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一部片名叫《你好，李焕英》的电影红透了全中国。除了笑声和眼泪，许多观众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故事虽然发生在湖北襄阳,但里面的角色却普遍操着东北口音。
其实，不只是襄阳，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有与之类似的“东北厂”。追根溯源，它们之所以在中国“遍地开花”，有赖于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发起的一场“史诗级”工业大迁移——“三线建设”。
启动“三线建设”，除了备战需要，还有平衡全国工业布局的目的。中央一声令下，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大东北地义不容辞，大批操着东北口音的有志青年奔赴“三线”地区，投入到各地的工业建设中。
而这样的“东北厂”在桂林也有。
0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解放之初，百废待兴。地处西南一隅的桂林仅有几家小型工厂和一些手工业作坊，现代工业几乎一片空白。
1966年，国家把桂林规划、纳入“小三线”。此后，中央和地方除了在桂林投资新建了一批骨干企业，还从其他省份迁入了一批企业，这其中就包括由辽宁沈阳援建的桂林橡胶机械厂。
从那时起，一批东北人来到桂林，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支援建设。
激情燃烧的年代，人们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总是义无反顾。“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既是流传在祖国每个角落的口号，也是那个时代里，每个年轻人的真实信仰。
在沈阳，各大工厂“支援三线”动员工作陆续启动，广大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积极响应号召，将一份份申请书递给组织，踊跃报名上“三线”。1966年，20岁出头的沈阳小伙张真与他的家人也投入到这“备战备荒为人民”、“精兵强将上三线”的洪流之中。此后半生，桂林成了他们不变的目的地。
由于保密和安全的考虑，有关部门在挑选“三线”建设者时注重德才兼备，即政治上可靠、业务上精通。能够参与三线建设的，都是各方面出类拔萃的人才，被选上是一种“荣誉”。
“当时的沈阳沸腾了，各大中型工业企业都在落实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即便在沈阳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但当张真一家被组织“选中”时，全家人仍感到无比荣耀。时年7月下旬，这一家人告别沈阳，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至今，张真仍对发生在沈阳火车站的离别历历在目。
站台上，人群熙来攘往，站内广播循环播放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的歌曲。在这里，支援“三线”的专列一趟又一趟地开来送往；在这里，沈阳各厂去往各地支援的“三线人”，与亲友告别。
纵然离别的难舍难分与主动请缨支援“三线”时的豪言壮语对比鲜明，但只要火车靠站，人们与恋人再一次相拥、为亲友们擦去眼泪，义无反顾的踏上远去的征途。
“呜……”汽笛声响、火车开动，去往异地他乡的人们情不自禁的拉开车窗，探出半个身子奋力挥手、大声叮咛……车上的人、送行的人，看着亲朋好友离自己越来越远，悲喜交织。“辞辽赴桂将出发，天南海北是我家。支援三线挑重担，放声大笑哈哈哈……”要强的张真强作欢颜，用这首打油诗“抵抗”眼泪流下来。
“咣当……咣当……”伴随着绿皮火车的节奏，支援“三线”的人们走完了长达三天三夜的漫长旅途。他们从沈阳经北京抵达桂林，完成了一次从中国东北到西南的伟大“迁徙”。
02
“建厂大业”于荒野中拉开大幕
