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冯骥才
一
近年来五大道的文化含金量似乎愈来愈高。对于天津人来说，它不再被视做过了时的昔时遗物，相反渐渐成了此地的一种城市标志，甚至升华为一种骄傲了。
其实这一变化，正符合文化生成的规律。一般事物，在现实状态中以应用价值为主；在进入历史状态后，文化价值便显现出来。事物的文化价值是一种认识价值。当它定型于历史，其内在的象征着那一历史时期种种特征的文化意义，才会被我们一点点发现和认识出来。
于是今天，我们对五大道——这一大片姿态万千的西式建筑进行文化定位，与保护它和修整它是同等重要的事，甚至是应该做在前头的事。尤其曾经一度，它被贴上了“洋人买办老爷太太们的老巢”那种政治标签，自此荒疏久矣，以致今天我们站在五大道上，满眼只是奇异的洋房，对里边内涵几乎一无所知。好像它们全是空的。
这座英国古典式的洋房，是奥地利建筑师盖苓设计的
二
首先，五大道并不是一个历史称呼。这个地处原英租界的住宅区，从无“五大道”之称。六十年代以来，城管部门为了对这片十分集中的西式住宅建筑便于称呼，才称之为五大道。若言大道，应是六条(成都道、重庆道、常德道、大理道、睦南道和马场道)， 而非五条；但相说久了，约定俗成，五大道反成了一种“官称”。五大道应被认识为一个区域性称呼。它东起小白楼，西至大堰(今九十中学)，南抵马场道，北达墙子河(今南京路)。旧时租界里的人谈房子，一提“耀华桥下”(南京路以北)便是指较低层次的洋房。五大道全是高级住宅。
然而，五大道远不是天津小洋楼的全部。依我之见，天津的小洋楼大致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办公区。它们夹峙于解放路的两侧。解放路曾是租界的中心，由北向南贯串着四国租界(法、英、美、德)。此处的洋楼多为早期租界各国在天津开设的行政、金融、贸易、新闻、通讯等机构，也有一些旅店和娱乐设施。当时列强说了算，建筑样式多听命于洋人。许多建筑师也是洋人，他们从各自国家带来不同的建筑特色。故而希腊式、文艺复兴式、哥特式、浪漫主义、折衷主义等风格随处可见，并一律全保持着舶来样式的原汁原味。而且这种公共性质的建筑都是庄重严谨，典雅沉静，体积也大；与精巧的五大道的民居建筑群迥然殊别了。
第二部分是五大道住宅区。
天津最早的小洋楼住宅，多为开辟租界的洋人们居住。那时五大道地区还是一片水洼苇荡。洋人们的住宅挨着办公区，靠近解放路一带，还有一些在河东原意大利租界的马可•波罗广场周围。
进入本世纪后，由于时势变化，天津在中国的位置变得极为特殊与重要。一方面社会与朝政更迭变幻，租界成了政治的避风港；另一方面天津得地理、交通与海关之利，充满了商机。各种要人及富人拥入津门。一为安全，二为立业发财，三为了住进设施齐全的小洋楼总比传统的四合院舒适方便。五大道地处英租界的黄金地段，人们便相争置地建房，毗邻而居。于是，这一带就成了天津的名副其实的富人区。
若论中国近代城市所拥有的富人区的规模，天津当属第一。但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五大道的住户洋人很少，基本上是中国人；二是这些作为甲方的中国房主，不懂得西方建筑的风格准则，于是就随心所欲地去删减与添加。各种外来的建筑样式，好比自助餐那样放在一起，喜欢什么拿什么。他们觉得科林森式的柱子好看就在房上加几根；喜欢哥特式的拱顶，便在自家门厅里造一个。反正是私人住宅，各由其便。这反而给建筑师们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更多的个性色彩。比起解放路那些正经八百、不错规矩的西方建筑，五大道的洋楼要随意得多了。如果留意去看，偶而还会发现一些西式山墙上的通气孔竟然被改成一枚老钱图案。实际上，五大道的小洋楼已经中国化了。外来的事物中，凡属生活性质的，最容易被本地化。当年起士林西餐的成功，正在于它不是原样的西餐，而是加入中国人的口味。起士林的一道特色菜“罐焖牛肉”，与中国人传统的红烧牛肉没有两样，只不过把大葱换成洋葱，中餐西吃罢了。上边所说，也正是天津小洋楼的文化特色，更是五大道独具的地区本色。
