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贵
江苏省教育会（1905-1927）之名，今人可能有些陌生。它曾经的领导人包括张謇、黄炎培等，而张、黄在苏教育会的经历，今天也少有人知。笔者曾实地探访江苏省教育会使用最久的旧址（之后曾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所在地），建筑已无遗存，附近的人都表示从未听说过这个组织。名义上讲，江苏省教育会仅是一省级教育组织；但实际上，从清末到北洋时期，它长年拥有全国性的权势与影响力。且学者已经指出，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江苏省教育会并非局外人或被动的“响应”方，它对五四爱国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既然新文化运动之兴起并非北大一方所致，那么回溯五四的“前史”，学者也不能仅仅关注依托北大的知识社群。辛亥前后至五四前夕，是江苏省教育会组织演变的一个关键期，这种变化也关系到同期区域性以至全国性的文教变迁趋势。
在另一面，江苏省教育会又属于近代的“教育会”组织。近代的教育会研究，常见两种思路：或突出借以评估“教育现代化”水准的指标，或出以“官-绅/民”“国家-地方/社会”之类的经典分析框架。如此，教育会研究的问题与结论，与近代议会、商会等组织的研究时常难以区别。换言之，教育会组织的“业界”特征，我们不应漠视，可也不能将之等同于后世较为严格的专门或职业界别的概念。一种应对办法，是将这个问题充分“历史化”，不是对教育组织作静态的定性，而是梳理“教育”界别特征本身发生、演变的动态过程。再结合上节所述，江苏省教育会的界别特征在五四前夕的变迁过程，也影响到了更广视域下的新文化运动“发生”史。
张謇
一、
对于“组织”的研究，不可简化为对组织中个别头面人物的“关系网”的研究。这就需要梳理晚清以来该组织的架构与权责分配情况。在清季，该组织的职位身份，可分为正副会长、干事员、评议员、会董等类。清代江苏省长期存在多方面的“宁（江宁，即南京）属”“苏（苏州）属”之别，为使江苏的省级非官方教育组织能真正促成一省教育的统一，教育总会设于南京、苏州以外的上海，正会长定由宁、苏轮流，经全体会员公举，两位副会长定宁、苏各一，由宁、苏属籍会员分别公举。其他职员各有不同的集会之期，其中的干事员集会最勤，而干事员中常驻上海总部的“驻会干事”，理应与会务关系最密。现将苏教育会历届驻会干事与正、副会长名姓条列于下：
江苏省教育会历年正、副会长与驻会干事。* 时称“总理”。** 时称“协理”。
可见晚清阶段，苏教育会的正副会长，通常是声望甲于苏省的名流。不过，这些名流巨绅往往具有官场、谘议局或实业团体等处的多个职衔，而很难说必以“教育”为其首要的界别标签。联系当时通常的做法，正副会长主要的业界标签暧昧不明，也算不上是一个问题。政、商、学多栖的士绅名流组建或置身于多个业界组织，在清末是普遍现象，而这些“业界”组织与其他界别组织在人事及宗旨方针上，也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乙巳年（1905）九月，江苏省级教育会初建时，称“江苏学会”，不久改名“江苏学务总会”。而发起同人对该会的期许，接近于梁启超在戊戌维新时期表达的“士群曰学会”之意，也就是“士”的一种集结。那么，一省之“士”集结成以“学”为名的“群”，将欲何为？对此，会中最早的驻会干事沈同芳（友卿，1872-1917，江苏武进人，光绪二十年进士）从“地方自治”的角度作出理解，称：“学会者，地方自治之雏形，江苏学会者，尤为全国社会之雏形也。”此处的“地方自治”，体现的是某种立足于地方而相对于“官治”的、政治性的企图心。1906年，江苏教育总会第一个附设的研究会便是“法政研究会”，之后改为“法政讲习所”，均推早稻田大学法政卒业生雷奋（继兴，1871-1919，江苏娄县人）主事，其目的便是“试行地方自治，以立议会之模范”。再结合前引梁启超之言的上文所说的“国群曰议院”，此处“士群”以成立本省“议会”为目标，彰显的正是“士（群）”与“国（群）”、或地域与国家在政治上的紧密关联。
