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马宇平文并摄
53岁的罗良贵经历了人生两次大地震：一次是10年前的汶川大地震，儿子遇难了，一次是抱养的女儿眼下危在旦夕。
10年前，罗良贵的独子杨龙在都江堰读大二。5·12地震中，这个刚满20岁的小伙子被砸中头部，不幸去世。他成了这所学校唯一遇难的学生。
震后的罗良贵努力寻找活下去的希望，直到从邻镇抱回刚出生一天的婴儿。然而厄运再次降临，4个月前，7岁的养女被确诊为EB病毒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这位母亲震后好不容易筑起来的心墙再次坍塌了。
她托人打听女儿生母一家的下落，希望给女儿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晓峰住进医院，准备第二天的造血干细胞采集。
49岁的袁爱萍接到了女儿养母的电话。她从没想过，两家人会在这样的情形下联系上。这个四处打工讨生活，独自拉扯着3个孩子的母亲一刻没有犹豫，她第一次坐飞机带着儿子飞越了大半个中国。
她们要救女儿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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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那场地震在罗良贵心上留下了怎样的伤痕。
2008年5月12日，像往常一样，她和朋友们围坐在一家店门前，学勾拖鞋。忽然间，她一阵头晕目眩，对面商店的招牌左右摇动。“地震了，地震了！”有人喊。
她给儿子打电话，电话一直打不通。终于打通了学校电话，得知孩子被送去了医院，她急急地从抽屉里拿出家里仅有的300元钱往医院赶。
见到儿子时已是阴阳两隔。10天前是儿子20岁的生日，儿子撒娇地说要回家来过生日，被她拒绝了。因为从都江堰到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的往返车票要近300元，为了省钱，她让儿子就近去姨婆家待几天。她错过了见儿子最后一面的机会。
这位母亲前半生的兜兜转转，都围绕着儿子。身上的刀疤是生儿子时留下的，因为伤口感染，她在医院里住了20多天。家里最大的一次开销是儿子上大学的第一年，2万多元的学费直到儿子报到时还没凑齐。
上世纪90年代下岗后，罗良贵卖过衣服、挂面，做过收银员。丈夫杨德才一直在外打零工，帮人开货车挣钱。夫妻俩攒钱，还债，还想着买套房子给儿子娶媳妇。
儿子走后，家中冷清，罗良贵每天以泪洗面。她把儿子的衣服洗了又叠，叠了又洗，偶尔穿到自己身上。
杨德才不再外出打工，儿子的去世带走了生活的奔头，他觉得做什么都没意义。夫妻俩很少出门，看到寒假归来的大学生，都会想到逝去的孩子。
“还有人问，你儿子死了赔多少钱啊？”罗良贵掉了眼泪，“他们真的不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怎么能这样问啊！”
罗良贵太想要一个孩子了，但老天没有特别照顾这个44岁的女人。
她渐渐接受了不能再生育的现实。她想领养一个女孩，一直在等待。
直到39岁的袁爱萍剖腹产生下了自己的最后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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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联系，等孩子上了大学，我会把身世告诉她。”在医院的病房门口，罗良贵对袁爱萍说。
