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改？哪里不能改？梳理历代具体文物，分析汉服形制共性特征
“现代汉服”团队正式出版了《汉服通论》专著，最大的学术观点是提出“有别服饰史、建设汉服学”（https://mp.weixin.qq.com/s/X2oC7xVTYs3rDtbE-ypDBA）。那么具体怎么建设？与古代服饰史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那就是研究的方法和路径不同。如果说《汉服通论》是初步梳理和探讨了汉服发展史、理论、定义、体系……那么本系列文章详细探讨以下问题：
“汉服”形制到底是什么？以哪朝哪代为范本？怎么才算“形制对”？商家设计时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
按照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方法，是考证每个时代的文物所有细节，然后复原每个具体的文物。按照汉服学的研究方法，是考证和梳理每个时代的文物基本结构，找到它们共同特征和普遍联系，梳理一脉相承的历史主线。
上一篇文章《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汉服形制具体文物基本结构梳理（附图）》探讨了距今3000多年的殷商时期，本文继续梳理归纳周朝的文物。因为论证的过程较为复杂，本次公布的是简略版，完整详细版待日后公布。
距今约2200--3000年的周朝，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文献记载周公旦制礼作乐，奠定了周朝的政治文化，也垂范后世，影响深远。华夏衣冠-汉服体系在周代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本文继续梳理领襟基本结构。准确地讲，应该是梳理领、襟、带三个部分的基本结构。领和襟最后都是依靠腰带（系带）来固定的，三者密不可分。只是省略称呼为“领襟”，并非不包括“带”这个部分，特此说明。
尽量以出土实物为主，同时也考察人俑雕塑和画像。在梳理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几个问题，服装本身制作出来的样式和穿在人身上后展现出来的效果不一定是一致的，这是因为“二次成型”的特点。服装平铺图与上身效果图不一定是一个效果；其次，由于年代久远，除了极少的出土实物外，我们依据的基本上都是人俑、人像、画像，存在着制作写意、艺术夸张、比例失调等问题。除此之外，服饰流变还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往往前一个时代只是穿法穿出来的效果，很有可能逐渐演变成直接制作出来的效果。这样就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因此，本文梳理的原则是，有衣服实物照实物画出基本结构示意图，有人俑雕塑的按照人俑雕塑的形象画出基本结构示意图。在此基础上，一般性地合理推测“二次成型”的普遍性原理。
本文主要讨论了周朝领襟结构的基本情况，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需要高度重视“二次成型”的问题。首要的便是要区分开服装裁剪的样式和穿着的效果，也就是说“所见不一定所得”，在探讨基本结构时，必须要把这两种情况分清楚。在行文中，本文的逻辑是：有出土服饰实物的，则按照裁剪的样式来研究基本结构，尽量给出穿着效果；只有人俑雕塑的，则按照穿着的效果来分析基本结构，同时推测出一种或者两种有较大可能性的裁剪样式。本文不针对某个特定的、具体的文物做复原。
根据西周青铜器铭文来看，不少时候，西周赏赐给臣下的物品中，都提到了服饰，如訇簋、南季鼎、颂鼎（甲）等铭文中都有提到“幺（玄）衣黹屯（纯）”，伯晨鼎中的“玄衮衣”等等；又如《诗经·蜉蝣》中写“蜉蝣之羽，衣裳楚楚”等等，诸多文献文物资料说明周朝与商朝一样，实行的是上衣下裳制度。从目前所见文物来看，周朝也延续了前代直线条的交领形态。
这件文物是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是一件麻衣的残片。
李清丽《虢国墓地 M2009 出土纺织品及相关问题》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9卷第4期
根据专家的研究，该墓葬的主人是西周晚期虢国国君并王朝卿士虢公鼓(虢石父)，身份显赫。1991年，该墓的棺椁内外出土了纺织品及服饰，其中在椁外发现了保存相对完整的二件套穿在一起的合裆麻裤，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裤。麻衣与合裆的麻绔同时出土，有可能是国君生前的日常服饰，所以可以采用这件文物来探讨西周时期的主流社会生活服饰。
