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树珊,据《命理探原》记载,先生生于清光绪七年闰七月十五日(1881年9月8日)。其家世居扬州南乡袁巷,本是医卜世家,家学渊源。其父开昌,字昌龄,除深谙经术,更旁通诸子百家,尤精医术,后寓镇江城西,以医为业,著有《医门集要》、《养生三要》等,并辑有《中国历代卜人传》一书。据《中国历代卜人传》序中所载,此书本是袁开昌所辑,后由袁树珊校订,可见袁开昌亦精通卜筮之术。叔父开存,字春芳,亦精医术。堂兄桂生,名焯,是民国著名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不仅是我国开办中医教育的先驱者之一,还是我国实行中西医结合最早倡导者之一,清末曾与同仁创办《医学扶轮报》,并著有《桂生丛堂医案》。袁树珊幼承庭训,学究岐黄,尤精命理,是闻名海内的医学家、星相家。先生早年随父寓居镇江,以医为业,兼以算命卜卦。袁树珊后就学于北京大学,并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大攻读社会学。学成归来后,袁树珊受到行政院长谭延闿赏识,极欲网罗于门下。但袁树珊对于功名利实录,其实并不热衷,坚辞其邀,返乡后专心于星相学的研究,并继续以医卜行世。虽然先生也算是一个职业的卜人,但他并不迷信,也不四处宣扬星相学之神异。他幽默地说:“来向星相家请教的不外三种人:一是受重大刺激;二是迷于名利;三是有的走投无路,所以不得不察颜定色,善为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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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袁先生学问已成,遂不再行医,正式投身于星相界。因勤于钻研,学问广博,在镇江星相学界已属于佼佼者。各地社会名流,慕其高名,纷至沓来,求卜问命。最先前来的是民国大员何应钦,求得批命后,何非常钦佩,并向蒋介石力荐。蒋公也是相信命相之学的,于是也欣然前往。袁树珊先生不卑不亢,大大方方地接待了蒋公,直言批述,甚得蒋公欣赏。消息传开后,上至政界显要,下至富商巨贾,均以手持袁先生所批的命单为荣。据说北洋军阀吴佩孚亦曾泒专人往求一卦,对袁先生所批的命单推崇备至,以至于派出一黄姓军官作为专使持其手书赶赴镇江,面见袁树珊,重金请其出山,作为自己的幕僚。袁先生并不肯趋炎附势,得书后淡然处之,并书“吴威喜则树珊荣,吴威怒则树珊恐”十四字回复,婉拒了吴佩孚的邀请。对于其厚礼重金,袁先生分文不取,未开封便交由来使带回。
几年后,袁先生的“润德堂”从三仙巷迁入江上里,一时来人如织,门庭若市,几乎是“门限三易”,来求他看八字、批命单的人络绎不绝。少年得志的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缪斌,也驾临请批命书。自然,少年中年,富而且贵,一无差错。但最末一句,有“受累于吴”的话,众人不解,缪斌本人也未详加请教。抗战伊始,缪斌就投靠汪伪政府,作了汉奸。抗战胜利后,自然沦为阶下之囚。无奈之下,缪斌请夫人找无锡同乡国民党元老吴稚辉作说客,向蒋委员长求情。由于吴稚辉过于认真,一再通过多方面向蒋介石游说,反而使蒋介石起了疑心。当时有一种说法,缪斌之投汪逆,本是受蒋介石之秘令潜伏敌后,且代表重庆方面赴日与日酋秘密谈和。如此隐情,若有外泄,领袖颜面何在?国民政府下令立即枪决,以正视听。相比其他免于一死的大汉奸们,确应了袁树珊先生的“受累于吴”之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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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镇江沦陷后,袁树珊为避兵火,赴上海英租界同福里避难。英国人哈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逃离了上海。其代理人袁希廉将哈同原来的住宅——同福里哈同花园12号的洋房,做价10根金条,卖给袁先生。因仰慕袁先生的声名及为人,赠以全部家俱及日用物品。略事归置后,“润德堂”命馆在哈同花园挂牌开课。一时,沪上闻人听得消息后,纷纷前来求课。因来人甚多,只得一一预先登记,面谈后约期交付命单,再加以述释。当地的小混混们,见命馆生意甚好,意欲分点红利,不断前来寻衅滋事,搞乱排除秩序,袁先生甚是为此烦恼。恰当此时,青帮黄金荣也前来求卜,闻听此事后,便精制一幅《英雄独立》的图轴,派出一位金姓弟子,率四人军乐队,乘坐吉普车,吹吹打打,前往润德堂奉赠。小混混们见了大混混,甚是惊惶不安,遂一一前往润德堂告罪,祈求原谅。袁先生并无恶言,反而赠每人以两块大洋的酒资。此逸事不日传遍上海滩,润德堂从此再无门户之扰矣。