国家对于“三线”建设到底有多重视？从桂林橡胶机械厂的建设选厂选址考察队，就可窥见一斑。这支队伍由中国化工部和沈阳橡胶机械厂组建。在他们眼中，桂林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是建厂得天独厚的优势，也符合“靠山、分散、隐蔽”的战备要求。不仅如此，广西地处亚热带，适宜橡胶树生长，并且当时广西南部已经有大片种植橡胶树的基地，是发展橡胶种植、生产、加工“一条龙”产业链的有利条件。
经过历次考察，1966年8月，桂林橡胶机械厂最终定址于桂林市南区铜鼓山下，占地面积23万平方米。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炉钢水、第一辆汽车、第一列内燃机车、第一架飞机、第一艘万吨轮都是从东北生产出来。上世纪60年代的沈阳更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生活条件等各方面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建起许多高楼大厦并配套有暖气与管道煤气，街上还跑着无轨电车……虽然来之前，大家对桂林的艰苦条件已有心理准备，但下了火车后看到的一切，还是让他们有些意外。相较于当时的沈阳，桂林甚至可以说 “还处于原始状态”。
厂区内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用于运送物资的铁轨（记者何韬羽 摄）
“当时的桂林火车站只是土砖土瓦砌成的小车站。”在张真的记忆里，从站台下来，眼前便是一片原始的田园风光。从火车站朝着南溪山的方向一路向南，只有小路蜿蜒曲折。小路两旁是小河流水、湖塘杂草。抬头仰望，铜鼓山如铜鼓高耸、巨峰奇拔、奇峰绝壁……对于沈阳人来说，这是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奇观。
那时的铜鼓山下，曾是关押罪犯的劳改农场，人迹罕至，荒无人烟。前往铜鼓山，不但要路过大片坟地，还要翻过山坡。山下一处岩洞，是工人们唯一可用的水源。然而，“三线建设”的意义就是“哪里艰苦哪里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制造条件也要上。在这落后荒凉的山沟里，桂林橡胶机械厂的“建厂大业”正式拉开大幕。
第一批到来的建设者们，大多只能住在简陋的小平房里。每到中午下班铃声响起，人们总是一溜小跑的赶回住处，急急忙忙的把土坛子式的小煤炉搬出来生火煮饭。好不容易把煤球炉扇着，上班铃又快响了。大家简单吃上两口，就继续返回岗位安装设备、建设厂房。由于工厂周边暂时没有医院，而桂林橡胶机械厂也只有一个简单的卫生所，那些即将临盆的女工不得不返回沈阳待产。等生完孩子、出了月子，她们再穿越大半个中国，回桂林继续投入建设。
纵然生活条件万般艰苦，厂里的职工们还是无怨无悔地忘我工作，你追我赶。年轻气盛的张真，就曾因为主动连续工作20个小时以上而被通报表扬了很多次。
一年后，第二批从沈阳援建人员陆续来到桂林。此时，桂林橡胶机械厂的主要厂房、变电所等主要建筑已经建好，大批的机械装备也陆续由沈阳搬迁发运桂林。
不过，桂林南货站（货运火车站）当时没有吊装起重设备，更没有运输大型机器设备的装载运输车。从沈阳发来大型设备动辄百十吨重，怎么从车站运到厂里呢？人们的答案是：用人力。他们把设备运输包装箱撬起来，在底下垫上钢管，再用撬棍一寸一寸地往前撬行，以最原始的方式将设备“滚”进了一个个车间。
空中俯瞰仅剩不多的老厂房（记者何韬羽 摄）
厂区里保留下为数不多的老厂房（局部）
经过3年的筹备与建设，桂林橡胶机械厂在这片荒芜的山沟里兴盛，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医院、幼儿园、菜市场、娱乐室、家属区……1969年，桂林橡胶机械厂建成并开始部分投产。来自东北的几百号人加上在桂林招募的，全厂职工已达共1002人。当年，该厂完成橡胶机械产量425吨，工业产值204万元，实现税利32.8万元。
老厂房还在“发挥余热”，生产还在继续（记者何韬羽 摄）
老厂房还在“发挥余热”，生产还在继续（记者何韬羽 摄）
03
桂林藏着个“小沈阳”
文革期间，桂林橡胶机械厂作为国家重点扶持对象，并没有受到太多冲击。相对安稳的政治环境，保证了职工们的生产、生活秩序。
在那个时代，“三线厂”的社会地位很高。尽管处于物资匮乏时期，国家对“三线厂”提供的物资与照顾都相对优越。老工人们依然记得，桂林橡胶机械厂的工资比地方国营工厂要高两块钱，粮票也多配发两斤。工人们每个星期还可以看一场免费的露天电影。厂车还有特殊通行证。人们需要到市区采购物资，坐上厂车便畅通无阻。
