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字汝默，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人 。嘉靖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七岁的申时行高中状元。成绩如此优异的申时行，自然进入了朝堂大员培养所 – 翰林院。
申时行 画像
申时行在翰林院静修期间也是朝堂最为精彩的时期，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陆续登场。不过申时行并不怎么在意他们的辉煌，他敏锐的注意到无论权势有多大，只要站在皇帝或者群臣的对立面，结局注定悲惨。
万历五年，申时行被张居正相中，很快就被委以重任 -- 吏部右侍郎，负责官吏铨选。第二年张居正因为要返回老家为父治丧，将四十三岁的申时行拉入了内阁。虽然进入了朝堂中枢，但是申时行目前也还只是个看客或者替补。因为神宗明确谕告内阁，国家大事驰告张居正，由他裁决，小事次辅张四维全权处理。
不过申时行的好运气很快就来了。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张四维成为了首辅。但是第二年张四维的父亲病故，张四维是不敢学张居正“夺情”了，只能返乡守制（守制未满就病故于家中）。差不过同一时间，排在申时行前面的阁臣马自强也病逝，申时行就这么轻松地成为了皇朝的首辅。
成为了首辅的申时行自然也走进了朝堂的“大漩涡”，虽然申时行一改之前内阁首辅大权独揽、唯我独尊的做派，但是被解放了的言官们却并不愿意放过他。何况申时行还是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在“倒张派”眼中没有比他更合适的“靶子”了。
同时张居正的余党以及当年被张居正提拔过的官吏也自觉地向他靠拢以寻求保护，在这些情况下申时行不得不改变之前的温和做派，开始和言官们公开对阵了。
这场内斗对于明朝来说是非常难得一次“良性斗争”，也是申时行不多的政绩之一。因为它成功将朝堂从“狂热”的倒张运动中拉了出来，避免了更多的人事动荡和内耗。实际上也保留住了来之不易的“张居正改革”的成果。
注：“倒张运动”狂热到什么程度，通过“高启愚案”可窥一斑。御史丁此吕以“诛心之论”弹劾高启愚主持南直隶乡试时，出题《舜亦以命禹》的目的是劝张居正当皇帝，要求处死高启愚。
朝堂稳定之后，神宗由于年轻并且刚刚亲政，对朝政投入了大量热情，他想超越张居正并将大明皇朝再次带上巅峰。而申时行则对朝政并没有什么主见，似乎也没什么热情，至于像张居正那样大刀阔斧的改革，恐怕是想都没有想过。
申时行在内阁主政期间，更多的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原则来调和皇帝与廷臣之间的关系。
例如年轻的皇帝想要加强皇朝的军事实力，提升军队的实力。有一阵他效法武宗亲自操练京营，朝廷官员们自然一片反对。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会把这些反对放在眼里么，当然不会。
为了防止皇帝和官员们闹出更大的风波，申时行找到京营的一众武官，告诉他们皇帝在操练中如果发生意外，他们和他们的家族将要面临什么。即便是不发生意外，长此以往他们也会为朝廷视为“江彬”，那一样是可怕的结局。
注：江彬是明武宗宠信的武将，武宗驾崩后他被捕下狱，很快就被世宗论罪处死。
武官自然被恐怖的未来给吓住了，他们于是找各种理由和借口去回避和推脱神宗参与军队操练，很快就把神宗搞得兴致全无，一场可能的大风波也在无形之中被抑制了下去。
《出警入跸图》中皇帝领军的场景
万历在一次召见内阁时特意指出了朝廷边疆的军政问题：
近时督抚等官平日把将官凌虐牵制，不得展布，有事却才用他。且如各边，但有功劳，督抚有升有赏，认做己功。及失事便推与将官，虚文搪塞……
朕在九重之内，边事不能悉知。卿等为朕股肱，宜用心分理。如今边各废弛，不止陕西。或差有风力的科道或九卿大臣前去。如军伍有该补足，钱粮有该设处着一一整顿……
