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农民工群体的变化，正是中国城乡变化的最独特观察窗口。四川是中国最大的农民工输出地，广东则是中国最大的农民工流入地。《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奔赴两地，记录了几十年间中国农民工群体的时代变迁。
采访中，有研究者分析，40多年来，农民工群体先后经历4次浪潮，每次浪潮都推动着这一群体迈上一个新台阶：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离土不离乡，就地进工厂”；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农民工“离土又离乡，进城进工厂”，这一群体探向更为广阔的城市空间；第三次是21世纪之后，农民工群体加速跨省大流动，2001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比重达44%；第四次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农民工群体进入“提升技能、融入城市”的市民化新阶段。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发展历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拥有不同于国际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两个同步规律，即：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进城就业与进城落户同步。
同时，国家还为这一群体保留了地权，确保农民工进得了城，也回得了乡。进退有据，是中国农民工发展历程的制度温情。新时代迸发新活力，农民工群体呈现令人欣喜的新特征。在产业转型、机器替代人的诸多压力下，先进制造业成为规模化吸纳农民工的主阵地，农民工不仅是第二产业的主力军，也成为了第三产业的生力军。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他们不仅提升了劳动技能，而且提升了文化等综合素质，逐步融入城市。
根据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部署，到2020年，大部分中国农民工将拥有专业技能和居住证；到2035年，大部分农民工将毕业于职业技术院校，成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到2050年，农民工群体全面实现“四融”：自己融入企业、家庭融入社区、子女融入学校、群体融入社会。农民工，这个由时代铸造的词汇，正在散发出愈发强烈醒目的亮光，照耀着2.8亿农民工群体心中的希望，也承载着新时代中国奔向民族复兴梦想的力量。
亿万农民工的时代变迁
●农民工是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乡镇企业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又一伟大创举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民工撑起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参与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
●新生代农民工则正在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2019年春运大幕拉开时，千千万万农民工再次踏上返乡旅途。“欢迎农民工春节回家！”在巴蜀大地，不论是车站码头，还是入省入县交界处，到处都有温馨的标语、温情的问候和周到的服务。
在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竹篙镇，返乡游子的归来让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农民工创业一条街”上，多了许多寻找机会的身影。金堂县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的窗口前，人们排起长长的队伍，咨询返乡创业优惠政策。
31年前，50名竹篙姑娘在这里告别亲人，奔赴广东开启寻梦之旅。自此，一批又一批农民工把金堂县竹篙镇与东莞市厚街镇、四川和广东、内地和沿海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岁岁年年，她们与亿万农民工一道，经受时代洗礼、不断突破自我。
2018年4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人。
40年来，这一群体实现了从体力型输出到技能型输出、从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
有人说，中国每一座现代化城市，都是一座农民工博物馆。
有人说，中国创造的每一个世界奇迹，都有农民工的付出。
农民工是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乡镇企业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又一伟大创举。
无论是回首改革开放40周年，还是展望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农民工的发展史，就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发展史。
来势汹涌“民工潮”
1988年初春，农历二月十九，川西平原上的油菜花开始绽放。家住竹篙镇的青春少女王红琼穿戴整齐，背上背包，与49名差不多岁数的姑娘一起，踏上南下闯广东的旅途。
她们的目的地是广东东莞厚街镇的厚兴皮具厂。此前，王红琼最远只到过离家20公里的淮口镇。
竹篙距厚街1600公里。从大客车换到绿皮火车，王红琼刚上火车就被挤丢了背包，正要跳下火车去找，幸好被带队的竹篙中心校校长吴宛平一把拉住，才没与队伍失散。
车厢过道里水泄不通，连座位下都躺着人。姑娘们并不知道，从这一刻开始，她们与亿万中国农民工一起，将书写改变自己与中国命运的崭新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优先保障工业发展和城市就业，计划经济时代的城乡二元结构曾对进城农村劳动力严格限制。改革开放后，允许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民进城，此后的几十年间，一步步敞开城门、实行城乡统筹就业，并进一步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环境、加强对农民工人文关怀，鼓励他们融入城市。