研究论文描述其为右前襟，是双层麻衣的外面一层。本文认为这个推断是合理的。理由如下：2005年，山西绛县西周倗国墓地出土有刺绣的荒帷遗迹，荒帷残存面积约 10 平方米，“由两幅布横拼而成，上、下皆有扉边 , 每幅布幅宽约0.8米，总高约1.8 -2米”，0.8米除以2为0.4米，再加上拼接布料所需要的缝份余量，由此可知西周中期的丝织品门幅已经超过40厘米，那么西周晚期麻织品门幅能达到40厘米以上，也完全在合理范围之内，这一个数据也和诸多文献记载的周朝布幅宽度基本符合的；其次，再从三门峡残片反映的经纬线方向来看，长度方向是经线，宽度方向是纬线，符合一直以来的肩线对折的制衣传统。本文主要集中讨论领襟结构，观察到右前襟的残存形态，推测并补画出麻衣的领襟形态。
注：此图为示意图，并非文物的复原图，也非裁剪图。
虽然是残片，但是从右前襟的基本形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信息：第一是前开襟，也就是内外襟（衽）是交叠闭合在一起的，而非套头式。第二个特征是从残片的倾斜度来看，属于以人体中轴线为基准的对称交叠。第三个特征是同时出土了麻绳，合理推测它可能是作为腰带来系束固定。
故宫博物院有一个传世品，据考证是春秋战国之际的白玉雕像。
这件白玉雕像塑造的人像是一名成年男性，从服饰来看，应该反映的是有一定身份的人。根据人像衣服下摆的线条分析，人像身穿的有可能是直裾式袿衣。本文主要集中讨论领襟结构，观察到人像上衣为交领右衽，内外襟（衽）对称交叠闭合，包裹胸部，用腰带在腰间系束固定。
我们去掉这件文物的个体特征，把几个基本特征抽象出来，可以得出以下这幅基本结构的示意图。
注：此图为示意图，并非文物的复原图，也非裁剪图。
本文只分析其领襟部分的基本结构，把几个基本特征抽象出来，可以得出以下这幅基本结构的示意图：
注：此图为示意图，并非文物的复原图，也非裁剪图。
对比文物，我们观察和总结到的几个基本特征反映在这张基本结构的示意图上。第一个特征就是延续殷商的交领交叠，左襟（衽）压在右襟（衽）之上，形成交领右衽的内外襟（衽）；第二个特征就是以人体为基准中轴对称，并且在胸前闭合形成的有领缘的交领右衽，从文物看到的右领的角度线条来看，推测内襟（衽）是和外襟（衽）的大小差不多的，所以左侧内襟采用虚线补画出来；第三个特征是使用腰带来系束固定。
在湖北省江陵县马山公社一号楚墓出土了三十五件衣物，包括服饰、衾和其它用品。本文根据荆州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进行梳理。
第一个分析编号为N1的文物：
本文主要集中讨论领襟结构，观察到N1为交领右衽，内外襟（衽）对称交叠闭合，包裹胸部，用腰带在腰间系束固定，根据文物出土报告说该件衣服上衣是采取斜裁的剪裁手法的。
其中，我们注意到考古报告中给出的数据。N1素纱绵袍（窄袖），上衣正身裁片两幅宽23（26占部分）厘米，左衣片领缘向下延伸，袍里内襟都是左右两段相接。正身裁片左右幅均为23（26占部分）厘米宽。上衣共有八片，以背中缝为界，左右各四片，报告中只给出四个数据，再参考线稿和文物照片，说明左右数据是相等的，所以报告只给出其中一边的四片裁片数据，这也证明了该件上衣的内外襟数据是一致的对称结构。
考古报告中画的线描图显示，内襟领缘比外襟要短一截，有可能是内外襟的工艺不同造成的误差。裁片数据是在出土衣服上量度所得，因内外襟缝纫工艺不同导致线描图产生视觉差异。单就N1来说，无论是从设计理念，还是穿着效果来说，都是“中轴对称”。
那么，我们去掉这件文物的个体特征，把几个基本特征抽象出来，可以得出以下这幅基本结构的示意图。
注：此图为示意图，并非文物的复原图，也非裁剪图。
本文只分析其领襟部分的基本结构，把几个基本特征抽象出来，可以得出以下这幅基本结构的示意图：
注：此图为示意图，并非文物的复原图，也非裁剪图。
该衣第一个特征是交领交叠，左襟（衽）压在右襟（衽）之上，形成交领右衽的内外襟（衽）；第二个特征就是以人体为基准中轴对称，并且在胸前闭合形成的有领缘的交领右衽，内襟稍短一点，可能是缝份造成的误差。
第二个分析编号为N10的文物：
N10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平直袖），出土报告未标注小腰具体数据，该衣左衣片领缘向下伸延，，内外襟（衽）对称交叠闭合，包裹胸部，为交领右衽，合理推测应是用腰带在腰间系束固定。只写正身裁片两幅各宽29厘米，说明内外襟是一致的对称结构。其中上衣拼接的三角形是个案，不具有普遍性。
我们去掉这件文物的个体特征，把几个基本特征抽象出来，可以得出以下这幅基本结构的示意图。
注：此图为示意图，并非文物的复原图，也非裁剪图。
腰线部分用红色标注，是指腰线并非水平直线。这是因为两腋下加有小腰，运用了立体构造（与西式的立体剪裁不是一回事），在平铺状态下胸腰部区域不平整，腰部拼接线部位呈倾斜状而不是水平直线。但是为了简单直接地展示领襟部分的基本结构，本文对不平整的腰线部分进行了简化处理，用红线标注，特此说明。
本文只分析其领襟部分的基本结构，把几个基本特征抽象出来，可以得出以下这幅基本结构的示意图：
即使它和春秋战国玉人像、N1衣外形看似差别很大，但是在大体结构上，三者是一致的，即：
第一个特征是剪裁的时候分为内外衽的前开襟，非套头式；第二个特征就是以人体为基准中轴对称，并且在胸前闭合形成的有领缘的交领右衽，内襟稍短一点，可能是缝份造成的误差。
第三个分析编号为N13的文物：
N13一龙一凤相蟠纹绣紫红绢单衣（垂胡袖），出土报告未标注小腰具体数据，观察到它的左衣片领缘向下伸延，为交领右衽，内外襟（衽）对称交叠闭合，包裹胸部，应是用腰带在腰间系束固定。报告上写正身裁片两幅宽38厘米，说明内外襟是一致的对称结构。
