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新安黄氏刻工众多，在中国出版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据统计，黄氏从明正统间开始刻书，一直刻到清道光间，历时400余年。明代是黄氏刻工最活跃的时期，黄氏28世以前的280位刻工都生活在明代。兹就明代黄氏刻工及其刻书举例如下。[1]
二十一世刻工有黄积善、黄佛生、黄多保等。
二十二世刻工有黄文显、黄文德、黄文敬、黄文赞、黄文汉、黄文善、黄文希、黄文达等。其中黄文敬于天顺、成化间刻《草字千字文》，弘治二年（1489）刻《雪峰胡先生文集》，弘治十二年（1499）刻《新安文献志》。
二十三世刻工有黄永昇、黄永晟、黄永旻、黄永杲、黄勖、黄昴、黄晨、黄永明、黄永鼎、黄永昱、黄永早等。其中黄永昱于弘治十二年（1499）刻《詹氏宗谱》，弘治十五年（1502）刻《徽州府志》，正德二年（1507）刻《篁墩程先生文集》，万历三年（1575）刻《史记》，万历四年（1576）刻《新五代史》，万历五年（1577）刻《文子》、《天隐子》和《无熊子》。
二十四世刻工有黄仕珍、黄仕环、黄仕琇、黄仕璋、黄仕珑、黄仕琥、黄仕球、黄仕琰、黄仕珪、黄仕琼、黄仕琳、黄仕瑶、黄仕珏、黄仕瑜、黄仕珊、黄仕宪、黄仕珂、黄仕瑚等。其中黄仕琇于嘉靖间刻《张氏统宗正谱》、嘉靖三十年（1511）刻《皇明名臣经济录》和《六臣注文选》，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徽州府志》。
二十五世刻工有黄钧、黄钩、黄镀、黄銮、黄鉴、黄鏳、黄钱、黄万清、黄锡、黄磁、黄锐、黄铅、黄铉、黄钿、黄铸、黄铧、黄锦、黄镐、黄镗、黄镜、黄铎、黄铭、黄锵、黄鏻、黄鑽、黄银、黄钦、黄锴、黄锓、黄釿、黄钢、黄铤、黄钜、黄锋、黄铝、黄銓、黄键、黄鎰、黄钞、黄鋑等。其中黄鋑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刻《筹海图编》，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徽州府志》，万历间刻《玉玦记》、《辞赋标义》、《帝鉴图说》、《程朱阙里志》、《新刊汇编秦汉精华》、《秦汉六朝文》、《剪灯新话》等。
二十六世刻工有黄烈、黄三阳、黄四阳、黄德时、黄德宠、黄应进、黄德奇、黄德懋、黄德新、黄德修、黄尚澜、黄尚涧、黄守言、黄守诚、黄守训、黄守恩、黄守认、黄守德、黄应和、黄应宾、黄应椿、黄应贤、黄应老、黄应登、黄应立、黄应选、黄观福、黄继福、黄应逵、黄应遂、黄应麟、黄应汴、黄尚序、黄千老、黄应淳、黄应济、黄应道、黄应沐、黄应渭、黄应周、黄应宣、黄应瑞、黄应祥、黄应地、黄应星、黄应斗、黄应元、黄应组、黄应纶、黄应绅、黄应鹤、黄应聘、黄应鸿、黄应淮、黄应乾、黄应坤、黄应秋、黄应风、黄应鸾、黄应魁、黄应栋、黄应辉、黄应臣、黄应忠、黄应孝、黄应节、黄应义、黄应科、黄应积、黄应和、黄应卿、黄应开、黄应光、黄应澄、黄应绍、黄应嵩、黄应岳、黄应岱、黄应巍、黄应徽、黄应明、黄应显等。其中黄应光于万历间刻《西厢记》、《小瀛州十老社会诗图》、《昆仑奴》、《元曲选》、《李卓吾先生批评玉合记》、《李卓吾先生批评红拂记》、《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等。
二十七世刻工有黄一柱、黄一枝、黄一桂、黄一楷、黄一彬、黄一凤、黄一木、黄一村、黄一林、黄一森、黄一本、黄一椿、黄一松、黄一心、黄一乾、黄一伟、黄一中、黄一遇、黄一遂、黄一鹤、黄三安、黄四安等。其中黄一楷于万历间刻《西厢记》、《南琵琶记》、《元本出相北西厢记》、《闺范》、《古杂剧》、《李卓吾先生批评浣纱记》等。
二十八世刻工有黄正中、黄明中、黄建中、黄秀中、黄亨中、黄承中、黄行中、黄从中、黄得中、黄衡中、黄值中、黄健中、黄方中、黄序中、黄茂中、黄义中、黄重中、黄亮中、黄允中、黄用中等，其中黄建中于万历间刻《闺范》，天启间刻《歙志》；崇祯间刻《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和《新刻绣像批评玄雪谱》等。
为什么明代新安刻工能代代相传，刻书众多呢？
第一，自然环境为黄氏刻书创造了有利条件。新安即今皖南歙县、休宁、绩溪、黟县、祁门、屯溪以及江西婺源的古称，因祁门的新安山而得名。新安地处万山丛中，人多田少，生活艰辛。据许承尧《歙事闲谭·风礼教考》云：“农力最为勤苦，缘地势陵绝，厥土骍刚而不化。水湍急，潴蓄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雨骤涨，而粪壤之苗又荡然矣。大山之所落，力垦为田，层累而上，十余级不盈一亩。刀耕火种，望收成于万一。深山穷民，仰给杂粮。早出皆耕于山，耦樵于林，以警狼虎；暮则相与荷出锄负薪以归。精馔华服，毕生不一遘焉。”务农无望，就有可能抽出大量劳力从事刻书工作。自然环境迫使众多黄氏刻工弃农刻书。刻书不仅需要劳力，而且需要木材、纸、墨等。新安群山，层林密布，具有十分丰富的木材资源。据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二：“徽处万山中，每年木商于冬时砍倒，候至五六月，梅水泛涨，出浙江者，由严州；出江南者，由绩溪顺流而下，为力甚易。”