天津著名的花园别墅，风格纯正的西班牙式建筑
五大道的另一特色，是建筑的私密性构成的深邃和幽静的氛围。
这里的住户——无论是寓公式的军政要人，还是成功的实业家们，在当时吉凶难卜的社会背景下，全都希图安逸，不事张扬。这种心理外化在五大道的环境形象上。房屋的尺度宜人，倾向低矮，没有高楼；隔院临街，院中花木遮翳，掩住里边的楼窗。顶紧要的是，院墙全是实墙，很少使用栏杆。最巧妙的是民园大楼的方孔式围墙，它采用百叶窗的原理，看似透孔透光，实际上从外边根本不可能对院内一览无余，这就适应了房主人深居与私密的心理，自然也构成了五大道独有的幽雅沉静又稳定温馨的氛围。近日，我看到睦南道有几处拆掉了围墙，改为铁栏，这样做可能想更加美观和时髦。尤其是李勉之的故居——奥地利建筑师盖苓设计那四幢古典风格的花园别墅，居然将与建筑和谐一体的围墙拆去，换上铁栏，里边一院子的桌椅什物绽露无遗，原有那种静谧神秘之感荡然无存，显然改造者一定不知道五大道特有的文化特征与建筑美。
历史留给我们的绝不只是一幢幢房子，还有它迷人的氛围。而这又不只是一种建筑氛围，更是一种历史人文的气息。如果破坏了，那绝不只是建筑本身，而是这一城市独具的人文环境。在这里，且不说人文环境的更深层的历史文化价值，单从旅游角度说，独一无二的人文环境从来就是旅游最有魅力的资源。
接下来，对于正在“开发旅游”的五大道管理者们，还会再犯这样无知的错误吗？
六个“盛装女子”手拉手站在墙沿上，直到今天我经过这里时，还会抬头注目地把她们欣赏一下
三
天津小洋楼的第三部分是商业区。
这商业区有两个。一个是小白楼，一个是劝业场。小白楼地处原美租界(1902年后并入英租界)，由于这一地区住着一些早期开辟租界的洋人，各种各样洋人的店铺便应运而生，并渐渐营造出一个商业区来。如今小白楼的一些店铺的外墙上，往往还能依稀见到历时久远、斑驳殆尽的英文店名或广告。
小白楼商业区出现在前，劝业场商业区出现在后。它位于原法租界西端，自二三十年代以来，一批新型的商业大厦拔地而起。如劝业场(1929年)、惠中饭店(1930年)、交通饭店(1931年 ) 、 渤海大楼(1934年)，等等。不仅百货云集，而且都是集商店、旅店、饭店、娱乐业为一体的多功能的巨型大楼。这种二三十年代西方刚刚流行起来的商业设施和商业形式，居然在同一时间就大规模地进入天津，不仅将天津一下子推到近代中国的最先进的前沿，而且焕然一新地影响了本地人的生活观念与方式。就像改革开放后舶来的超级市场。而首先接受这种方式的是五大道的居民。劝业场商业区不单是购物中心，还是五大道居民各种社交活动的场所。于是五大道住宅区，与解放路的办公区和小白楼劝业场的商业区密切地融为一体，天津就是这样“洋”起来的。近代的大天津形象便由此而立。
从建筑上讲，劝业场等大型商厦，又是天津小洋楼的典范。不仅材料优良，且样式华美。只是由于逛商店的人们，大多注目于橱窗中的时尚货色，很少抬起头来欣赏建筑。我们在搞“小洋楼文化采风”时，曾请摄影家登高拍摄，洗出照片一看，真是惊讶于天津商业由来已久的繁华！
柯林斯式柱子的力作
四
前两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李欧梵来津找我。他正在研究中国三十年代的文化形态，想看看我关于这一时期出版物的收藏。当他见到这一时期天津本地出版的画报，如《北洋画报》、《玫瑰画报》、《天津华北画报》、《美丽画报》和《星期六画报》时，陶醉般眯起了双眼，显然被那时代特有的形态与魅力牢牢攫住。他吃惊地问我：“我真不知道天津也有这种东西，我一直认为只有上海才这样呢!”