上世纪60年代开始，广东省广州市和若干其他省市试行的亦工亦农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不转户粮关系，既是农民，也是工人。尽管人数有限，为期只有短短数年，但可以看作是当代农民工的雏形。1978年末，全国农民工约有200万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民工撑起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参与创造了“中国制造”的奇迹。
1980年后，以东南沿海为主的地区迅速崛起一批乡镇企业，就地吸纳农民工，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第一波高潮。
在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中，第一次出现了“农民工”一词，随后这个词被广泛使用。
1987年，时任四川成都金堂县竹篙区委书记的沈友春，与广东东莞市厚街镇劳动服务站签订了劳务输出协议，厚兴皮具厂同意接收50名来自竹篙的女工。这是金堂县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向广东进行劳务输出，也是四川乃至全国较早的成建制有序输出。
到了1989年初春，多地农民不约而同用脚做出选择，走出家门、奔向城市，令人瞩目的“民工潮”出现。以此为标志，农民工跨省流动进入鼎盛期。农民工工作十二五规划课题组数据显示，1989年农民工人数飙增到3000万。
此后十年间，农民工由自发流动向有序流动过渡，政府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开展培训、疏导等服务，民工专列成为每年春节的一道风景线。
特别是1992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提速，产生了强烈的劳动力需求，农民外出务工意愿愈加强烈。一批批农民工踏上了时代的节拍，拉开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序幕。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8亿人；农民工月均收入为3485元，制造业、建筑业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最大渠道；在这个群体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首次过半，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提高。
不甘于做“打工仔”
1983年，13岁的马宗平和哥哥一道，揣着仅有的10元钱外出打工，逃票坐了三天三夜火车到了千里之外。“包包没钱，又怕查票，只能藏在座椅下，每天只吃一顿饭。”那段艰辛的日子，马宗平至今记忆犹新。
没人能说出第一个走出家门的农民工是谁。今年50岁的马宗平，是记者搜寻到的四川巴中最早外出打工的农民之一。
马宗平后来在跑运输拉农产品的过程中，留意到发展农业产业是条不错的路子。从2011年开始，他拿着自己的积蓄和从亲戚朋友处借来的资金，回到家乡巴中市恩阳区群乐镇创业。在经历两次失败后，他建起了宗平种养家庭农场，流转500多亩土地发展种养业，从昔日的贫困户变成致富带头人。
“替人打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还得自己干。”马宗平说。在他身上，记者看到广大农民工普遍具有的精神：奋斗不止，永不言弃。
采访中，多位研究者认为，第一代农民工指60后、70后群体，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陆续涌入城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这一代农民工主要依托亲缘、地缘关系，以自发方式外出，由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往往从事苦、脏、险、累的体力活。挣钱回家是他们打工的主要目的。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了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有的在城市长大，有的虽生于乡村，但大多受过初、中等教育，他们的生活方式已从“生存型”向“生活型”转变，不再把挣钱作为外出务工的唯一目的，更渴望提升素质，不甘于做“打工仔”，希望成为“管理者”。学习了技术和管理能力后，他们融城意识强烈，开始注重精神文化生活，在职业选择和发展取向上，已从苦脏累工种向体面工种转变，从关注工资待遇向更多关注自身发展、创业前途转变。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就是这样起步的。
以“华蓥山游击队”闻名的四川广安华蓥市，在电子产业界世界闻名。引领这一奇迹的，正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李双林。
1993年秋，17岁的李双林高考落榜，远赴广东东莞，在一家电子厂里做小工。由于创新能力强，他先后被提升，直到当上了经理。2004年，李双林创业办电子公司，几年后发展为拥有4个分公司的电子集团。
2009年，李双林回到华蓥市，创办家乡首家电子企业——领创电子有限公司。在做大做强的同时，他和伙伴们“现身说法”，积极协助政府招商。目前，华蓥市电子信息产业园已引进企业77家。
“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农民工。”媒体这样评价。
产业工人、乡村振兴生力军
“第一代农民工背着蛇皮袋去打工，第二代农民工拉着行李箱去打工，新生代农民工拿着手机去打工。”这是三代农民工的形象写照。
1996年春节过后，17岁的陈剑锋光着脚走出广州火车站，他的鞋子在汹涌人潮中被踩掉了。
“广州到底什么样？”从四川达州东安乡美妙村出发，坐了三天三夜闷罐火车后，陈剑锋终于到了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统一中国振兴中华”八个大字，“是我最深刻的印象”。
进入21世纪，农民工群体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农民工表述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展了维护农民工就业权益和改善就业环境的专项工作。
