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祖籍本地 本地人祖籍不在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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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百年党史,逐光而行。

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掀起全国革命的烈火燎原,从革命者到建设者,中国共产党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新京报推出《逐光》系列报道,选取百年征程中,应当被铭记、被传承、被发扬的人和事,再现百年来筚路蓝缕、奋斗前行的伟大历程。回望百年,追逐百年光辉。

百年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也必将启迪着我们的未来。

马锡五留给后世的照片不多。

年轻时他穿长襟黑袄,戴顶圆帽,打着绑腿,极典型的西北马客装扮。中年以后多穿军便服、中山装,帽子也换成了八角帽。

他粗眉大眼,下颌方正,肖像照里总露出一种俯视的目光。人们在照片前驻足,说,天生的法官相。

他把陕甘宁边区的角角落落走遍,前半生在跑江湖,后半生在闹革命。他擅断案,办过最出名的数封捧儿(后改名为封芝琴)婚姻案,后人形容是解放区婚姻自由第一案。由此改编出评剧《刘巧儿》:“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这一回我可要自己去找婆家呀!”一夜唱红了新凤霞。1956年又有同名电影上映,配合推动了全国的妇女解放、婚姻自由。

他一生有过许多重身份,贫农、羊倌、榨油学徒、脚户、革命者、军需官、专员、法官。他是刘志丹的老乡与战友,也是董必武、谢觉哉的同僚。

而《刘巧儿》中所唱的“马专员”名号伴随他生前身后。他因封捧儿婚姻案而广为人知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也成了他的一张名片。如今法学界一提到马锡五,就谈到他“携卷下乡、深入群众、调判结合、就地办案”,说他是亲民法官的最典型。

他被称作“马公道”、“马青天”。毛泽东给他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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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锡五 受访者供图

找一条出路

十九、二十世纪相交时,陕北为闭塞荒凉之地。

“小村庄在西北很多,但是城市不论大小却不常见……西北完全是个农业区,有些地方,还是半游牧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作此记录。

1899年,马锡五出生在陕西省北部的保安县(今志丹县)芦草沟村。

据史料记载,他的祖籍本在陕西省延川县。十九世纪始,马家为逃荒,也为躲匪患与兵患,多次举家迁徙。便丢田地、散家财,越过越贫苦。

马锡五的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最早为儿子起名马来财、马文章。马锡五后来回忆,父亲盼他好好念书,“将来能得个秀才,戴个顶子,就算改变门风了,再也不会受富豪拿旧账文约来讨账的气了。”

十一岁那年,马锡五入私塾念书。然而念不过三年,家中供他不起,只好回家务农,替村里的富户放羊。

十九岁,马锡五正式离家,到百里外的甘肃省合水太白镇做油坊学徒,喂猪、烧酒、榨油,每月挣一吊五百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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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马锡五。受访者供图

两年后,油坊被土匪抢空了,马锡五回老家做行贩。后又当了一年脚户,拉着骡子或驴,跋涉两百多公里路,在保安、定边两县间运盐。

1927年,马锡五在洛河川杨虎城部当兵,偶然见到了针对共产党刘志丹的通缉令。他与刘志丹的爷爷是熟识,因此与刘志丹见过几面,对其印象极好。“我听说过,志丹是榆林中学的优等生……他同情穷人,对官府很反感。既然志丹是共产党,当时我想,大概这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办好事的。”他后来接受工人出版社采访时说。

次年,因所在部队解散,马锡五又回到家中,组织了几次“分粮吃大户”运动。1930年春天,马锡五接到刘志丹来信,邀他一起革命。

1931年,马锡五随刘志丹走遍南梁方圆几百里山地,考察根据地选址。

南梁处于甘肃省内,是丘陵沟壑地貌,四处可见大开大合的山谷,植被较保安县一带要茂密许多。马刘二人认定此地山高林深,不涉及战火及官府势力,土地又肥沃,是发展队伍的好场所。便一道成立南梁游击队,后逐步建起南梁革命根据地。马锡五正式留在根据地工作,并于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与刘志丹共事后,马锡五几乎视其为精神导师,“(我)就一辈子不愿意离开他,我只要弄到点钱,就买些纸烟给他吃……他在我心目中就是英雄。”

1936年4月14日,红军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东征前线牺牲,马锡五悲不能已。

他日后多次回忆,1930年二人会合后,刘志丹对他说:“要翻转这个世界,不许人欺人。把那些贪官污吏、地主豪绅都打倒,叫穷苦人当家主事,这就是一条明路。”

