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山》是一部揭露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拐卖妇女问题的影片，但现实中，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远比这部电影所坩埚的，来得更加触目惊心。1999年至2000年，河南、山西两省警方经过艰苦努力，终于联手摧毁一特大拐卖妇女团伙，该团伙实行“一条龙”流水作业，河南人贩子专管拐，山西人贩子专管卖，先后拐卖了200多个妇女。该案最特别的地方是，这些被拐对象全部是歌舞厅、美容美发店的所谓“坐台小姐”！
2007年拍摄的电影《盲山》也是以真实案件为基础改编的
1999年10月初的一天，一个满面愁容的男子匆匆来到河南省济源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报警，称其妻子王丽失踪多日，一直杳无音讯，但就在刚刚，他却突然接到陕西省原平市一个自称姓杨的男子的电话，说知道王丽的去向，还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刑警支队立刻拨通这个号码，得知这个号码是原平市一家公用电话。据摊主说，确实有一个姓杨的在这里往河南打过长途电话，因此前这个人从未打过到河南的电话，所以对此留有印象。摊主还向警方提供了这个姓杨的人的住址。
本案中的受害者均是“坐台小姐”这一社会边缘群体
事不宜迟，警方核实情况后，立即派民警史红喜、董红春赶往山西调查，解救王丽。几番周折后，两位民警终于在建材市场找到了这个姓杨的生意人，后者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纸条上字迹凌乱，上面写着：张华是我丈夫，在济源市某厂上班，家里电话是XXX-XXXXXXX，邮编是45460，家里还有个两岁的女儿，我被拐卖到山西省原平市上南白乡南白村侯某家，请好心人帮我与家中联系，定重谢。
姓杨的说他在这片做生意10多年了，在南白村有业务往来，去的次数多了，认识了王丽。前段时间，他到侯家，王丽用眉笔匆匆忙忙给他写了这个纸条，并使眼色让他藏起来。离开侯家后，他看到纸上内容大吃一惊，一到原平市就赶紧打电话给王丽家。于是，史红喜、董红春立即向当地派出所请求援助，并商定了解救计划。10月23日中午11点左右，当地民警以请吃饭的名义，将南白村村干部何某叫到乡里一个饭店，要求他配合警方。下午1点左右，何某带着民警前往侯某家，救出了王丽。王丽告诉民警，和她一起被拐卖的还有一个叫李芳的女人，希望警方能将她也救出来。史红喜、董红春与当地民警又挨家挨户查找，终于在村支书的弟弟家解救出了李芳。
王丽、李芳被成功解救，只是揭开了“打拐第一案”的序幕
回到济源市刑警支队后，王丽和李芳哭诉了她们被拐卖的经过。原来，王丽和李芳都是济源市某歌舞厅的坐台小姐。1999年8月的一个晚上，她俩如往常一样坐在宾馆二楼舞厅吧台旁，一个包厢内的两名青年走向吧台，邀请她们跳舞。其中一位长得挺帅气的青年，先掏出200元递了过去，王、李笑着陪客人进了舞池。两位青年舞步轻盈，话语温柔，直到曲终人散，才与王、李依依不舍地再见。此后几天，两个男青年都会来这家歌舞厅，每次都点王丽、李芳陪舞，且出手大方。一星期下来，四人成了朋友，王、李得知这两人互称“老大”“老二”，在济源做装修生意，手头很有钱。
一天，“老大”“老二”对王丽、李芳说最近接了一个工程，想趁开工前的空闲时间去五台山玩两天。王、李正想出去买衣服，便提议去洛阳。第二天，四人一同乘车前往洛阳，本想当天就回济源，谁知“老大”又提议乘夜车去太原，第二天去五台山玩，下午再坐火车回济源。“老大”还掏出一张欠条，说是顺便去讨点账。王丽和李芳同意了，于是四人在洛阳坐上了开往太原的车。次日到太原下车后，又坐汽车来到忻州市和原平市交界处，然后被人用面包车连夜拉到深山里一个叫龙王堂的村子。“老大”“老二”骗王丽和李芳说朋友家有客人，当晚就住在后边的窑洞里将就一下。他们摸黑爬了二三里山路，来到半山腰的一个窑洞里。点燃蜡烛后，“老大”“老二”终于撕下了往日彬彬有礼的假面具，将王丽和李芳强奸。