我笑而不答，傍晚饭后，陪他在五大道上散步。我在这里自小长大，一草一木，全在心里。我们先在大理道上由东到西，再折返回来，由睦南道上自西向东，指指点点那一幢幢典雅而陈旧的小楼，讲给他这些楼中昔日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小楼的主人们种种奇异的甚至匪夷所思的个性，以及人物之间深深浅浅、或凶险莫测或珍贵无比的关系。房子对它主人的秘密向来守口如瓶。可是当历史走过，是谁把这一大片斑烂的都市生活紧锁起来了?
这位自以为对三十年代的中国无所不知的学者，听我讲述这个“巨大的昨天”，却如闻异国的神话。
于是一个问题出来了：在二三十年代，大天津与大上海——这两个近代中国一南一北两个名城，曾经何其相像！但奇怪的是，改革开放后，上海人很快地一脉相通衔接上昨日的都市感觉，找到了那种历史的优势。曾经在上海洋行做事的老职员，如今回到外滩的合资公司便顺理成章地找到自己擅长的位置，甚至接通了中断久远的往来。但天津好像失掉了这个昨天。我读了上海年轻作家们写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和《上海的金枝玉叶》，感到他们就像自己老祖母的往事那样亲切与息息相通。
而曹禺的《雷雨》与《日出》写的地地道道是那个时代的天津。但天津人还会把它当作自己的过去吗?现在，人们已经误把《雷雨》和《日出》当作上海的往事了。
如果少了五大道，天津少了什么?
民国时期曾任国务总理的颜惠庆，1936年辞去驻苏大使后蛰居在这所大房子里
五
五大道是一个独立的生活和文化空间。由于天津本土城区开发在前，租界开辟在后，再加上在地势上西北高而东南低，天津人曾俗称老城内外为“上边”，五大道一带为“下边”。这上下两个地域却如两个世界，不仅很少往来，连说话语调也截然不同。五大道的居民只说国语，不说天津话。可以说，过去曾有“两个”天津，一个说天津话的天津，一个不说天津话的天津。一听语调，两地之人就泾渭分明！
这样一个巨大又生动的城市生活的板块，怎么会无声无息地湮没得近乎无影无踪了呢?
关键的是，那种标签主义的政治历史观，带来的结果很糟糕。仅仅把五大道看作是“洋人买办，反动军阀，遗老遗少和资本家的集聚地”，则必然是多年政治风暴冲击的对象。尤其“文革”时代，这一带成了炮轰的重点。此间历史人物的藏龙卧虎，曾极其强烈地刺激着革命小将们的“敌情”想像。记得当时，革命小将每抄完一家，便在那楼顶上插一杆红旗，表示占领。随后的事，便是一家家“扫地出门”。这就粗暴地大笔抹去它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近代天津这一片光彩的过去。
自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天津的许多内在条件，如海港、铁路、电讯、建筑业等，和西方人带来的先进城市设施以及国际资本，都成了优势。20世纪初，大批人拥到充满机遇的天津来淘金，形成了天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这些移民的素质较高。他们或带来大批资产，或各种技术、工商和精通洋务的人才；其知识先进的工程师、教育家、医师、文化人的人数，远远超过那些声名赫赫的寓公。但我们总是从官本位出发，一提小洋楼的历史，就历数这些地位显要的寓公，无视这些近代天津积极的因子。而他们内与北京、上海，外与各国公司及其资本，紧密通联，抓住机遇，致力拓展，使得天津在二三十年代这短短的时间里就一跃成为我国近代领先的魅力无穷的大都市。可以说，天津作为闻名世界的近代化的城市，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而这批移民主要都住在五大道地区。如果把这个历史内容抽去或删掉，天津剩下的恐怕更多的是平民化的市井生活了。
从文化视角看，五大道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又融洽的一个典型的载体，是天津都市文化开放性的一个象征，也是近代天津发展史一个琳琅满目的博物馆；从历史角度看，五大道有功于天津。它是一个富矿，正在等待我们挖掘。
我相信，如果打开五大道，我们真的会对历史的天津有一个崭新认识，而且这认识一定还会有益于今天和明天。
即使再大的风雪，这里也是平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