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成骧，何许人也？
骆成骧旧照
骆成骧，字公啸，男，汉族，云南省会泽县城郊锁水阁人。1865年（同治四年）五月十二日出生。
后随继父移居四川资中县。
他的父亲虽是个农夫兼小贩，却不甘心让儿子过一辈子贫苦的生活，
他督促年幼的骆成骧学习圣贤之书，希望骆成骧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从而光耀门楣。
骆成骧的一生经历了甲午海战、公车上书、百日维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倒袁、
五四运动、军阀混战等.
清朝历史上唯一 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四川籍状元，在四川他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天才，
曾因8个字被皇帝钦定为状元。
也就是这样一位状元，教书上瘾，想尽一切办法为教育做贡献。
骆成骧幼年就表现得很聪明，过目不忘，很多经文看一遍就知道大意，这让养父非常高兴。
认为他以后必然有出息，并将他送入锦江书院，锦江书院就是四川大学的前身，
很快，骆成骧就显露出了他“初为文字，即惊俗儒”地过人才华。
锦江书院的夫子看到年纪幼小的骆成骧下笔不凡，非常惊奇。
四川学政张之洞巡视锦江书院，看到骆成骧的文字，断定这个孩子以后一定会有大“造化”。
他也不负众望在锦江学院成绩优异，学习刻苦，为人谦虚，是学院当时的优秀才子。
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在四川考中乡试。成为了进士。第二年入京会试落第，困留北京。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骆成骧参加殿试，那场殿试中，光绪皇帝亲自出题。
“为何开创之初财富少而愈富，承平之后财富多而愈贫？是否由于会计不精呢？”
骆成骧答道：“非会计之不精，实出之多而入之少也。”
进而指出财政上入不敷出的症结在于“兵额太广、靡费太多、侵渔太多、上下相蒙、隐忍不言。”
而最为严重的则是官吏们上下相蒙的贪污腐败。
“人君节俭行为及其影响”，骆成骧认为：“人君奢侈，大臣效之；大臣奢侈，士庶效之”，
实则隐约沉痛地批评了慈禧太后骄奢淫逸所造成的败坏风气，
呼吁“念民生之日思物力之有限，躬行节俭未天下先”。
在殿试中，他的文章引经据典，针砭时弊，
文章言词恳切，辨理精微，展现了他的一腔热血和抱负。
最后他还在答卷上写了八个大字：“主忧臣辱，主辱臣死”。
此八字才是最为点睛之句。让当时的光绪帝着实感动。
其策论“言词异切，文句恳诚，辨理精微”。光绪帝同正副考官议阅后，特“钦定第一”，成为状元。
光绪感觉终于有一个知心人能够为他考虑，为他分忧解难了，他非常高兴。
就这样，骆成骧成为四川省唯一一位状元。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争了光，把他中状元的事情传为佳话。
按照正常的成长逻辑，骆成骧应该去参与政治，去完成自己报效国家的愿望，但当时的晚清王朝，已是摇摇欲坠，政治救不了国家。
作为一个读书人，骆成骧自知：只有靠教育，国家才能强大，才能在世界立足。从此，他便坚定地投身于教育救国的事业。
骆成骧
1898年春，与杨锐等同乡京员在北京创设“蜀学堂”，讲习新学。
调任山西当学政时，因为骆成骧的功名最高，孔祥熙的父亲请他书写香火牌位，为祖宗 “点主”。
之后送了他一千两白银，他全部用于助学，奖励成绩优异的学员。
四川都督陈宦在离开成都北上时，以办学生军的名义，向骆成骧赠送四千元大洋。
骆成骧照单全收，转脸就赠濒临解体的四川高等学校，成为四川大学史上第一位捐赠如此巨款的兴学重教之士。
骆成骧还把自己的薪酬积累在一起，捐出去修造学校。
结果可想而知，他对教育越慷慨大方，他自己就越穷得当当响，其用餐仅有二菜一汤，非常简单。
以至让前来游览的地方官员们都非常吃惊：“状元何以清贫如此？”骆成骧回答道：“门生有此足矣！”
到了晚年他家无恒产，厨灶屡空，连米都买不回去，吃了上顿没下顿。
即使如此，骆成骧也没有改变他对教育的态度，我可以穷一世，国家教育不能穷一辈子。
除了直接捐款，骆成骧还乐于办学教书。
他筹办北京蜀学堂、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四川高等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成都资属中学，为国家培养大量有用之才。
他去桂林法政学校、四川高等学校、四川法政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教书，甚至母亲去世，在他回乡“丁忧”期间，他都在资中重龙山三贤祠设馆教书，梁启超打趣他说：“状元公教书有瘾”。
在骆成骧的教育生涯中，对于巴蜀教育的贡献最为突出。