可以说，作为“士群”的“学会”，一开始富于“同人团体”意味，即有共通的偏于政治的意图作为“合群”的保障。可是同在1906年，清廷下令各地成立省县教育会，这一法定的教育会宗旨，仅仅在于“补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普及”，并与省学务公所及省内各地的劝学所“联络一气”。江苏学务总会奉令更名“江苏教育总会”，从此具有了“同人团体”与“法定组织”的双重属性。“法定组织”属性可以提供制度环境保障，方便组织的生存发展；而“同人团体”的属性，则可以促使组织有目标、行动有效率。然而，初期教育总会面对的情况是：“同人团体”的主要目标是设立“议会”、育成“法政”人才，这使得稍后出现了江苏教育总会、预备立宪公会与江苏省谘议局在人员上近乎“三位一体”的局面。但“法定组织”的要求，则是将教育总会的行动约束在教育领域内，江苏教育总会在政学关系上，已经难以公然无视官方的组织定义造成的约束。
1908年，辞职的沈同芳撰成教育总会三年来的事略。事略显示，三年来沈氏最关注的，是如何向官方争权益、争资源，即聚焦于教育总会与政界的关系。在日常文牍事务以外，沈同芳还为自己参与创设法政研究会感到得意，称：“此不敢即谓政治教育，但吾苏各属，即现在筹办谘议局一事，除教育会会员及法政听讲员，肯出任事者有几？任事矣，稍具普通知识不至为无意识之冲突，除上项人员外，又有几？”显然认为法政研究会与法政讲习所对于一省近于“议会”性质的机构——江苏谘议局的人才养成居功至伟。然而在此之外，他便再没有什么“事功”可以标榜，于是下文转为他的长篇自我辩护。面对总会未能促成“教育普及”的质问，他抬出制度规章，回应本会仅能“辅助行政机关”，“照章不涉教育以外之事”。一方面，他以“同人团体”富于政治意图的初期目标不日实现为三年内之成就，一方面却又以“法定组织”的法定限制为成就的有限性辩护，而在他看来，除了官绅各方围绕政学关系的互动，教育总会也难以在其他方面取得可以称述的功绩。
1909年，江苏省谘议局正式成立。虽然清廷并不以此为西式“议会”，但江苏士绅则倾向于认为省谘议局即省议会，这意味着作为“同人团体”的教育总会初定的建立地域性“议会”的目标基本达成。问题是，目标既达，凝聚同人的力量便可能丧失，组织可能趋于涣散，新任驻会干事沈恩孚（信卿，1864-1944，江苏吴县人）便曾直白地表达这种担忧。江苏教育总会若欲保持“同人团体”这一初始属性，便需要为组织培养新的旨趣目标。而在这个问题上，较沈恩孚年轻14岁的黄炎培（任之，一作韧之，1878-1965，江苏川沙人），便给出了聚焦政学关系以外的新思路。
黄炎培
二、
黄炎培对以往会务的观感是：会中文牍仅是“牒诉倥偬”，会议记录仅是“纠理纷难”，即专注于协调政学关系及教育界内部关系，这对于教育革新本身不会有什么帮助。如今“东西列邦文人硕士”积极研求“学理”，中国教育行政中人却对此不予重视，那么教育总会就应该代为担起这一“学理”研究的重任。
这一思路本来也为部章所准许，关键是，“学理”研求要如何在组织行为中体现。己酉年（1909）二月，黄炎培的好友、上海龙门师范教员兼附小办事员杨保恒（月如，1873-1916，江苏川沙人）、浦东中学校教员兼附小主任教员俞旨一（子夷，1886-1970，江苏吴县人，以下均称俞子夷）、通州师范学校毕业生周维城（介藩，1882-1918，江苏太仓人）由江苏教育总会差派赴日考察教育。三人回国后，提示日本教育“锐进”，学理不断刷新，这反衬出中国教育界虽然也吸收外方学理，但对于学理的“更新”反应迟钝。这使深受刺激的黄炎培明文提出总会今后的新目标：于国外，当“岁遣人走东西国，博览而周谘之，录报于会”，于国内，则当“岁遣人往来江南北郡县，指示而策划之，推陈而入新，征长以裨益”，即“研究”的重点在于“更新”，将海外先进学理尽快沿国、省、省属地方逐级输入，而以教育总会“总司其机”，以“尽新陈代谢之效用”。此番考察后，江苏教育总会便设立了“单级教授练习所”，该练习所已非聚焦于政治问题，而是谋求教育方法本身的改良推进。