橡机俱乐部，礼堂内每周放映一场免费电影。（秦裔工拍摄于1996年）
起初，厂里主要员工几乎都来自东北，平时大家都用带着东北口音的普通话交流。久而久之，桂林橡胶机械厂有了发音独特的“厂话”或者“厂普”。加上生活区里的人际关系相对固定，工人们便保留着东北的生活习惯：过年的时候扭秧歌、包饺子、腌酸菜；文艺汇演时表演二人转；建起公共澡堂搓澡；甚至连东北大炕都造到了桂林，冬天照样在家上炕……
从口音到口味，从习惯到习俗，东北人的“乡愁”在这里延续。桂林橡胶机械厂俨然成了隐匿于桂林的“小沈阳”。
桂林橡胶机械厂生活区现状（记者梁亮 摄）
桂林橡胶机械厂生活区现状（记者梁亮 摄）
桂林橡胶机械厂生活区现状（记者梁亮 摄）
桂林橡胶机械厂生活区现状（记者梁亮 摄）
桂林橡胶机械厂生活区现状（记者梁亮 摄）
厂区与周围的村子有着一墙之隔。按户籍划分，职工们属于城里人，但是从地理环境来说，又是名副其实的“乡里人”。慢慢地，隔壁村子的农民会到厂生活区做点小生意，村里的孩子也到厂子弟学校上学。通过上学、工作、通婚等各种方式，“三线人”以及子弟与桂林人逐渐融合。
1975年，25岁的桂林小伙秦裔工通过招工进了桂林橡胶机械厂，穿上了“安全生产”的工作服。当时，他每月工资30元。放眼整个桂林，这个待遇已经不错了。在秦裔工的记忆里，桂林橡胶机械厂在众多大厂里，不论人数、占地面积、产值都是排得上号的，并不输给当时名声在外的“长海厂”、“漓江厂”、“齿轮厂”、“汽配厂”等。“桂林最早拥有专用铁路线的企业是电厂，其次就是橡机厂以及洗涤剂厂。”秦裔工说。
秦裔工一进厂就当了汽车队的装卸工。这个工种最怕突然停电，只要停电，车间里的起重机械动不得，装卸依赖人铲、肩扛。那些人力搬不动的大件机件物品，就只能等电来了再说。
让秦裔工印象深刻的是，每每到了停电时刻，来自东北的厂长就会心急火燎地跑到车队要车去供电局找人：“你说，电，这玩意儿对俺们工厂来说不是闹着玩儿的。冷不丁儿的一会儿拉闸、停电，你说这事咋整，那不抓瞎吗？！俺们厂2000号人坐在那干瞪眼儿白瞎，什么都干不了，月底喝稀粥就咸菜啊？你要停，白天停不碍事儿，你得提前通知俺们，叫工人休息不就得了。晚上用电炼钢炼铁，千万别做那缺心眼儿的事，否则一炉钢铁全部报废。那也是国家的财产啊。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我一个厂长不亲自出马，叫一个装卸工去找人家，人家认识你哪旮沓来的瘪犊子？能行吗，管用吗？走，赶紧开车！”
厂长来得次数多了，不仅工厂供电得到了保障，秦裔工的“厂话”也在进步：“没几年，哪怕是桂林边远地区招进来的职工，讲话时也都是一口‘大葱加辣椒’的东北味。”
04
桂林橡胶行业第一块“中国名牌”
也就是秦裔工进厂的这一年，桂林橡胶机械厂研制成功第一台63.5寸双模定型硫化机，并交付上海大中化橡胶厂开机使用。这是我国生产的第一台硫化机，打破了硫化机只能进口的局面，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全厂上下一片欢腾。
1980年，桂林橡胶机械厂自主研发生产的55寸硫化机首次在桂林轮胎厂调试验收成功，之后广泛推广于市场。从此，桂林橡胶机械厂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1997年，第1000台轮胎硫化机诞生；2004年，第2000台诞生；2008年第4000台；2013年，第6000台……
在繁盛时期，桂林橡胶机械厂职工一度达到2000多人。那时候，张真经常一下班就跑到办公楼上找一个合适的位置，不干别的，就看工友们陆陆续续下班走出厂区的宏大场面。“我就趴在上面往下看，密密麻麻的人潮往厂门口走过，要走10分钟才走完。打心里为这个厂感高兴与自豪。”
在桂林众多国营大厂的发展历程中，许多厂都在90年代末至2000年初被改革的浪潮冲得七零八落，许多老厂工人也在这一时期遭遇了“下岗潮”的困境。曾经贡献整个桂林五分之一工业产值的桂林轮胎厂，在这一时期一度停产。而值得庆幸的是，桂林橡胶机械厂在这波改革浪潮下存活了下来。
在长期生产过程中，桂林橡胶机械厂坚持以市场需要为导向，根据市场需要不断对老产品进行技术改造，不断开发新产品供应市场。
2000年，桂林橡胶机械厂与欧洲客户签订了40台48寸液压硫化机合同，开创了我国液压硫化机批量进入欧洲市场的先河，该产品也填补了国内空白。
2004年，桂林橡胶机械厂更是取得历史突破性发展：生产硫化机500台，销售产值超5个亿；在中国石油、化工、橡胶专用设备制造50强中，排名行业第五位；橡胶机械制造行业排名第一，硫化机产量世界第一，销售额世界第五。