我们去掉这件文物的个体特征，把几个基本特征抽象出来，可以得出以下这幅基本结构的示意图。
注：此图为示意图，并非文物的复原图，也非裁剪图。
腰线部分用红色标注，是指腰线并非水平直线。这是因为两腋下加有小腰，运用了立体构造（与西式的立体剪裁不是一回事），在平铺状态下胸腰部区域不平整，腰部拼接线部位呈倾斜状而不是水平直线。但是为了简单直接地展示领襟部分的基本结构，本文对不平整的腰线部分进行了简化处理，用红线标注，特此说明。
本文只分析其领襟部分的基本结构，把几个基本特征抽象出来，可以得出以下这幅基本结构的示意图：
该衣第一个特征是剪裁的时候分为内外衽的前开襟，非套头式；第二个特征就是以人体为基准中轴对称，并且在胸前闭合形成的有领缘的交领右衽；第三个特征是使用腰带来系束固定。
第四个分析编号为N14的文物：
N14对龙对凤纹绣浅黄绢面绵袍（平直袖），出土报告未标注小腰具体数据，观察到左衣片领缘向下伸延，内外襟（衽）对称交叠闭合，包裹胸部，为交领右衽，应是用腰带在腰间系束固定。报告上写正身裁片两幅各宽35厘米，说明内外襟是一致的对称结构。
我们去掉这件文物的个体特征，把几个基本特征抽象出来，可以得出以下这幅基本结构的示意图。
注：此图为示意图，并非文物的复原图，也非裁剪图。
腰线部分用红色标注，是指腰线并非水平直线。这是因为两腋下加有小腰，运用了立体构造（与西式的立体剪裁不是一回事），在平铺状态下胸腰部区域不平整，腰部拼接线部位呈倾斜状而不是水平直线。但是为了简单直接地展示领襟部分的基本结构，本文对不平整的腰线部分进行了简化处理，用红线标注，特此说明。
本文只分析其领襟部分的基本结构，把几个基本特征抽象出来，可以得出以下这幅基本结构的示意图：
该衣第一个特征是剪裁的时候分为内外衽的前开襟，非套头式；第二个特征就是以人体为基准中轴对称，并且在胸前闭合形成的有领缘的交领右衽；第三个特征是使用腰带来系束固定。
第五个分析编号为N15的文物：
N15小菱形纹锦面绵袍（垂胡袖），观察到左衣片领缘向下伸延44厘米，内外襟（衽）对称交叠闭合，包裹胸部，为交领右衽，应是用腰带在腰间系束固定。上衣正身裁片两幅宽32厘米，小腰长37、宽24厘米。正身裁片左右幅均为32厘米宽，说明内外襟是一致的对称结构。
我们去掉这件文物的个体特征，把几个基本特征抽象出来，可以得出以下这幅基本结构的示意图。
注：此图为示意图，并非文物的复原图，也非裁剪图。
由于N15的衣长达200厘米，下摆部分用虚实交叉的方式表示三维立体；腰线部分用红色标注，是指腰线并非水平直线。这是因为两腋下加有小腰，运用了立体构造（与西式的立体剪裁不是一回事），在平铺状态下胸腰部区域不平整，腰部拼接线部位呈倾斜状而不是水平直线。但是为了简单直接地展示领襟部分的基本结构，本文对不平整的腰线部分进行了简化处理，用红线标注，特此说明。
本文只分析其领襟部分的基本结构，把几个基本特征抽象出来，可以得出以下这幅基本结构的示意图：
该衣第一个特征是剪裁的时候分为内外衽的前开襟，非套头式；第二个特征就是以人体为基准中轴对称，并且在胸前闭合形成的有领缘的交领右衽。
马山一号楚墓有出土组带、腰带，不过主要功能是捆扎衣衾所用。但是根据合理推测，这些衣服正常穿着时，是使用腰带来系束来固定。
对比以上的马山楚墓多件文物，我们观察和总结到的几个基本特征都是：交领右衽、内外襟大小基本一致。在固定方面，我们合理推测是使用腰带固定，至此，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马山一号楚墓和春秋战国玉人雕像的三大结构性基础特征完全吻合。
分析完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文物，我们再来看其它墓葬出土的文物。
这些文物出土于湖北、湖南等地，时代为战国中晚期。木俑有的是穿着衣服的，有的是刻画上去的，有的是混合使用。表现的服饰都是曲裾深衣。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 M1:2出土的着衣俑，可以看出其领襟基本结构。
这一件文物时代为战国中期。“典型器物为标本江陵马山砖厂 M1:2，整木雕成。上体扁圆，下身圆形，无手脚。头顶呈微弧状，方圆脸，斜肩，凸胸，细腰。面部耳鼻嘴雕出，墨绘头顶、鬓角及眉目，朱绘双唇，面部以及颈部都彩绘有肉红色。衣饰为用红黑二色绘出交领右衽，身着单衣，无领无袖，披于肩上，下裳里襟掩入左侧，外襟折向身后，系于背后腰间皮带上，下摆部呈现出喇叭状，腰间用丝线进行了缝束，外面环系灰黑色相间的皮带，皮带两端钻有小孔，用黄色锦带相连，长袍展开后呈长方形，上面绘出红棕相间绢绣地，绣凤鸟花卉样式的纹，大襟和下摆呈现出塔形纹锦缘。”
从文物的造型和各种信息我们可以得知，这是表现的是成年女性的服饰，身份有可能是仆人，反映的是当时现实人物的形象，非神话艺术形象，所以可以采用这件文物来探讨战国时期的主流社会生活服饰。
对比文物，我们观察和总结到的几个基本特征反映在这张基本结构的示意图上。第一个特征就是内外襟（衽）对称并且在胸前闭合形成的有领缘的交领右衽。从文物看到的右襟，推测内衽是覆盖左侧的，所以左侧内襟采用虚线补画出来。根据我们现在所知的信息，这个是前开襟的，也就是内外襟（衽）是交叠闭合在一起的，而非套头式。第二个特征是交叠处在前胸并且是右衽。第三个因为文物残缺，根据腰间的系带，合理推断用腰带固定。