2006年国务院颁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系统提出关于农民工工资、公共服务、权益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政策服务措施。
2010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民工发展进入“提升技能、融入城市”的市民化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在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劳动大军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并呈现出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一方面，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量投身新业态，支撑其快速发展。
2017年，仅有初中文化的陈剑锋考上了设在工厂里的公开大学，一边工作一边攻读本科学历。凭着踏实肯干与刻苦钻研，如今的他已经成长为一名技术工人，还被公司评为优秀员工。
另一方面，一批批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农民工，带着技术、项目、资金和营销渠道返乡创业，在精准扶贫和共奔小康路上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2006年，王红琼回到金堂，开办起“锦洲成衣厂”，一年就能接到上千万元订单。除了竹篙镇“农民工创业一条街”上的厂房，她还在4个乡镇开设了车间，解决了200多名姐妹的就业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各类返乡下乡创业创新人员已达700万，其中农民工480万。各类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带动就业人数已达3000万，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
这些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们，已不是传统的农民回归家园模式，而是在双创格局下创办实体，并发展成为内地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继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之后，他们为乡村带来了又一次创业创新浪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蒋作平 吴光于 刘宏宇 参与采访记者 刘大江 薛玉斌 薛晨 毛鑫）
百万川军闯天下
●2012年以来，四川农民工迁徙路线出现“拐点”：省内转移人数首次超过省外输出人数。此后，这一趋势延续
●农民工是人才、是工匠、是创业者、是生力军，是发展县域经济、搞活民营经济、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
四川盆地，万山阻隔，“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是千百年来入川难、出川亦难的真实写照。
天翻地覆，今非昔比。2019年春节前夕，高铁、动车、飞机、小汽车、摩托车，东南西北的入川途中，千万农民工搭上现代化交通工具，喜气洋洋地融入回乡过年的大潮当中。
长期保持我国农民工输出量第一的四川，有“农民工大省”之称，是中国“民工潮”的主要源头。一代代四川籍农民工，在付出汗水和辛劳的同时，收获了发展和飞跃。
“没有改革开放哪有我的今天”
上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农村劳动力出现大量剩余。四川省农劳办主任黄学宁告诉记者，1981年，四川有3800万农村劳动力，其中1500多万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
这个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的户籍政策，极大地限制着农民进城和跨区域流动。“以前出远门，并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不是投亲访友，没有一纸介绍信，赶不了火车、住不了店、进不了厂。”四川金堂县竹篙镇党委书记蒋增兵回忆说。
为突破禁区，1982年四川省委指示，允许新都县农村建筑队在成都市商业街为省委机关修建一幢宿舍。这次试验效果很好，为农民工进城透进了一缕阳光。
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带口粮到集镇落户。维持多年的限制流动政策开始松动。同年，四川仁寿县出现成规模劳务输出。1985年四川省委明确提出，允许农民进城办厂开店，从事第三产业，为发展劳务输出打开了一个出口。
竹蒿镇在1986年成立劳务输出办公室，次年起定点向东莞输出劳动力。
得知广东招工，尽管家人不舍，17岁的王红琼还是报了名。做体检、选学历……接到录用通知时，王红琼感觉“光荣得就像去参军一样”。那一年，竹篙镇200多名女孩报名闯广东，最终只有50人被选中。
妈妈以当地嫁女儿的方式，给她弹了一床新棉絮，爸爸把家里仅有的70元钱塞到她手里。离别的汽车旁，父母和女儿们哭成一片。
人民的美好愿望就是改革的动力。1992年四川省成立劳务开发领导小组和劳务开发办公室。从1992年到1995年，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人数由857.8万人上升到1198万人，出现了农民工出外闯荡的热潮。
据四川人社厅农民工工作处副处长赵华文介绍，新世纪以来，四川省委、省政府抓好劳务输出，加强劳务技能培训，提供全方位服务，不断解决农民工后顾之忧。全省劳务经济增长加快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劳务开发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没有改革开放哪有我的今天？”如今已经回乡办起制衣厂的王红琼说。
“成功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报家乡父老”
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永不言弃，是中国农民工的本色。大批具有高中文化、意气风发的农村青年，为了理想，奔向四方，成为新生代农民工主力。
今年47岁的竹篙镇人孙成志，1991年去广东东莞打工，2009年回竹篙办起鞋厂，解决了300人就业上班，一年要支付工资700万元。“刚到东莞时，没钱在外面夜宿，就在工地上住了十多天，还住过‘青山旅馆’，就是躲在山上，天为被，地为床。最经典的是有一夜以为躲在土坑里，天亮后才发现是坟地。”孙成志笑言。