马锡五说,自己当时高兴坏了,直言“只要革命用得着,做饭、喂马、跑脚”,他全都“舍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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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戎装的马锡五。受访者供图

一桩婚姻案

1943年,马锡五的司法生涯正式开始。

在此前,他担任的多是生活、行政方面的职务:南梁根据地军需官、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会委员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长、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庆环分区专员兼曲子县县长。因他年轻时广结善缘,三教九流中都有说得上话的朋友,他做此类收集物资、动员群众的工作是如鱼得水的。

1943年4月,为方便群众上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成立,时任陇东分区专员的马锡五兼任庭长。

上任一月有余,马锡五就遇上轰动一时的封捧儿婚姻案。

封捧儿是华池县封家园人,幼时被父亲封彦贵许给张金财的儿子张柏。待封捧儿成年,封父嫌张家穷,欲悔婚,先后将女儿许给另两个家境优越的男子。张家便以“卖女儿”为由将封父告至华池县司法处。封捧儿的三次婚约都被撤除。

封父以高额彩礼将女儿许给第四个男子时,张家人依当地抢亲旧俗,把封捧儿抢走。封父以“聚众抢亲、扰乱治安”为名,将张家告上司法处。参与抢亲者皆被拘捕,判处徒刑及劳役。封捧儿与张柏的婚姻关系也再次被宣告废除。

然而封捧儿与张柏一道长大,有真感情,她是想同张柏结婚的——1943年5月9日,封捧儿一人走了七十里山路,找到庆阳马锡五家,要状告自己的父亲,状告县司法处。听完陈情,马锡五对她说:“真正自由自主的婚姻是不能废除的。你做得对,为边区妇女废除封建包办婚姻带了个好头,政府是会支持你的。”

第二天,马锡五前往封家园调查,与村民讨论张、封两家的交际。有村民向他递来群众书:“封彦贵一女几卖,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张金财半夜抢人也是违法行为,但是张柏与封捧儿两厢情愿,为什么拆散他们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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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解放日报》刊登的《刘巧团圆》书评。受访者供图

1943年7月1日,马锡五在华池县政府外召开群众大会,公开重审封捧儿婚姻案:封捧儿与张柏的婚姻有效。封父包办买卖女儿婚姻,判处苦役三个月,没收彩礼所得。参与抢婚的张家人判有期徒刑、苦役三个月至两年半不等。事后,马锡五考虑到事出有因,又向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请求减轻刑罚,以假释、缓刑将人都放回了家去。

为一桩平民间的婚姻纠纷兴师动众至此,在当地是相当令人稀罕的。因此,公开重申那天,旁观者众多,共同见证着马锡五将一张油印的结婚证交到封捧儿与张柏手上——结婚证也是稀罕的。

早在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就明确了婚姻自由原则,禁止包办及买卖婚姻。1939年出台的《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亦有相同法条。而彼时陇东分区地广人稀,文盲率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新型婚姻法的实施极艰难,当地与封捧儿相似的情况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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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捧儿与丈夫张柏。受访者供图

封捧儿婚姻案结案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相继就此发表评论。文艺界又流传出由此改编的剧本《刘巧告状》、说唱《刘巧团圆》。

1949年,评剧《刘巧儿》公演,在剧中扮演刘巧儿的新凤霞唱成了“评剧皇后”。她赴全国演出,观众人次达百万,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曾亲自观演。一场演毕,她收到的花篮能从台上摆到剧院大厅。全国各地的剧团也都抢排这出戏。

自由婚恋观以异常通俗的方式被推广开来。

到田间地头去

封捧儿案后,马锡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审判风格。他不喜在县城开庭,往往直接到案发地点调查,到“田间地头”去,而后就地调解、审判,不收费更不拘手续。

他善交朋友的本事再次得到应用。走访时,他随身带把镰刀,有时为农民割把草,有时只是对一对旱烟的火,便自然而然地与人“拉呱”,收集起他要的证据。

入私塾不到三年,亦从未接受过正规司法教育——无人可确定地总结出马锡五是如何适应、办好司法工作的。

后辈们推测,他一方面是靠学。他常年研究法律法条,看积年案件,自称有双“出世以来就攥锨把的手”,要多学才能抓笔办公。另一方面,他的经验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希坡说,与马锡五同时期,大多数专员兼任庭长,不过是挂个名头,只有马锡五实实在在地做了这份“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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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锡五的遗物。受访者供图

