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鉴八字精华 黄鉴八字直读法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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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鉴八字精华

明代徽州新安黄氏刻工众多,在中国出版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据统计,黄氏从明正统间开始刻书,一直刻到清道光间,历时400余年。明代是黄氏刻工最活跃的时期,黄氏28世以前的280位刻工都生活在明代。兹就明代黄氏刻工及其刻书举例如下。[1]

二十一世刻工有黄积善、黄佛生、黄多保等。

二十二世刻工有黄文显、黄文德、黄文敬、黄文赞、黄文汉、黄文善、黄文希、黄文达等。其中黄文敬于天顺、成化间刻《草字千字文》,弘治二年(1489)刻《雪峰胡先生文集》,弘治十二年(1499)刻《新安文献志》。

二十三世刻工有黄永昇、黄永晟、黄永旻、黄永杲、黄勖、黄昴、黄晨、黄永明、黄永鼎、黄永昱、黄永早等。其中黄永昱于弘治十二年(1499)刻《詹氏宗谱》,弘治十五年(1502)刻《徽州府志》,正德二年(1507)刻《篁墩程先生文集》,万历三年(1575)刻《史记》,万历四年(1576)刻《新五代史》,万历五年(1577)刻《文子》、《天隐子》和《无熊子》。

二十四世刻工有黄仕珍、黄仕环、黄仕琇、黄仕璋、黄仕珑、黄仕琥、黄仕球、黄仕琰、黄仕珪、黄仕琼、黄仕琳、黄仕瑶、黄仕珏、黄仕瑜、黄仕珊、黄仕宪、黄仕珂、黄仕瑚等。其中黄仕琇于嘉靖间刻《张氏统宗正谱》、嘉靖三十年(1511)刻《皇明名臣经济录》和《六臣注文选》,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徽州府志》。

二十五世刻工有黄钧、黄钩、黄镀、黄銮、黄鉴、黄鏳、黄钱、黄万清、黄锡、黄磁、黄锐、黄铅、黄铉、黄钿、黄铸、黄铧、黄锦、黄镐、黄镗、黄镜、黄铎、黄铭、黄锵、黄鏻、黄鑽、黄银、黄钦、黄锴、黄锓、黄釿、黄钢、黄铤、黄钜、黄锋、黄铝、黄銓、黄键、黄鎰、黄钞、黄鋑等。其中黄鋑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刻《筹海图编》,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徽州府志》,万历间刻《玉玦记》、《辞赋标义》、《帝鉴图说》、《程朱阙里志》、《新刊汇编秦汉精华》、《秦汉六朝文》、《剪灯新话》等。

二十六世刻工有黄烈、黄三阳、黄四阳、黄德时、黄德宠、黄应进、黄德奇、黄德懋、黄德新、黄德修、黄尚澜、黄尚涧、黄守言、黄守诚、黄守训、黄守恩、黄守认、黄守德、黄应和、黄应宾、黄应椿、黄应贤、黄应老、黄应登、黄应立、黄应选、黄观福、黄继福、黄应逵、黄应遂、黄应麟、黄应汴、黄尚序、黄千老、黄应淳、黄应济、黄应道、黄应沐、黄应渭、黄应周、黄应宣、黄应瑞、黄应祥、黄应地、黄应星、黄应斗、黄应元、黄应组、黄应纶、黄应绅、黄应鹤、黄应聘、黄应鸿、黄应淮、黄应乾、黄应坤、黄应秋、黄应风、黄应鸾、黄应魁、黄应栋、黄应辉、黄应臣、黄应忠、黄应孝、黄应节、黄应义、黄应科、黄应积、黄应和、黄应卿、黄应开、黄应光、黄应澄、黄应绍、黄应嵩、黄应岳、黄应岱、黄应巍、黄应徽、黄应明、黄应显等。其中黄应光于万历间刻《西厢记》、《小瀛州十老社会诗图》、《昆仑奴》、《元曲选》、《李卓吾先生批评玉合记》、《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等。

二十七世刻工有黄一柱、黄一枝、黄一桂、黄一楷、黄一彬、黄一凤、黄一木、黄一村、黄一林、黄一森、黄一本、黄一椿、黄一松、黄一心、黄一乾、黄一伟、黄一中、黄一遇、黄一遂、黄一鹤、黄三安、黄四安等。其中黄一楷于万历间刻《西厢记》、《南琵琶记》、《元本出相北西厢记》、《闺范》、《古杂剧》、《李卓吾先生批评浣纱记》等。

二十八世刻工有黄正中、黄明中、黄建中、黄秀中、黄亨中、黄承中、黄行中、黄从中、黄得中、黄衡中、黄值中、黄健中、黄方中、黄序中、黄茂中、黄义中、黄重中、黄亮中、黄允中、黄用中等,其中黄建中于万历间刻《闺范》,天启间刻《歙志》;崇祯间刻《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和《新刻绣像批评玄雪谱》等。

为什么明代新安刻工能代代相传,刻书众多呢?

