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一五点半的八字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初一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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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照

我国著名诗人余光中在论散文写作的名篇《剪掉散文的辫子》中,开首就写道:“英国当代名诗人格雷夫斯曾经说过,他用左手写散文,取悦大众,但用右手写诗,取悦自己。对于一位大诗人而言,要写散文,仅用左手就够了。”

余光中眼中的这位“名诗人格雷夫斯”,即20世纪英国著名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不外余光中,博尔赫斯在他的“书之书”《私人藏书》里,早以他一贯的热诚语调力荐过格雷夫斯的历史小说《我,克劳迪亚斯》,也对作者献上了毫无保留的赞誉:“罗伯特·格雷夫斯是本世纪最有个性的作家之一,他既是了不起的诗人、诗学专家、敏感博学的人文学家,又是杰出的小说家、故事作家、神话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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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罗伯特·格雷夫斯在家写作

此外,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长篇小说《零点》,就题献给格雷夫斯。辛波斯卡在札记中,称格雷夫斯“是一个天生的诗人”。而即便获得如此多的名家推崇,在英国也跻身经典诗人之列乃至被供奉于庙堂之上,甚至查询诺贝尔奖官网,能看到他获得提名的次数有至少11次,但在中文世界里,格雷夫斯却仍几近默默无闻。出版领域中,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倒是翻译出版过他的历史小说《我,克劳迪亚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12月)。然而,格雷夫斯在国内,为何并未得到与他在国外尤其是欧美所相匹配的声誉和读者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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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克劳迪亚斯》

从上文博尔赫斯的那句话里,其实可以看出一点儿端倪。格雷夫斯最为人称道和最受欢迎的作品,主要还是历史小说,尤其“古罗马帝国三部曲”(含《我,克劳迪亚斯》在内),在现代历史小说领域有开创之功。但他的学养和成就,有很大一部分则应归于诗集(他的爱情诗为英国诗歌做出了重要贡献)、诗学研究作品(《白色女神》)、神话学研究作品(《希腊神话》)上,而这些题材的作品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是相对冷僻的阅读领域,也难怪斯人作古已近四十年,一直未有引进。

除了《我,克劳迪亚斯》,格雷夫斯还有一本颇受大众读者欢迎的著作,其在1929年出版当年及之后的一段年月里都是欧洲范围的畅销书;此后仍持续长销,至今仍被广泛阅读和传播。这本书就是他生平唯一的自传式回忆录《向一切告别》。今年9月,自在英国首次出版92年后,这本书也终于有了第一个中文译本。在书中,格雷夫斯以悠游裕如的笔调,记录了自己前33年的人生,囊括求学、战争、文学交游和婚姻等人生历程,也为20世纪前30年的英国社会变迁留下了个人视角的注脚和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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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切告别》,【英】罗伯特·格雷夫斯/著 陈超/译,湖南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2021年9月版

格雷夫斯生于1895年,一生跨越两个世纪,也长寿,在1985年离世,见证了20世纪大部分年月的动荡变幻。离世前不久,他的名字被镌刻在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诗人角陈列的石板上,成为被公开纪念的16名伟大的“一战”诗人之一。石板上的铭文是他在大战中相识的诗人朋友威尔弗雷德·欧文所写:“我的主题是战争以及战争的遗憾。诗即在遗憾之中显现。”而关于“一战”,诗人格雷夫斯不但留下了诸多为后世传唱的睿智反讽的战争诗篇,也留下了被美国历史学家、一战史专家保罗·福塞尔誉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佳回忆录”的《向一切告别》。

《向一切告别》笔法轻快节制、略带反讽,七成篇幅讲格雷夫斯作为基层军官在第一线亲历的战争,个中吊诡、愚鲁、惨烈、哀恸,经“诗人的左手”,点化成反讽英国时弊和战时爱国热情虚无性的绝佳写实材料,从侧面烘托出彼时英国社会中由大战孳生的失序和幻灭。作品经久不衰,至今仍被广泛阅读:《卫报》将其选入“各时代最伟大的100部非虚构作品”,耶鲁大学人文公开课“欧洲文明”也将其列入课程推荐书目。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格雷夫斯接受了短暂的军事训练,加入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前往法国,在著名的索姆河战役中全身多处负伤:“就在我们撤退时,一颗二十厘米长的炮弹在我身后三步远的地方炸开。我听见爆炸声,觉得自己肩胛骨之间的地方似乎被狠揍了一拳,但并不觉得痛。那一拳只是爆炸的冲击力,但血流进了我的眼睛里,我有点儿晕眩。我朝穆迪喊道:‘我中弹了。’然后我倒在地上……一块弹片射穿了我的左腿,位置很高,近腹股沟。当时我应该是一个大跨步躲开,才免于被去势。眼睛上方的伤口是一块大理石的小碎片造成的,或许来自巴藏丹公墓里的一块墓碑(后来,我切开伤处把它拿了出来,但一块更小的碎片已经钻入我右眉弓的皮肤下,我保留了它作为纪念)。这个伤口,还有一处手指骨骨折,或许是在我身前炸开的另一颗炮弹造成的。还有一块弹片从我的右肩胛骨尖端下方五厘米处射入,再从右胸乳头上方五厘米处飞出。”