他总在乡间走动,常带一马褡子,收着各类材料,方便在外办公。这马褡子因此成了寻找他的信号。同事们去办公室找他,若不见人,就翻翻马褡子在不在,“有马褡子在,人也一定在。”

1945年秋天,陇东专署的干部在农场收秋刨洋芋,有几个犯人做帮手。马锡五担着一担洋芋下山,犯人苏发云抢过扁担挑在肩上,向他说起自己的冤屈。

原是苏发云卷入了曲子县的一起杀人案,他与被害者孙某有过矛盾,又被目击与被害者同行,且苏家的炕上、地下与斧头上都有血迹,县司法处便以杀人嫌疑将苏家三兄弟逮捕。

秋收结束后,马锡五重调了此案的卷宗,带着干部下乡去核对材料与证据。

“结果证明:苏发云家离杀人现场有二十多里,如果是在苏家杀死的,以时间计算不可能把尸体移送这样远;其次,苏发云与被害人孙某同行和以后分路都有人证明;此外,查明苏家炕上的血是产妇生孩子的血,地下的血是苏家有人流的鼻血,斧头上的血是杀羊时糊的血。而孙某的被害,查明是一拐骗犯杜老五所为……苏发云兄弟三人无罪释放。”1959年,马锡五在全国公安、检察、司法先进工作者大会上讲起这个案子的审理经过。

他是极重证据的人,屡次批评“坏审判作风”:主观臆断、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轻信口供不重证据。他曾写文道,“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审理工作最重要的是对证事实,综合研究,然后引证法律,作出无可置疑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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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锡五下乡时使用过的马鞍。受访者供图

1946年,马锡五升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解放后,边区高等法院进驻西安,先后更名为边区人民法院、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马锡五任院长。1954年,马锡五到北京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在边区从事司法工作的近十年间,马锡五审理了大小案件无数。他“携卷下乡、深入群众、调判结合、就地办案”的工作方式,为七十年前的陕甘宁边区百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边区地势辽阔,仅华池辖域内,最偏远的村离县城有两百多公里路,“县三月,府半年,省里官司不种田。”旧式衙门、新式司法处都设在县里,农人若去县城告状,路途遥远、耽误农时不说,若材料没有带齐,就是彻底的白跑一趟。

现在,学界不少声音认为,即使处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中,马锡五审判方式仍有一定的学习价值。

西北政法大学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院长马成举例:“对一些偏远地区的老百姓来说,要去上级法庭重审、终审,非常不方便,有时候坐火车要几十个小时,行两三天的路程。这时候就最适合应用马锡五审判方式,比方说派法官到基层当地去。这样是不是就方便了老百姓?”

马锡五曾说:“作为法官,当你下乡找老百姓了解情况,恰好遇到他下地归来,这时候,你应该把他手中的牛绳接过来,让他在一旁喝口水,抽抽烟,好生休息后,才跟他了解情况。”

“兹介绍我院工作人员马文章”

今天,陕北留下的马锡五的痕迹已很难寻了。芦草沟村有他小时候住过的窑洞,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由村民义务看管。华池县马锡五审判方式陈列馆中有他几样旧物,毡鞋、马鞍、便服、公文包,都是他在陇东上山下乡时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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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锡五与夫人李春霖合影。受访者供图

五十六岁那年,马锡五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一家五口搬迁至北京。

儿子马秦宁回忆,全家最早住在西单报子胡同,不多久,房子要拆迁,国管局重给配了一所独门的四合院。马锡五不肯要,想搬得离同事们近些。最终在和平门附近的前细瓦厂最高院职工宿舍落脚。

那是个大杂院式的职工宿舍群,单位替马锡五挑了最中心的一个小院,修葺一新。马锡五特地在院内开了个后门,方便法院职工随时进门与他交流。

还是常有地方上的人跑来告状,他会主动喊人进门。“吃了饭,再说事。如果是很小的事,说一说后就化解了。有些比较大的事情,他就叫秘书记录下来,回头再想办法处理。”马秦宁说,父亲几乎来者不拒。

初到北京,马秦宁只有九岁。对他而言,父亲曾“有着一种陌生感”。那时期,光见到父亲的客厅里人来人往,要打听,则会被训斥,“他说你好好学习就行,你问这么多干嘛?”