应予指出，黄炎培早期在江苏教育总会的地位，不宜高估。黄仅于1902年考中举人，而江苏是清代全国科举中进士者最多的省份（且苏南最为集中），举人功名的“含金量”在省域以内比较有限。而按新学标准，黄也只是早年在南洋公学就读约一年，后因故避至日本，仅至清华学校学过日文，未曾正式留学。驻会干事沈恩孚也仅是举人，此外也只是曾经在清末赴日考察。要之，黄、沈在新旧两面的文化养成与资本，均是不高不低，加上难言烜赫的家族背景，大致只可算是“中等”知识人。但自清末以降，正是这些“中等人”与地方学务（主要是中初等教育）关系更为直接，对教学问题的感知更为具体，而他们在新式教育系统中的关系网，也相对更显细密。因此他们虽仍不能避免跨界兼职，但从中择取自身“主要”业界标签的意识，相比身为进士翰林、达官巨商的总会领袖便可能要更为强烈。
而且，干事（包括驻会干事）是江苏教育总会集会最频繁的一类职员，这就对职员到会的便捷度提出较高的要求。长期活跃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且无多少官差牵累的“中等人”在此便有了近水楼台的优势。清末黄炎培在川沙及浦东地区办学，又有南洋公学的关系网（蔡元培在南洋特班是黄的老师）；而沈恩孚则与袁希涛（观澜，1866-1930，江苏宝山人）、贾丰臻（季英，1880？-1945，江苏上海人）等人共享以上海龙门书院-龙门师范-江苏省立第二师范的同学及同事为主脉的关系网。而除却“就近”在上海总部扩展权力，还要考虑上海总部与省内其他地区的联结。在此，黄炎培长期担任会中“调查部”干事，这又为他实现坐镇沪滨、与江苏省内各地教育界的联系提供了职务上的便利。
辛亥革命爆发，黄炎培参与东南光复，之后一度担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而民初江苏教育总会已更名“江苏省教育会”，会董制取消，两位副会长的设置也改为一位。1914年2月辞官后，黄炎培便因居官期间及之前在江苏省县教育界积累的声望与人脉，在当年8月的苏教育会常年大会上当选副会长。两年后，辞去苏省民政司副司长之职的沈恩孚，也再次担任驻会干事。至于张謇，虽然从民元至1921年均担任正会长，但他自1913年10月起均在北京为官，至袁世凯称帝前后才辞职南下，之后的事业重心也在家乡南通，对苏教育会事务的参与度已经低于晚清阶段。概言之，民国初年声望甲于一省的绅耆名流倾心政界事务，这在客观上就为教育界的“中等人”腾出了更多的上升空间。1914-1921年间代表苏教育会立言行事者，通常便是黄、沈诸人，苏教育会于是形成了正会长为组织提供声望、人脉与保护伞，而由副会长、驻会干事诸人掌握实权的局面。
在这一过程中，组织方针的演变，是与权力更迭互相促成、同时进行的。期间，江苏省教育会作为“法定组织”，会众规模持续扩大；而“同人团体”中的某些“中等人”圈子，主要是黄炎培的浦东同乡、同事圈子（包括俞子夷、杨保恒、张志鹤等）与包括沈恩孚在内的上海龙门书院-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圈子（包括袁希涛、袁希洛、吴馨、贾丰臻等）的地位开始凸显。这一局面的形成，关系到黄炎培等人在清末已经表露的、着重学理更新的行动方针受到其他会中要人的支持或默许，逐渐变成组织本身的目标旨趣。
1914年辞官后，黄炎培在国内正式突破一省范围，开展实地调查。从安徽开始，到江西、浙江，同年9月又北上山东及京津地区。黄炎培称，如此从事教育，可以比作“治病”：“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内国考察，寻病源也”，纸面、实地双管齐下，海内、海外相辅相成，以强化病理与药理研究，实现“对症下药”。相应地，黄任副会长次月（1914年9月），苏教育会干事会即订定附设“研究会”通则五条，不久便成立英文教授、小学教育、理科教授、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种研究会，这些研究会大部分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聚焦的是教育攸关的知识学理本身。
