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龙 编辑|段文
官方日前公开披露的信息显示，以山西省芮城县的“古魏城遗址”为核心的整个晋南古墓葬文物群，长期以来被盗墓团伙盗掘、破坏。
这些盗墓团伙已经形成圈子，成为一个隐蔽的地下江湖，他们中的不少人，不仅团伙盗墓，而且自家耕地里就有古墓。他们为了霸占地盘，还会同其他盗墓势力“火拼”，同时与文物贩子、公安人员打得火热。
晋南的盗墓江湖中，隐藏着一条朴素的利益逻辑：要想盗墓十几年都行走得安全，必须找关系。各种盗墓团伙纷纷托亲联友，找到了自己的保护关系。
公安人员与盗墓团伙要么沾亲带故，要么被金钱收买。权钱关系下，盗墓分子特意选在“关系民警”值班的日子行动，行动前会跟民警打好招呼。这样，“关系民警”就会取消例行巡逻，或巡逻时故意绕开。有了这道“保护墙”，就算有村民打110，也会纷纷“消音”。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目前这些犯罪分子和他们的“保护伞”已经受到了法律制裁。
盗墓江湖的“地方一霸”芮城县的盗墓圈子里，董耀强是著名的盗墓团伙头子。他生于1972年，虽然是农民，为人却强势霸道，人送外号“老狗”。
董耀强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了芮城县本地许多古墓葬位置的情报。凭借强大的关系网，董耀强在多年里，组织了多个不同团伙实施盗墓。同时，他也是芮城县盗墓江湖中资格最老的人之一。
芮城县北边，“古魏城遗址”范围图。
2004年夏一个晚上，董耀强组织张哲民、王建平、刘少坡等9人，到芮城县南卫乡中庄村一处耕地盗墓，次日凌晨就盗掘出鼎、簋等10余件青铜器。随后，董耀强以200万元的价格将其卖给新绛县一名贾姓男子。
2006年秋，董耀强联络吴千祥、刘少坡等9人在南卫乡中庄村一处墓葬盗掘一件青铜鼎。
2009年，董耀强从临汾市吉县引入外地团伙。在他的引导下，陈建国、刘敬生、辛吉良、王成立等多名吉县人三次盗墓，盗走7件青铜器。
2010年至2014年，董耀强联络曹福利、王学刚等人在“古魏城遗址”内盗墓两次，盗卖青铜器8件，获利27万。
2012年8月至2016年4月，董耀强组织吴鹏、刘金刚、张哲民、王建平等人，先后五次盗墓，其中2012年8月盗掘出1鼎、1瓶和一些青铜器碎片，以50万元价格卖给“临汾老二”。
2014年冬，任卫峰告诉他，“我联系了关系，现在可以继续到地里挖墓了”。董耀强很快联络周小财等多个襄汾县人，安排住处，两次在芮城县盗墓。“因为我们又有两伙人盗墓，任卫峰说柴某村一带盗墓的人太多，已经没有什么好墓了”。于是，董耀强、周小财等人在柴某村探墓，另一拨人到坑某村探墓。两拨人同时作业，收获的几率就大了一倍。
任卫峰也是盗墓老手，曾在2012年12月参加刘文江、汪平团伙，盗得“九鼎八簋”。这次行动前，任卫峰和董耀强说好，出货以后，“还是自己拿20%，给关系拿15%，其他人每人10%”。最终，他们盗掘出4鼎3簋及部分青铜器残片，在黄河岸边卖给一个陕西老板，获得70万元。
根据公安机关掌握的情况，2014年秋冬季节，以任卫峰、汪保平、王卫军、公茂龙为首的10人盗墓团伙，在柴某村、坑某村、中某村，疯狂地实施了“7连盗”。董耀强参加了其中3次。
第一次在柴某村，该团伙分两次盗掘出20余件玉器及8件青铜器。随后，玉器卖得60万元，青铜器卖得200万元。第二次在坑某村，他们盗出1件青铜鼎，卖得数万元。第三次，他们从一处古墓盗掘出5鼎、3簋、1甗、4甬钟共13件青铜器，卖得200万元。仅此三次，该团伙就获利460万。
接着，任卫峰、汪保平、公茂龙团伙继续实施了另外4次盗墓，盗掘出9件青铜器，获利约30万元。