据时人回忆,先生终年着一灰色长衫,秋冬束一腰带,左侧吊着罗盘玉佩,右侧插着烟管,走路时习惯将两手交叉在背后,儒雅潇洒,落落大方。先生虽以医卜名世,但熟读经史,精通国学,好与士大夫往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谈吐浩浩落落,雅人深致,听者忘倦。诊室悬有一副自书楹联,上联云:“十亩栽桑,十亩种田”;下联云:“半日诊病,半日读书。”可见其心境淡远,自非时人所能测。
据著名学者罗振常为《大六壬探原》一书作的序言中记载,1925年仲冬,他已经是久闻其名然而一直无缘谋面。直到翌年春,经友人鲍扶九之介绍,方于京口(今镇江)得识袁树珊。对袁树珊的学识和著作,罗振常作了高度评价,称其命理著作“辞旨明畅,可与俞曲园游艺诸录相撷颃”,“非术士之所能为也”。对袁树珊“卖卜所入,恒以瞻亲族,济贫困,不事私蓄”的风仪尤加称赞,罗振常说:“余重君之人,较之多君之术,为尤深且挚也。”
在袁树珊先生看来,卜筮相术本是中国的国粹,几乎是和中国文化史同步而生,源自上古,显于殷商,于今为盛。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大量都是卜辞。西周时,管蔡作乱,君臣战栗,周公卜得大吉,众人方敢出兵平叛。孔子周游列国,始得人生真谛,故有“五十而学易”之说。当今之世,人有所惑,最先想到的也是占卜之事。可见,对卜筮之学视而不见,无异于掩耳盗铃。当然,出必问,行必占,更是问道于盲。只有精研此术,破除神秘,直得本原,方可去除迷信,而得术数学之本来面目。
民国十七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有意取缔星相医卜之业。先生得知后,著《中西相人探原》一书。此收引经据典,寻流探原,列举各国星相学之书目,并详细解析各国星相之学,各社会各方之赞许。时任行政院长的谭组安非常推崇此书,袁先生遂得机会为星相界人士辩白,挽回了星相业被取缔的噩运。此举遂为星相界人士传为美谈,奠定了先生在星相学界的地位。
袁先生既精术数命理,一时名满江湖,但其为人正直,不蓄私财,每有所得,往往倾囊资助族中贫苦,故多为时人所称赞。其得意之作《命谱》出版时,清末状元陈夔龙为之题诗,陈陶遗、沈恩孚、高万吹名士为之题辞作序。书中共评论了历代64个命造,上自春秋时代的孔子,下至清末人物,既有帝王将相,也有乞儿寒士。作者在每个命照后,又附录了相关的大量史实、诗文、嘉言、楹联、轶事、医药秘方,引证书目竟达176种,充分表现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所具有的深厚根底,也说明了大师之所以是大师,并不是没有缘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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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一生勤于著述,传世颇丰,命理著作有《命理探原》、《六壬探原》、《选吉探原》、《历代卜人传》、《中西相人探原》以及《命谱》、《标准万年历》等;医学著作有《妇科准绳》、《生理卫生》、《诊断汇要》、《行医良方》、《图翼治法》、《针灸治疗方法》、《中医序跋撷英》、《本草万方撷英》和《十二经动脉表》等。1948年底,袁树珊旅居香港,香港各界,纷纷慕名而登门造访。甚至于不时有台湾政要、富商世贾专请他赴台指点迷津。先生后迁台湾,于1952年仙逝,终年71岁。其子德谦,字福儒,早年留学日本,后侨居美国纽约,开设中国医院,著有《妇科精华》、《中国针灸医药准绳》,1979年11月11日病逝,终年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