这一件文物时代为战国晚期。“典型器物为标本江陵九店 M410：34，绢衣俑。整木斫削后雕刻而成，上体扁圆，下体圆柱形。墨染为发或带假发，额上以及脑后刻有发际线，线内涂墨并粘上麻制假发，假发向后梳，从后脑向左侧斜辫至左耳下。无手脚。衣着长袍，袖长及地，交领右衽，广袖，曲裾。外襟裹缠在身上，衽脚折到左侧腋下，用皮带系住，皮带穿带系紧。领和部分的襟缘用锁绣绢缝制，大部分襟缘用纱制作，其上可见缝线针脚，针脚长短不一，通高 61 厘米。”
这些人俑的服饰大同小异，都是曲裾深衣，去掉其花纹、材质、倾斜度等时代特征，参考下面示意图：
本文只分析其领襟部分的基本结构，把几个基本特征抽象出来，可以得出以下这幅基本结构的示意图：
注：此图为示意图，并非文物的复原图，也非裁剪图。
第一个特征就是交领右衽；第二个特征是内外襟（衽）以人体为基准中轴对称，并且在胸前闭合形成的有领缘的交领右衽。根据内襟领子线条推测内襟与外襟大小可能相当，且内襟也是有领缘的。第三个特征是用腰带来系束固定。
考察其它类似的彩绘人俑，都是同样的领襟样式。
除了长款的曲裾深衣外，还有短款的深衣。
这件文物传为洛阳金村韩墓出土的银人像，现藏于日本博物馆。根据孙机先生的考证，这个银人像穿着的是曲裾深衣。我们根据图片、文献资料和其他文物分析，它和后世马王堆出土的其中一件直裾袍构造类似，所以应该是直裾深衣。银人表现的应该是成年男性，社会身份至少是士，因此反映的是社会生活服饰。
我们去掉其花纹、材质等时代特征，分析其领襟部分的基本结构，把几个基本特征抽象出来，可以得出以下这幅基本结构的示意图：
注：此图为示意图，并非文物的复原图，也非裁剪图。
第一，它是分内外襟（衽），是前开襟的、包裹前胸的，而不是套头式的、缝合的假交领，且是交领右衽；第二，是内襟（衽）对称，依据人体中轴线为基准的中缝左右对称，内襟（衽）覆盖到人体左侧，且内襟是有领缘的，并根据内襟领缘线条分析它内外襟衣片大小应该是差不多的；第三，是用腰带系束固定。比较有特色的是领缘较为宽大且下裳续衽掩至右边身后侧。
除了中原、荆楚地区外，位于西部的秦国，也是交领的领襟结构。考古与文物2020年第5期曹龙在《西安泾渭秦墓陶俑的发现与研究》描述：“曳地长袍俑，134件。体皆端立，发式有椎髻、偏髻、棱髻、束发、发髻不明显及戴帻6种；身着交领曳地长袍，多为窄袖，少数袖较宽，衣长及地，不露足，部分袍底双足轮廓明显，腰间系带。”
可知在周朝末期、西秦地区，依然流行直线条的交领领襟样式。
战国时期的各种舞女玉佩、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赵家徐姚战国墓出土的女性陶俑，考虑到它们的服饰大多都是带有舞蹈、表演性质，比如长长的袖子、拖尾极长的裙裾等，不一定能够完全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日常生活服饰。因此本文暂时略过这些资料。
交领就是前开襟的两襟交叠，在极端情况下，也就是两襟没有重合部分，穿上后不交叠，那么就形成了对领。历史文献中，两襟相对，便称作“对襟”，由于往往有长长的领缘，又称呼为“直领”。
本文所说的“对领”，是相对于“交领”而言的领型，是一种概括性、抽象性的名称，不是历史名词，并非专指某个时代的具体名物。本文认为“对领”从本质上看，可能是最初制作衣裳时的原始古老领形。
对领或许比交领更早，又或许与交领一样古老，两者经常混在一起，剪裁和穿法并不能完全分离开。由于有“二次成型”，导致“对领”在穿着上，是按照“交领”的效果在穿着。因此在判断殷商、姬周文物的基本结构时，有实物的情况下是按照剪裁结果来判断基本结构，没有实物只有人俑等形象的情况下，是按照穿着效果来判断基本结构。
如果不是为了复原某个具体文物，这里指的是针对某个特定文物的复原，需要对该文物进行有依据的分析、推测和还原，特别是要搞清楚剪裁的结构，而非穿着效果。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本文暂时先将“交领”和“对领”的基本结构先梳理出来，找到两者的内在联系，待以后进一步研究。
江陵马山一号楚墓还出土了一件陪葬品，称之为“䋺衣”。考古报告认为，这是助丧用品，这件衣服可能反映了当时日常所穿的便服。
但是从平铺的裁剪样式来看，是一件两襟相对的对领服饰，后领下凹。这件衣服的最大亮点是用整幅布料制作，剪裁方式简单，且节省工料，应属领襟分离的对领样式。当为具体文物的特例，不具有普遍性。
除了战国中后期的这件对领衣外，先秦时期，边疆偏远地区也有对领领型的文物出土。
从平铺的剪裁样式来看，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两襟相对平行，没有像交领那样两襟交叠，但是真正在上身穿着时，从它们的腰身宽度来看，最大可能性却是穿成交领。
除此之外，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中提及，长沙附近五里牌四零六号楚墓和仰天湖二五号楚墓出土的木俑有可能穿的是“半袖对襟式齐膝罩衣”，有可能是对领的反映。但是缺乏清晰的资料，本文暂时不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领是交领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看到的很多人俑人像，极有可能就是对领的样式，只是穿成了交领的效果。因此将其表述为“平铺状态下以人体中轴线为基准的完全对称不交叠”。我们认为对领是一种很古老的领型，并不比交领出现晚，但是由于文物直接证据较少（有可能穿成了交领），故而本文暂时简略。下一篇谈秦汉时期文物时再进一步分析。