马秦宁对马锡五的了解多来自“听说”。有人和他说,父亲年轻时是陕北好汉,精于骑马打枪。十几岁的时候,他去看评剧《刘巧儿》,才知道父亲办的封捧儿案的详情。父亲从前的学生也找过来,“告诉我老爷子在西安讲课,都是脱稿讲,讲的都是生动的案例,会场里挤满两千个学生听他的课。”逢周末,父亲会邀大学生们到西北分院跳交谊舞,他自己也跳,不过舞步吃力歪斜,是抗战时期的旧伤落的病根。

秘书张慜回忆,任最高院副院长后,马锡五去地方调研,总带一封介绍信,“兹介绍我院工作人员马文章、张慜同志前来了解情况。”他不愿提自己是马锡五,就写曾用名,认为这样更方便自由。

他到湖北孝感县视察,大家只当是普通职工,混熟了,纷纷叫他“老头”。去安徽蚌埠调研,招待所住满了,他就睡在传达室里间。早上起来到院子里打太极拳,才被路过的蚌埠法院院长认出。

下基层时,有些年轻人看他是老同志,尊称一声“首长”。他就回:“我还只是‘脚掌’哟!”

晚年,马锡五去看过评剧《刘巧儿》。散了戏,他盘腿坐到台子上,受邀发表意见:巧儿扎头应用红绒线绳而非简单红绳,巧儿丈夫柱儿(原型张柏)的头巾应当向前打结,向后打,就成了河北农民了。还问,马专员的演员怎么留的是八字胡?“成了老地主了。”

农民的秉性伴随马锡五到老。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提议在自家院子里种地。动员儿女、秘书、司机,把院里的大方砖全部起开,码到墙后根去。又借了辆卡车,到北京城墙那挖来许多黄土。

肥料也缺,就要儿子马秦宁去邻居家掏大粪。“他说没有大粪臭,哪儿来稻米香?”马秦宁说。

大粪沤肥后,铺在黄土之上,到秋天迎来西红柿与黄瓜的丰收,分给院内职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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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锡五与家人合影。受访者供图

你父亲是个好人

小的时候,马秦宁一度认为,因为“父亲不近人情”,自己很吃了一番苦。

每天早上六点,马锡五“揪着耳朵”叫起他,要他绕着天安门跑三圈。上中学后,一放暑假,父亲就让他去法院农场,住在农民家里帮着种地。

家里家外是绝对的人人平等。所有衣服自己洗,不准吃食堂为干部开的小灶,不准念干部子弟学校。在西安,马秦宁常住机关保育院,只有周末能够回家。那时他只有四五岁,上下学都不许坐汽车,常由警卫员骑自行车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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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马锡五在贵州遵义调研时留影。受访者供图

马锡五也有一套执着的自律。清早五点多必须起来打太极拳,睡前则必须写完五十个正楷字。他练了一辈子书法,还说自己的字“扭头咧怪的”。他不止一次表达过对下属和儿女的羡慕,羡慕他们受教育程度高,“有书念。”

1961年,他回陕甘检查工作,将儿女一并带上。草帽、锄头预先备好,他与地方干部聊工作时,就让儿女去田里帮老乡锄草。“(父亲)和我们说,不要忘了这里,我们是陕北娃,没有陕北父老乡亲的支持,我们没有今天。”

在庆阳县时,马锡五突发咳嗽,腹痛难忍。他硬想把行程走完,又北上青海,直到咳嗽引发呕血,不得不提前回京入院。

1962年4月10日,马锡五因病离世,享年六十四岁。

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题悼诗:“边区惠爱人思念,道马青天不置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在《悼马锡五同志》中写道:“青天——没有尘埃和云翳的天,见理明、方法对、党性坚。”

最后的那次陕甘行,马锡五本有意去见一见封捧儿,但终于没有来得及。

婚姻纠纷案后,封捧儿见过马锡五两次。头一次是1945年,她和张柏在山道上偶遇马锡五,告诉他两人合得来,生活也好。第二次是1955年,马锡五回庆阳检查工作,在大街上认出她来,马锡五要她“好好劳动,处处带头”。

从1945年起,封捧儿担任过村妇救会主任、合作社副社长、大队妇委会主任等职务。1963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活了九十一岁。暮年之际,马秦宁去看望她。她涌出泪来,拉着马秦宁的手说,你父亲是个好人。

“老百姓能说一个共产党员是好人,我觉得这评价比什么先进工作者都重要。”马秦宁说。

(部分资料参考《陕甘宁边区司法研究》、《马锡五传》、《陕甘宁边区法律法规汇编》、《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马锡五审判方式》、《纪念马锡五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刘巧儿》)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 胡杰 校对 李世辉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