木材除了大量外运外，也为当地刻书创造了有利条件。檀皮、松烟、梨树、枣木等是制造宣纸、徽墨和版片的极好原料。雕版印刷需要大量木材。新安黄氏众多刻工世代刻书，用树之多，可想而知。又据《寄园寄所寄·云谷卧余》：“徽处万山中，绝物农桑利，荈茗之外惟墨……新安四宝：澄心堂纸、汪伯玄笔、李廷珪墨、旧坑石之砚。”可见，“文房四宝”也是新安的特产。新安造纸技术非常之精，据记载：“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节之，续于大熏笼上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于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2]明时新安刻书多用白绵纸，这种纸以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较厚，有韧性，不易撕破。另外，还能造一种能做衣的纸张，纸质尤其坚韧。关于新安制墨，文献多有记载，据明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六：“近代惟新安罗龙文所作，价逾拱璧。即一两博马蹄一斤，亦未必得真者，盖墨之能事毕矣。新安人例工制墨，方与鲁最著，汪太涵司马与之联姻，奖饰稍过，名震宇内，所刻《墨谱》，穷极工巧，而同里程君房几超而上之，两人贸首深仇，程墨曾介内臣进之今上，方愈妒恨。程以不良死，则方力也。程亦刻《墨苑》，斗奇角异，似又胜方，真墨妖亦墨兵矣。”可见新安制墨市场竞争激烈，方程之争便是一例。明代新安墨可分为三类：一为文人“自怡墨”，如汪太涵“千秋阁”、程孟阳“古松煤”、李长衡“慎娱室”等均属此类；二为“精鉴墨”，如罗小华“临池志逸”、潘方回“闲闲堂”、吴季长“一茎草”、李耀祖“黑松使者”等均属此类；三为“实用墨”，如程幼博、方于鲁、潘方凯、方瑞生、吴守默、汪希古、程一卿等所制墨均属此类。总而言之，新安自然环境为刻书提供了人力和物力，黄氏刻工因此能够代代相传。
第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黄氏刻书的学术基础。新安地处山区，一方面，战争较少，“自昔战乱，中原衣冠多避地来此”[3]，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奠定了深厚的正统的中原文化的根基；另一方面，崇山峻岭又是一个巨大的屏障，使新安地区与世隔绝，形成一个独立的文化发展空间。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相互碰撞，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新安文化（亦名徽派文化）。新安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千百年来，它把一代又一代的新安人团结在一起，形成众多的文化世家。据统计，单是明代中期的新安文化世家就有84个。这些文化世家都有完整的家谱体系。《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427部族谱中，新安世家占了一半以上。新安世家重视教育子女，今存古民居楹联云：“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明末新安六县已有书院54所，平均每县6所，比例之高，实属罕见。由府学、县学、家塾、社学、书院组成的教育网络，培养了大批人才。据许承尧《歙县志》记载：“王□州（即王世贞）先生游黄山时，三吴、西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也鲜有能敌之者。邑中汪南溟（道昆）先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僦名园数处，俾使来者各散处其中，每客必一二主人为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约各称其技，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至琴弈、篆刻、堪契、星相、投壶、蹴踘、剑槊、歌吹之属，无一不备。与其谈则酬酢纷纭，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时或屈于主，□州先生大称赏而去。”可见明代新安人才辈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明清两代新安籍进士人数仅次于苏州府，全国名列第二，单是婺源，潘珏一门就有九位进士，其中四位官至尚书，后人誉为“一门九进士，六部四尚书”。《四库全书》收书3461种，其中新安籍著者的著作有197种，占著作总数的十八分之一。