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现在，田建文有个绰号叫“二五蛋”，指他2020年在临汾、运城二市五县主持发掘过10个考古工地。而此前参与和主持过的考古项目就更多了。同时，历年也有100多篇50多万字论文发表，对枣园文化和晋国晚期都城的论证，更有非常重大和重要的学术成果。这么多成绩，得益于他38年来扎根基层深入一线勤奋的工作，也来自于中国考古人薪火相传的治学精神。
“让材料牵着鼻子走”
9月17日，跟着田建文，山西晚报记者一行来到闻喜县上郭—邱家庄遗址。这是一处晋国晚期的文化遗存。路上，田建文随手指点，在遍布田垄和公路的原野上，勾勒出一座两千多前的雄伟城池。他说，这儿是古曲沃，曾是晋国第一大城。春秋早期晋国小宗篡夺大宗的曲沃代翼故事就从这儿开始。然而记者一行只看见青色的庄稼蔓延至天边，无法如田建文一样，眼中是一幕幕恢弘的历史大戏。
遗址已经经过发掘，发现的陶片、瓦片装了成百袋，一袋一袋摆放在工地操作间的架子上，还有一些就铺在塑料布上，这是洗过要晾晒的陶片。探方也开得整整齐齐，往下挖了两米深，其中有些圆圆的坑。
田建文说，这是一个晋国晚期的大壕沟，是当时人们填埋垃圾的地方。但这个大壕沟连古人也不知道，下面还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人类生活的遗迹。“这儿是一家人居住的地方，这儿是劳作的地方。”他给山西晚报记者说着，和刚才一样，在记者眼里，这里还是平平无奇的土坑土堆，在他眼里，却已经浮现出四五千年前一户普通人家生活的景象。
发现的这些陶片、瓦片，得一片片清洗、拼对，也许能拼对出来个什么陶陶罐罐，也许本身就是孤立零散的，但没拼对以前，谁也不知道。这是个枯燥单调的活儿，且需要分外细致以及对这些陶片的熟稔。38年来，田建文早喜欢上了干这个活儿，毫不起眼的陶片，他会说花纹造型是多么得美。
这也是考古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是许多重大考古发现的基础。田建文，北京大学上本科、吉林大学上研究生，对他个人事业最有影响的就是学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张忠培曾告诉过他“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达到把死人说活的目的。事实上，这也是张忠培的老师、新中国考古事业开创者之一苏秉琦坚持的观点。三代考古工作者薪火相传，夯实着中国考古学的根基，为中国考古事业划定了正确的路径。
田建文素来要求自己“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他的收获和遗憾都来自于此。2010年，他在《北方文物》上发表过以此为题的文章，回顾了自己在侯马晋国遗址20多年的研究中，“有三个问题犯了没有吃透考古材料，就‘乱戴帽子’的毛病。”比如因名取义，将侯马东台神村西北、汾河岸边三座大型夯土台基认作是祭祀汾河河神台骀的场所，事实上那是早已经消失在史籍中的晋虒祁宫遗址。
坚持这种学风，田建文有些时候甚至会反对自己老师的观点。考古大家邹衡是带着田建文实习的老师，他摸陶片的功夫尤其令田建文佩服和敬仰。1992年，曲沃县天马—曲村遗址发现，邹衡先生断为晋国的始封地“唐”，但田建文发表《晋国早期都邑探索》一文否定了这种观点，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遗址没有发现殷墟时期的文化遗存。后来的考古发掘证实了田建文的观点，这让他感慨：“‘让材料牵着鼻子走’，大音声希！”田建文听说，邹衡先生非但没生气，反而非常赞赏。
邹衡先生的误会，缘于接受古代文献的误导。田建文由此思考考古工作和文献资料的关系。他后来说，“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只能把一条文献当做一件器物或一处遗迹来看待，最终目的是达到与历史学殊途同归。”这即是说，不说文献或有真伪，哪怕就是真实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也只能是互相印证，而不是用考古发现去证明文献资料。考古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东西，考古工作者要以考古学的手段、材料和方法去书写历史，即苏秉琦徐先生说的“考古学的目的是修国史”。
正因如此，虽然说考古工作者需要具备文学、文字、文献、艺术等多方面的素养，但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建立自己的一套认知系统，才有可能达到或者走进人类的真实历史，这片土地上的真实历史。
“毕生考古功力的体现”