产后虚弱的袁爱萍在丈夫的搀扶下，摇着头拒绝了。她说，没有必要，只要你们对她好就行了，“我们永远都不要联系”。
没有留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罗良贵悄悄包了两个红包，大的给了袁爱萍。她听医生说这家人很穷，上一个孩子的生产费还一直欠着。另一个她想塞给助产的医生，被婉拒了。
抱着刚生下来一天的婴儿，罗良贵坐上了回程的公共汽车。两家同区不同镇，相隔十几公里。
这对夫妇拿着生辰八字，专门请人给女儿起了个“好名字”：杨净茹。
冷冰冰的家里突然又热乎了起来。罗良贵的姐妹都挤进了这套小两居帮忙，6个大人围绕着这个4斤6两的婴儿转。直到杨净茹满40天，大家才不舍地离开。
这个粉嘟嘟的女孩成了全家人的宝贝：婴儿床是姑姑送的，表姐花了1000元带她去拍周岁照，每到周末，姨妈们或会从市区赶来看她，或接她到家里小住。
只有回忆女儿成长时，顶着眼下两块淤青的罗良贵，眼里才有了些许光芒。
她清楚地记得，小家伙第一次说话是8个月大的时候，她指着奶瓶，说“奶，奶”；1岁零9个月的时候有了趟短暂的“幼儿园初体验”；上了学前班，她开始张罗帮妈妈洗碗，拍着胸脯说自己可以负责洗第二遍……
杨德才外出拉活打工，心里多了一份希望和牵挂。他对女儿几乎言听计从。杨净茹不满3岁时，她骄傲地告诉周围人，“我吃得住我爸爸”。
女儿的到来，似乎让家里停滞的钟表又走了起来。2015年，50岁的罗良贵办理了退休手续，每个月退休金2100多元，这让家里稍稍宽裕了些。罗良贵觉得苦日子终于到头了。
去年，杨净茹上了小学。她学了两个学期的民族舞，喜欢穿着裙子转圈圈，后来又迷上了拉丁舞。罗良贵也觉得拉丁舞跳起来“好看，有气质”，便又掏出1200元给女儿报了一学期的拉丁舞兴趣班。
如果一切正常，7岁半的杨净茹该坐在二年级的教室里。黑板上，老师的作业已经留到63页。然而7月的那场高烧，为她按下了暂停键。
8月初，医生初步诊断，“孩子得的可能是白血病。”
生活刚刚好转，这个家庭又遭遇了第二次大地震。医院里冰冷的长椅再一次接住了这位泪流不止的母亲。
“要给孩子治病。”夫妻俩一面筹钱，一面找朋友打听袁爱萍的联系方式。她猜想袁爱萍家里至少有两个孩子，她要请求袁家，救女儿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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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的时间在袁爱萍身上也留下了痕迹。她有些发福，一年前离了婚，不久前，前夫去世，两儿一女和她一起生活。
接到罗良贵电话时，袁爱萍正在打工。电话那头的人刚开口说了两句，她便立刻知道是谁了。
“怎么会是白血病？严不严重啊？你们在哪里啊？”袁爱萍忍不住哭出声。周围的人关切地询问她，她没有回答。除了婆婆和去世的前夫，身边没有人知道她第四个孩子的存在。
从她打工的地方到住处骑电瓶车需要15分钟。她一直都在想那个只抱着睡了一晚的小生命。
17年前，32岁的袁爱萍嫁进了小自己8岁的丈夫家。打那后，她的10余年婚后生活就在“像盆底一样”的村里。婆家不希望她出去打工，她就安心每天做饭洗衣喂猪，拉扯3个孩子。丈夫在矿上做工，嗜酒嗜赌，拿回家的钱很少。她几乎每个月都向城里的父亲要钱。
生下小女儿时，袁爱萍已育有两儿一女。三个孩子像尾巴一样跟着她。去割猪草，她把1岁多的老三背在背上，另两个小娃在高处的石板路上等着，她一抬头就能看到。
家里实在困难，没有能力再养活一个，当年老三都“差点被人抱走”。
打从怀孕开始，她内心有些不想要这个孩子，家里拿不出打胎的钱，犹犹豫豫一直拖到临盆。婆婆提出生下来“抱出去”，丈夫和她同意了。
她了解到，想要领养孩子的罗良贵。“家庭条件还可以”“儿子在地震中遇难”“自己不会再生小孩了”……她觉得从哪方面来讲，罗家都会对孩子好，这是她唯一的要求。
