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树珊，据《命理探原》记载，先生生于清光绪七年闰七月十五日（1881年9月8日）。其家世居扬州南乡袁巷，本是医卜世家，家学渊源。其父开昌，字昌龄，除深谙经术，更旁通诸子百家，尤精医术，后寓镇江城西，以医为业，著有《医门集要》、《养生三要》等，并辑有《中国历代卜人传》一书。据《中国历代卜人传》序中所载，此书本是袁开昌所辑，后由袁树珊校订，可见袁开昌亦精通卜筮之术。叔父开存，字春芳，亦精医术。堂兄桂生，名焯，是民国著名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不仅是我国开办中医教育的先驱者之一，还是我国实行中西医结合最早倡导者之一，清末曾与同仁创办《医学扶轮报》，并著有《桂生丛堂医案》。袁树珊幼承庭训，学究岐黄，尤精命理，是闻名海内的医学家、星相家。先生早年随父寓居镇江，以医为业，兼以算命卜卦。袁树珊后就学于北京大学，并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大攻读社会学。学成归来后，袁树珊受到行政院长谭延闿赏识，极欲网罗于门下。但袁树珊对于功名利实录，其实并不热衷，坚辞其邀，返乡后专心于星相学的研究，并继续以医卜行世。虽然先生也算是一个职业的卜人，但他并不迷信，也不四处宣扬星相学之神异。他幽默地说：“来向星相家请教的不外三种人：一是受重大刺激；二是迷于名利；三是有的走投无路，所以不得不察颜定色，善为指点。”
三十年代，袁先生学问已成，遂不再行医，正式投身于星相界。因勤于钻研，学问广博，在镇江星相学界已属于佼佼者。各地社会名流，慕其高名，纷至沓来，求卜问命。最先前来的是民国大员何应钦，求得批命后，何非常钦佩，并向蒋介石力荐。蒋公也是相信命相之学的，于是也欣然前往。袁树珊先生不卑不亢，大大方方地接待了蒋公，直言批述，甚得蒋公欣赏。消息传开后，上至政界显要，下至富商巨贾，均以手持袁先生所批的命单为荣。据说北洋军阀吴佩孚亦曾泒专人往求一卦，对袁先生所批的命单推崇备至，以至于派出一黄姓军官作为专使持其手书赶赴镇江，面见袁树珊，重金请其出山，作为自己的幕僚。袁先生并不肯趋炎附势，得书后淡然处之，并书“吴威喜则树珊荣，吴威怒则树珊恐”十四字回复，婉拒了吴佩孚的邀请。对于其厚礼重金，袁先生分文不取，未开封便交由来使带回。
几年后，袁先生的“润德堂”从三仙巷迁入江上里，一时来人如织，门庭若市，几乎是“门限三易”，来求他看八字、批命单的人络绎不绝。少年得志的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缪斌，也驾临请批命书。自然，少年中年，富而且贵，一无差错。但最末一句，有“受累于吴”的话，众人不解，缪斌本人也未详加请教。抗战伊始，缪斌就投靠汪伪政府，作了汉奸。抗战胜利后，自然沦为阶下之囚。无奈之下，缪斌请夫人找无锡同乡国民党元老吴稚辉作说客，向蒋委员长求情。由于吴稚辉过于认真，一再通过多方面向蒋介石游说，反而使蒋介石起了疑心。当时有一种说法，缪斌之投汪逆，本是受蒋介石之秘令潜伏敌后，且代表重庆方面赴日与日酋秘密谈和。如此隐情，若有外泄，领袖颜面何在？国民政府下令立即枪决，以正视听。相比其他免于一死的大汉奸们，确应了袁树珊先生的“受累于吴”之谶矣！
抗日战争期间，镇江沦陷后，袁树珊为避兵火，赴上海英租界同福里避难。英国人哈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逃离了上海。其代理人袁希廉将哈同原来的住宅——同福里哈同花园12号的洋房，做价10根金条，卖给袁先生。因仰慕袁先生的声名及为人，赠以全部家俱及日用物品。略事归置后，“润德堂”命馆在哈同花园挂牌开课。一时，沪上闻人听得消息后，纷纷前来求课。因来人甚多，只得一一预先登记，面谈后约期交付命单，再加以述释。当地的小混混们，见命馆生意甚好，意欲分点红利，不断前来寻衅滋事，搞乱排除秩序，袁先生甚是为此烦恼。恰当此时，青帮黄金荣也前来求卜，闻听此事后，便精制一幅《英雄独立》的图轴，派出一位金姓弟子，率四人军乐队，乘坐吉普车，吹吹打打，前往润德堂奉赠。小混混们见了大混混，甚是惊惶不安，遂一一前往润德堂告罪，祈求原谅。袁先生并无恶言，反而赠每人以两块大洋的酒资。此逸事不日传遍上海滩，润德堂从此再无门户之扰矣。