芮城县“古魏城遗址”内的农地，20年来遭到盗墓团伙大肆盗掘。
2016年3月至4月，董耀强组织王效贤、吴鹏、霍政军、刘春芳、李宁烈等人在南卫乡南卫村盗掘两处古墓葬。盗墓期间，多名成员还在家中吸食冰毒。
尽管董耀强是组织者，他却很少动手干活，每次都只负责望风。由于组织的盗墓团伙太多，参与的盗墓行为次数太多，2016年6月被逮捕后，董耀强向公安机关供述的内容纷繁交错，以至于他无法记清每一次盗墓的具体地点。
芮城县公安局扣押了董耀强家中的探杆、探头、洛阳铲等25种114件物品，同时扣押了其团伙成员张哲民、吴鹏的盗墓工具。其中涉案物品有刀具8把、探杆12根、洛阳铲2把、照明灯具4个、铁锨2把、绳索2条、手铐1副、对讲机6部、警用防暴棍1根、气枪1支、探头15个、钢珠26颗、小铲1把等。
董耀强不仅持有大量盗墓工具，还有一些警务用品。2015年冬的一个雪夜，张云峰、杜小明团伙在柴某村盗墓时，负责放哨的刘鹏辉看见“两个穿警服的人过来了”。杜小明告诉他，“是‘小峰’（任卫峰）和‘老狗’（董耀强）。”他们身着警服，蹲在坑边闲聊、监工。
盗墓“无间道”2015年秋，董耀强、刘举红、周小财联络另外6人，到柴某村连续盗墓两次。
据刘举红后来交代，董耀强找到他，“说他在地里盗墓时被人撵得不行，想让我和他一起去盗墓，这样就可以利用我在芮城的影响力，别人就不敢撵他了。”刘举红回答，“在芮城县认识我的人太多，我绝对不能去地里，不然过几天芮城人就都知道我也盗墓。”董耀强答应，只让刘举红派两个人一起去就行。
为了体现自己的“影响力”，刘举红还告诉董耀强，他“在公安机关和社会上都有关系”，“学张乡派出所的副所长刘永峰是我的好朋友，盗墓时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咨询他。”
几天后，霍政军帮董耀强找好了人，盗掘出一件青铜鼎。董耀强把该鼎交给了刘举红，说“这是个光蛋鼎，是最不值钱的鼎”。刘举红觉得一伙人干活太慢，提出再安排一帮人一起上去，“干得快一些”。于是董耀强指示周小财，从襄汾县又叫来4人，由刘举红安排他们住在县城一家宾馆。
两三天后，他们探到两个古墓，但一天晚上准备开挖时，张云峰团伙抢先在此盗墓，董耀强拦住他们，报告给刘举红。刘举红指示，“自己干自己的，尽量不要相互影响”。第二天，刘举红打电话给张云峰，“因为之前我帮助过张云峰，张云峰就把那个墓坑让给了我们。但他说，如果出了货，给他分一些钱。我和董耀强都答应了。”
约定的当天晚上，刘举红向学张乡派出所副所长刘永峰“确认安全”后，董耀强带人去盗掘了墓坑，挖出11件青铜器。连同前几天的青铜鼎，一共12件，但“成色都不太好”。第二天，他们迅速卖给临汾一位文物贩子，得到14万元。
此次合作中，刘举红是“老板”，他派去的人，还有监视的目的。刘举红的手下韩五斗事后说，刘举红事前交代，“准备开坑时，让我到坑跟前盯着，不要让老狗把我们坑了。”
记者查证刘举红的背景，发现他所谓“在芮城的影响力”，实际上是一系列的犯罪记录。刘举红出生于1966年，1985年因殴打他人被劳教三年；1989年因流氓、绺窃被劳教三年；1993年因寻衅滋事被劳教三年；1994年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2008年11月刑满释放；2013年1月因赌博被行政拘留15日；2013年6月因赌博和吸食毒品被行政拘留20日。直到2019年7月，他还因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而他的盗掘古墓罪行，要到2019年12月才被警方采取刑事措施。
2019年，晋南地区开展打击盗墓犯罪活动专项斗争，许多盗墓分子被警方征集犯罪线索。