除了交领外，战国末期还出现了一种领型——曲领。这是一种不完全对称的领襟形式。《释名》曰：“曲领在内，以中襟领上，横壅颈其状曲也”，从这里可以得知，顾名思义，是因为领子外形弯曲且横堆在脖子上而得名；《方言》曰：“ 襦，西南属汉谓之曲领，或谓之襦”，《礼记·深衣》曰：“曲袷如矩以应方”，《晋书》：“硃衣绛纱襮，皁缘白纱，其中衣白曲领”，《大唐开元礼》：“白纱中单，白裙襦，綘纱蔽膝白假带，方心曲领”，历史文献上关于“曲领”有多种记载，时移世易，不排除存在名词流变或外形有所变化的可能性。
本文这里的“曲领”，并非是特指某一种详细形状的领型，而是对历史上拥有曲领特性的领子的总称。具体来说，不管是前开襟交叠而形成的半圆半交形领、交叠对称圆形领、套头穿而形成的圆形领等，还是项圈式的领部装饰，它们的外形都是弯曲、横堆在脖子上的，因此都统一归类为“曲领”。本文的“曲领”在剪裁版型分类上是一种与交领、对领等同层次的领型类别。
这应该是一种战国末期新出现的领型。咸阳塔儿坡战国秦墓出土骑马俑，就是这样的曲领造型。图片出自李云在《三件相似的战国骑马俑》。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缺乏更多的资料，内襟部分根据制衣的一般规律补画出来，为推测结果，并非文物复原。
我们观察文物，发现此类曲领的一个特征是较高地包裹颈部，领缘几乎呈现出立起来的状态。虽然两襟形状不一致，但是两襟均交叠包裹前胸，充作最外层衣服穿着时都有领缘，并且领子相交时都是右衽为主。
此类曲领的内外衽是不完全对称的，实际上依然包裹覆盖了人体前胸左右两侧并且左衽掩盖在右衽之上，从广义上讲属于“以人体中轴线为基准的对称交叠”范畴，但是特殊之处在于，两襟的裁片形状不一样，因此将其表述为“以人体中轴线为基准的不完全对称交叠”。它属于从主干中衍生出来的分支。
从战国末期的文物中看不出来此类曲领内襟的固定方式，只能看到外面靠腰带闭合。考察魏晋时期的曲领，是用系带固定，因此合理推测战国末期的此类曲领内襟也是用系带固定，它突破了两襟裁片形状一致的传统，衍生出了不完全对称的曲领。一般认为，曲领是交领到后世圆领之间的过渡形态。也有人认为，曲领与后世圆领无直接关系。对领与交领关系很密切。
我们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表述三者的联系：
但是不管它们是完全对称，还是不完全对称，都是覆盖人体左右、依靠腰带（系带）闭合固定，且交叠者均为右衽。
梳理了周朝的领襟基本结构，会发现交领右衽是延续了殷商的传统，是主流领型。对比已知的交领右衽图片，我们会发现以下的变化特点：
1、 领子延伸点与两襟交汇点的位置有对应关系。一般来说，两襟交汇点的位置越靠上，领子延伸点的位置越靠上；两襟交汇点的位置越靠下，领子延伸点的位置越靠下，甚至在前襟腰带处。
2、我们观察文物的后领领口，发现有的是比较包裹脖颈，有的是后领往后敞开、向下凹陷的。
比如这种后领的领口就是比较服帖地包住脖颈的：
比如这种后领的领缘比较明显的呈现出往下凹陷、向外敞开的形态：
注：此图为穿着外观效果示意图，并非文物的复原图，也非裁剪图。
本文的基本结构图是按照人俑的穿着效果来绘制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信阳人俑示意图是依据穿着外观效果而绘制，目的是为了说明“二次成型”服饰原理下的穿着效果与实际剪裁形式的差异。从穿着效果来看，正面领形看似是X型交叉点处背部反弓起的外形，但是纵观整件衣服前后线条来看，这应该是后领处被刻意拉低成可以露出一截后颈的、带圆弧形的领口，导致前襟被拉扯到，从而出现交领交叉处向脖子聚拢反弓的形状，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平铺时，交领交叉处是平直或者是略带凹陷的线条。
贾玺增、李当岐在《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上下连属式袍服研究》文章中写道：“马山楚墓内衣的领口较低小，而且后领窝下挖较深。中衣则不挖领口，直接在领上加缝领缘。外衣的领口则开得极为宽大，几乎开至肩部。其穿着后的效果则是逐层露出外衣和中衣的领口和衣襟。其衣襟和下摆都装饰有缘饰边。”这说明战国时期人们的设计思路是层叠穿着衣服时，要体现出层次感，要露出领子和袖子。那么除了像马山一号楚墓N1绵袍那样制作时后领凹陷外，也有如信阳人俑一样在穿着时将后领缘往背后拉开形成凹陷的做法。
我们的确不知道商周时期的这些文物上的服饰的具体构造，它们到底是直接剪裁而成的，还是续衽而成的，亦或是对领穿成交领？
从历史真实、现实剪裁等多角度综合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华夏衣冠在约2000年前，领襟的基本结构特征总结为：有领缘的交领右衽，内外襟（衽）对称交叠闭合，用腰带系束固定。
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总结出来的结果，对我们的启发如下：今天的设计师在设计制作时，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关键特征是不能更改的，要依据以下特征作为创作的原型：