显然，江苏省教育会这样的联络各地“一线”教育工作者的组织，也可以为学理的引进、传播提供关键的渠道。教育实践中存在哪些具体问题，相应何种知识学理会更利于知识思想的代际传播，教育一线工作者也拥有至少不小于久居书报出版机构之编撰者的发言权。民国元年，经江苏省议会议决，由江苏省当局委托苏教育会筹建“图书审查会”，以杨保恒为审查长，审定图书作为全省暂行教材。而江苏省教育会自身的出版事业，在民初也有进展。除却与上海的大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及沪上大报（如《申报》《时报》）保持关系，苏教育会自身也于1913年5月推出《教育研究》月刊。此刊宗旨如其刊名，所谓“理以明辩而始得学，以互竞而乃精，一校之美恶，可推而之一邑一省而及全国，而兴焉革焉，其庶几渐臻于统一，而渐达于普及乎？”重点依恃教育界自身的网络（而非完全倚赖大出版机构的平台），互通有无，以求共同研究学理。该刊自第26期（1915年12月30日）起改为季刊，后于1916年9月停办，改出教育会月报，“遇有研究之件或特别会务”，再增发《临时刊布》一种。
《教育研究》多登苏教育会同人文章，曾着重宣传黄炎培等人大力提倡的“实用主义”理念。1914年3月，会中出版黄炎培等人译自日人著作、内容又大加修改的《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作为《教育研究》的新年临时增刊。另外，或是在苏教育干事、商务印书馆编辑庄俞等人的操作下，上海《教育杂志》也于同年推出了以“实用主义”为主题的增刊。1915年，黄炎培亲自赴美考察，此后他开始将所倡之理念标签从较“抽象”的“实用教育”转向更为“具体”的“职业教育”。1917年，黄、沈等人又牵头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该社正是从江苏省教育会附设的职业教育研究会发展而来。
综括上文，从清季到民国，在组织的法定地位及组织中人自身观念、人际关系等多种要素的综合作用之下，苏教育会“同人团体”与“法定组织”的双重属性得以维持。而会中领导层对于作为事业界别的“教育”二字的认识也持续深化，对于身在此会此界应做什么、能做什么的问题，见解也趋于清晰。教育不再被认为理应直接导向政治、不再仅是政治的附庸，教育领域本身应该、也能够供人深耕细作，这些正是某些未尝跻身政治高层、但长期操持地方学务的“中等”知识人的经验之谈，而其中也自然包蕴了他们对于自身主要事业选择的“合理化”机制。
三、
这些原先的“中等人”的雄心不止于此。在民初，江苏省教育会尚且有意使自身成为沟通国内各个区划层级，乃至沟通中外教育界的一个枢纽性组织，以利学理之汲引流通。对此，黄、沈等实际领导人的策略，便是充分结合人脉拓展与进一步的组织建设，将对该会“区域”性质的突破予以“常态化”。
策略之一，是与其他组织联合发起全国性的社团或会议，在此不拟展开。策略之二，则是依托上海这一东南巨埠，延伸苏教育会自身的组织触角。黄炎培就任副会长不久，1914年10月9日，苏教育会即新设“交际部”。该部正是为了打破该会限于一省职责的体制内定位，直接联络沪、宁等地的外洋知识教育界（也可触及省外的华洋文教界）。该部中人多半在上海、南京两地的学校任职，不少人有留学经历，而留美归国者在苏教育会交际部中显然最为活跃。
交际部的首任书记是余日章（1882-1936，湖北蒲圻人）。余日章是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1913年主持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时称全国组合）演讲部，后来苏教育会设演讲传习所，由余氏担任指导，基于对青年会与留美学生经验的直接借鉴，苏教育会的演说活动得以蓬勃开展。1915年，黄炎培随农商部游美实业团出国考察，时任农商总长是江苏省教育会会长张謇，而实业团书记即是余氏，可见此行颇有苏教育会中人“自导自演”的意味，而余氏也在此“演职员表”之内。1916年，余氏就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而回到江苏省教育会交际部成立之初，余日章即曾撰英文宣传稿一篇，“报告江苏省教育会十年之进步成绩，并宣布交际部之宗旨及办法”；之后又将类似内容的英文函件分寄四方，以联络省内外“中西教育家之感情”。再后，交际部一面继续对外宣传会务，一面听取外方建议筹划新的教育设施，输入不限于教育学的知识学理，如苏教育会所附的各种研究会，不少便是参考了外方意见而设。