新安文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文化名人，在理学、医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形成一脉相承的家学传统。在理学方面，新安是程朱理学的正宗传人，“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恃，而以邹鲁之风传若子孙”[4]。至今新安到处可见的节烈牌坊、聚族而居的同姓村落，尚可窥见古代新安程朱理学的深刻影响。在医学方面，从东晋到清末，新安可考名医近70人，可考医籍800多种。其中明代可考名医有程重光、汪石山、黄古潭、孙一奎、江瓘、程玠、江应宿、吴正伦、余傅山、余午亭、吴鹤皋、陈嘉谟、江宦、徐春圃、方广、吴勉学、孙文胤、程芝田、叶芝帆等。他们的著作涉及内、外、妇、儿、喉、伤、疡、针灸、推拿等各个方面，其中，江瓘《名医类案》是我国第一部总结历代医案的专著，徐春圃《古今医统大全》被誉为古代名医十大医籍之一。孙一奎《赤水玄珠》是一部综合性临床医籍，有分类细致、科别整齐、长于辨证等特点。在医学流派上，新安医学与易水医学、河间医学、孟河医学等相比，无论在名医数量或著作内容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在文学方面，新安地区涌现了不少文学家，据光铁夫编《安徽名媛诗词征略》统计，历代新安诗词女作者至少有110人，这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是非常难得的。在艺术方面，单是明代新安地区的著名画家就有余有道、罗文瑞、胡唯、韩铸、毕懋康、詹景风、丁云鹏、程嘉燧、黄应澄等。众多画家用智慧的双手创立了闻名遐迩的徽派艺术，与建安派、金陵派等并驾齐驱。徽派艺术具有刻画精细、背景繁复等特点。另外，徽墨、徽笔、徽砚、徽剧、徽菜等的形成都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密切相关。浓重的文化氛围孕育了黄氏一族，从而使其能够并且可能在刻书方面大显身手。
第三，“儒而好贾”、“贾而好儒”，为刻书提供了大量经费和发行网络。为了谋生，古代新安经商成风。明王世贞云：“大抵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著十一在内，十九在外。”[5]《歙志》也说：“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徽商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商业集团，其资金之雄厚，活动地域之广阔，影响之大，是任何一个商业集团无与伦比的。徽商足迹遍天下，无远不至，不少地方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兹将著名徽商列表举例如下：
以上外出徽商大多经营盐业、典业、茶叶业、木材业等，也有外出经营刻书者，据周芜《徽派版画史论集·黄氏刻工考证》，黄氏刻工到杭州者有黄铤、黄铣、黄铝、黄烈、黄尚润、黄观福、黄继福、黄应秋、黄应积、黄应和、黄福元、黄满元、黄一楷、黄一彬、黄积明、黄七宝、黄八宝、黄一松、黄社员、黄三安、黄四安、黄一枝、黄贞祥、黄贞德、黄建中、黄义中、黄重中等；到苏州者有黄鐈、黄德宠、黄应淮、黄应凤、黄应鸾、黄一佐等；到北京者有黄尚序、黄千老、黄朔等；到南京者有黄肿、黄明中、黄应麟、黄铃、黄亨中等；到镇江者有黄一本、黄行中、黄从中、黄得中、黄衡中、黄值中、黄健中、黄一椿、黄质中等；到婺源者有黄钧、黄钩、黄镑、黄应皋等；到金华者有黄长孙、黄喜孙等；到霸州者有黄天祥等。外出徽商为了加强凝聚力，成立了100多个会馆，如杭州的惟善堂、皖中的新安众友、通州的公益堂、常州的紫阳书院，还有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诚善堂、思恭堂、广仁堂、敦善堂等。这些会馆实则徽商的联络中心，它将众多徽商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徽商网络。在收购（生产）、运输、销售三个环节中资本融通、信息共享，保护徽商的合法权益，为徽商提供种种方便。总而言之，徽商把“儒”和“贾”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儒而好贾”，“儒”使“贾”经商有道，大发其财；“贾而好儒”，“贾”给“儒”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儒”和“贾”的良性循环，就是徽商的成功之道。黄氏刻工作为徽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源源不断的资金，加上四通八达的发行网络，刻书业的兴盛是不言而喻的，这正是黄氏刻工世代相传、乐此不疲的原因所在。
注释：
[1]周芜，徽派版画史论集：黄氏刻工考证
[2]罗愿，（淳熙）新安志卷10
[3]胡晓，新安名族志序
[4]茗州吴氏家典卷首
[5]王世贞，州山人四部稿卷6：赠程君五十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