当刘举红告诉学张派出所刘永峰，要和董耀强合作盗墓，请他“操心着打探公安的消息，确保盗墓安全”时，刘永峰劝刘举红说，“董耀强人品不行，不要跟他合作”。刘举红说，双方已经说好，“等出了货可以给你分一份钱”，刘永峰答应了。此后，“每次要去地里干活，我就会问刘永峰最近情况。如果刘永峰说没什么事、可以干，我就让我的人去地里。如果刘永峰说风声紧，我就不让我的人去。”
这次盗墓，董耀强、刘举红各分得1万多元。按照规矩，刘举红还分给了张云峰1万元、刘永峰1万元。
后来听人说，董耀强还安排了另一拨人同时盗墓，“一拨明的人，一拨暗的人”，刘举红很生气，认为自己被耍了。“董耀强以合作的名义，利用我排除干扰及打理关系”，刘举红说，“他自己暗中找的那拨人出了货就不用给任何人分钱”。为此他找过董耀强，董却躲着不见他。
另外，此次盗墓中，董耀强也不只借用了刘举红的关系。据杨占宏回忆，事前董耀强告诉他，“找了芮城县公安局文物大队长孙冰的关系”。
似乎是为了回报刘举红，这件事后，董耀强提出，把孙冰的弟弟孙斐介绍给刘举红，刘举红觉得也不是坏事，就在芮城县金帝大酒店见了孙斐。见面中，董耀强说，“孙斐在公安局有关系，你在社会上有影响力，我有盗墓的技术和干活人。我们联手合作，盗墓会更容易一些。”
“陌生人”合伙三天挖出20件青铜器芮城县之外，晋南类似的盗墓团伙也很多。比如这个由襄汾县、绛县、新绛县人共同组成的盗墓团伙，其组成过程，很像《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前段的情景。
据后来落网的盗墓分子郭铁军供述，他在一个张姓盗墓者的指引下去到张家，获知已经联系了一个好地方，在绛县，大家准备一起去把这个古墓给挖了。“我们就开了三台车，当天18时许到了绛县。20时许，我们去了（绛县）王良坡村的地里，当时地里有十个人左右，我都不认识。”
一群人中很多人互不认识，就能合伙盗墓，这在晋南盗墓圈却不罕见。而这次盗墓其实是名为田合林、崔建国的盗墓头子按照事先的约定和探墓情报，组织了这个团伙。田合林的背后指导人，则是“老板”来建军。第一天晚上，他们直接被村民引入一个旧的防空洞，确定了墓室位置，第二天晚上开始挖土。
三个小时后，出现了文物。夜幕下，他们相继掘出1鼎、1簋、1甗三件青铜器。田合林目测，这三件青铜器价值很高。但徐林贵以30万元抢先买下了一鼎、一簋。来建军晚了一步，以50万现金，买下了剩下的青铜甗，后来又以55万价格倒卖出去。
2012年冬，来建军、田合林又组织起新的团伙，包括张岩、周小财、李保林、郭铁军、曾建伟等10余人。这一次，他们锁定了襄汾县焦村的一处古墓。其中团伙成员李保林就是襄汾县人。
晚上，郭铁军骑摩托车到达李保林家，除了四五个熟人，还看到三四个生面孔。到了预定地点，郭铁军发现，“地里还有好几伙盗墓的，我都不认识”。
这是一个墓葬和文物都极为丰富的村子，他们连续干了三个晚上，每天都能盗掘三个墓坑，挖出20多件青铜器。参与盗墓的焦村村民曾建伟说，李保林事前曾对他介绍，“（田合林、张岩）都是汾城人，是我找来投资，准备去焦村盗墓的”。
团伙中，李保林、周小财都是从临汾市襄汾县来的“技术工”。他们使用数米长的的探杆扎到底下，探测古墓。根据盗墓经验，“草灰底”的墓是平民墓葬，没有价值；而“朱砂底”墓葬则是贵族墓，意味着有青铜器等贵重陪葬品，因为在古代巫术中，朱砂有驱鬼辟邪的作用。该团伙的探墓速度很快。
一直以来，临汾人在运城范围的盗墓中，都扮演着“外援”和“技术工”的角色。他们要么过来出力挖土，要么以探墓、爆破技术参与，事后分一杯羹。