生生不息、奋斗不止，无论身处何境，“川军”始终顽强绽放着芳华。大批农民工学到技能后，走上了创业之路。“民工潮”之后出现“创业潮”，其中不乏业界翘楚、领军人物。
“我们那一批职高生都事业有成了。当老板的多，连造飞机、轮船、坦克的都有。”在仁寿县汪洋镇上游村，返乡创业企业家张贵华自豪地告诉记者。
1990年张贵华职高会计专业毕业，在当地找了一家煤厂当临时工。穷则思变，他先后去过广州、珠海、成都打工，后来又开工厂、办公司。成功之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回报家乡父老。
2012年7月，他回到家乡创业，在原生态基础上，构建起集农业、休闲、度假旅游开发项目于一体的现代农旅项目。目前已投资一个亿，硬是把一大座荒山变成了世外桃源。如今，这里节假日游人如织，海外游客也时常光顾。
“说我成功算不上，但能把这么僻远、荒凉的地方，变成美丽、兴旺的新农村，老百姓都说很不错，我就高兴了。假设失败了，就当我那几年没赚钱。”张贵华说。
“从外出到回归，四川经历了输出劳动力、带回生产力的过程。”四川省人社厅农民工处处长李一漫说。
全国第一“打工仔开发区”
当年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回乡创业已蔚然成风。竹篙镇仅制衣制鞋代工厂就有47家。
据李一漫介绍，2012年以来，四川农民工迁徙路线出现“拐点”：省内转移人数首次超过省外输出人数。此后，这一趋势延续，越来越多农民工回到巴蜀大地，他们中不少人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中历练过，更不乏企业家和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
多年来，四川省致力于完善返乡创业公共服务体系，按照统筹城乡的要求，将返乡创业农民工纳入社保、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范围，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为农民工创造大展身手的创业环境。
当年被媒体戏称为“全国第一打工仔开发区”的金堂县回乡创业示范区自2007年起大力实施“回引工程”，截至2018年10月，已吸引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2172人，创办各类实体2072家，回乡创业总产值5.56亿元。
据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胡斌介绍，四川制定系列扶持政策，在降低准入门槛、税费减免、财政支持、金融信贷、园区建设等方面，打通返乡创业的政策壁垒，掀起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潮。
截至2018年底，全省累计有65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创办企业16.9万户，带动就业210余万人，实现总产值近4000亿元。创办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区376个，入驻企业8518个，实现产值542.82亿元，吸纳就业79.54万人。
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认为，农民工在外务工不是简单的谋生活、求生存，而是在进实践大学、学本领长见识。大多数农民工是人才、是工匠、是创业者、是生力军，是发展县域经济、搞活民营经济、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吴光于 蒋作平 刘大江 参与采访记者 薛玉斌 薛晨 刘宏宇 毛鑫）
两位农民工转变命运之旅
●“逆袭”的程祖彬拼命学，和他一样，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由当年的体力型工人转变为技能型工人
●在一条条流水线上、一个个工厂车间里，无数个“何小东”已成为技术生力军，助力珠三角迅速发展为“世界工厂”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2019年元旦刚过，珠三角地区民工陆续返乡。在我国农民工输入第一大省，改革开放40年，来自五湖四海的务工人员与务实的广东人一起，创造了“广东奇迹”。
南下，南下，广东遍地是黄金！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第一批“民工潮”汹涌而至，百万川军也勇闯广东。狼狈的旅程、饥饿的肚子、汹涌的人群、激烈的竞争……最终选择留下的，是下定决心改变命运者。
每段历史，都由数不清的感人故事汇聚。每个打工者，都有一个励志的心路历程。
“现代工匠不是拿着斧头打家具”
“春潮奔涌车声隆，百万民工闯广东。肩担手提行色急，城乡阻隔路始通。”这是一首描写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四川农民工在广东闯荡的小诗。
这个时期，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广东吸引来了大量外资，建起了“三来一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这不仅引发了广东省内的劳动力大规模流动，也吸引外省劳动力大量进入广东寻找工作。
由于广东和四川在人力资源方面互补性强，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勤奋、务实、聪明、能干的四川劳动者来到广东务工经商。
1994年8月，19岁的四川泸县人程祖彬参加完高中会考，就决定南下“掘金”。出门前，母亲把家里的猪卖了，换了150元钱给他当路费。提着两个装满“家当”的蛇皮袋，程祖彬上了一辆破旧大巴车，坐了5天6夜，来到传说中遍地是黄金的广东。
很快，程祖彬就发现找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要么门槛太高，要么是只要女工。”一位老乡建议他去工作介绍所，“交了120元钱，相当于母亲又卖了一头猪。”程祖彬很心痛。
终于，程祖彬获得一个试用机会：顺德一个家具厂招工，需要两名品管员。六名应聘者中，有两名本科生，两名大专生，程祖彬是两名高中生中的一位，另外一位是女性，讲一口流利粤语。
“硬件最差”的程祖彬想起母亲说过“只要付出，定有回报”，他决定好好表现。在一个月的试用期里，别人下班了，他还在检查机器，关电灯、风扇，大家吃饭了，他还在干活……最后程祖彬“幸运”地被录取了。
“逆袭”获得工作机会的程祖彬开始拼命地学。每晚收工后，他坚持看两个小时的书。为不影响舍友，他用手电筒和沙发底座的碎布做了个小灯罩，把头伸进灯罩里看书。