第一要分内外襟（衽），是前开襟的、包裹前胸的，而不是套头式的、缝合的假交领；第二是内襟（衽）要依据人体中轴线为基准的左右对称，内襟（衽）要覆盖到人体左侧，且能够在交叠穿着之后，内襟要覆盖到人体左侧，且坐卧行止而不松散、移位；第三是有领缘的交领右衽；第四是用腰带系束固定。
（声明，这里只讨论了领襟部分，并不是说全部符合以上特征就是汉服，不符合就不是。）
在此原型基础上，可以改变的细节有：
第一是内外襟（衽）交叠的深浅，可以高可以低，高到包裹胸口低到腰带部位；第二是领缘可以宽也可以窄，可以复杂锦绣也可以朴素无纹；第三是后领可以不凹陷，也可以凹陷；第四是腰带可宽可窄，可以华丽也可以朴素。
这个创作的边界在于：左右两片衣襟前开襟的结构，而不是做成套头式假交领，是真正的两幅衣片交叠在一起，是以人体中轴线为基准的对称，交叠的交汇点也基本在人体的中线上。这里的“对称”是指，内襟（衽）可以因为省料、缝份等工艺缘故，领缘比外襟（衽）稍微短一些、襈窄一些，但是肉眼看去大小应该是差不多的，且能够在交叠穿着之后，内襟要覆盖到人体左侧，且坐卧行止而不松散、移位。
对称的两襟裁片形状应该是一样的，但是也衍生出对领和曲领两种分支。曲领：两襟的裁片不一样，由一半圆领一半交领构成。此类曲领突破了两襟裁片形状对称一致的传统，但是依然遵循以人体中轴线为基准交叠、包裹覆盖人体前胸、右衽的基本特征。值得说明的是，两襟裁片一致的是主流，不一致的是支流。
交领的领襟应追求服帖的包裹效果，因此领襟在前胸的交汇点即便可高可低，也不能夸张到变形的程度。低到最低处就是对领了，可以看作是交领的特殊形式，那是另外一个分支领域，此处略过。领襟相交与领口的开口大小也有关系，领口一般包裹颈部，但是也不排除开大口，一般开到30厘米以上是无法穿着了，那种领口拉至肩膀处的并非裁片结构而是二次成型的效果。
领缘是布条包边为主的，但领口的线条上身时是形成略带弧度的直线，而不是明显弯曲的、拐弯的、波浪的、异型的。领口的弧度是为了服帖地包裹脖颈和前胸，追求自然的弧度，而不是过分怪异、夸张的弧型切割造型。
领子有领缘，可以宽到用两到三层领缘装饰，也可以包边后仅多出一半的窄领缘。而且领缘应是随着领口线的形状走，不能够领口线与领缘的形状各异。无论将两襟领口画成弧线或斜线，都应该围绕脖颈的自然弧度左右相对，而不能左右相背形成反弓状，以至于消除或掩盖了交领的特征。特别提醒，信阳人俑示意图是依据穿着外观效果而绘制，目的是为了说明二次成型的表现形式与实际形式的差异，其领缘弧线就是比较典型的左右相背类型，如果不加分辨直接打版把领口弧线画成左右相背，那么领缘将是无法达到平顺的。
领口弧线左右相对的两种类型与左右相背示意图
领襟上不用扣子固定，是依靠腰（系）带来固定的，固定的位置是在腰部。所以在设计时，不能在领襟上加各种形式的扣子。这是因为在领襟上加扣子或者装饰物，会造成重量集中倾斜在右边衣襟，与对称平衡的设计思路相违背。两襟的领缘也是遵循对称平衡设计理念的，内外襟都有领缘，而且领缘的形状基本相同，即便是曲领，领缘都是同样的形状。内襟同样也有领缘，相对外襟来说，在靠近腰线部分会减少一部分领缘，以免左侧布料太厚造成腰部凸起。设计的边界在于，两襟的领缘需要形状大小相同，长度从外观上看有一定的对称，这里的“对称”是指，以背中缝为界，内襟的领缘可以比外襟领缘长度短一些，但是能够在交叠穿着之后，坐卧行止而不松散、移位，不会露出无领缘部分。
后领口一般是不凹陷的，也可以将领口挖成凹陷的效果。设计边界在于，这种凹陷，是比例适当的，是露出后颈以便展示里面衣服领缘的层次，或者是被外层领缘遮蔽，而不是挖成露背装。
可以用布、皮革等材料去制作腰带，固定方式可采用系结、带钩、带扣等。值得说明的是，带钩、带扣并非胡服，而是华夏衣冠固有的服饰配件。设计边界在于，腰带是实际固定要件，实际扎在腰间起到闭合作用的部分，而非无功能的装饰品。腰带的宽度可宽可窄，但是宽度不能超过腰腹，不能细到无法系束固定。
当代汉服运动早期在制作宽腰带时曾经出现过使用魔术贴、暗扣，或者是在宽腰带上面再加一根细腰带围腰一圈以上系结充当固定的情形。在宽腰带上加缝一圈细带系结的方式虽然有其合理性，通过梳理证明这种固定方式在目前这个阶段并没有文物的支持，而安装魔术贴、暗扣的方式不但没有文物的支持，更是不合理的。从目前所见的文物来看，宽腰带的固定方式有多种：一是在腰带两端相应部位各缝合一条小系带，先将宽腰带围合裹紧腰部后，再将两条小系带束系打结。二是直接使用带钩固定宽腰带。
腰带系结方式的示意图。
本文是梳理领襟基本结构的第二篇内容，可以得到的历史脉络如下图。
主干是交领右衽衣，而从主干中分出去的分支是贯头衣的遗存、不完全对称曲领。对领与交领，是有密切联系的，有可能通过穿着方式转化。
这就是我们“现代汉服”团队一直强调的，去掉文物过于突出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提取抽象的历代普遍共性特征，遵循基本架构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再创作、再设计。
这是根据商周时期文物初步总结的一些要素和特征，自然不是全部，而且是简版，并非周朝的完整版。未完待续，下一篇继续往下梳理秦汉时期的文物。
本文因学识所限，只是将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描述出来，期待人们一起来从事汉服研究，而不再仅仅是从事朝代古装研究。
