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0年，我年方十八，在连续经历了高考落榜、当兵被刷的沉重打击下，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精打采、一蹶不振，竟一心一意还做着“吃文化饭”的梦。后来，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父亲求了在乡里做文教助理的同学帮忙，第二年春季，到乡里一所偏僻的学校做代课教师，工作暂时有了着落。
根据乡文教科的工作安排，我去这所学校是代一位孕妇教师的初一语文课。在学校老教师手把手的“传帮带”下，我渐渐地掌握了日常教学中备课、上课、板书、批改作业等基本的教学方法，并很快就独立走上讲台了，校长要求边学边问、边练边做，不管如何，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不能受到影响。也许是自己十分热爱这份工作，加上虚心好学、努力进取，我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逐步得到明显提高，在当年度的期末考试中，我所代课的全班学生语文考试成绩，无论总分、高分、平均分等，与同年级其他班级不相上下，校长和其他教师都对我刮目相看。等到女教师产假结束归来上班，校长以本校师资极度缺乏，言词恳切地向乡文教科申请，争取尽量继续留用我，得到了乡文教科领导的批准。
一九八二年，我转眼就到了二十岁，而八十年代初的乡村，还时兴着“订婚”的习俗，青年男女一旦到了这个年龄，家里父母便张罗着请媒人“说媒”，如果双方家人感觉满意，就确定日子办酒宴订婚。订婚仪式就预示着“名花有主”了，如果那一方反悔，是要受到社会舆论监督和遣责的。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大有市场的，而“三转一响、八套布料”等物件，是谈婚论嫁的标配。
那时候，我家在村子里是数一数二的贫穷户，一家五口挤在三间土坯房里，灶房里面搭床铺，权当我们仨兄弟的“卧室”，屋顶上杂色且规格不一的瓦片，是捡拾大队砖瓦厂废弃的残次品，那还是特地找人“开后门”弄来的。晴天时能从屋里看到屋顶和墙壁的许多透亮，雨天时就用大盆小盆忙接水，更担心土坯墙遭淋雨随时坍塌。别说是找“媳妇”了，就连自家的温饱生存，都还是大问题呢。
自从到学校代课后，我就每周带点口粮，吃住在学校里了。家里的生存环境太让人憋屈了，但那个时候的确也束手无策，你穷我穷大家穷，一家不笑话一家。尽管如此，父母还在张罗着“托媒”的事情，媒婆是后面村子上六十多岁的C姓老奶奶，为人热情开朗，乐善好施，她竟然说动了邻庄Q姓女方人家，答应择日组团上门“相亲”。这是当时我们老家的婚姻习俗，是女方人家能否“对眼”（满意）和这桩亲事最终能否谈成的关键。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在C姓老奶奶“巧舌如簧”的周旋下，Q姓女方一行由“进门皱眉”到“出门舒眉”的表情，并当即就落实了“订婚”操办酒宴的日子。事后听老媒婆跟我父母讲，Q姓女方家看中了我当时的相貌和高中毕业的学历，接受了她“穷困只是暂时的，有文化的人肯定会有出路，她家女儿仅读小学三年级，嫁给我今后将衣食无忧”等说辞。
一九八二年盛夏，在父母亲的操持下，我与Q姓人家四姑娘拍了订婚照，女方比我小一岁，双方亲戚一起吃了订婚酒，这门亲事原则上就确定下来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家就本该为正式结婚做相应的准备了。女方家要求另砌三间简单的婚房，那怕是“小五架、空斗墙、杂树梁”也行，没有其他的额外要求。拿当时的社会背景、婚姻习俗来说，这个要求算是相当实在、相当宽松了。可我的家人不仅不给力，还一会儿指责女方家不通情达理，一会儿又指责我好高骛远。他们认为：已经费心劳神帮我订过婚了，后续结婚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了，孩子一旦过了十八岁，父母就没有义务和责任了。
说真心话，当时自己的心理矛盾和心灵煎熬，让我恨不得立刻去死。一方面面对窘迫之至的家庭条件，我很需要得到家人的支持，满足女方家算是比较通情达理的条件，能顺利地完婚。另一方面，家人在这个时候采取不管不顾的态度，让我在蒙受家境寒酸的同时，又感觉实在是无依无靠，一股天生强烈的自卑感、无助感，顿时袭上我的心头。心里也一直在负罪、在纠结，如果这样拖延下去，不是连累了Q姓四姑娘吗？白白地耽误人家的婚姻大事吗？
就从那之后，我渐渐地有了怕遇见Q姓女方家人包括未婚妻的念头，四时八节也不主动上门叩礼了，老远看见人家也尽量躲开了。那时候的负面传闻大都认为，我高人一等做教师了（实际上充其量也就是可能随时去职的“代课老师”），嫌弃人家女方文化低而“变心”了。我蒙受着外界十分刻薄的嘲讽，不能去争辩不能做解释，因为一方是“任性固执”不愿担当的亲父母，一方是“蒙在鼓里”不知就里的准岳父母，两头都感到得罪不起，我究竟跟谁去争辩？到什么地方去解释？久而久之，导致与女方家的误会越来越多，与家人的隔阂也越来越大。
大概在订婚后一年有余的时候，在一个周末的傍晚，我独自上女方家“悔婚”。准岳母当时十分吃惊，可能是为了有回旋的余地，她要求我家如果确定要悔婚，就让媒人和家长一起来谈，否则对我这个无理小子不予理睬。媒婆C姓老奶奶实在是弄不明白，只有媒人说和的，哪有媒人劝散的，态度明确直接予以拒绝。我家人那个时候的态度很滑稽，反正女方家要什么条件你自己去应对，不管好歹也不肯以家长名份出面商量，并且振振有词，家里已经帮你订了婚，你自己想去悔婚，将来如果打光棍，怨不得别人，随你自己怎么折腾。在这种状况下，我的倔强劲日益膨胀，我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上门“退婚”，直到最后一次，准岳母拉着我的手含泪说道：乖乖啊！不是我姑娘今后就找不着婆家，而是我家相中了你这个人，算了吧，强扭的瓜不甜，我家做到仁至义尽了，看来我们是真的无缘。当时，我心里的委屈和苦衷无法解释，唯有就地一跪，随即痛哭流涕夺门而去。
一晃三十八年过去了，我自己人生的这一篇章早已悄然翻过，月老C姓老奶奶和Q姓准岳父母等老人早已作古，Q姓四姑娘也早已嫁为人妇。我们家里也终究没有在我的婚姻上，再花费任何的精力和财物，我也“心甘情愿”地入赘，做了另一人家的“上门女婿”。如今年近花甲，不想此生留下“非议”和骂名，只愿为自己鸣冤辩白，我当时没有丝毫的因学历差异而“负心”于他人，也没有这山望着那山高的白日做梦，更没有象《人生》中的高加林，为了追求黄亚萍而抛弃“巧珍”，如果确实要与高加林相比，我不仅多了一份正视贫穷现实的理智，而且更多了一份准备“先结婚后恋爱，感情靠慢慢培养”的婚姻设想，我与自己《人生》中不期而遇的“巧珍”确属有缘而无份，只能匆匆地擦肩而过。
呜呼哀哉！
（图片选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