交际部此期的重要干事，还有长驻南京的郭秉文（鸿声，1880-1969，江苏江浦人）。郭秉文于1914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是为中国首位教育学博士。归国后，郭氏任1914年8月组建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代理校长（1919年8月底9月初，转为正式校长）。此外，郭的博士论文1915年在美出版，1916年即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中译本（《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由黄炎培为之作叙。他曾以苏教育会名义，公开倡议中外学校间的交流合作。其他重要的交际部干事还有长驻上海总部的蒋梦麟（1886-1964，浙江余姚人），相关详情有待另文展示。
如上所述，五四前夕留美归国、活跃于文教界者除却进入北大的胡适等人，驻留东南者更是为数不鲜。这很大程度上便是黄、沈等苏教育会领导人主动寻求这一高学历知识群体的支持，借助其学历、人脉与由学历标示的学理水准，提升自身文教事业的含金量与影响力。而且，这绝非只是请留学生“站台”而已，而是使他们实际承担会务。通过安排工作、联络出版著作（如博士论文）等方式，苏教育会帮助这些留学生成为江苏省其他文教组织的骨干成员，并将之拉入江苏省教育会组织边界以内靠近权力中心的位置；包括苏教育会在内的多个组织骨干成员的集会，遂可同时被认为系苏教育会的“内部”集会，以一组织带动或协调多个组织共同行动，该组织争取涉外各方响应或配合的能力，也因此有了更多组织架构本身的保障。
与此相应，民初江苏省教育会引进学理，不再一味来者不拒，而已越发有意辨析、标榜其间真正的“世界潮流”。晚清时杨保恒、俞子夷、周维城赴日考察，在回国后的宣讲中周维城便称，日本教育所学习的欧西新说可以总结为改革、社会、折衷、实验四说，其中“实验说”为“现今最新之学说”，该学说“因科学之种种实验以研究教育之理法”。到民初，苏教育会领导人越发坚定了欧美方面的学理优于日本的信念，他们试图在知识信息摄取基础上，进一步归结出“世界新潮”的具体标签以及相关的学说谱系。同时，也为改善某种表面而零碎的研习状况，亲至欧美的考察所得、拥有海外高学历者的见解以及西洋学者的“现身说法”，便受到了江苏省教育会领导人格外的重视。
1912-1918年间，黄炎培等人继续热衷于海外考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主战场在欧洲，江苏教育界的实地考察对象，在“欧”“美”之间开始进一步向“美”倾斜。与美方接触较多的苏教育界考察者与留学生，对于晚清以降大量自日本输入的教育及相关学说，多以浅陋、过时或二手视之，国内若欲“急起直追，勿落人后”，自须直接汲引真正的“世界新潮”，而非倚赖东洋转手。这种“新潮”标签，包括黄炎培等人大力提倡的实用主义、职业教育，此外尚有生活教育、本能教育、自动（主义）教育、平民（主义）教育等名目，这些名目彼此关联，而且可以将关联延伸至后来进入视野的主义学说，主旨在于强调教育应贴近“社会”或“生活”，在方法上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及“自治”“自动”能力，突出、抬高教学过程与结果中学生一方的能动性。另外，这也牵涉哲学、伦理、心理等其他科类知识学理的引进；只是需要说明，基于苏教育会领导人向来对于学理研究的理解，汲引外方学理的关键不在求精、求深，而在保证速度，将之“不过时”地广播海内。相应地，美方资源开始在他们惯常言说的学人与学说谱系中凸显，其中就包括了后来被称作“实验主义”哲学家与教育家的杜威等人。大致来说，到“五四”前夕，相比北京大学、京沪“研究系”中人对于英、法、德、俄等国思想学理仍有相当的摄取力度，苏教育会汲引外方学理资源的“国别”标签似乎更为单一鲜明；美方资源之所以能在“五四”之前的全国文教趋势中处于突出地位，不宜忽视江苏省教育会的助力。