龙王堂村地处偏僻，王丽、李芳多次试图逃跑未果
第二天，“老大”“老二”要王丽和李芳扮成农民的样子骗婚，留心被骗人家的放钱位置，等过些日子他俩冒充公安去解救时，把钱全部带走。“老大”“老二”又强行取走她俩的耳环、戒指，并掏出刀，把她俩手、脚指甲上涂的红色指甲油全部刮了。直到此时，王丽和李芳才知道自己被卖了。她俩在窑洞里住了四五天，每天都有人在外面看守，期间有山西当地也自称“老大”和“老四”的人多次强奸她俩。这期间，河南团伙中自称“老三”“老四”的另两个男青年又送来两个姑娘。她们好像也是济源人，与王、李一样也惨遭凌辱。一个星期后，河南的“老大”“老二”通过山西的“老大”“老四”先后卖了王丽和李芳。她们被卖时，窑洞里还有两三个姑娘。
人贩子要求王丽等人参与“骗婚”，只是将其卖掉的借口
根据王、李提供的情况来看,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的拐卖妇女犯罪团伙。警方立刻成立专案组，决定一方面在济源市系统摸排失踪的妇女名单，另一方面派民警在全市各娱乐场所进行蹲点守候，伺机抓获犯罪嫌疑人。经摸排，警方发现与王丽、李芳同时期失踪的竟有来自6、7家歌舞厅与美容美发店的“坐台小姐”，总人数竟超过10人！
根据王丽和李芳提供的河南“老大”“老二”体貌特征，两人个子都是1.70米左右，“老大”白净，留着八字胡，左胳膊上纹有“做人难”三个字；“老二”黑瘦，腿上纹有剑状图案，都是河南口音，但听不出具体是哪个地方的。但“老大”“老二”似乎察觉到风声，警方一连蹲守多日，也没发现二人踪影，案子一时搁浅。
警方在歌舞厅、发廊等地蹲点多日，却一无所获
转眼到了12月8日，又一名中年男子匆匆赶到济源市刑警支队报案。原来，他的侄女小红从山西省原平市上庄乡中山村打来电话，说自己在原平已被拐卖了三次，现身患严重性病，卖主称其要回家必须送8000元赎金来。又是原平市！刑警支队立即决定派人二次北上山西原平。12月10日，在原平市警方的配合下，小红被顺利解救。
小红告诉警方，9月份，她被两个互称“老三”“老四”的河南男青年骗到山西后卖掉。在被卖掉前，她也曾被关在窑洞里，这期间，“老三”“老四”还带回来几个姑娘，都是被当地龙王堂村的“老大”“老四”介绍卖出去的。龙王堂村，窑洞，“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又是这伙人！济源市警方立即与原平方面通报了情况，两地警方决定联手抓捕龙王堂村“老大”“老四”这两个人贩子，以求打开缺口，让这个团伙的主犯浮出水面。
在原平有关方面配合下，警方克服重重阻力，将小红解救出来
经查，山西人贩子团伙的“老大”叫李补岁，61岁，住原平市上南白乡龙王堂村。“老四”叫李明瑞，44岁，系李补岁之弟。只有十几户人家的龙王堂村距市区100多公里，位处海拔1000多米的虎山半山腰，唯一的一条盘山路的尽头就是该村。站在村中居高临下，盘山路上什么动静都一清二楚。“老四”李明瑞家在村子最东头路边，隔窗就能见到山路，是个得天独厚的瞭望所。村子后面大约1公里多的山腰里有个窑洞，王丽、李芳、小红此前就被关押在这里。这个窑洞实际上成了拐卖妇女的“仓库”和“批发市场”，所有被拐妇女都先经“老四”李明瑞过目，再送往窑洞住下。如果有买主，“老大”李补岁就会从窑洞带人出去相看。
龙王堂村地处半山腰，进村只有通过唯一一条盘山公路
由于龙王堂村所处地形特殊，警方决定在夜里抓捕李补岁、李明瑞。民警们凌晨1点冒雨徒步30多里直奔龙王堂村，不巧的是李氏兄弟均不在家，山上窑洞里也人踪皆无。警方连夜突审李明瑞的妻子袁海英，她只承认有四五个河南口音的青年在这里贩卖妇女，后经老大和丈夫李明瑞卖掉。自己只管往窑洞里送饭、看人，其他什么也不知道。案情重大，涉及面广，被拐妇女数量众多，涉案犯罪嫌疑人都未到案，专案组立即将情况向后方汇报。济源市公安局领导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攻破此案，解救被拐卖的妇女。经调查发现，全市失踪的10余名“坐台小姐”中，有几个已从山西逃回来。民警们东奔西跑，挨个查找，但她们说的跟王芳等人都差不多，所获得的线索纷纷中断，这一伙人竟没有留下一点有价值的蛛丝马迹!