2006年9月6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名牌产品暨质量兴市（县）先进表彰大会，桂林橡胶机械厂的“力创”牌子午线轮胎硫化机荣获“中国名牌”称号。这是桂林市橡胶行业第一块“中国名牌”。
2007年，自主研发的4800（188〃)全钢巨胎液压硫化机、36.00R51全钢巨胎成型机分别被列为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打破了国外对我国全钢巨胎关键设备的技术封锁，实现了我国全钢巨胎关键设备国产化“零”的突破。
2015年，“桂林橡胶机械厂”更名为“桂林橡胶机械有限公司”（简称“桂林橡机”）。
近年来，“桂林橡机”的硫化机产品，先后获评广西商务厅“重点培育和发展的外贸品牌”和中国橡塑机械单一品牌系列“民族品牌”。他们的产品遍及国内各大中小轮胎制造企业，就连世界著名的轮胎制造商米其林、普利司通等，也都使用了“桂林橡机”不同品种不同规格的液压式硫化机或机械式硫化机。
如今，车间里依然忙碌。
如今，车间里依然忙碌。
不管市场如何变动，各种外界因素如何变化，“桂林橡机”一直努力保持产销稳定。纵然遭遇过低潮，但至今仍保持着奋进的势头。55年前，沈阳与桂林两座城市因“三线建设”联姻孕育的奋斗故事，仍在继续传颂。
俯瞰桂林橡胶机械厂新厂房。（记者何韬羽 摄）
记
者
手
记
由于历史原因，“三线建设”曾是个神秘字眼，直到上世纪80年代建设结束才公开见诸报端。2021年，电影《你好，李焕英》火了，除了母爱与感恩，一段关于“三线建设”的尘封历史再一次被提起。影片带给人们关于特殊时代的记忆，以及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感悟。
有数据显示，1964年到1980年，全国有超过400万人迁移到了三线，涉及数百万家庭。如攀枝花、六盘水、十堰、西昌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兴起。作为“共和国工业的长子”的东北三省几乎倾尽所有，全力支援内地，援助中西部发展，仅一个沈阳市就输出了超过50万的技术工人。
受益于“三线建设”，作为“小三线”的桂林也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工业大发展潮。期间，不仅有大量资金、设备涌入桂林，东北、上海等地的大批优秀管理、技术人才也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工作，为桂林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半个世纪只是弹指一挥。当年参加“支援三线”的老人们如今是“逝者已去，存者老矣”。而这段熠熠生辉的岁月却因历史原因缺少了系统性的记录，以至于鲜少有人提起。必须了解的是，假如没有当年的三线建设，就很难有今天中西部地区现代工业的基础和格局，那一代建设者们理应被后人记住并得到尊敬。当下的中国，已经有很多地方将“抢救三线史料”当作一项重大文化工程。
影片《你好，李焕英》里的主要取景地——襄阳卫东机械厂，也曾是一家“三线厂”，代号846厂，于1964年建立，主要从事兵工生产。如今，这座工厂已经倒闭，但随着影片的爆火，许多人慕名而来，老厂房、老食堂成了网红打卡地。这段历史得以通过另一种方式为后人述说。
放眼全国，更多“三线厂”则没有那么幸运。它们随着时代的变迁，湮灭于改革浪潮之中。在桂林亦是如此。像桂林橡胶机械厂这样的“幸存者”其实并不是“多数”。目前，桂林一些“三线厂”以及地方国营老厂早已破产，而遗址亦处于荒废状态。
工业遗产作为特定时期、特定事件的见证，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代人的奋斗岁月与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无论是电影也好，打造网红打卡地也好，如何挖掘和保护工业遗产，为民族精神延续、地域文化建设提供更加翔实而生动的触摸空间，是值得今天乃至今后更多人思考和探究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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