袁爱萍对医生说，要领养人亲自来。她提到之前也有人提出想领养，想让中间人抱走，她坚决地拒绝了。“你想抱我女儿，我连人都没看到，怎么能放心？”
他们在民政部门办理了收养手续。剖腹产生下小女儿后，袁爱萍便做了结扎。她让丈夫去买了一个碗、一副筷子、一个瓢，让罗良贵拿去。按当地的习俗，不管是认干亲还是过继孩子，都要随孩子带走这样的物件。
她没有喂孩子一口母乳，她担心自己喂奶后会更加舍不得。看到同屋的产妇喂奶，袁爱萍会一个人掉眼泪。“别人的孩子还在，我的没有了。”
出院后，3个孩子让她自顾不暇，对于小女儿的感情才慢慢淡去。
老三上一年级后，她开始打工补贴家用。她在工地上烧过饭，去厂里做过临时工。回家的路又窄又陡，她通常骑着电瓶车，到大路的尽头便把电动车存好蓄电，自己沿着石板路走回村里。
她一直没想过会再遇到这个小生命。
4
在杨净茹住院的病区，有很多“小光头”。他们中最小的不满1岁，最大的十来岁。
罗良贵是这群父母中年龄最大的。53岁的她，在女儿生病后，几乎一夜间白了头。她觉得每天都像是一场战争，一面筹钱，一面照顾女儿。
她和丈夫几乎没睡过完整的觉，特别是女儿发烧的时候，一晚都睡不了一个小时。有时，她会混乱掉一些具体的时间，只能用“很快”“没几天”来衡量。
罗良贵记得，袁爱萍“很快”就出现在了医院里。
接到女儿养母电话后的那个周六，袁爱萍带着女儿和小儿子赶到重庆永川区的医院看望净茹。她告诉两个孩子，那是妈妈朋友的女儿，现在得了病，咱们要去帮帮人家。
她心里清楚，两孩子和净茹长得最像，需要的时候，就带她俩去做配型检测。
在袁爱萍心里的“小剧场”里，无数次上演过母女相遇的场景。比如见面时就会掉眼泪，或是紧紧抱抱这个小女儿。但是现实没有按照剧本上演。
拉着两个孩子走进病房那一刻，她发现“真的就像看到要帮助的陌生人一样”。
在病床旁聊了一会，袁爱萍和罗良贵哭了起来。
“姐姐，移植这个忙我肯定会帮，但是经济上我帮不上忙，我家也很穷。”提到钱，袁爱萍感到无力。
两位母亲在医院对面的出租屋准备午饭。
她和孩子们一直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房租是自己的老父亲交的。她靠每月2000元的打工收入维持一家4口的生活。
离开医院前，她给3个孩子拍了张合影，自己也单独和杨净茹拍了照。罗良贵让女儿喊她“袁妈妈”，并告诉她“要谢谢袁妈妈，因为袁妈妈的孩子要给她做配型。”
“袁妈妈”没有提到再去探望净茹的事。但是罗良贵清楚记得，第二次来的时候，她塞给净茹两百元钱。
10月6日，袁爱萍带着两个孩子做了配型检测。“一个1500（元），两个就要3000（元）。”袁爱萍没想到光测试配型就这么贵，“如果她俩不行，我和她哥哥再去做。”
造血干细胞移植需要在HLA(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相合者之间进行，10个点全相合被称为高分辨配型，是最好的结果。据了解，兄弟姐妹间，HLA配型全相合的可能性为1/4，而非血缘关系人群中配型相合的可能性仅为几万分之一。
二女儿和净茹有5个点相合，小儿子晓峰10个点全相合。她觉得这和她的判断一样，因为4个孩子里，老三老四长得最像，眉眼几乎一样。
答应为净茹捐献骨髓后，袁爱萍不是没有过担心。晓峰的姑姑和奶奶一再阻拦，甚至在电话中恶语相向。她吼回去，“孩子是我生的，不用你们管！”
身边的朋友也劝她，有人因为捐了骨髓变成了傻子。她也偷偷地用搜索引擎查找各种信息。
在医院做配型检测那天，她问医生，医生肯定地告诉她，她讲的案例是因为捐献者患了脑膜炎，与捐献骨髓没有关系。