2000年，全国公安系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拐”斗争。济源市公安局将此案上报河南省公安厅，引起省厅高度重视，将此案列为督办的30起大案之一。5月份，民警许东兴、史红喜阅读省厅的打拐简报时，通报的灵宝市拐卖妇女案件引起了他们的警觉，两地案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拐卖犯罪嫌疑人都是几个青年人，都互称老大、老二、老三……；拐卖的对象都是歌舞厅、美容美发店的“坐台小姐”；都是以旅游的名义将人拐卖到山西忻州原平一带。二人向刑警支队汇报了这一重要线索。大家立即与灵宝市刑警大队联系，后者回复说，截至2000年4月份，灵宝警方从山西原平市陆续解救回来10多名被拐卖妇女，她们以前都是“坐台小姐”，被自称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的人以旅游为名拐卖到山西。灵宝警方怀疑作案人可能是灵宝市的高建军等人，1999年10月，高建军因拐卖坐台小姐被洛阳市吉利区警方抓获，他们曾去提审过高建军，但高建军只承认在吉利一地参与过拐卖。
得到这一重要线索后，专案组非常振奋，案情终于有了新的突破口，当务之急必须见到高建军！6月15日，济源市专案组派员到吉利区看守所提审高建军。见到高建军本人时，民警许东兴便心中一喜：白净脸，八字胡，1.70米左右，与被拐卖妇女提供的特征高度相似，他按捺住内心的喜悦，让高建军挽起左袖，“做人难”三个字赫然在目，这正是千寻万找的“老大”!
团伙主犯高建军作恶多端，最终却因贪婪，栽到了被拐者的手里
高建军面对铁的证据，不得不交待了所有犯罪经过，供出了拐骗团伙成员的名字。高建军是河南犯罪团伙的“老大”，27岁；“老二”何成为，26岁；“老三”闫春治，28岁；“老四”张小军，26岁；“老五”贾鹏飞，24岁；另有一名特殊成员姚某，21岁，原先也是被拐卖的受害者，后成为“老二”的姘妇，摇身一变也成了团伙一员。他们在济源作案多次，拐走“坐台小姐”10多名，在吉利拐骗3人，还在灵宝、孟州、沁阳、南阳等地分别拐卖数人。
这次高建军被捕，却是因为其中一个叫张梅的受害者有勇有谋，让人贩子“终日打雁，终被雁啄”。1999年9月，高建军带着何成为、闫春治到吉利区某歌舞厅踩点，盯上了“坐台小姐”张梅、姚思、余英，他们每次来都要点名这三个姑娘陪舞。最后一次，他们邀请三个姑娘吃饭，又约她们去五台山游玩。王丽等人经历的一切在三人身上上演，三人都遭到了强奸。她们进窑洞的第三天，姚思和余英就被人带下山，再也没有回来。
龙王堂村后山的破窑洞成为200余名被拐妇女的噩梦之地
张梅意识到姚思、余英被拐卖后，下一个就要轮到她。她强忍恐惧，心思一计，对高建军说：“我父母在东北办厂，家里很有钱，我是偷溜出来开眼界的。我和余英是好朋友，她爸也很有权。我看你这人很不错，回吉利我去借1万元把余英赎出来。然后我带你去东北见我爸妈，我们就结婚。”高建军见张梅说得恳切，又想到把她卖了自己也才能拿到2000元，不如信她一次。于是高建军带着张梅回到洛阳，他在唐宫宾馆门口等，张梅去借钱。张梅一离开，就赶紧回到吉利区，叫了几个身高体壮的男性朋友，分坐两辆出租车直奔唐宫宾馆。高建军还在做着发财美梦，哪想到两辆车直接停到面前，跳出来四五个大汉将他押进车，一路送到了吉利区公安分局。
高建军还供出了山西负责卖出的二道贩子名字，除了李明瑞、李补岁, 还有“四猫”和“二朋”，“四猫”专门负责开车接送被拐妇女，“二朋”负责联系买主。同时，高建军还揭发李补岁从1988年就开始拐卖妇女，加起来不下100人，从1992年开始组织团队，一伙人前后拐卖的妇女不少于500人！虽然后来最终认定的数字远远小于500，但也足见该团伙活动确实猖狂至极。
以高建军的交代为线索，团伙成员逐一落网