第一,自然环境为黄氏刻书创造了有利条件。新安即今皖南歙县、休宁、绩溪、黟县、祁门、屯溪以及江西婺源的古称,因祁门的新安山而得名。新安地处万山丛中,人多田少,生活艰辛。据许承尧《歙事闲谭·风礼教考》云:“农力最为勤苦,缘地势陵绝,厥土骍刚而不化。水湍急,潴蓄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雨骤涨,而粪壤之苗又荡然矣。大山之所落,力垦为田,层累而上,十余级不盈一亩。刀耕火种,望收成于万一。深山穷民,仰给杂粮。早出皆耕于山,耦樵于林,以警狼虎;暮则相与荷出锄负薪以归。精馔华服,毕生不一遘焉。”务农无望,就有可能抽出大量劳力从事刻书工作。自然环境迫使众多黄氏刻工弃农刻书。刻书不仅需要劳力,而且需要木材、纸、墨等。新安群山,层林密布,具有十分丰富的木材资源。据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二:“徽处万山中,每年木商于冬时砍倒,候至五六月,梅水泛涨,出浙江者,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为力甚易。”木材除了大量外运外,也为当地刻书创造了有利条件。檀皮、松烟、梨树、枣木等是制造宣纸、徽墨和版片的极好原料。雕版印刷需要大量木材。新安黄氏众多刻工世代刻书,用树之多,可想而知。又据《寄园寄所寄·云谷卧余》:“徽处万山中,绝物农桑利,荈茗之外惟墨……新安四宝:澄心堂纸、汪伯玄笔、李廷珪墨、旧坑石之砚。”可见,“文房四宝”也是新安的特产。新安造纸技术非常之精,据记载:“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节之,续于大熏笼上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于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2]明时新安刻书多用白绵纸,这种纸以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较厚,有韧性,不易撕破。另外,还能造一种能做衣的纸张,纸质尤其坚韧。关于新安制墨,文献多有记载,据明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六:“近代惟新安罗龙文所作,价逾拱璧。即一两博马蹄一斤,亦未必得真者,盖墨之能事毕矣。新安人例工制墨,方与鲁最著,汪太涵司马与之联姻,奖饰稍过,名震宇内,所刻《墨谱》,穷极工巧,而同里程君房几超而上之,两人贸首深仇,程墨曾介内臣进之今上,方愈妒恨。程以不良死,则方力也。程亦刻《墨苑》,斗奇角异,似又胜方,真墨妖亦墨兵矣。”可见新安制墨市场竞争激烈,方程之争便是一例。明代新安墨可分为三类:一为文人“自怡墨”,如汪太涵“千秋阁”、程孟阳“古松煤”、李长衡“慎娱室”等均属此类;二为“精鉴墨”,如罗小华“临池志逸”、潘方回“闲闲堂”、吴季长“一茎草”、李耀祖“黑松使者”等均属此类;三为“实用墨”,如程幼博、方于鲁、潘方凯、方瑞生、吴守默、汪希古、程一卿等所制墨均属此类。总而言之,新安自然环境为刻书提供了人力和物力,黄氏刻工因此能够代代相传。