晓峰一直以为自己要捐献给“阿姨家的女儿”，他希望能成功。他们要等20天才能拿到是否可以为净茹进行骨髓移植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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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在医生的建议下，杨净茹转入北京的一家儿童医院进行治疗。救护车把他们一家三口从机场接到了医院。
医生告诉罗良贵，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并建议她在附近租半年期的房子，方便照料孩子。
他们发现，原来北京租房子这么贵，租一个月的价钱高过在老家租整年的。医院对面的小区，带小阳台的小单间每月要2700元。
医院门口，随处可见家庭旅馆的广告。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马宇平/摄
可是这间屋子很少见到它的租客。罗良贵每天回来为女儿煮饭， 医院有空余板凳可以拼到一起的时候，她和丈夫从不回来住。
一家三口的行李只有两个手提包。盆子、水壶都是病友们留下的。她不嫌弃，她们不想在救治女儿之外花掉一分钱。
10月30日下午，袁爱萍接到了罗良贵的电话。电话那头告诉她们，可以进行骨髓移植了，让她们快来。
袁爱萍立刻开始安排家里的事务。老二今年6年级，31日需要为她去开毕业班家长会，交资料费等；读初二的老大住校，每周150元的生活费要帮他放好；她拜托楼下的邻居照顾好女儿，紧接着又骑上电瓶车去小儿子的学校为他请了3周的假。她想，晓峰和净茹做完骨髓移植还要休养一段时间，这学期的功课基本都要落下，5年级明年重读一遍算了。
在过去的四十几年里，袁爱萍从来没有坐过飞机，晓峰去过最远的地方是重庆市区。订完机票，带着这个月还剩下的600元，她和小儿子出发了。
然而一切都没有想象的顺利。10月31日，净茹突然消化道出血，她由普通病房转入重症室。罗良贵都不忍心通知出门给女儿买柚子的丈夫。
11月1日那天，两个母亲汇合了，3个人的抗病队伍变成了5个人。从这天起，净茹开始禁水禁食。
重症室里每天1.5万元的花销很快让罗家筹来的钱见了底。半个月后，女儿消化道出血的状况好转，医生建议转入移植仓进行移植前预处理。但住进移植仓账户需有20万元的余额，这让罗良贵感到绝望，她“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
女儿生病后，罗良贵几乎每天都在“找钱”。
在出租屋里，罗良贵打一圈电话给能想到的朋友和亲戚，钱没借到，她忍不住哭。
袁爱萍坐在一旁，叹着气，不吭声。她习惯地用右手摩挲着左手残损的手指。两年前，她在打工中失去了3根手指，现在还“总是冰凉，木的”。她知道，自己什么忙都帮不上，能给女儿的只有血。
“如果三根剩的一样长，就是7级工伤，能赔20多万元，我这样的只拿到了13万元的赔偿款。”袁爱萍指着略长的中指，有点恨恨地说。赔偿金一部分交了3个孩子在学校欠下的学费，剩下的被丈夫拿去还酒钱、赌债，还有一些她也不知道的窟窿。
女儿生病后，有人告诉罗良贵，去网上的筹款平台求助。她几乎天天发朋友圈。然而目标筹款依然渺茫。
袁爱萍也转发了信息，“愿大家帮帮忙，帮这个小女孩活下去”。她觉得“朋友圈里能捐的人都捐了”。她仍没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个孩子和她的关系。
在袁爱萍眼中，孩子大了，有些事情“瞒不住”。她索性告诉了3个孩子。来配型的老三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妹妹显得很亲，他和妹妹约定，等做完移植，兄妹俩一起去趟天安门。