有别服饰史，建立汉服学，从研究方法的改变开始。欢迎大家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讨论，提出意见和疑问。欢迎汉服商家和设计师们，对诸如此类的形制问题畅所欲言：能不能改？哪些地方可以改，哪些地方不能改？怎么改？允许多大程度上的改动？理由是什么？依据是什么？规则是什么？该怎么理解和宣传？
最后再次重申“现代汉服”团队的观点：了解汉服，要直接从汉服学入手，而非从古装史、中国古代服饰史入手。两者是不同的学科领域，研究对象、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目的宗旨都不一样。在汉服消亡史、清代女装、左衽、裤装、朝代论等重大问题上有着较大的学术观点分歧。因此，有别服饰史、建设汉服学是汉服运动当前的重大课题之一。
汉服学关注的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服饰体系，比如华夏（汉）服饰体系和其他服饰体系。极端案例不应该纳入传统服饰的考察范围。关注不同的服饰体系之间，它们自身的发展脉络、它们之间的交流融合关系。汉服学认为，正是中国历史服饰存在不同的服饰文化脉络，不同的服饰体系，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服饰文化大系统。在今天现代社会，不同服饰文化体系应投身于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在大众实践中不断发展，在发展中建设现代中华民族服饰文化体系。汉服学坚持历史事实判断与历史价值判断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反对古装史传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史观。
我们认为汉服是汉民族传统服饰体系，是一个开放、包容、活态、完整的文化系统。这是一个集合的、整体性的概念，类比汉字、中医、中国饮食等文化类别。分为古代汉服体系和现代汉服体系，因其双重断裂性质，面临着“重构体系”和“现代化”两大任务。它与其他文化体系和类别有区别、又有交叉重叠部分，互相影响。影响力根据交叉部分多少而定。
现代汉服体系的建构，必须要建立在对历代汉服的发展规律、本质和普遍共性的整理之上。历代汉服普遍共性本质特征目前初步可以表达为“平中交右宽褖合缨丰骨冠表垂提隐正”十六字诀，具体内涵和释义见1万字的扩充阅读（“八字诀”、“十六字诀”）。这些特征来自古代汉服体系的梳理和总结，是基于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的抽象建构。判断是否是汉服，不是根据有没有文物，存疑与否，而是划分为“全部符合的就在体系的主流位置，部分符合的在体系的边缘位置，完全不符合的就脱离体系”三种状态。
古代汉服体系有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兼具历时性和共时性，大体可以分为上下分开的衣裳制、上下分开的衣裤制、上下分裁联属的深衣制、上下通裁的通裁制四大发展脉络（初步划分，并非定稿）。古代发展史是拉通的发展脉络，而非支离破碎的朝代论。从黄帝垂衣裳起，经历了诞生期、定型期、发展期等跌宕起伏的漫长历程，有影响力扩大的时候，也有影响力缩小的时候。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逐渐诞生、成型，曲折发展，形成了一套底层逻辑和高度辨识的基本特征。明末时期因为“剃发易服”政策体系崩溃瓦解，汉服男装迅速消亡、女装逐步异化消亡，在满清200多年一直处于“非法”状态，体系停止了与时俱进的迭代，导致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的断代，生态位被清装体系所取代。
汉服运动重大使命之一就是从民族服饰视角入手，对历史考证考据，找到祖先制作的方式（汉裁）、华夏审美倾向和文化内涵、形制普遍共性本质特征（如十六字诀）……重新梳理古代汉服体系和书写古代汉服发展史（包含消亡史）。
1911年开始，出现了一次汉服复兴社会浪潮，因为历史条件不允许，归于失败。以2003年为标志，中国出现了当代汉服复兴社会思潮。因为恰逢国泰民安、文化兴隆，汉服复兴一直蓬勃发展，持续至今。
汉服的定位是民族服饰，在现代社会的地位是现代汉民族传统服饰。清装体系是政治服饰，由各民族的服饰元素杂糅而成，满清结束后便体系崩溃瓦解，在西式服饰的冲击下，保留了一些遗留物。满清时期汉族的女装逐步异化，本质特征改变，脱离了汉服体系，无民族属性。汉服与清装的区别在于性质不同、思想文化不同、底层架构不同，历史内涵、形制特征、审美倾向、发展规律和逻辑等均不同，不宜混为一谈。
本质特征举例：汉服体系与清装体系的闭合系统区别。“交领右衽”就是“内外襟（衽）对称交叠闭合系带固定系统”；而“立领盘扣”大体可以概括为“内衽（襟）退化不对称闭合盘扣固定系统。”——不同的闭合系统代表了不同的服饰文化体系。服饰文化本身无高低，但是服饰体系本身有区别。
