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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改生辰八字能能请三宝神吗

(清)王宸《勺湖草堂图》轴。勺湖,在淮安府城西北,濒古运河,因形似勺子而得名。

“寂寂荒郊,茫茫旷野。时则晨星隐隐,晓雾沉沉,几处烟云,一湾流水。凉风吹帽,细雨沾衣。茹茵碧草,回旋路左。”1914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期间创作了一篇侠义小说《巾帼英雄》,如此描述故乡淮安风光。

当时他年仅16岁,小说以飞飞为笔名,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敬业》会刊上。近来这部小说重新引发关注,受网友点赞。小说不完整,只现存前两期内容,第三期《敬业》至今未能发现。

《巾帼英雄》主人公,是出身淮安的侠女洪飞影,不满作为乡绅的叔叔与堂兄,勾结官府,诬告良善,救出一对喊冤的老夫妻。小说是明清侠义小说的典型写法,让人联想到《儿女英雄传》——故事背景是一桩发生在淮安的公案,主人公同样是一位侠女(大名鼎鼎的十三妹)。

明清以来,淮安是运河上的要冲之地。周恩来在少年时受淮安影响极深。他曾写过一篇散文《射阳忆旧》,同样刊登在《敬业》上:“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皆淮事。”射阳是淮安的古称。

明清之际侠义小说大盛,确实多写“淮事”。比如《儿女英雄传》有二十五回的内容写淮安风土人情;《施公案》的主人公施世纶本就是驻守淮安的漕运总督,更有八十四回在淮安办案。四大名著中有三部的作者和淮安有渊源,《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是淮安人,施耐庵、罗贯中在淮安长期生活过。

淮安之人文特质,深受地理影响,晚清经学家丁晏说:“淮土跨徐扬之境,居南北之冲。江南诸郡,文物华丽,而或失之浮;河北诸郡,气质颛固,而或失之野。惟淮阴交错其间,兼擅其美:有南人之文采,而去其浮。有北人之气节,而去其野。”淮安是韩信家乡,其受胯下之辱的故事,可说明淮安人性格中的“南北兼容”。

1921年美国作家海明威生活在巴黎,他回忆巴黎对其移居生活的影响,写成一部《流动的盛宴》:“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早在海明威流连巴黎的800年前,一场属于淮安的“流动的盛宴”就已经开场。

“淮事”说的是天下事。柳敬亭曾在这里说书、关汉卿在这里写戏、《水浒传》那波澜壮阔的江湖画卷在这里缓缓展开……

朱厚照在这里“玩脱了”

1986年中央电视台播出过电视系列片《话说运河》,轰动一时,写解说词的,都是文学大家。汪曾祺先生没写故乡高邮,写了一集淮安。

汪曾祺提到,朱自清给他讲过一个淮安人的笑话,“淮安人到了南阁楼就要修家书”,意思是说淮安人乡土观念重。南阁楼是才出淮安城门的一座楼。汪曾祺又从另外的角度说,正是大运河让淮安人走出了家乡:“其实走南闯北的淮安人很多,就是沿着运河而高飞远走的。”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淮,自淮安入海。此后七百余年,淮安和大运河同命运,共兴衰。

淮安位于大运河的中点,是中转站。乾隆第三次南巡时,曾在淮安写下“御舟先至候河干,此日登舟暂解鞍”之句。提淮安必会提到“南船北马”一说,在历史上,北往的人要在淮安换马,南去的要在这里换船,故此乾隆诗中才有“登舟”“解鞍”之说。明武宗朱厚照爱玩角色扮演,他以大将军朱寿为名南游,“凯旋”途中在淮安清江浦玩脱了,落水染了病,不久病死。

明清两代均在淮安设漕运总督,往往兼任治理黄河的河道总督。清代康乾时期,全国有九个总督府,淮安一地就有两个,故时有“天下九督,淮居其二”之说。《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淮安当过河官,康熙南下时在淮安视察河工,曾赐给孔尚任一盒御宴。