可现实是，杨净茹一天比一天虚弱，移植的日期比他们预想的延后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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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北京的20余天，袁爱萍更多的时间是待在医院的“外围”。
大部分时间，她和儿子待在出租屋里用手机看小说。除了中午，他们很少出门，因为医生嘱咐过，晓峰要保持良好的状态，不能去人多的地方，更不能感冒生病。
“小孩子生病都找父母，净茹也是，只要爸爸妈妈在那照顾，有时你拉她的手她都不让。”袁爱萍说。
袁爱萍表示都能理解，晓峰在一旁用重庆话跟妈妈说着“娘娘（重庆话中“阿姨”的意思）养了妹妹7年。”
她记得女儿主动和她讲过两次话，一次是孩子发微信语音，“袁妈妈，你会让哥哥来给我做配型吗？”第二次是在病房里，她说，“袁妈妈，我想吃披萨，你买回家（出租屋）等我吃。”
医生也不让她们在病房逗留太久，人多会增加患儿细菌感染的风险。
“袁妈妈”也经历着更尴尬的事。来北京的这段时间，她没了收入，每一分花销都要靠罗家负担。不能去医院照顾，暂时不能做移植，她觉得自己和儿子就像是“两个吃闲饭的”，每天都很不好意思。
罗良贵夫妇在净茹床前寸步不离。女儿禁食后，夫妇俩轮流用棉签浸润她的嘴唇，帮她翻身。因为治疗，孩子口腔溃烂，吐字变得不清晰。爸爸在旁边充当“翻译”，只有他能一字不差听懂女儿的话。
治疗的费用就像是无底洞，医生嘱咐他们要尽快筹款，诊断证明书上写着“建议尽早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总体费用预计需80万~100万元”。
罗良贵抹着眼泪，亲人都劝她不要“执迷不悟”了，“10个朋友10个都说不要治了，带她回去。”“欠了这么多债，这辈子怎么还啊。”
罗良贵在这件事上非常固执，她甚至觉得丈夫比她还固执。她从没想过这是自己的养女，在她心里，女儿和儿子一般重。
她让朋友帮忙将净茹生病后的照片打印出来，她想把照片和身份证一起粘到一个纸板上，去人密集的地方，乞求捐款。
袁爱萍说，老四是幸运的，因为“养父母待净茹很好”“从来都很坚定，从没有说过放弃”。她在网上看到过很多小孩生病后，父母放弃治疗或抛弃孩子的事。
袁爱萍除了叹气也帮不上忙。她每天在出租屋准备好饭，餐桌上大家通常很沉默。
11月16日，净茹住进移植仓。
袁爱萍希望净茹能赶紧好起来。来北京近一个月，家里的两个孩子每天至少和她视频3次。她担心女儿在大雾天赶公交车的安全，也惦记儿子住校时能否照顾好自己。
但她只能先顾眼前。她说这个月没有做工，之前打工的店“关门了”，回去她需要重新找工作，生活费的事她来不及想。
她显得很乐观，说能打工的地方很多。“大不了再去电子厂做临时工。”在那里，她需要拿上身份证，每天6点半去排队，等待用工的人喊她的名字。她要在一条流水线上，一刻不停地打磨笔记本电脑的后盖。她每天要打磨至少1万件，可挣120元。
移植仓里陪护的母亲都剪了短发，最大程度减少细菌的沾染。罗良贵最懊悔的是女儿精神好的那天，自己忘了女儿的嘱咐“要带故事书来念给她听”，转天再带书来的时候，可女儿告诉她“妈妈我难受，不想听了。”
住进移植仓的孩子中，净茹的病情最严重。她的肺部也受到了感染，很难打起精神来。最近两天探视，罗良贵很少见到女儿睁开眼睛。
罗良贵仍每天在微信里转发求助的信息，她说一定会还钱的，这是自己这辈子做人的原则。
净茹因消化道出血禁水禁食，到现在，女儿仍一天都没吃过“袁妈妈”做的饭。
袁爱萍想着，等女儿骨髓移植成功后，给兄妹俩做几顿饭，然后带着儿子赶紧回重庆，继续平静的生活。
（应受访者要求，袁爱萍和晓峰为化名）
本文由中国青年报独立出品，首发在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及头条号，加入树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