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春雨的来临、被雷声唤醒的冬眠的动物、夏天里即将成熟的植物种子、秋天晶莹的露珠以及冬天迷蒙的雪天……这都是二十四节气里对季候的精致笺注。也是中国人对时间的审美，他们将天意之美融化到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
许多学者认为，二十四节气的产生是因为农业生产的需要，似乎与老百姓的生活更为接近，殊不知在《礼记·月令篇》里，就记录了3000年前帝王的节气生活。
在立春之月，东风徐来，冰雪融化，冬眠的动物开始醒来，鱼儿偶尔到冰面上嬉戏，水獭将捕获的鱼一排排放在岸边，鸿雁从南方飞回来。大自然一派生机盎然。宫阙中的天子也感受到了春意，“月令篇”里这样写道：
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
天子住进了皇宫左侧的宫室里，乘坐着饰有凤凰图案的车辆，骑绿色的骏马，插着绿色的旗帜，穿绿色的衣服，佩戴绿色的玉石，吃麦饭和羊肉。
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看出，在春天，帝王采用了一系列绿色的事物做为生活的点缀。春天与绿色的关系，来源于上古的五行哲学观，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吕氏春秋》对此有详细的记述。四季的颜色与五行相配—春属木，配绿色；夏属火，配红色；秋属金，配白色；冬属水，配黑色；四季的最后一个月属土，综合配黄色。
周代的学者认为，天是一个情感与道德的载体，他通过节气来显示自己的意志。当季节来临的时候，身为上天之子的帝王应该依据季节的象征意义，在服饰、饮食、车马、宫室和行政方面做相应的配合。这样就会顺应天道的变化，而达到国泰民安的善政效果。
节气不只有颜色，还有道德诉求。立春的含义是仁慈恤悯，生长万物。帝王要遵从上天的启示，对子民充满爱意，不可以滥杀无辜，否则就违背了春天生长的气运，逆天而行，会给国家带来不祥。天的意志只能顺应，不可以违背。这种思想，在汉朝董仲舒的手中蔚然大成，他在《春秋繁露》里，将五行理论与政治体制进行了系统的整合，构成了天人感应的博大体系。
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很有趣的一个节气，由它产生的民俗传统构成了重要的文化事件。要理解这些事件，得先从冬至的意义谈起。
至是极致的意思，冬至是指冬季在这一天达到极致，代表寒冷的结束，温暖的逐渐来临。所以古人特别重视这个阴阳转换的关键日期。宋朝哲学家邵雍曾经用诗表达冬至日的特点：“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
二十四节气对古人十分重要，不仅因其能指导农事，而且它也是帝王的行事指南。这张《雍正祭先农坛图》，便描绘了雍正皇帝在春分这一天到北京先农坛祭祀神农的生动情景。祭祀神农后，往往还要举行亲耕仪式，以祈求这年风调雨顺、获得丰收。供图/故宫博物院
由于冬至这一天，阳气初生，还很微弱，所以需要保护阳气，这样就产生了“闭关”的行为。“关”是指城门，“闭关”就是关闭城门。这样的事件，被《周易》记录下来：“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至日，就是冬至这一天。大约在商周之际，每到冬至这一天，帝王都会下达政令，关闭所有城市的大门，官员们放假休息，商人们停业贸易，人们躲在家中，城市进入一种黑夜般的安宁，全民虔诚地迎接上天赐予的这第一缕阳气，像爱护婴儿一样保养这股生命之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破坏。
躲在家中过冬至的人们，闲来无事，便发明了一些风雅的过冬方法，“画九”便是其中的一种。冬至这天，人们会在纸上画一枝素梅，枝上点缀以9朵梅花，每朵梅花画9个花瓣，每过一天就为一个花瓣染上红色，或是在花瓣上注明这天的阴晴雨雪，等九九八十一天过完，就已到惊蛰与春分的节气之间，春天便真正来临了。类似的游戏，还有“写九”，即用9个9划的字代替梅花，一天填写一划。常用的有“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风为繁体）”，字里行间足见人们熬冬盼春的急切心情。
“闭关”后来成为宗教修行的方式，指人在极为安静的地点进行修炼，这些地点称为“关”，可以是山洞，也可以是密室。修行者在“关”里进行静坐、诵经、礼拜等宗教仪式。安静的地点有助修行者收敛身心，达到精神上的高度安定，从而进入高超神秘的境界。
冬至日到后世发展为一个节日，汉代称冬至为“冬节”，在这天，官员要例行放假。唐宋时代尤其流行过冬至之节。直到如今，这种过节的习俗仍然延续着。
北宋著名文人欧阳修，在一篇送别友人的文章中，说到自己曾经得过很严重的抑郁症，后来和朋友学习弹奏古琴，在音乐艺术的抚慰下，竟奇迹般地恢复了情绪的健康。欧阳修说“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这是描述自己对音乐的快乐感受。宫声，是中国古典音乐的五音“宫、商、角、徵、羽”之一。