专案组回到济源市后，向灵宝、忻州、原平、定襄等地公安机关通报情况，准备联手行动，全力抓捕其余几名团伙主犯。6月27日，济源和灵宝警方决定先从“老二”的姘妇姚某入手，顺藤摸瓜，抓住“老二”。据高建军供认，他们在吉利区入住宾馆时用的是姚某的信息登记的。民警查遍了该区所有宾馆近两个月的登记记录，终于在一家小宾馆找到姚某登记的详细地址。当晚6点左右，济源警方在三门峡市一个出租屋内将姚某抓获，9点左右，灵宝警方将“老二”何成为抓获。
济源警方连夜突审姚某，姚某交待“老三”闫春治也在三门峡租房居住。深夜时分，民警们辗转找到闫春治住处，房东却说一个星期前他就搬到灵宝市了，搬家时用的是两辆三轮车。民警分析，用三轮车搬家，应该离此没有多远。第二天一大早，民警们在周边调查了3个多小时，终于找到闫春治女友的一个女性朋友。这名女青年一开始不肯配合，民警再三做工作，才指认了闫春治的住处。民警迅速赶到，将正在吃饭的闫春治抓获。
6月29日夜晚，济源警方又赶到卢氏县官坡镇，也就是“老五”贾鹏飞的老家。贾鹏飞的父母称其在西安打工，具体地址他们也不清楚，只有一个电话号码。7月1日，民警们直扑西安，与西安碑林警方协同作战，连续走访两天，终于在郊区的一个休闲娱乐场所将在此打工的贾鹏飞擒获。与此同时，山西原平警方传来消息，李补岁、李明瑞等人均被抓获归案。至此，以高建军、李补岁为首的专门拐卖“坐台小姐”的特大犯罪团伙被完全摧毁，并且受到了法律严惩。
贾鹏飞虽远逃西安，却也躲不过警方的追捕
这是个组织极其严密的团伙，他们分工明确，手段残忍，拐、运、卖“一条龙”，选择的对象都是歌厅、舞厅、美容美发店等场所的“坐台小姐”。拐骗方法很简单，先与小姐们结识，装作出手大方，有时还将自己包装成大老板，提个密码箱，放些合同、欠条之类的，慢慢抛出诱饵骗取信任，相熟后，邀请她们去五台山旅游，只要人上了车，就一个也跑不掉了。他们先后用这种方法，将200余名“坐台小姐”骗到原平市龙堂村窑洞集中关押，再以3000至8000元不等的价格卖掉。据高建军、李补岁等人交待，200多名被拐的“坐台小姐”，大多受到人贩子的强奸和轮奸，其中年纪最小的受害者仅16岁。
高建军、李补岁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拐运卖“一条龙”
高建军、李补岁等人十分狡猾，平时都以绰号相称，作案范围包括河南的郑州、洛阳、三门峡、焦作、济源、偃师及山西太原周边等两省10余市县，流动性极大。而作为受害者的“坐台小姐”也是一个社会边缘群体，不仅大多使用假名，也长期离家不归，导致被拐后报案的很少，有的被拐者家人直到警方上门询问还不知女儿已经被拐卖。据受害者们反映，她们被卖的那一带，媳妇中有不少是被拐卖的妇女，有的妯娌几个、婆媳都是被拐卖来的。
从2000年起，全国性打拐战役自上而下全面开展
拐卖妇女儿童现象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开始逐渐增多。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人贩子、解救被拐卖妇女儿童”专项斗争。此后，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在国内呈现逐步下降趋势，特别是2014年之后，降幅最高每年可达两位数。但必须警惕的是，只要传宗接代等传统思想陋习存在一天，此类犯罪就难以完全根除，而且从近年来破获的相关案件来看，其团伙组织日趋严密，犯罪手段更加隐蔽、狡猾，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仍然任重道远。
集中打拐行动成效明显，但国内特别是拐卖儿童现状仍不能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