到了晚清,淮安不再是南北枢纽,《官场现形记》里有个九省钦差童子良,是个念旧的,“要由旱道而走,十八站到清江浦,然后坐了民船,再下江南”,皇帝问他为什么不先坐火车从北京到天津,再换乘轮船至上海,那样还更快一些,他称:“臣是天朝的大臣,应该按照国家的制度办事。什么火车、轮船,走得虽快,总不外乎奇技淫巧,臣若坐了,有伤国体”。虽是笑谈,但可见淮安水运影响之深远。

明初淮安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制移民,长达百余年。晋、徽商人移民淮安,经营盐业,是淮安富庶一大助力。《淮安府志》中载:“春夏有粮艘之载挽,秋冬有盐引之经通……四方游士、文人墨客、郑商秦贾、奇工异匠总集,利于重赀也。”天下熙熙,利来利往。

江湖一词,最早见于《庄子》:“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江湖在哪里?其实从来看得见摸得着。明清时的江湖就在运河边。江湖人的生涯,又叫“跑江湖”或“跑码头”。江湖人,一是要“跑”起来,二是离不开“水”。站在运河边,其实就看到了江湖。明代《广志绎》总结了运河上的一派繁华:“天下码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

唐代杜牧有《遣怀》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江湖本是红尘万丈。

明清小说是江湖人的合唱

说江湖,就要说“水浒”。《水浒传》是江湖人的自传。

《水浒传》里,宋江受了招安,最后当了楚州兵马总管,楚州指的就是淮安。最后被毒死,“葬在楚州南门外蓼儿洼内”。一般认为蓼儿洼指的是山东东平湖。为何淮安又冒出个蓼儿洼?淮安蓼儿洼地名,还曾出现在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淮安)“一天之下,南北分开两事家,中间放着个蓼儿洼。”

小说家言,擅长乾坤大挪移,不必纠结蓼儿洼或是花果山到底是哪儿的山哪儿的湖。《红楼梦》说“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江湖人“处处无家处处家”,心中处处都有家乡的影子。

明清小说家,写小说是为了谋生。《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是淮安人,早年在淮安开过烟草店,后来跑到上海开过书店,除了写小说,干嘛嘛不成。明清之际出版业运作很成熟。福建书坊主杨涌泉,约请同乡人熊大木将《精忠录》改编成《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刊刻于市,开启了明清小说出版的商业模式,有学者称之为“熊大木模式”。

明清小说作者,大多是“落魄江湖”的文人,不见经传。署名用“兰陵笑笑生”这样的斋号,一是因为小说对当时文人来说,毕竟是不入流的“小技”,二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不算纯原创;三是可以规避一些“诲淫诲盗”或是“反清复明”的风险。

四大名著由谁而作,至今都是悬案。一些研究从小说语言入手,借此判断作者出身。《西游记》中多淮安方言,孙悟空为什么总自称“你外公”而不是“你爷爷”?因为明代淮安人,习惯称外祖父为“外公”、‘老爷”,与人爆粗时就喊“我是你外公(老爷)”。《金瓶梅》多淮安方言,因此有学者认为,《金瓶梅》也是吴承恩所著。

江湖是流动的,明清小说里南腔北调,并不拘于一地。评书艺人开场说《西江月》:“一块醒木为业,扇子一把生涯。江河湖海便为家,万丈波涛不怕。”说书人到哪儿自然说哪儿的话,比如元末明初最有名的说书人柳敬亭,沿着运河,从扬州一路说至北京紫禁城。黄宗羲在《柳敬亭传》中赞他“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柳敬亭如果用扬州话在皇宫里说评书,谁能让人听懂?由此想来,吴承恩让孙悟空说一口京片子,也有可能。