第一天晚上，张岩团伙出土了3个青铜鼎和2个青铜豆，来建军、田合林迅速以28万价格买下。第二天晚上，该团伙又探出两个墓。曾建伟说，“几个人将这两个墓同时挑了，一共出了十来件青铜器。这两个墓大概5米到6米深，都是朱砂底”。第三晚，又有几个墓坑挖出文物。两天后，来建军以180万的价格，从张岩手中买下了其中15个青铜鼎。
这次盗墓出土的文物具体有多少，已无法确知。但据田合林回忆，“这事过了几天，张岩一伙又在焦村出了5个青铜鼎、1套编钟、1个铜鉴盆。”
来建军收购的15个青铜鼎中，有5个存在不同程度破损。他花5万元做了修复，并找到太远古玩城的朋友闻新元。闻新元看完货，说自己不收修复过的文物，但可以帮忙卖。但3个月后还没卖出去。来建军只能收回。
2014年春节至2019年，来建军、田合林自己找关系，倒卖了这5件文物。其中，一个带盖的青铜鼎以80万价格卖给临汾浮山县一个开矿的老板，一个不带盖的鼎以25万元倒卖，还有一个不带盖的鼎，通过文物贩子齐发旺卖给了“江苏老张”。田合林说，“另外两个鼎让我弟弟埋了，埋到什么地方了我就不知道了”。
盗掘文物“能铺满半挂车”，警灯闪烁提供保护盗墓总在晚上，以便掩人耳目。表面上，所有古墓葬均被公安民警盯守保护。但实际情况是，公安民警往往与盗墓团伙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
2012年冬天，田合林、周小财、李保林、郭铁军等人在襄汾县焦村连续盗墓三个晚上，共盗掘出八九坑墓葬文物。
郭铁军回忆，第二天晚上傍晚到墓区后，干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有警车开着警灯过来了。“我们就在附近躲了起来。张岩给田合林打电话，安排好关系。警车走了之后，我们就继续在地里干。”当晚，他们盗掘的两个墓坑都有收获。
第三天晚上，同样的时间、人员再次来盗墓，“到地里的时候看见有一伙本地人也在盗墓”。两伙人各干各的，互不干涉。“干了大概一个小时，看见有警车开着警灯就开过来了，我们就在附近躲了起来，那伙本地人也跑了”。郭铁军说，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接着干，但不久，警察闪着警灯又开了过来。张岩让他们再躲起来。
这次，张岩带着一个人，走到警车前谈判。他们返回后说，“派出所的二子和田某在警车上，没事，咱们放心干”。当天晚上，他们“又出了两三坑货”。
实际上，2012年冬的那次盗墓远不只三次。焦村村民曾建伟回忆，张岩带着李保林、周小财后来又多次去探墓，“其间陆续干了差不多两个月。后来我听他们中间盗墓的人说，焦村那里出了不少青铜器，据说半挂车能够平铺铺满。”
“我们盗墓的时候有人提供保护。”曾建伟说，“具体是谁我不清楚，我看到那两天晚上都有警车在盗墓现场转悠呢，但是一直不进地。”
按照惯例，为了保证盗墓行为安全，盗墓团伙在盗墓结束后，即便没有收获，也会将沙土回填，甚至多天连续作业时，也会每天回填盗洞，第二天重新掘土。但因为公安人员放纵，盗墓团伙为了效率无所顾忌，导致运城各县的农耕地里常年留下许多盗洞。
运城市拥有102处国保单位，在全国地市中排第一。
2013年，靳联民、桑利勇、张天上组织的盗墓团伙来到绛县卫庄镇睢村李耀荣家耕地内盗墓。多天作业后，他们盗掘出一件青铜鼎。参与盗墓的李耀荣如此描述他的耕地：“睢村的耕地2011年开始出现盗墓，2012年到2013年出现的最多的。2013年，我在山楂苗地里浇地的时候，先后发现一共有七八个盗洞”。他清楚地记得，三个盗洞没有回填，其中两个用编织袋装满土封住了盗洞口。“三个盗洞是圆形的，感觉挺深。后来我们村干部安排人拉土把这个盗洞回填了。编织袋封口的两个盗洞一直没有回填。”
据桑利勇供述，后来靳联民把这件青铜鼎卖了20万，分给他3万。而案发后，靳联民却一直在逃。
