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5年前的11月23日，国民党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南京国民党政府于当日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在上海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逮捕。这七人中，史良是唯一女性。】
史良在司法部办公
1900年，庚子年，江南小城常州的青果巷，一个女孩呱呱落地。
青果巷是个神奇的巷弄，名人辈出，语言大师赵元任、周有光都出生在这里。这个庚子年出生的女孩，后来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巾帼英雄，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家，“七君子事件”中唯一的女君子，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司法部部长……一点不比前面两位邻居逊色，她叫史良。
常州人史良和苏州还有一段不解之缘，可以用两个“一”来概括。一场震惊世界的事件，一位陪伴终身的伴侣。
一个倔强的江南女子
江南女子在人们的脑海中是温柔婉约的模样，事实证明这是刻板的印象。至少史良就不是这样的，她是一个典型的大女人，有主见，敢抗争，巾帼不让须眉。
这种抗争精神，在她的童年时期就显现无遗。7岁的时候家里人给史良安排了一桩娃娃亲，男方是个吃穿不愁的殷实家庭。不曾想史良小小年纪，居然用绝食抗争的方式，迫使父母取回了生辰八字，解除了婚约。
小学四年级，因为对一位混日子的算术老师不满，史良带头闹学潮，第一次成为学生中的“领袖”。进入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后，史良带领同学举行罢课示威请愿，赶走了无能的校长。“五四”运动爆发，她联合其他中学成立全县学生联合会，并担任副会长兼学联评议部主任，组织全县学生罢课，声援爱国运动。当局下令停办学校，史良又组织学生包围县政府，迫使当局收回命令。
1922年，史良来到上海。她先在大同大学补习英语，随后在上海女子法政学校、上海法政大学和上海法科大学学习。1927年，史良从上海法科大学法律专门部毕业，因为这是所私立大学，不能颁发律师证书，她只好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1931年，上海法科大学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改名为上海法学院，史良也拿到了律师证书，进入董康开设的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执业律师。
董康是清朝进士，起草过《大清刑律草案》，北洋政府时期先后参与《第一次刑法修正案》和《第二次刑法修正案》的修订工作。是民国律政界的参天巨木。大树底下好乘凉，史良在董康律师所接的第一单破产清算业务，就让她赚了一笔500大洋的丰厚酬金。自从当了律师，史良就没有为钱发愁过。1948年，她在上海承办“地皮大王”遗产案胜诉，仅此一案，史良就获赠价值上千万元的多处花园洋房。
但是史良不是一个只想着赚大钱的律师，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斗争精神并没有因为步入职场收入优渥而丧失，在大时代的浪潮中，她积极参与抗日救国运动。
一场震惊世界的事件
1933年营救邓中夏失败后，史良开始为中共地下党员做辩护律师。在白色恐怖之下，宋庆龄和蔡元培等人组织发起民权保障同盟，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营救被国民党迫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这样的政治案件常常交给史良办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浪潮。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人担任执行委员。不久，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上海民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史良加入游行行列。这次示威遭到武装军警的疯狂镇压，他们对游行民众大打出手，史良也被打伤，当时的报纸刊登了她趴在医院病床上，露出满是伤痕的后背的照片。史良在这张照片上写着：“……领着群众在上海老西门示威游行时被国民党军警殴打成伤。我要报仇！”
史良背部受伤照片
史良在照片背面留下的文字
爱国救亡运动在继续，镇压行动如影随形。救国会利用鲁迅先生葬礼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等时机，组织了大规模的爱国救亡运动宣传。1936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之罪名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移送位于苏州市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羁押。由于被捕七人都在各自领域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这起事件被称为“七君子事件”，史良是唯一“自动投案”入狱的君子。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史良被破门而入的几名彪形大汉带到巡捕房。第二天审讯的时候史良承认自己是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承认在国是问题上主张全国团结、一致对外。当天夜里她被保释出狱，而第三天，法院又莫名其妙地前来拘捕她。事先得到消息的史良没有束手就擒，而是选择逃走。她用一个月时间处理好救国会各项工作，然后主动“投案”。12月30日，史良在男友陆殿栋陪伴下，来到江苏省高等法院“自首”。
当时的江苏省高等法院就在苏州的道前街170号江苏按察使署旧址，苏州市环保局在搬迁之前一直在那里办公。史良被关押在苏州司前街女看守所，和她关在一起的有六十多个女犯人。史良与最底层的中国妇女朝夕相处，倾听她们的遭遇，为她们分析案情，教她们识字。7个月之后，史良出狱了，看守所里面一些文盲女囚已经可以阅读报纸了。
史良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这是我生平最忙碌的时刻之一”。
沈钧儒等六君子在狱中打球
“七君子事件”震惊中外，各地声援的电报雪片一般飞来，科学家爱因斯坦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严重不安，随后致电的还有英国学术大神罗素和胡适的美国老师、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国内，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十六人还发起了著名的“救国入狱运动”。他们来到苏州，发表宣言：“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爱国有罪”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
1937年，史良（右）与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左）、 陈维姜在苏州女看守所合影
迫于各方压力， 1937年7月31日，当局宣布具保释放“七君子”。史良来到吴县横街看守分所，与其他六位战友汇合。据她回忆，当时有一两百名苏州老百姓自发的来到看守所点燃鞭炮，庆祝他们出狱。
“七君子”出狱时合照
一位陪伴终身的伴侣
“七君子事件”不仅让史良收获了崇高的声望，也加深了她跟男友陆殿栋的感情。出狱后不久，两人就走进婚姻殿堂，成为相伴终生的伴侣。
史良和丈夫陆殿栋
早在营救邓中夏的时候，史良就通过宋庆龄认识了陆殿栋。陆殿栋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国际法专业高材生，精通法语、英语，比史良小七岁。他在法国巡捕房消息灵通，经常把逮捕进步人士的消息通知史良，史良再转告宋庆龄或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让他们尽快撤离。史良被释放后，由沈钧儒主婚、宋庆龄证婚，两人在上海结为夫妻。
陆殿栋是吴江人，像很多江南男子一样，特别细心和体贴。《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记载了这么一个细节：在火车软卧车厢里，史良午饭后要小憩，陆殿栋立刻打开行李箱，拿出睡衣、睡帽和一块布帘，随后又取出一把钉锤、两粒铁钉、一节软铁丝。和列车长打了招呼后，陆殿栋几分钟就做成了一幅床帘。史良在里面换上睡衣，戴好睡帽，陆殿栋又拿出一个木质衣架，把史良换下的衣服抚平撑好，挂在衣帽钩上。史良在里面安心休息，陆殿栋站在通道窗前，欣赏风景。
陆殿栋生活讲究，喜欢照相。史良的很多生活照片都出自他之手。1976年，在周总理的哀悼会上，陆殿栋因情绪激动突发心脏病过世。史良痛失爱侣。两年之后，一位老友登门看望史良，问了一句：“小陆走后，你的生活还好吧？”史良泪如雨下，她掏出手帕一边擦泪一边抽泣着说：“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史良为陆殿栋整整戴孝三年，当时的许多照片中都能看到史良右臂挂着黑纱。陆殿栋去世对她打击很大，她的身体大不如前。1985年9月6日，史良走完了丰富多姿的人生道路，到另一个世界陪伴她的小陆去了。
（本文原发“苏州档案”，作者尹维东，经授权转载）
校对 徐珩
来源：紫牛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