2001年，程祖彬加盟中泰家具公司，他发现公司还在沿用传统手工工艺，缓慢、笨重，成本极高。“现代工匠并不是拿着斧头在打家具。”他觉得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于是，他钻研德国家具先进制造设备，用电子开料锯、多功能铣床、全自动封边机来代替斧头、锯子、凿子，先后提出38项技术创新，为公司节省了大量成本。
今年42岁的程祖彬，当上了公司的工会主席、培训主管。2013年，他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17年当选了党的十九大代表。
“任何行业都需要专心致志、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程祖彬说，“23年来，我未离开过家具行业，只是一门心思想在这个行业干出点名堂来。”
“做研发就像割水稻”
即使已经跳出农门成为大学生，并一直读到了博士，何小东始终认为，自己骨子里还是农民。
40多岁的何小东是四川南充人，四辈务农。考上大学前，他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那时，觉得在农村太辛苦，就想当工人。”何小东说，那个年代，当工人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所以他下定决心好好读书，希望跳出农门。
高考如愿以偿，何小东考上了位于杭州的浙江丝绸工学院。2003年，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引进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纺纱系统，需要招聘大量技术人员。研究生毕业的何小东应聘成功，进入公司研究中心做技术研究。
经过无数次试验，何小东研发出世界最细的700英支纱线。700英支是纯棉纱线的细度极限，比头发丝还细，其研发是世界级难题。
在攻克技术难题的过程中，何小东总能找到当年在地里务农的感觉。他说，当农民的经历，锻炼了自己的韧性与耐心。“水稻收割很辛苦，也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何小东清晰记得，那时的打谷机要靠手摇，经常一摇就是一天。“在枯燥的环境中能够坚持下来，人就会变得平静。”
何小东的骨子里，有四川人那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如今，他名下已有专利88项，其中发明专利48项，被佛山市评选为“大城工匠”。
像何小东这样的技术工人，已成为新一代南下务工人员的杰出代表。在一条条流水线上、一个个工厂车间里，无数个“何小东”已成为技术生力军，助力珠三角迅速发展为“世界工厂”。
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由当年的体力型工人转变为技能型工人，当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能工巧匠，在制造、设计、施工、修理、服务等行业关键岗位上斩关夺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宏宇 刘大江 毛鑫参与采访 记者 薛玉斌 薛晨 吴光于 蒋作平）
助力化身新市民
●应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弱化“农民工”群体称谓的农村户口属性
●新一代产业工人的精神需求更趋多元化，最需要平等与尊重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首先要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其次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再次要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从四川广安农村到珠三角，从一个有着两个孩子的农妇到陶瓷厂车间副主任，从“十佳外来工”到成为全国人大代表，这是1974年出生的胡小燕完成的三步“蝶变”。
40年前发生的中国农村改革，将农民从千百年来的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有了自由流动、自主择业的权利。如今，胡小燕落户广东佛山，是佛山市三水区总工会的副主席。“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我把握住了人生的每一个机遇。”
但成为像胡小燕这样的新市民，在亿万农民工大军中还是少数。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逐渐壮大，这一群体面临的身份、待遇、户籍、权益等问题日趋凸显，而这些最终都指向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农民工市民化首先要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其次要实现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再次，农民工要真正融入城市，享受市民权利，增强市民意识，创造出文化认同的环境。
告别“农民工”称谓
“农民工，其实并不是一个恰当的称谓。工人就是工人，不应该有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人的说法。”三农问题专家、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说，农民工是我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和特殊贡献。
受访专家指出，囿于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户籍限制，改革开放后，大量进城务工农民无法变成市民，“农民工”这一称谓本身就有局限性。乡村居民选择从农民“跳槽”成为其他产业的从业者，应是职业决定属性和身份的称谓，而不是属性决定职业。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更应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尽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弱化这一群体称谓的农村户口属性。
“应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实现共享发展，需要加快相关政策的落地，实现中央确定的使1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的目标。