现代汉服体系继承的是古代汉服体系，继承的是有5000年发展脉络的历史遗产。是中华民族传统服饰体系的基础内容（以下简称华服），与其他兄弟民族服饰体系一起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梳理历史资源，以平等的层级、整体体系的格局，去面对西式服饰体系为主导的世界服饰体系的冲击，与西方服饰体系平等地交流。
汉服运动重大使命之二是在接续古代体系的同时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依据古代汉服体系建构现代汉服体系，梳理出一套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基本款式（对标西式服饰体系中如T恤卫衣衬衫牛仔裤等层次）构成的体系，这套开放的、生动的、完整体系，鼓励大家根据祖先制作的方式（汉裁）、华夏审美倾向和文化内涵、形制普遍共性本质特征（如十六字诀）……结合当代社会实际需求再发展、再设计、再创作；积极在社会生活层面实践应用，按款式和用途进行归类划分，改变目前按朝代划分的现状，改变亚文化现状。该体系的重要功能是指导现代人正确穿戴和应用汉服，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研究方法和路径上，反对唯文物论，反对将具体文物当作是唯一判断标准和尺度。提倡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提倡“多重证据法”，提倡“考据是手段、文物是材料”、“基于文物，但不拘泥于文物”等观点。
反对朝代论，破除“一个朝代一种衣服”的谬论，打破按朝代顺序叙述的编写体例。朝代论表现形式为极度强调各个时期的典型款式，将其高度刻板化，孤立地排列在一起，无视底层架构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淡化各个时期款式之间的普遍性和关联性，将古代汉服体系从历时性上肢解为“晋制”“唐制”“宋制”“明制”等独立单元的碎片、彻底无视古代汉服体系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
（内容：现代汉服团队 制图：白贲无咎）
反对滥用历史名词。由于古今名词流变，历史名词概念极为复杂，反对滥用生僻冷门词汇和专用术语，人为制造门槛，倡导白描式的形制描述，和通俗易懂的宣传方式。目前命名方式极为混乱，急需建立一套科学的、系统的、有根据的命名方式。
今天社会设计制作的每种具体服饰都有独特的功能，应根据与汉服体系的符合程度，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上。汉服体系就像是一个大型的同心圆，一件具体的衣服到底属不属于该体系，取决于它的每个元素有多大程度上符合汉服体系本质特征，越符合的靠得越近、越不符合的则离得越远，以至于脱离汉服体系。
比如仿照或复原古代墓葬出土文物服饰，应放置在现代汉服体系中科教展演位置。具体的每个朝代服装是建立汉服体系的基石，它们是古代汉服体系的具象表达形式，具有真实而丰富的细节信息，需要分析研究它们的共性本质特征，抽象范式。并不是完全无条件地遵从和信奉。每件具体的朝代服装同样也要遵循形制判断的标准，即符合历代共性本质特征的放在体系之内，部分符合的放在边缘或交叉地带，完全不符合或者有违背的则脱离汉服体系。
（内容：现代汉服团队 制图：白贲无咎）
比如影视服饰是艺术化形式，是在汉服体系基础上的再设计再创作，为剧情服务的道具，处于汉服体系与其它艺术文化门类的交叉部分。不仅是影视服饰，包括摄影服饰（比如俗称的魏晋风）、游戏动漫等二次元服饰、戏曲服饰、壁画雕塑服饰……它们都是艺术化形式，突出的特点是有具体的特定的社会功能，不能按照是否符合文物和历史来要求（打着复原旗号的除外）。它们与汉服体系的关系是交叉重叠、互有影响。
对新出现的款式比如多绕曲裾、杂裾、抹胸裙（俗称诃子裙）等，要分别来看，具体分析。如果创新部分与历代普遍共性本质特征相符且没有破坏文化内涵等情况，可以放置在汉服体系的前沿探索位置，以实践和观察的态度，让时间和群众来抉择。一些毫无逻辑的东方主义设计，没有遵循历代普遍共性本质特征、没有尊重文化内涵、不符合华夏审美水准的……则坚决予以拒绝。
站在建构现代汉民族服饰体系的角度，在目前迷信古物对文物照搬照抄和天马行空魔改瞎搞两条路之外，走出第三条道路。理性认识和分辨文物展现的历史信息，最重要的是分清共性和个性、抽象和具象的区别，尽可能地排除古代汉服的时代特征、提取历代汉民族服饰的共性特征。
关于汉元素的判断标准，并不是以文物为依据。我们认为，立足于现代汉服体系的服饰设计，虽然在某些地方采用了西式或者其它体系的服饰元素，但由于其立意和主旨符合历代汉服普遍共性，应该称作“汉式时装”；相反，那些立足于西式服饰体系，采用一些汉服元素附着其上的服饰，则应称之为“汉元素时装”。
参考文献：
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站.江陵马山十座楚墓[J].江汉考古,1988(3). 2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
作者/审阅：现代汉服
编辑：君止
美工：君君
平中交右 宽褖合缨
古衣今裳 与时偕行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现代汉服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