《水浒传》之前,南宋书场里的“说话人”们,就开始讲杨志落草、劫取生辰纲和宋江杀惜。宋人龚开是淮安人,参加过抗金义军,他写《宋江三十六人赞》,“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余年少时壮其人”。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提出“隐含作者”理论,认为小说存在作者之外的“潜在叙述者”。明清小说中的“潜在叙述者”就是“说书人”和“文人”。明代小说家陆人龙写《型世言》,每篇故事均会有“撰”、“编”、“辑”、“演”或“演义”等不同署法,明清文人参与小说创作,大致是这几种方式。对,还有金圣叹或脂砚斋这样的“评点者”。

“水浒”“西游”不必归功于一人一地,明清小说是流动的创作,是江湖人的大合唱。

孙悟空一定要取经

汪曾祺写《沙家浜》,有段脍炙人口的唱儿:“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见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其实江湖有人情味,“人走了,茶不凉”。什么是江湖人的情感纽带?答案是两个字——“忠义”。

运河上唱戏说书,唱的说的是忠义。《牡丹亭》只是爱情戏?不,还是一场“水浒戏”。全本共五十五出,其中大致有七出戏写的是淮安抗金。进犯淮安的“草寇”李全和杨妙真,都是史实人物,最后主动接了太守杜宝的劝降书,解了城围。

明清小说,一大争议就是写“投降”。金圣叹把《水浒传》列为第五大才子书,但是只留下招安前的七十回。《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要写“忠义”,宋江只能“投降”。明代李贽评《水浒传》为“发愤之作”,“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宋江的错,不是路线问题,是“忠”错了对象。

明清小说从“侠义”走向“忠义”,很大原因是江湖人说“义”,文人们又加了“忠”。历史上造反起义的,多有落魄文人的襄助,军师当不好就成了狗头军师。军师又称“阴阳”,比如《水浒传》中的吴用、公孙胜,类似日本的“阴阳师”。写小说,相当于文人加入了江湖人的队伍,给“仗义”指了条“尽忠”的出路。明人凌濛初写《二拍》,就以一诗道来:“剧贼从来有贼智,其间妙巧亦无穷。若能收作公家用,何必疆场不立功。”

明清公案小说是侠义小说一大门类。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谈清代侠义公案小说时:“其中所叙的侠客,大半粗豪,很像《水浒》中底人物,故其事实虽然来自《龙图公案》,而源流则仍出于《水浒》。”在公案小说里,侠客成了清官的的好搭档,像《施公案》里的金镖黄天霸、《三侠五义》里的锦毛鼠白玉堂。

所谓公案,放在运河边,无外乎槽案、赈案和盐案。若去淮安,一定要去淮安府署看看,这是现存最大的古代官衙。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有“扬州盐案”,是把清代冤案交给了唐代宰相来审,原型是清代四大冤案之一的淮安赈案,嘉庆年间前往淮安查赈的大臣李毓昌被害。让淮安府署更出名的是关汉卿,“窦娥冤”正是在这里昭雪的。

想想《西游记》,是不是也像一部公案小说?从唐传奇开始,侠义小说就写大盗,《聂隐娘》里有妙手空空儿,能一遁千里。明代张岱把宋江视为“宋室一大盗侠”,“宋江,盗也,何爱护之若是?无他,为忠义两字所挑激也”。公案小说里,《施公案》有窦尔敦盗御马,《三侠五义》有白玉堂盗三宝。孙悟空也是大盗,偷仙桃,盗仙丹。唐僧去取经,李世民赐他紫金钵盂、五彩袈裟和毗卢帽,是不是相当于清官的标准装备——尚方宝剑、御赐黄袍和官帽?唐僧师徒一路西行抓妖伏怪,九九八十一难也可说成九九八十一案。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注定要去取经的。

讲忠义,不等于讲投降。明清小说中的江湖儿女,不再是唐宋“银鞍白马照春风”的富贵游侠儿,他们出身江湖底层,带着烟火气,甚至有各种性格上的缺点,但从不缺出身草莽的豪情、抗争不公的勇气和济世救民的理想。这种家国情怀任何时候都值得提倡,正可谓“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五柳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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