《明神宗实录》
神宗可谓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明朝边军不振的原因之一，他也明确表达了希望内阁帮助他重振明军的意愿，但是申时行却不愿意做出改变。他以防止武将擅权、祖制等来应对神宗的质询，并推诿派遣官员去核实这些问题。实际还是维持现状的和稀泥。
不是申时行看不出问题，而是他知道描述问题很简单，解决问题却很难。要解决问题势必要破坏以文治武的传统，即便是他和皇帝愿意，他们有能力突破文官们的阻扰么？而且申时行也不认为这是皇朝的根本问题（后文详细说）。
在其它政务上申时行的态度也大多如此，并不愿意主动去做出大的变革和变动。当皇帝和官员们产生大的分歧时，他基本都是在维持旧例的基础上居中去调和双方的分歧。
如果一定要总结申时行入住内阁九年的属于他自己的作为或者施政策略，他是明朝诸多内阁首辅中最重视经筵和朝会的人。
在这个事情上申时行一反常态地站在了大多数文官的对立面上，因为经筵和朝会早已成为了没有任何实效、空洞的仪式化表演。早在弘治朝官员们就已厌倦了参加这些仪式。
注：弘治朝时官员们缺席朝会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朝钟一响上朝的官员没多少，却惊起乌鸦无数，从那个时候起朝会也被戏称为“鸦朝”。如果想详细了解可翻阅笔者之前的相关图文 明朝的经筵 和 明朝的朝会。
《徐显卿宦迹图》中的经筵场景
申时行本人也非常清楚官员们对经筵和朝会的反感，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里是这样描述的：
前一年冬天，申时行就听到过官员在早朝时互相姗笑，说是某人的白脸已冻成大红，另一人的红脸又变为漆黑（出自《涌幢小品》） 。申阁老深知他在这种情形下，坚持早朝的不断举行，必将使自己成为朝廷上不受欢迎的人物。
实际上除了官员们，当时还非常勤政的神宗也不满意。他为此专门质问过申时行并修改了经筵的内容。因为一些文官借经筵皇帝不能当面反驳的机会以史喻今，在神宗面前喋喋不休地讲述李世民纳谏的故事，暗示神宗也应该听从言官们的谏言。
神宗则向内阁表示魏征和吕布一样不过是个“三姓家奴”，李世民更是个胁父弑兄的凶逆，这两人根本就不值得学习。并要求在经筵中停讲《贞观政要》。
魏征先侍李密，后侍建成，再侍世民，乃三姓家奴也……
唐太宗胁父弑兄，非为明主……
魏征忘事仇，大节已亏，纵有善言，亦是虚饰，何足采择……
《明神宗实录》
神宗这番话不仅是否定了魏征和唐太宗，也扯去了文官们的遮羞布，直指他们顶着大义的冠冕行苟且之事的虚伪。让原本庄严肃穆的经筵变成了大型打脸的闹场。
这些对于饱学的申时行来说，他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懂。那么申时行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力气去弄大家都不喜欢的事情呢？
因为明朝是由两千多名京官、一万八千名地方官员来管理和控制的，这些官员又来源于实际控制底层社会的一百万士人。即便是将这所有的人都约束在律法中，如果他们不能保持一致、互相认同、和衷共济，皇朝必然也难以维系运行下去。
所以如何维系这些人对于皇朝的重要性，远高于如何约束这些人。
但是这些人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各自又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或者愿望。朝廷没有能力去统一他们的想法，朝廷也没有能力去帮助他们一一实现愿望来换取他们的支持。所以申时行认为皇朝只能用另一种简单的方式来把这些人维系在一起。
申时行觉得这些人的个人想法、利益诉求以及为实现这些而使用的手段就是人们不便于明说“阴”的一面。回报家族、父母养育之恩；对亲朋的友爱，对长辈的孝道，对上级的忠顺等等，这些源于理学的价值观，这就是是人们“阳”的一面。而且“阳”也被大家公开赞扬和传承，所以通过“阳”就可以很便捷地把大家联系和维系在一起。