欧阳修在他另一篇文章《秋声赋》中又说：“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这就很耐人寻味了。夷则，是十二律之一，它为什么会是代表七月的声音呢？这里涉及到中国古典音乐的一个名词：节律。节是节气，律是律吕（古代的一种调音方法），“节律”这个名词蕴含着节气与音乐之间的神秘联系。
我们的先辈很早就发现，乐律有明显的周期，而历法中的日长、月长、年长都有周期，所以他们认为天体运行也会像乐律一样遵守简明的数理关系，因此从很早开始，历法就和乐律联系在了一起，称“律历”。在汉代，乐律被提到很高的位置，几乎达到了与“阴阳”、“五行”同等的高度，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说过：“六律为万物之根本”（六律即按阴阳分的十二律）。
古人认为，节气的变化既然伴随着气候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就一定是能够检验的，有“天效以景，地效以响”的说法，“景”即影，“响”即音律。明代朱载是明太祖朱元璋八世孙，精于音律之学，他在《律历融通》中说过：“律之始也，候气于地，气有深浅因之以辨清浊，以正五音，而六乐宗之。”在这种观念下，出现了著名的“候气”试验。
简言之，候气试验就是：准备12根长短不一的竹管，在竹管之中放好芦苇内膜的灰烬，这种质地超轻的苇灰被称为“葭灰”。再将12根竹管埋在密室土中，每隔一个节气（这些节气有专名叫“中气”）的交节时刻，地下阳气涌动，相应竹管里葭灰会飞出，同时发出一种悠长浑浊的声音。12个中气过完，12支律管也顺次飞一次灰。
值得一提的是，这长短不一的12根竹管并不是随意而为，而是要根据十二律（指：黄钟、大吕、太簇、夹种、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相当于今天七度音按半音阶排列，从C调到B调）来安排其长度和粗细。东汉蔡邕在《月令章句》中说：“黄钟之长九寸，孔径三分，围九分。”以冬至之律的“黄钟”管长9寸为基准，就可求得其余十一律的长度为9寸到4.5寸递减。
如此一来，每月节气的声音便是不同的。按照冬至对应“黄钟”律类推，雨水则对应太簇，春分则对应夹钟，谷雨对应姑冼，而欧阳修提到的夷则，对应的正是七月的处暑节气，的确是七月之音了。想象一下，如果真有那样的候气试验，能在竹管边侧耳倾听，那绝对是美妙的大地之音。
中国人固执地相信节气是有声音的，并能通过巧妙的实验来捕获这些特殊的天籁之音，这是对时间审美的物化行为。对大自然音响的迷恋与追寻，构成了中国古典音乐哲学的理论核心。
在古代，一对男女在成亲之前，通常要找算命先生合婚，看看双方的八字合不合。如果八字相合，那么必主婚姻美满。否则，婚姻的结局可能是同床异梦或劳燕分飞。八字又名四柱、生辰八字，是一个人出生日期的天干地支的总称。年、月、日、时，各有两个干支，共八个字，算命先生就通过这八个字再结合大运、流年，进行人生命运的推算，所以俗称这种算命方法为“批八字”。
要列出一个人的八字，需要对节气知识有熟练的掌握，这是算命先生的基本功。一些盲人算命师甚至只通过手指的运算，就能快速排出某个人的生日干支。节气是排列八字的前提，因为八字的排列是严格按照节气来确定的。八字算命术的本质就是查找个人在节气间的生命坐标。
年以立春为界，月以节气为界。如立春后进入新的一年，惊蛰节后进入卯月，清明节后进入辰月，立夏节后进入巳月，依次而推。这就是八字算命术中对节气的遵循。
我国著名学者马寅初有个绰号叫“五马先生”，这个称呼就与他的生辰八字有关。马寅初生于1882年农历五月初九日午时。1882年是马年，年干支是壬午；五月初九在芒种节之后，即午月；月干支为丙午，初九日干支为甲午；午时干支是庚午。
这样马寅初先生的八字就是：壬午、丙午、甲午、庚午。由于地支午代表马，加上他本人又姓马，共有五个马，因此得名“五马”。过去的算命先生看到这样特别的八字，都会感叹地赞美一句：“此人未来必当大富大贵。”这样的恭维往往带给人对未来许多浪漫的期待，尽管结果并不如人意。
在许多古医书里，常常会有这样的记载：“清明水及谷雨水，味甘。长江水最好，以之造酒可久储，色青味冽。”古人认为，不同时节的水，蕴藏的“气”不一样，因而有独特的功效。甚至有些节气的水能治疗病症，如芒种到小暑之间的雨水，据说可以洗疮疥、灭瘢痕。
将星座学说纳入中国的节气体系中观察，会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八字用节，星座用气。这是东西方两大算命术节与气的差别。节气是八字排列的前提条件，而每月的中气则是十二星座的分界线。如水瓶与双鱼的分界是雨水，双鱼与白羊的分界是春分，都由中气作为界点。
这是因为二十四节气的划分是由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来决定的，而星座的产生也是将星体在黄道上的运行分为十二位，即“黄道十二宫”，所以节气与星座的时间节点有巧合的可能，星座的十二宫刚好对应了节气中的十二中气。这无疑是东西方天文学成就上的汇通。
节气是中国人对于时间的修辞艺术，是他们观察自然与利用自然的生活智慧，并由此诞生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东方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