1912年年底，骆成骧出任四川官立高等学校（今四川大学前身）校长，他大量引进西学，开设新学科，革除旧学陋习。
后来，学制变更，教育部下达命令：取消高等学堂。
这所学校面临着结束。
骆成骧为了四川广大学生的前途，不顾教育部的禁令，在1913年2月和7月，又招收了两届正科新生。
1916年，学校添招的这批学生即将毕业，为了能让学生们的学籍获得认可，骆成骧亲自到教育部去要求承认。
他为的是把四川高等学校延续下去，作为开办四川大学的基础。
他发动社会名流、各校校长、地方官绅等联名上书四川省长公署，要求“主持地方筹款”、“速建大学”。
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要求下，省议会决定在四川高等学校基础上，由省拨经费改办国立四川大学，高等学校总算可以保住了。
因为骆成骧热心教育，又是饱学之士，人们尊称他为成都“五老七贤”之一，位列七贤之首。
骆成骧一辈子都在同读书人打交道，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他深知筑巢才能引凤，办学才能有学生，有了学生，国家才会有人才，骆成骧为此，孜孜不倦地努力着。
骆成骧重视教育，经常对教育进行改革。
他常说“误人子弟犹如男盗女娼”，所以非常注重教学质量。
在桂林法政学校执教时，他将学生分为“官班”和“绅班”，官班主要是有科举功名和世家阀阅的人。绅班主要招收无功名的士绅及其子弟，他们彼此之间竞赛优胜。
广西中丞张鸣岐率领所属官员来到学校上课，他像对待学生一样，将官员们全部安排到“官班”，严格按照分班规则执行，这也算是一种“因材施教”吧！
在山西任提学使的时候，他以兴学为首要任务，整顿了山西重商轻文的风气。
为了加大监督力度，他经常到各地视察，而且出行时只带一科员、一仆从、一单车，就像孔夫子周游列国那样，哪怕路途再远，气候再坏，也照行不误。
到了一个地方，他就直接登上讲台给学生们演讲，勉励他们用功学习。
而对于那些废弛学务的冗员，他毫不留情，全部予以撤换，任何人说情都不为所动。于是各个州县闻风震动，全省学务有了改变。
通过骆成骧的努力，在全国学务考核中，山西学务一下子被评为全国之冠。
骆成骧的独到之处还表现在：他认为教育并不只是读书习字，还应该具备完全人格和健康体魄。
骆成骧的儿子从德国留学回来，说德国有人专门研究东方柔术。
骆成骧听了之后深受启发，他想到世界列强纷纷入侵，要想保家卫国，“坚阵肉搏之术，不得不讲”，于是他就开始有意倡导武术。
恰好成都有一个武士会，每年都有比赛。为了振兴武士会，骆成骧把自己为别人作碑文的上千元酬金全部捐赠出来。
之后，他又亲自出面募集资金，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建国术馆。
有人问骆成骧：“你是个文人，是以文章大魁天下而名显于世的，为啥要弃文从武了呢？”他说：“我不是弃文从武，而是要文武皆备。”
他还引经据典，将文武之道的辨证关系说得精辟入微，将武术提升到了强国强种的高度：“如今国贫民弱，倘不思尚武自强，强国强种，则华夏危殆甚矣！”
他还为资中武庙题写了一副对联：“孔夫子、关夫子、两个夫子；著春秋、读春秋、一部春秋”，再次强调了中华文化的文武同源之道。
骆成骧虽然是文状元，晚年却热衷讲武，倡导“强国强种”的体育运动。
1920年，被推举为成都振兴武士会会长，他还将自己为别人作碑文的上千元酬金全部捐赠武士会。
之后，他亲自出面募集资金，建国术馆于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
四川各地的武士闻风而动，学习柔术，比赛拳足，盛极一时。
骆成骧也勤习柔术，还喜欢射箭，并讲授射箭法。他常说：“射以观德，不仅止于御敌强身也。”
为此，他创立了“射德会”。
骆成骧铜像
1926年，时任西康屯垦使的四川军阀刘成勋，别出心裁，举行文官考试，
礼聘骆成骧为主考官，派人将他由成都迎至雅安。
考试结束，骆成骧畅游蒙山之后返回成都，不久病逝，终年61岁。著有《清漪楼遗稿》
骆成骧之墓
由于他一生太过清寒，最后是靠地方人士资助，他的儿子才扶灵柩归葬故里。
灵柩一早从文庙西街出发，沿途数万百姓为他送行，哭声震天，天黑了才走到牛市口。
桐城方旭挽联云：“提学一官同，我闻三晋云山，人思教泽歌芹泮；状元千古绝，留得半塘秋水，楼对清漪似桂湖。”
这就是骆成骧，一心扑在教育上，不图名、不图利，他那句“天下无如吃饭难，世上唯有读书高”的名言一直激励着后人。
纵观骆成骧地一生，早年苦读，博取功名，中年入仕，重教兴学，直至终老。
他是封建文化乳汁哺育而成地知识分子，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跨入变革时代。
在新的时代潮流中，他将“十字架”作武器，帮着进步力量击倒了袁世凯，
通蔡锷一样，立下了“再造民国”之功。虽然他本人意识不到这一点，
以为这是在为光绪报仇，将这一壮举视为“吾得为景帝杀一贼，于此可以骆成骧之志矣！”
实际上他是为国家为民族“杀”了一贼。
一生不求高官厚禄，清廉自守，故有“穷状元”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