因此经筵和朝会那些泛泛的仪式就有了意义，它表达了朝廷上下，皇帝和官员们在理学经典中寻找治国大道的决心。在这种洗脑式的反复教育、宣传之下，让皇朝的每一个人都认识到理学、伦理道德是皇朝运行的核心，不遵循伦理道德就会被皇朝和人们所抛弃。
但是被洗脑的人自己不愿意再被洗脑了，官员们不愿意像上古诸贤那样去侍奉君王，他们希望能从神宗手中获取更多的权力。神宗也不愿意成为传说中垂衣拱手无为而治的泥菩萨，他实际更愿意成为一个独控一切的暴君。
皇帝很快就懈怠了，他开始抵制无聊的朝会和经筵。同样不愿意参加朝会和经筵的大臣们，并没有感谢给他们带来解脱的神宗，反而觉得这是个打击皇帝的大好机会。
有明一代最著名的奏疏《酒色财气四箴疏》就这么诞生了，这可谓是“诛心之论”的代表作，你有没有罪并不重要，我认为你有罪才重要。
被气得新年都没法过的神宗自然不愿意放过雒于仁，他在大年初一召见申时行要求他严厉处置雒于仁。申时行眼中神宗生不生气，《酒色财气四箴疏》说的是不是事实，雒于仁有没有罪都不重要（后雒于仁仅被免官）。
他认为重要的是皇帝和外朝文官不能因此事而关系破裂，他也不愿意站在文官的对立面。因此申时行不同意严厉处罚雒于仁，大事化小让雒于仁的上官把他训斥一下就行了。
申时行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定是草率的，并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简单裱糊，得过且过。因为这件事让皇帝和外朝文官互相丧失了对彼此的信任和尊重 -- 臣视君非君，君视臣非臣。失去了这些，双方的对抗冲突只会更为剧烈。
没多久神宗就主动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开始针对外朝文官，也就此拉开了“争国本”的帷幕。
本来申时行在立谁为太子上没有意见，但是之前皇帝和文官们之间的裂痕以及互相轻视，让双方互不相让而无法调和。居中的申时行作为首辅又不能不表明态度，因此申时行做出了葬送自己的选择。面对神宗时他表示同意神宗的意见，面对外朝文官时他又表示支持官员们的意见。
但是申时行两面应和的态度很快就露陷了。万历十九年，群臣再次联名上疏要求神宗册立皇长子。当时申时行告假并不在内阁，代行票拟的次辅许国便将申时行的名字加了上去。
神宗看到奏疏后大怒，派遣宦官到申时行家中质问他。申时行不得不写了个密揭为自己申辩的同时重申自己支持皇帝的态度：
时行方在告，次辅国首列时行名。时行密上封事，言：“臣方在告，初不预知。册立之事，圣意已定。有德不谙大计，惟宸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
《明史·卷二百一十八》
但是这个密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被和其它奏疏混在一起并转到了内阁，最终获得密揭的礼科给事中罗大纮将密揭公之于众。朝堂官员们一拥而上，纷纷痛斥申时行的首鼠两端。
一直不愿意站在群臣对立面的申时行就这么自己把自己送到了群臣的对立面，申时行只得上表请辞，冲次再也没有返回朝堂。
申时行的“无所作为”并不是他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作为，是他明白皇朝的问题是皇帝和文官集团的矛盾，这两者不形成和解任何政策的执行都最终会被破坏而徒劳无功。
申时行尝试通过理学和伦理道德将双方揉合到一起，但是最终却失败了。因此他只能做起了裱糊匠居中调和，虽然最终没什么效果但是起码保全了夹缝中的自己，要知道他之前的历任首辅要么居位不长，要么下场凄凉。
注：翟銮被严嵩弹劾而削籍；李时死在任上；夏言被斩首；严嵩饿死墓庐，儿子被斩；徐阶晚节不保儿子被充军；徐瑛削籍为民；高供被逐；张居正死后被抄家，家属自杀、饿死、流放；张四维暴卒。
万历十九年，神宗允其以官身乘驿站车马归乡。万历四十二年，年满八旬的申时行病逝于家中，子嗣均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