暖意呢？
至交好友，也提出要给我过生。我少不了将“四月初二”的来历和盘托出，告诉他们，其实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哪天生日。要是当年自己“估”错了，这个日期并不是我诞生人间的那一天呢？好友并不介意，他们表示，是不是这一天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能找个好理由，喝茶叙旧。
宋代诗人杨万里诗中有一句“老子年龄莫相问”，此诗是他为“元日”所作，与“生日”无甚关系，读来仍能莞尔。“莫相问”，却能“相庆”，也许所有的欢庆与吉喜只是外在吧，内里大有深意：人活在世上，于己于人，都应持有一份对待生命的审慎和郑重。
这倒是我之前并未想过的。现在的小孩子最欢喜过生日，大人买蛋糕送礼物，庆祝孩子平安健康，期盼他们成长得越来越好。我也渐渐明白了，我们成年人，生命中其实同样需要小小的仪式感，让自己在每年的这一天懂得驻足和回望，正视年岁的增长，以自省的态度，为过往一年打个总结，展望新的希翼。借着生日的由头，我与挚友尽情畅谈，感受情义的温暖，也认真体味着年岁赋予我的意义。
有热情认真的朋友，对照了我出生那年的公历日期，开玩笑说，5月14日，谐音“我要死”，太不吉利了，劝我改一个生日。我从来没有想过数字与吉利的关系，即使要改，只能在四月初二的前后打主意。若改成四月初一，我觉得太过高调，农历的四月初三，又是当年公历的5月15日，这一天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生日。长者为尊，小辈怎么刻意能与长辈生日重合呢，“左右逢源”到了我这里，变成了“左右为难”。我索性豪气地说，自己是在收麦季节出生的，整个五月都是我的生日。从此不再寻思改日子的事。
年幼的我，曾因为不知自己生日几何而倍感困惑，看着树枝写下的名字，内心空空，连岁数都无法确定的“我”，像世上一片浮萍或柳絮，随水、随风，留不下自己的痕迹。幸而一番勘问和追索，为自己定下了这个特殊的日子。
如今想来，我是否真的降生于四月初二这一天，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人海里漂泊，“我”和任何一个芸芸众生都没有什么不同，有自己来到人间的印迹，幸运地拥有了亲朋好友的关爱，有了现在的美好生活，已经是我最好的人生。每当这个平常的日子到来时，不刻意以求，也不故意回避，就像郑智化一首老歌唱的那样：有生的日子天天快乐，别在意生日怎么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