第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黄氏刻书的学术基础。新安地处山区,一方面,战争较少,“自昔战乱,中原衣冠多避地来此”[3],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奠定了深厚的正统的中原文化的根基;另一方面,崇山峻岭又是一个巨大的屏障,使新安地区与世隔绝,形成一个独立的文化发展空间。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相互碰撞,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新安文化(亦名徽派文化)。新安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千百年来,它把一代又一代的新安人团结在一起,形成众多的文化世家。据统计,单是明代中期的新安文化世家就有84个。这些文化世家都有完整的家谱体系。《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427部族谱中,新安世家占了一半以上。新安世家重视教育子女,今存古民居楹联云:“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明末新安六县已有书院54所,平均每县6所,比例之高,实属罕见。由府学、县学、家塾、社学、书院组成的教育网络,培养了大批人才。据许承尧《歙县志》记载:“王□州(即王世贞)先生游黄山时,三吴、西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也鲜有能敌之者。邑中汪南溟(道昆)先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僦名园数处,俾使来者各散处其中,每客必一二主人为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约各称其技,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至琴弈、篆刻、堪契、星相、投壶、蹴踘、剑槊、歌吹之属,无一不备。与其谈则酬酢纷纭,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时或屈于主,□州先生大称赏而去。”可见明代新安人才辈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明清两代新安籍进士人数仅次于苏州府,全国名列第二,单是婺源,潘珏一门就有九位进士,其中四位官至尚书,后人誉为“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四库全书》收书3461种,其中新安籍著者的著作有197种,占著作总数的十八分之一。新安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文化名人,在理学、医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形成一脉相承的家学传统。在理学方面,新安是程朱理学的正宗传人,“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恃,而以邹鲁之风传若子孙”[4]。至今新安到处可见的节烈牌坊、聚族而居的同姓村落,尚可窥见古代新安程朱理学的深刻影响。在医学方面,从东晋到清末,新安可考名医近70人,可考医籍800多种。其中明代可考名医有程重光、汪石山、黄古潭、孙一奎、江瓘、程玠、江应宿、吴正伦、余傅山、余午亭、吴鹤皋、陈嘉谟、江宦、徐春圃、方广、吴勉学、孙文胤、程芝田、叶芝帆等。他们的著作涉及内、外、妇、儿、喉、伤、疡、针灸、推拿等各个方面,其中,江瓘《名医类案》是我国第一部总结历代医案的专著,徐春圃《古今医统大全》被誉为古代名医十大医籍之一。孙一奎《赤水玄珠》是一部综合性临床医籍,有分类细致、科别整齐、长于辨证等特点。在医学流派上,新安医学与易水医学、河间医学、孟河医学等相比,无论在名医数量或著作内容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在文学方面,新安地区涌现了不少文学家,据光铁夫编《安徽名媛诗词征略》统计,历代新安诗词女作者至少有110人,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是非常难得的。在艺术方面,单是明代新安地区的著名画家就有余有道、罗文瑞、胡唯、韩铸、毕懋康、詹景风、丁云鹏、程嘉燧、黄应澄等。众多画家用智慧的双手创立了闻名遐迩的徽派艺术,与建安派、金陵派等并驾齐驱。徽派艺术具有刻画精细、背景繁复等特点。另外,徽墨、徽笔、徽砚、徽剧、徽菜等的形成都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密切相关。浓重的文化氛围孕育了黄氏一族,从而使其能够并且可能在刻书方面大显身手。

第三,“儒而好贾”、“贾而好儒”,为刻书提供了大量经费和发行网络。为了谋生,古代新安经商成风。明王世贞云:“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著十一在内,十九在外。”[5]《歙志》也说:“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徽商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商业集团,其资金之雄厚,活动地域之广阔,影响之大,是任何一个商业集团无与伦比的。徽商足迹遍天下,无远不至,不少地方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兹将著名徽商列表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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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外出徽商大多经营盐业、典业、茶叶业、木材业等,也有外出经营刻书者,据周芜《徽派版画史论集·黄氏刻工考证》,黄氏刻工到杭州者有黄铤、黄铣、黄铝、黄烈、黄尚润、黄观福、黄继福、黄应秋、黄应积、黄应和、黄福元、黄满元、黄一楷、黄一彬、黄积明、黄七宝、黄八宝、黄一松、黄社员、黄三安、黄四安、黄一枝、黄贞祥、黄贞德、黄建中、黄义中、黄重中等;到苏州者有黄鐈、黄德宠、黄应淮、黄应凤、黄应鸾、黄一佐等;到北京者有黄尚序、黄千老、黄朔等;到南京者有黄肿、黄明中、黄应麟、黄铃、黄亨中等;到镇江者有黄一本、黄行中、黄从中、黄得中、黄衡中、黄值中、黄健中、黄一椿、黄质中等;到婺源者有黄钧、黄钩、黄镑、黄应皋等;到金华者有黄长孙、黄喜孙等;到霸州者有黄天祥等。外出徽商为了加强凝聚力,成立了100多个会馆,如杭州的惟善堂、皖中的新安众友、通州的公益堂、常州的紫阳书院,还有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诚善堂、思恭堂、广仁堂、敦善堂等。这些会馆实则徽商的联络中心,它将众多徽商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徽商网络。在收购(生产)、运输、销售三个环节中资本融通、信息共享,保护徽商的合法权益,为徽商提供种种方便。总而言之,徽商把“儒”和“贾”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儒而好贾”,“儒”使“贾”经商有道,大发其财;“贾而好儒”,“贾”给“儒”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儒”和“贾”的良性循环,就是徽商的成功之道。黄氏刻工作为徽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加上四通八达的发行网络,刻书业的兴盛是不言而喻的,这正是黄氏刻工世代相传、乐此不疲的原因所在。

注释:

[1]周芜,徽派版画史论集:黄氏刻工考证

[2]罗愿,(淳熙)新安志卷10

[3]胡晓,新安名族志序

[4]茗州吴氏家典卷首

[5]王世贞,州山人四部稿卷6:赠程君五十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