在绛县睢村盗完墓后，该团伙转战绛县北牛村继续盗墓。盗墓的晚上，刚开始探墓，桑利勇就看到一辆警车跟了上来。他们迅速躲到附近的土沟，并潜逃至附近的村子。得知运人的面包车丢在原地，被警察截获，靳联民很生气。“老靳就去他房间打了十几分钟电话，出来说车还在原来的地方，让我开车。”
第二天，靳联民把人员召集起来，说“关系找好了，晚上去北牛村干活”。当晚9点，该团伙再去盗墓。“我们到墓地现场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一伙人在盗墓，”桑利勇说，“不记得我们两伙人有没有说话。但我们两伙人各在一边探墓。因为他们一伙人离我们不远，他们开坑的时候，我们也去看看他们出了什么东西”。
没过多久，闪着警灯的警车又出现了。团伙成员石二磊感到害怕，但身边一个人说，“是自己人，不用害怕”。石二磊这才心安。“这辆警车上的人应该是有人找的关系。因为警车远远地停在那里，民警也下来了，没有过来抓我们，也没有赶我们走。”
郭铁军则说，他们快挖到底的时候，“穿警服的人就过来监督我们出没出东西”，“开的警车是一辆桑塔纳，听小勇说那个警察是一个派出所所长”。但当晚没有挖出文物，他们把墓坑回填后，靳联民派车过来接人。“停在村口的那辆警车也走了”。
“老板”背后有“大老板”2018年，该案被公安侦破，人们才知道，为靳联民盗墓团伙提供保护的民警，是古绛镇派出所的郭三。郭三供述，当天凌晨，他和民警王某二，以及一名协警在所里值班，王某二把他从床上叫起来，两人一起去了墓地。
王某二则供述，事前，靳联民的同伙八中兵给他打电话通了气。“八中兵问我什么时候值班，我就把值班时间告诉了他。四五天后我值班，他打电话说晚上准备去北牛村盗墓，我说去吧”。但还没到现场，王某二又不放心，“出没出东西我也掌握不了”，于是他决定让所长郭三“上去招呼一下”，“八中兵也明白我安排郭三去北牛村是什么意思”。
但郭三、王某二不知道的是，该团伙返回的路上，靳联民得到了另一个盗墓团伙正在古绛镇的另一个村子盗墓的消息，带着团伙成员开车过去，赶走了对方。
他们进入盗洞，发现里面散落着铁锹和五六个亮着的手电筒，“已经可以看见墓室的痕迹”。他们接手，开始盗墓。但不到一个小时，突然“有两三辆车从远处开了过来，开得很快”。被赶走的盗墓团伙又杀了回来。他们跳出墓坑，沿土沟逃走。几人走散后，打电话汇合，由靳联民接回。
第二天，桑利勇听说，“这伙人可能是郭某三的人”。靳联民说，“给你们找个关系，带你们过去就不怕了”。
山西“6·03专案”涉案成员组织结构图。
2014年，临汾市襄汾县人崔巍斌组织张天上、周小财、李保林等人，再次来到绛县卫睢村盗墓，盗墓过程中，他们遭到另一个团伙的袭击，一个成员被抓。
据李保林回忆，崔巍斌办事小心，每次带人到睢村村口，都会停车打电话，“好像在和谁对暗号”。连续探墓几天，一天晚上，“我看见有两三个手电光乱晃,好多人在喊让我们站住，还听见枪响了。听见枪响后,我们就将手里的探墓工具都扔在地上跑了。跑的过程中，我看见巡逻人员把放哨的两个人按倒在地上。我们便各自逃跑了。”李保林顺着玉米地逃跑时，遇上了张天上，两人又在一个小棚子里躲了几个小时，天亮后走到绛县汽车站，乘车回新绛县。
公安机关事后查明，崔巍斌于2013、2014年，两次组织团伙在“睢村墓地”盗墓，盗掘三件青铜器。事后，公安机关还查获了崔巍斌的《襄汾县人民政府工作证》。他自称，之前应聘到襄汾县政府从事临时工工作，“但制作工作证后，一直没去县政府上过班，那个工作证也没有上交销毁，我一直在家保留着，也没有在外面使用过”。
桑利勇说，第一次见“斌子”（崔巍斌）时，“看着挺有钱的，工人们都叫他老板”。而实际上，盗墓网络错综复杂，“老板”背后常常有更大的“老板”。“我听胖二说，后来一个戴眼镜的男子将文物卖了，他才是大老板。”这名幕后“大老板”通过“胖二”交给崔巍斌120万元。但崔巍斌这次只分得了5万元，原因是“胖二说，他要处理被公安机关上网追逃的事”。