据时人回忆，先生终年着一灰色长衫，秋冬束一腰带，左侧吊着罗盘玉佩，右侧插着烟管，走路时习惯将两手交叉在背后，儒雅潇洒，落落大方。先生虽以医卜名世，但熟读经史，精通国学，好与士大夫往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谈吐浩浩落落，雅人深致，听者忘倦。诊室悬有一副自书楹联，上联云：“十亩栽桑，十亩种田”；下联云：“半日诊病，半日读书。”可见其心境淡远，自非时人所能测。
据著名学者罗振常为《大六壬探原》一书作的序言中记载，1925年仲冬，他已经是久闻其名然而一直无缘谋面。直到翌年春，经友人鲍扶九之介绍，方于京口（今镇江）得识袁树珊。对袁树珊的学识和著作，罗振常作了高度评价，称其命理著作“辞旨明畅，可与俞曲园游艺诸录相撷颃”，“非术士之所能为也”。对袁树珊“卖卜所入，恒以瞻亲族，济贫困，不事私蓄”的风仪尤加称赞，罗振常说：“余重君之人，较之多君之术，为尤深且挚也。”
在袁树珊先生看来，卜筮相术本是中国的国粹，几乎是和中国文化史同步而生，源自上古，显于殷商，于今为盛。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大量都是卜辞。西周时，管蔡作乱，君臣战栗，周公卜得大吉，众人方敢出兵平叛。孔子周游列国，始得人生真谛，故有“五十而学易”之说。当今之世，人有所惑，最先想到的也是占卜之事。可见，对卜筮之学视而不见，无异于掩耳盗铃。当然，出必问，行必占，更是问道于盲。只有精研此术，破除神秘，直得本原，方可去除迷信，而得术数学之本来面目。
民国十七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有意取缔星相医卜之业。先生得知后，著《中西相人探原》一书。此收引经据典，寻流探原，列举各国星相学之书目，并详细解析各国星相之学，各社会各方之赞许。时任行政院长的谭组安非常推崇此书，袁先生遂得机会为星相界人士辩白，挽回了星相业被取缔的噩运。此举遂为星相界人士传为美谈，奠定了先生在星相学界的地位。
袁先生既精术数命理，一时名满江湖，但其为人正直，不蓄私财，每有所得，往往倾囊资助族中贫苦，故多为时人所称赞。其得意之作《命谱》出版时，清末状元陈夔龙为之题诗，陈陶遗、沈恩孚、高万吹名士为之题辞作序。书中共评论了历代64个命造，上自春秋时代的孔子，下至清末人物，既有帝王将相，也有乞儿寒士。作者在每个命照后，又附录了相关的大量史实、诗文、嘉言、楹联、轶事、医药秘方，引证书目竟达176种，充分表现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所具有的深厚根底，也说明了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先生一生勤于著述，传世颇丰，命理著作有《命理探原》、《六壬探原》、《选吉探原》、《历代卜人传》、《中西相人探原》以及《命谱》、《标准万年历》等；医学著作有《妇科准绳》、《生理卫生》、《诊断汇要》、《行医良方》、《图翼治法》、《针灸治疗方法》、《中医序跋撷英》、《本草万方撷英》和《十二经动脉表》等。1948年底，袁树珊旅居香港，香港各界，纷纷慕名而登门造访。甚至于不时有台湾政要、富商世贾专请他赴台指点迷津。先生后迁台湾，于1952年仙逝，终年71岁。其子德谦，字福儒，早年留学日本，后侨居美国纽约，开设中国医院，著有《妇科精华》、《中国针灸医药准绳》，1979年11月11日病逝，终年6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