换个角度看，汲引海外新潮，终归是为应对中国自身的问题。在此，海外主要提供“药方”，海内主要仍是展示“病症”，药方虽须因地制宜，海内既有的思想学理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但中国文教整体上务必随着尽可能“新”的外源潮流而改，则几乎是无疑问的。黄炎培便曾明言，“世界新潮”“风驰电掣以来，真理所在，莫之与抗”，在此潮流的压力或感染之下，“吾国人必有大彻大悟之一日”，而“吾辈”职责，便在“尽其力之所至，唤使早觉，勿久陷于迷途”。其认为世界“潮流”只可迎而不可拒，进而自居国内“先觉”者地位、以觉“后觉”的意识，实不逊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国内开始形成举国求新的氛围。1918年12月，江苏省教育会联合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暨南学校、中华职教社，在上海苏教育会会所内成立“中华新教育社”，以蒋梦麟为主任。其中北大由校长蔡元培函托黄炎培代表，苏教育会另以沈恩孚为代表，其他代表为南京高师代理校长郭秉文、暨南校长赵正平、中华职教社代表余日章，他们都是江苏省教育会的会员。可以看出，这一以“中华”为名的社团的成立会，实际上为江苏省教育会所“承包”，一个省级组织可以获得多方正式授权，公然地“代表”全国。不久该社更名“新教育共进社”，于1919年2月在沪推出《新教育》月刊，同样以蒋梦麟为“主干”（即主要编撰人）。创刊宣言中称，要“在此新时代中，发健全进化之言论，播正当确凿之学说”，其联结各方，借某种海外之“势”以推动海内文教之全盘革新的企愿，昭然可见。
民国十四年（1925年）《新教育》杂志
1919年4月末，杜威受郭秉文、陶知行、胡适、蒋梦麟等人之邀来华，其来华演讲首站，便是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新教育》第1卷第3期便是“杜威号”，向国人初步介绍杜威各学科领域的学说。后来黄炎培回溯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谋求革新的历程，将之与欧美文教新潮建立直接的联系，给出从划一、严肃教育到发展个性的“自动主义”，以及从书本、虚名教育到注重社会生活的“实用主义”这一双线复合的变化线索。而杜威亲自来华，则使早先“口头笔底”、一鳞半爪的学理研求升格为“探本穷源之指导”。既要“探本穷源”，所涉学理当不限于教育专门；而江苏省教育会的知识思想接受史，也被建构为一个不断趋于系统与条理化、因此也不断靠近其所认定的世界“新潮”本真的过程。
当然，及时更新教育相关学理、紧追选定的世界文教新潮，几乎成为江苏省教育会的组织性格，这并不意味着其关涉政治的初心已遭彻底抛弃。这方面的表现，集中于“地方自治”的相关议题，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总而言之，今人研究晚清与五四之间的文化教育组织，不宜将组织的兴起演变不假思索地视作某种整体性思想文教趋势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事实上，组织行为既处于趋势之中，也可作用于趋势本身。江苏省教育会并无北大那般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法定地位，民国初年该组织实际的领导权，又进一步为一批文化资本不高不低的“中等人”所掌握。然而，该组织却得以维持甚至扩展其在东南区域内外的影响力，并将此影响力进一步用于凸显全国文教革新的某些倾向性。其中的缘由，关系到富于能动性的组织建设。此番对于组织权力更迭、架构调整与目标变化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五四”前夕时人对于近代“教育”组织应做什么、能做什么的理解之变迁。
（论文《组织演变与文教革新——晚清与五四之间的江苏省教育会》首发于《史林》2021年第3期。本文经作者改写后授权澎湃新闻刊登，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