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要求，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2018年底，四川省出台了《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十六条措施》。据四川人社厅农民工工作处副处长赵华文介绍，措施从强化就业服务、加强技能培训、改善居住条件等十六个方面，进一步向广大农民工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和人性化关心关爱，增强农民工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越来越多措施的推出，推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这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既要考虑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条件，又要考虑农民工市民化的长远条件和制度设计。如果过快，城市无法消化；如果过慢，则影响城镇发展进程。因此，必须根据农民工发展的条件和城市发展的规律，在合适的时机，及时引导农民工群体抓住机遇，推进市民化进程。
渴求精神权益的新生代工人
“历史上闯关东、走西口，是没办法。而闯广东，则是出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农民工作家周崇贤说，告别吃饭时代，一代又一代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已发生质的变化，新一代产业工人的精神需求更趋多元化，最需要平等与尊重。
当前，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约占现有农民工总量的六成，与父辈相比，他们对农业、农村并不熟悉，强烈希望融入城市。
在珠三角地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较多，因经营压力，有的企业曾过于重视生产效率，而忽视了产业工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产业发展需要产业工人，但如何才能留住产业工人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佛山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黄文富说，仅在狮山镇，就面对近50万产业工人的文化需求，政府必须考虑怎样才能形成有针对性的文化供给服务。
“当前产业转型升级、弘扬工匠精神，都需要加强人文关怀与文化滋养。”佛山市文广新局局长陈新文说，佛山在反思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供给侧改革，已取得积极成效：城市的人文环境日益改善提升，部分企业的离职率呈明显下降趋势。
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是一家有着两万多名一线产业工人的大厂，近年来，该厂不仅工人离职率持续下降，还出现工人“返聘”现象。2014年，溢达的工人离职率达34.8%；2018年前八个月，这一数字降至18.3%。与此同时，溢达的重雇员工占比达到总人数的0.8%。
“工人流失率的明显下降，得益于企业软环境的不断提升。”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马伟萍说，公司于2015年起与国家开放大学合作，投入630多万元为近1000名一线工人提供了学历提升服务。此外，企业还开设了16个俱乐部，每年辐射带动约10000名员工参与。
从农民工走向新市民
来自四川省金堂县的石萍，从上世纪90年代初来到广东东莞打工至今，由于工作出色，一直备受老板赏识和员工尊敬。
从“外来妹”到主人翁，这些年石萍赚钱买房、买车，供养两个孩子就读于当地最好的学校，还将自己的双亲接来一同生活，已成为地道的东莞人。
据了解，在珠三角的很多城市，经济每跃升一个台阶，总是与流动人口数量的增长同步，一些城市的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数量已出现严重倒挂。
如何促进外来人口更好融入广东，让流动人口在为广东作出贡献的同时分享经济发展成果？这一直是广东面临的重要课题。
广东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广东坚持把异地务工人员有序融入城镇作为推进精准扶贫、新型城镇化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与产业转型升级同步部署、同步推进。
促进供需精准对接。自2016年新一轮东西部扶贫协作以来，广东共向四川甘孜州、凉山州提供就业岗位5.5万个，帮助1818名贫困劳动力来粤就业。
切实提高职业技能素质。自2014年实施培训补贴政策以来，广东省级财政共投入18.5亿元用于补贴务工人员技能培训，共补贴培训省内外异地务工人员94.2万人次。
切实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将异地务工人员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范围，与城镇职工平等享受社保待遇。截至2018年9月底，广东省全省参加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的异地务工人员人数分别达1354万人、1975万人、2056万人、2187万人、1909万人。
促进治理体系创新，切实维护异地务工人员合法权益。自2014年以来，广东省共为105.77万名务工人员追回工资等待遇69.38亿元。
切实提高均等化服务水平。为异地务工人员提供就业、入户、权益保障等10余项“一站式”服务；实施“圆梦计划”，广东每年资助10000名异地务工人员入读高等院校接受继续教育；有序推动1300万左右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加快融入进程。
农民工，既平凡，又不平凡。亿万大军闯中国的历史，仍在持续。他们在拼搏中实现着人生的升华。（《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大江 刘宏宇 毛鑫 参与采访记者 蒋作平 吴光于 薛晨 薛玉斌）
（原载《瞭望》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