公安机关事后查证，早在2012年秋，桑利勇、王青虎就组织郭铁军、石二磊、曾建伟，使用炸药爆破“睢村墓地”，盗掘了若干青铜器和玉器。2012年至2014年7月之间，桑利勇、靳联民组织的盗墓团伙在绛县盗掘墓葬10多次，其中包含国保单位“横北倗国墓地”。2014年至2015年盗墓期间，桑利勇还多次提供冰毒，并容留两名成员吸毒。
“扫黑扫回一座博物馆”2018年6月，山西省公安厅成立了“侯氏兄弟”案专案组，该案随后由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该案背景是闻喜县公安局在2016年6月3日抓捕“盗墓黑帮”首领侯金发当天成立的6·03专案组。这个号称晋南“第一黑帮”的集团，已有数十年的历史脉络。
闻喜县盗墓大案“6·03专案”主办人、闻喜县公安局局长张少华。
据官方消息，上世纪80年代，侯马橡胶厂工人侯林山、郭秉霖、郑晓林等人，勾结广州等地文物贩子大肆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致使数以万计的文物遭到破坏，价值连城的佛像、菩萨身首异处，珍稀国宝不断流失海外。三人因此得名“侯百万”“郭千万”“郑亿万”。1995年，山西省组织开展了一场以晋南打击文物犯罪、晋北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为中心的“南征北战”专项斗争。侯、郭等多名首犯被执行死刑。受此影响，港澳台及海外的中国文物价格一度猛涨。当年跟随“郑亿万”的侯金发是“南征”十大逃犯之一，成了“漏网之鱼”。
侯金发、侯金海、侯金亮、侯金江，是同母异父的四兄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除了侯金发外，侯金海也因涉嫌倒卖河南三门峡市虢国墓珍贵文物，被公安部列为A级逃犯。风头过后，“侯氏兄弟”重新收编队伍，大肆盗墓，“通常考古队2个月的工作量，他们2晚便能搬空”，又通过开设赌场、贩毒、敲诈勒索、霸占矿山、高额放贷、暴力讨债等，发展成运城最大的“黑社会”组织。
闻喜县“6·03专案”组成立当天，在高速路口被张少华布控抓捕时的侯金发。
山西媒体报道称，侯氏盗墓团伙挖空了数百个古墓，“专案组共冻结该犯罪团伙涉案资金数亿，追缴文物3038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27件，二级文物31件，三级文物145件，能成立一个小型的博物馆。”
山西“6.03专案”中，警方追缴的一级文物。
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闻喜县“酒务头商代墓地”，一度被垄断在盗墓贼侯金发手中，5座带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中只有1座没有被盗。
例如，“6·03”案追回的青铜礼器“晋公盘”为2600多年前所制，是国家一级文物。专家考证，“晋公盘”是晋文公重耳为其长女孟姬出嫁楚国所铸，183个字的珍贵铭文呈现了晋文公时期晋国的盛世气象，历史价值巨大。
另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兽型铜觥”，是一件商代盛酒器。盗墓分子盗掘后，侯金发连夜将其带到了广州，委托文物贩子葛某以底价1300万元到香港保利拍卖会拍卖。后因犯罪嫌疑人不舍，欲以赝品调包致交易流产，又将其偷运回境。最终在上海被公安机关截获追回。
