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瀚章是李家长子，比李家老二李鸿章年长两岁。
虽说李瀚章在学位、官位上都比二弟李鸿章差了一大截，没有李鸿章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作为李家六子中的大哥，他还是很有些大哥样的，尤其对李鸿章而言，关键时刻，他做过不少力挺二弟的事。
比起二弟李鸿章一生的跌宕起伏，一张面孔有着两种模样——有人视他为再造玄黄之人，有人骂他是误国卖国之贼，李瀚章一生恰逢其时，平步青云，波澜不惊，命好的不得了。
有人说，李瀚章命好，既得益于李家祖父辈积攒下的德行，也得益于他自身圆适的性格和官场智慧。
李鸿章大家族的发迹，阀门是由其父李文安开启的，经过不止十年的寒窗苦读，李文安在近四十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从而将李家从乡村带到了京城。
李瀚章读书的资质虽说不高，但他继承了父亲苦读书的精神，在二弟李鸿章高中进士两年后，他也在1849年获得了拔贡朝考第一等，对于十二年才举行一次的拔贡朝考来说，这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李瀚章与李鸿章先后拜曾国藩为师，正是这一阶段的事，父亲李文安的慧眼安排为他们日后发迹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有清一朝，拔贡的待遇和进士是没法比的，进士进的是翰林院，拔贡经过朝考合格后最多只能捞一个知县。
李瀚章的官场生涯正是从这芝麻官开始的，1851年，因朝中有父亲和曾国藩的关系，他被签分到曾国藩的老家湖南，在永定县当知县。
李瀚章在官场的生逢其时，都是太平天国洪秀全间接给他带来的。1851年，他刚到永定上任，洪秀全就闹起了太平天国。第二年，他原本要调任益阳任代理知县，还没来及上任，太平军就已打到了长沙城下。
城危之际，湖南巡抚骆秉章急需用人，于是就把李瀚章抓过来，命他率兵把守长沙城的南天门天心阁。苦读书的人身上都有一股子坚韧劲，李瀚章此前虽然从未打过仗，但坚守城池一角这种差事似乎挺适合他，结果他成功完成任务，虽无显功，但也得到了朝廷六品衔的奖赏。
这应该是李瀚章一生中唯一一次亲上战阵，随后他便追随到曾国藩帐下，干起了粮台后勤的差事。
比起李鸿章一开始的翰林带兵，狼狈不堪，丢盔弃甲，李家大哥自从投到曾国藩帐下，在粮台后勤任上干的就很是如鱼得水，曾国藩不仅夸他“醇厚明白”，而且很快将他升成了湘军的后勤总管。
李瀚章稳健持重的步伐对当时的李家意义十分重大。
在当时，李家父子尽数陷在安徽的战火泥潭中，先有李文安兵败惨死，后有李鸿章浪战败逃，弄到最后连李家祖宅都让太平军烧毁了。
可以说，若没有李瀚章在江西经营出一个大后方，当时的李家老小都不知道往哪里逃难。
更具意义的是，李鸿章携带一家老小投奔大哥就是投奔曾国藩，事实上，李鸿章后来的发迹正是发端于此。
和大哥的精细圆适不同，在曾国藩帐下，李鸿章一来受不了寄人篱下，雄才无法施展开的困境；二来他把自家的前程安危看得比忠心更重要——有这两个障碍在，注定了他无法跟曾国藩真正的患难与共。
曾国藩陷入祁门之危，李鸿章假意为兵败的李元度仗义执言，并借机从曾国藩大营溜掉后，曾国藩就曾说过，李鸿章不可共患难。
虽说不久之后，曾国藩因赏识李鸿章才华，冰释前嫌，重新接纳了李鸿章，但李瀚章的居中弥合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
1862年，李家两兄弟的鸿运之年。
这一年，曾国藩派李鸿章率领新组建的淮军去上海借洋助剿太平军，李鸿章从此一飞冲天；与此同时，曾国藩又派李瀚章去广东，兴办厘卡，筹集粮响，以接济正在围城的曾国荃以及正在浙江征战的左宗棠。
李鸿章初到上海时，面对太平军大兵压境，他初创的“叫花子”淮军极度缺乏能跟太平军对阵的军火。关键时刻，又是他大哥李瀚章紧急从香港为他采购了三千支天子号洋枪，若没有这三千支洋枪，很难想象李鸿章在随后与太平军的恶战中能三战三捷，一举成名。
之后，因为太平天国覆灭在即，曾国藩的权势正如日中天，加之自身揽财的能力一流，李瀚章在李鸿章强势崛起的同时也迎来了仕途的春天。在曾国藩的提携下，到广东的第二年，他即升任广东按察使，第三年又升任广东布政使，第四年再进一步直接攀上湖南巡抚的大位，从此名列封疆大吏之列。