阴差阳错地,官方把他当作伤亡人员上报,《泰晤士报》还刊登了他的讣告:“当天夜里晚些时候,团长克劳谢从海伍德回来,探访了救助站。他见到我躺在角落里,他们告诉他我没救了。第二天早上,七月二十一日,他们清理死者,发现我还没断气,于是把我送上一辆去埃利的救护车,最近的战地医院就在那里。在快乐谷中行车的一路上,每隔三四米就有一个弹坑,颠簸引发的疼痛把我弄醒了。我记得自己在惨叫。但路况稍好时,我又昏迷过去。那天早上,克劳谢照惯例给六七位牺牲军官的直系亲属写了正式的吊唁信……然后,他列出了官方的伤亡名单——名单很长,因为营队只剩下八十个人——里面记载我‘伤重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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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一战期间,身穿军服的罗伯特·格雷夫斯

此外,格雷夫斯仍以克制而幽默的笔调,凝聚决绝也诗意的气息,描写战场上的尸体如何日渐肿胀,为了避战的老兵如何故意“受个小伤”,士官训练时如何粗心大意引爆了手雷……无不让人细味战争的本质是如何荒诞而残忍。

关于战争之外的内容,《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给出了如此褒扬:“一部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学艺术品。最为坦诚的诗人自画像之一。”所谓“诗人自画像”,指的就是书中约两成内容,讲述的是作者的家庭背景和青少年成长经历。在学生时代的格雷夫斯眼中,学院里的教授大多迂腐又刻板,同学也大多浅薄而愚昧,学业更是沉闷乏味。为了排遣烦忧,他课余时间都投入地练习拳击,提笔写诗。

当然,师长中也有让他仰慕的人。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在查特豪斯公学时期和老师乔治·马洛里的一段交集。他们的师生情谊如此开场:“在(查特豪斯公学)最后的两年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除了我和迪克的关系,就是结识了乔治·马洛里——一位二十六七岁的老师,从剑桥大学毕业不久,长着一张娃娃脸,总被误认作学生。从一开始,他就对我平等相待,我有空时总是在他的房间里读书,或和他去郊区散步。他让我了解到现代作家的存在。”

说到乔治·马洛里这个名字,知道的人会第一时间惊叹,难道是他?是的,就是他,那个消失在珠穆朗玛峰上的伟大的登山家:“战争结束后,乔治比以往更加热爱高山。五年后,他死在珠穆朗玛峰上。没人知道他和欧文是否完成了登顶前的最后五百米,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折返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任何曾与乔治一同登过山的人,都相信他一定到达过顶峰,还像以往一样大肆庆祝,没给自己留下充裕的体力下山。我在报纸上读到他的死讯,里面没写到还是温彻斯特公学的优等生时,他登山是为了锻炼自己虚弱的心脏。他对我说过,温彻斯特公学的生活令他十分苦恼,他一度逃离过那里:除了几本心爱的数学书,他什么也没带。”

“诗人自画像”的其他部分,也有讲到战后至格雷夫斯永久去国间的岁月,详细记述与哈代、萨松、T. E. 劳伦斯(即“阿拉伯的劳伦斯”)的交游。与劳伦斯和萨松的深厚友谊堪称佳美,细节读来让人感动。这位萨松,即西格弗里德·萨松,写有诗作名篇《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余光中曾译过一版),也和格雷夫斯一样,是威斯敏斯特教堂诗人公开纪念的16名伟大的“一战”诗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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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1886年9月8日-1967年9月1日),照片摄于1915年

格雷夫斯如此记录自己和萨松的初次相遇:“抵达连队一两天后,我去参观C连的食堂,在那里受到了友好的欢迎。我发现饭桌上搁着一本《莱昂内尔·约翰逊散文集》。那是我在法国见到的第一本既非军事教材也非垃圾小说的读物(除了我自己的济慈和布莱克作品集),我瞄了一眼扉页,书主人的名字是西格夫里德·萨松。然后我环顾四周,想看看谁会叫西格夫里德·萨松,会把《莱昂内尔·约翰逊散文集》随身带到第一营来。答案很明显——我和他攀谈了几句。几分钟后,因为天黑时才有任务,我们就结伴去了贝蒂讷,还谈论起诗歌。”