山西“6.03专案”中，警方追缴的一级文物“兽形铜觥”。
但还有不少国宝级文物流失海外，办案民警说，“一些重要文物一旦出国，几亿元都赎买不回来。打官司也不一定能胜诉，因为不好证明东西是我们的。”
山西“6.03专案”中，警方追缴回大量国家级文物。
侯金发与侯金海等人自1993年起通过收编、豢养“盗墓高手”（李福学等），抢占“墓葬地盘”，“流水线作业”，形成了探、盗、销一条龙的稳定盗掘古墓葬犯罪集团。市场上一出“新货”，他们就千方百计打听到出货地点，暴力抢占，再安排豢养的盗墓贼去盗挖。酒务头墓地正是这样得来。“2014年第一坑被盗，人们才开始知道酒务头有墓。尤其是侯家，通过买通、摆平等暴力方式逼迫盗墓人员，一是要货，二是逼问从哪挖的。”
2016年6月，闻喜县公安局侦破一起盗墓案后，发现和此前的大量线索一起指向侯氏兄弟。闻喜县公安局局长张少华当机立断，紧急布控，在高速路口抓捕了侯金发，并成立“6·03专案”组。
但“侯氏兄弟”集团在晋南的势力盘根错节。办案过程中，张少华和专案组成员受到来自系统内外的各种压力，经常受到各种威胁和盯梢，老家门口被放冥币。甚至一天晚上，张少华在高速公路上被追踪，一直甩不掉，开了三枪后，才将对方逼退。当地流传着“敢动侯家，三个月就让你卷铺盖走人”的黑话。
警方从“侯氏兄弟”集团涉黑盗墓案中追缴了大量文物。
2018年2月，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侯金发、侯金海、侯金亮、侯金江、张成俊、李金玉、张保民、王红贵、景春凯9人重大涉黑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法院判决，9人共同或分别犯组织、领导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盗掘古墓葬罪、开设赌场罪、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抽逃出资罪、倒卖文物罪、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窝藏罪等，共16项罪名。
9人中，5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十二年、十年、八年，及相应的财产刑、资格刑。2018年9月，山西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
2021年，“侯氏兄弟”案入选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集体拟表彰对象。山西省公安厅报告材料中说，在侦办该案过程中，专案组共打掉盗掘古墓葬团伙26个、网络赌博团伙25个、贩毒团伙3个和涉及民爆物品犯罪团伙3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3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83人；查冻扣涉案资产3亿余元；追缴文物3736件，其中一级文物70件、二级文物98件（组）、三级文物253件（组）、一般文物2091件（组）；扣押涉案人员各类枪支11支、子弹679发、雷管34枚、起爆器3个、导火索25米、炸药50.67公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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