客观地讲，单从功业和能力上讲，李瀚章长期流连在各省督抚大任上似乎有些牵强，他只所以能有这个造化运势，前期靠的是曾国藩，后期靠的则是李鸿章。
李文安要是泉下有知的话，一定会倍感欣慰，兄弟二人携手在晚清官场为李家光宗耀祖，前期大哥护着二弟，后期二弟罩着大哥。
兄弟二人长期占据督抚大位，而且还有弟走兄接的官场佳话，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与之相比，都有些逊色不如。
李家人经营官场，有一点是外人不大清楚的，有人说这很难得，更多的人则说这是李家兄弟的官场智慧。李鸿章掌控北洋，其子女却少有在北洋实业中捞取油水的，李瀚章在各省管了一辈子钱粮、盐业，其子女也没有一个盐官或者盐商。
当然，这么说并不代表李家兄弟就是清官，事实上，李家兄弟身上都有些功利主义的色彩，与直臣、忠臣都有一段距离。李鸿章因为位高权重，其贪腐之名隐藏的比较深，李瀚章官声没有那么显赫，在湘系阵营中则有四贪之一的污名——
“涂宗瀛偷窃；刘秉璋抢掠；潘鼎新骗诈；李瀚章取之有道。”
李瀚章“不义之财，取之有道”也是一步步修炼出来的。战争年代，在曾国藩手底下管湘军后勤钱粮时，他是没条件也没胆量贪，但到了李鸿章权势滔天，他自己也成封疆大吏时，李家大哥就没那么客气了。
举一例。
据说，调任四川总督，途径四川彭山时，他要求当地县令置办灰鼠皮帐四顶、燕窝若干盒。地方县令备不齐这类高档货，哭乞减免，李瀚章硬是不允许，最终拿了笔数量不小的银子方才走人。
等到如此粗暴直接的事情搞多了，搞成熟了，李瀚章便渐渐摒弃了这种“如盗贼然”的风格，走上了“取之有道”的官场君子路。
李瀚章究竟是怎么取之有道呢？
简单说，就是在任上卖官鬻爵，但有一条，李瀚章绝不因此在地方上与其他督抚产生纷争，尤其对方后台又硬又深时，他懂得把含金量高的官职让出去，自己去卖次一级的。
为官三十年，因为有此种将心比心的官场“美德”，李瀚章从未以“贪酷”之名参弹过任何人，人送外号“官界佛子”。
李瀚章一生不参弹他人，他人也几乎没有来参弹他的，唯有一次例外，那还是因为甲午年后受二弟李鸿章所累。
那一年李瀚章75岁，因筹措军饷，征收“闱姓”税，遭到弹劾。李瀚章知道这是墙倒众人推，倒也洒脱干脆，直接回老家，结束了三十年的官场生涯。
回到老家，李瀚章为子孙后代计，只干两件事，使劲买地，一共买了四万多亩，此外就是给儿子们盖大宅院，少的三进，多的五进、七进。
所以说，“半个安徽是李家”，“宰相合肥天下瘦”，这些民间传言并非都是空穴来风，李家大哥也是贡献不小的。
1899年，79岁的李瀚章死在合肥老家，那时正值李鸿章因甲午战败遭到举国声讨，李家好运走到尽头的时候。
因为这个，世人都说李瀚章一生只见证了李家的发迹，基本没看到李家的败落，他长寿，而且掐点死在了李家败落前，很有福气。
除了在这一点上有福气，李瀚章在另一点上也很有福气，他这一支的人丁特别兴旺，李瀚章有十一个儿子，十个女儿，搞的慈禧太后都要为他这份福气买单。
当年，李瀚章在湖广总督任上时，法国公使给慈禧太后进献过一份国礼——一套十二个古典珐琅钟。慈禧太后原本很喜欢，但太监却说送钟有“送终”之意，不吉利，建议赏给哪个大臣。
慈禧太后本不想送掉，于是就推说：“天下督抚，谁有十二个儿子我就赏给谁。”
结果，朝中有人说，李瀚章是多子多孙的有福之人，他就有十二个儿子。
虽然把李瀚章的儿子多说了一个，但慈禧太后最终还是把这一套古典珐琅钟赏给了李瀚章。
李瀚章得了这一套古典珐琅钟后，十一个儿子一人一个，自己留一个，官场中人是羡慕不已。
当然，跟李瀚章留给十一个儿子的那四万多亩地比起来，这一套古典珐琅钟只能代表李家昔日的福气和荣耀。
只可惜，李瀚章三十年官场钻营换来的那四万亩地，没出五十年就让李家的子孙败完了——
子孙多固然是福，但庸子多却也是不堪回首的沧桑苦楚。
李瀚章的这十一儿子，只有二儿子出息大，创办了民国交通银行，其他的要么是碌碌无为，要么是败家子，到上世纪五年代，李瀚章那些不争气的儿孙，早已当掉了古典珐琅钟，折腾光了每家分得的四千亩地，有的每月还要靠有余力的亲属接济三十五十，才能勉强活下去。
真是祖父辈盖大厦，儿孙辈让它轰然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