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威文庙桂籍殿前廊檐下悬挂的众多匾额中，由贾坛题写、唐发科等人敬献的“为斯文宰”匾额可谓独具特色。贾坛、唐发科两人的故事传扬四方，此匾鲜明生动的语言艺术、书法艺术，让人赏心悦目。
一、贾坛其人其事
题匾人贾坛（1862—1941），字杏卿，武威县城关镇人。贾坛的父亲乃一商贾，家境富裕。兄弟三人，贾坛排行第二。长兄贾坤是光绪年间举人，其弟贾垣一生从商。贾坛读书只中了秀才，他能书善画，酷爱金石文物，41岁时被封了文体郎的头衔。由于贾坛在商业和社会民生方面的出色表现，民国初至民国20年，任武威县参议会参议员，同时接替贾垣担任武威县商会会长。
贾坛热心武威地方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发展农林事业。民国初年，贾坛创办凉州实验农场一处，并担任农会会长，大力培育果木、花卉、麦种等，培育良种，带动老百姓提高种植技术。二是积极赈灾济民。1928-1929年，武威大旱，庄稼颗粒无收，饥民成群结队。武威商会决定开展赈灾行动，贾坛协同地方人士，动员商号、大户募捐粮食，开办舍场，救济灾民。三是重视地方教育。面对武威部分学校办学经费不足的实际困难，贾坛作为商会会长，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他常常为教育事业带头集资，以解决办学经费。四是保护地方文物。1915年4月，武威南营青嘴喇嘛湾唐代弘化公主墓被当地群众掘开，墓志被人藏匿。贾坛知道后，心急如焚，四处寻访，终于将墓志找回，保存在武威文庙文昌宫，现为国家一级文物。1927年武威发生大地震，文庙建筑大半震毁。贾坛多方筹资动工维修，身负主事之责。1931年，武威文庙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贾坛任委员，并被公推为维修文庙主事。此匾立于1932年，其时贾坛已70岁高龄。1934年，贾坛与唐发科在永昌石碑沟村发现“元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残碑。碑刻立于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年），是为了纪念元朝宰相、御史大夫帖睦儿不花祖先的功勋而立的，碑正面为汉文，背面为回鹘文，碑文由元代著名大文学家虞集撰文。此碑在清朝时埋没地中，后被当地群众挖出，上下两端凿为碾磨。1933年秋，仅有的中段又在当地出土。1934年，贾坛与唐发科几经周折，寻得半块石碑，将残碑用牛车移置文庙保存。那一年，正是“元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立碑600周年。
二、唐发科的人生经历
此匾敬献人之一唐发科（1879—1955），字榴亭，号泉谿,武威市人。唐发科自幼聪慧勤奋，嗜学不辍，博览群书,熟谙古文，好诗词，善书法，修医道，20余岁即成为武威小有名气的饱学之士。
唐发科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1930年创建万寿宫小学(解放后改名为建国路小学，现为武威十中)，任校长。他一改传统的私塾教育形式，开武威西学教育之先河。他教学严谨，注重教育与实践的结合，为武威各行各业培养了大批的人才。直到解放初期，武威县政府各部门的许多骨干力量，大多为万寿宫小学毕业的学生。他是武威教育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为武威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唐发科还十分热爱和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为武威文物的保护、收藏、整理、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30年代初，他就和地方名士段永新等人发起组织了武威县文物保管委员会，数次发动组织社会募捐，对文庙和莲花山古寺庙建筑群进行了修缮。唐发科发奋研修医道，他研究汇集民间单、偏方，在流感、麻疹、白喉等疫病流行期间，为困难百姓出资筹药，济世救民。
唐发科也非常重视武威的农业及水利事业的发展，曾三次亲自徒步考察大通河青海上游及石羊河水系发源地的水利资源状况，撰写了《引大工程》笔记及开发其水利资源的建议若干条。1940年即参加工赈委员会，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兴修了双城、永昌等地的水利工程，并与段永新及水利工程人员筹划研究，组织修建了黄羊河天桥沟引渡桥和校尉、西营平交道工程以及永昌金龙坝工程等，深得广大农民的赞誉。
唐发科一生正直无私，嫉恶如仇。解放前，在担任县参议员期间，能够为民请命，替老百姓说话，敢于对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进行公开揭露，他曾对当时任县长的薛兴唐预征田赋的变相贪污行为进行公开抵制、揭露，并将其告至省政府。他非常关心民生及社会公益事业。1927年武威发生大地震，他参与救灾委员会，平抑市场，打击斗行(专事粮食交易的行业)恶霸。同时，他还兼任孤儿院院长，主办难童收留救济事宜。1937年武威及河西各县大旱，唐发科主动参加了武威、张掖等地组织的救灾呼吁请愿团，不顾个人安危，千里迢迢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报灾请赈，受到了武威百姓的赞扬称颂。
1935年，红西路军在高台失败后，唐发科秘密收留红军流散人员，潜藏避捕，筹捐盘缠化装后使其东赴陕北。
1949年4月25日，在国民党统治全面崩溃，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前夕，唐发科不畏强暴，积极组织并策划了以进步学生及教师为主体的“四大王霸”学生运动，成功取得了武威历史上著名的“四·二五”学生运动的胜利，对国民党腐败统治进行了有力打击，对迎接武威解放做出了贡献。
1949年9月，武威解放后，武威专区聘任唐发科为武威分区公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51年他又被武威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常驻委员会副主席；同年6月被任命为武威县副县长。1953年被选为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间，他响应中央号召，发动群众，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积极在农村领导推行“土地改革”，在城市督促组织推行工商业界的“公私合营”，为解放初期武威经济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
三、“为斯文宰”的语言艺术
一是褒词赞美，满含深情。此匾凝聚着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力，文辞之美，堪称绝妙。匾文称颂文昌帝君，从而彰显教育教化的恩泽。匾额用语讲究，以“斯文”等那种带有喜爱、尊敬、肯定的感情色彩词语，准确、鲜明的表达赞颂之情。
二是主次互补，相映生辉。此匾文辞只有四个字，可能是送匾人觉得言不及义，又在款识用语上弥补。上款“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吉日立”，下款“武威学款保管委员会敬叩”。既交代了送匾人和受匾人的关系，又交代了相关背景，似乎弥补了题词的不足。上款用“熏沐敬书”，表达了题匾者的尊敬和谦逊。下款“四月吉日”代表吉日良辰。“为斯文宰”灿然四字，细细品读，宛如读史，仔细推敲，类似读经，仿佛你眼前打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
四、“为斯文宰”的书法艺术
其匾额为绿字黑底，于深沉中凸显活力，点画线刻，庄重大方，十分耀眼。中间盖一红色圆形印章，又似万绿丛中一点红，恰到好处，再辅一金黄色落款，与整块匾额相得益彰。四个字字形端庄，笔力刚健雄厚，结构严谨，于朴茂中透出庄重，体现出大气宽博的艺术效果。如果反复品读，可感受到榜书功底深厚、扎实，点画到位，笔画粗壮有力，结构清晰，疏密得当，很具美动和谐与立体感。
五、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
“为斯文宰”匾额与其他几块匾额“学宗衍圣”“瑞预化成”“先天炳蔚”一道，是对文昌帝君的敬颂和祈祷，祝愿武威文风鼎盛，科举连捷。
匾额对凉州文化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实物佐证，具有独特的标本价值，也凸显凉州文化的另一面，可谓匾里读武威，别有斯文味。
作者简介：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党组书记、院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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