关于萨松,更值得回味的一段是他因前线所目睹的死亡与虚无,而公开发表的反战宣言。全文不长,被格雷夫斯摘录在书中:

结束战争

一个士兵的宣言

(这则宣言由 S. L. 萨松中尉写给他的指挥官,萨松中尉隶属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第三营,曾获得军功十字勋章,获举荐被授以杰出服务勋章。他解释了他拒绝继续服役的理由。一九一四年八月三日,他参军服役,在法国展现出非凡的勇气,曾身负重伤,如果留在军队,他原本会在本土继续服役。)

我发布这一宣言,是表示我着意向军事权威提出挑战,因为我相信,那些有权力停止这场战争的人正在刻意拖延。

我是一个士兵,我坚信我可以代表士兵们。我之前参加这场战争,是因为彼时这场战争的性质是防卫和解放,但我相信,现在它已演变为一场意在侵略和征服的战争。我相信令我和战友们投身其中的这场战争的目的本应明确公布,让它不可篡改;而如果当初照此行事,曾经促使我们参战的目的,如今通过谈判即可达到。

我亲眼得见并亲身经历了部队遭受的苦难,我不能为了战争邪恶而不公的目的,继续扮演延续苦难的角色。我并非抗议战争行为,而是反对将士兵们当成炮灰的政治上的谬误和虚伪。

在此,我代表那些正在遭受苦难的人向正加诸他们身上的欺骗提出抗议;而且我相信,我或许能促成摧毁那种自鸣得意的冷酷心态,身在本土的人们正是怀着这种心态,在延续着他们并未分担也根本无以想象的苦难。

一九一七年七月

S. 萨松

如今看来,在彼时很可能被送上军事法庭的萨松的“不当言论”,竟是分外地赤忱和清醒,蕴含着穿透历史迷雾的智慧和力量。但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萨松差点儿就要接受军事审判,好在有好友格雷夫斯出手相助,说服了一些官方高层人士,并陪萨松去接受讯问,使得萨松最后只是被认定为精神紊乱,而被送去疗养院接受治疗,远离了是非之地。这一段情节,后世的英国作家派特·巴克也将其用作小说材料,创作了《幽灵路》(“重生三部曲”的第一部,中文版由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9年4月),并问鼎1995年布克奖。

书的其余部分,有小小提及作者与罗素、赫胥黎、庞德、威尔斯、伍德豪斯等活跃彼时文坛的大文豪的交集,作为历史侧写,有一定的价值和趣味。书的末几章写了作者与南希·尼科尔森的婚姻,记录了婚内诸多甜蜜的轶事,但最终二人仍免不了以离散收场,也点出了书名“向一切告别”的源出:“这个故事余下的部分,从一九二六年至今,极富戏剧性,却不能公之于众。我的健康和财政状况都得到了改善,婚姻却逐渐失去活力。舞台上出现了新的角色。我和南希对彼此都说出了一些不可原谅的话。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我们分开了。当然,她坚持要让孩子跟她。于是,我就此去国,打定心意永不再认英国为吾乡——这就是我给本书定名《向一切告别》的来由。”

上面这段,也是全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但在最后一章之后,还有一个简短的“结语”,格雷夫斯总结自己前33年人生,在“结语”也就是全书的最末一段,给自己这段人生定调:“如果有机会重度已逝的岁月,我可能还会做出同样的事,这出自英国统治阶级的新教道德观念的条件反射,尽管混血出身赋予我的叛逆天性,还有高于一切的对诗歌的痴迷,是绝难因年岁增长而消散的。”

这本书已完整读过不下三遍,每次都会感叹:字面上看似强烈关乎“封建守旧”的“英国统治阶级的新教道德观念”,实则古典而朴拙,原始又美丽,会在受其影响的人心中培育和蕴蓄起深厚的心灵力量,为他们日后在死亡的阴影下继续坚持下去提供精神的支撑。格雷夫斯的《向一切告别》作为一部战争回忆录,讲的不是什么战略战局,讲的是蝼蚁一般的作战的个人,是如何在指挥命令和枪林弹雨中踟蹰徘徊,碎裂其心身而求生赴死的;记录的也不只是他个人的生命历程,而更见证了那一整代漂洋过海、奔赴战场的英国青年的故事,其中很多人将不再变老,唯留肉身精魂于历经炮火洗礼的异国他乡。

责任编辑:顾明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