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山西很早就有人类蕃息繁衍。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有几百处，但多年来没有找到一处距今一万年到七千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田建文的研究方向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找到这样的文化遗址，可以说是他的使命。
田建文他们也在寻找，在晋南大地上“游荡”，听说翼城枣园村曾发现过红陶片，就跑到了那里，经过几天对周围地区调查之后，好戏在最后。同事杨林中后来回忆：
1991年5月11日一大早，我们来到了小河口水库东北的枣园村，一路上我笨鸟先飞拿着铁锹在前面披荆斩棘，薛新明唱着吕梁山民间小调，田建文跳着过河掉进齐腰深的淤泥里，快乐地来到枣园村。先是在村外调查但收获不大，抱着一丝幻想我们进村了，在一条通往村中的小路边垃圾堆旁边，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发生了。垃圾堆旁边的洋槐树上拴着一头牛犊，调皮的田建文用手铲挑逗着牛犊，牛犊恼怒之下刨动着身下的垃圾，结果竟露出红陶片，田建文激动地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经过清理发掘，发现这是古代房屋遗址，房内出土很多破碎红陶片，复原出二十多件陶器，其中泥质陶壶、钵、盆，陶质细腻，呈鲜艳的红色，独树一格。开始命名为枣园H1遗存，不久便改称为“枣园文化”。1999年又发掘了枣园遗址，在两米的地层内，发现了延展了600年的三期遗存，总共出土、复原了陶器100多件，并发掘出大批石器和骨器，研究确定大约距今6400—7000年。这是山西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田建文和同事薛新民、杨林中提出，盛极一时的庙底沟文化就是由枣园文化发展而来的，由此掀起了新一轮的对庙底沟文化谱系、渊源重新研究的浪潮。
田建文的诸多成果都是如此，用确凿无疑、真实无误的考古材料，促使、推动人们对历史重新思考和认识。
夏县西阴遗址，在这个中国考古学开始的地方，田建文和同事又一次发掘，得出结论，西阴文化完全可以替代沿用已久的庙底沟文化，并确定了它在仰韶文化中的定位。
侯马晋国遗址，他提出宫城保护晋公、六卿占据“卿城”等的“新田模式”，得出“晋都新田为中国城市发展史的里程碑，它开创了战国一代城市形制的先河”；
绛县横水墓地，田建文在清理出土的铜鼎、铜卣等器物上发现铭文，后来证明是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倗”国遗物，一个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西周诸侯国由此重新为世人所知；
他分析不同地方不同时代不同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陶鬲，得出结论，西周早期，晋文化是周文化的一部分，而在后期，周文化已成为晋文化一部分，对梳理晋文化源流、脉络和发展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另外，他的研究从远古时期开始一直延伸，春秋战国、秦汉乃至宋元辽金。他通过对稷山县马村金元时期段氏家族墓葬的考察，总结出“善孝养家，善食养生，善戏养神”的三善文化，提出“弘扬和继承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让它在今天获得新生，注入新的活力，并影响明天乃至永久”。
38年来，田建文成就惊人，他自己也颇为骄傲，以至于阻止儿子“子承父业”报考考古专业的理由竟然是“干考古，你再干也干不过我；因为你不如我幸运，没有那么多名师的指导。”38年后的今天，问起他最为得意的项目或者发现，他说是2018年在隰县调查时发现了一个接近底部有钻孔的罐子。他据此判断，匈奴人来过这里。那个钻孔是匈奴人做奶酪留下的，汉族没有这样的习惯。他说，别人看到也可能分辨不出来，那是他“毕生考古功力的体现”。并且，那个发现印证了他们关于蒲县曹家庄墓地结论的正确性。
蒲县曹家庄墓地是2016年初开始发掘的，清理出墓葬42座，时间从战国晚期延续到王莽时期。在曹家庄墓地一些洞室墓里，他发现了底部有大方形戳记的陶器。综合墓室规制和葬俗的研究，他由此断定是汉武帝时期投降过来的匈奴人的墓葬。这一发现弥补了黄河以东的广大范围内未见匈奴文化的空白。
让田建文最为感喟的是，曹家庄墓地整个发掘、研究过程，都是在他导师张忠培先生远程指导下进行的，是师生深厚情谊的另一种体现。
尽管当时田建文已经是卓有建树的考古学家了，在张忠培先生的眼里，他还是那个20出头刚入门下的年轻人。张忠培对弟子们要求非常严格，也随时关注弟子们的工作。如果有错，还会像求学时那样不留情面地批评。田建文说，老师时常批评他的论文，这么多年，也就有两篇文章得到过表扬。
曹家庄墓地发掘时，张忠培已重病在身，时日无多，但非常关注田建文的工作，说“你现在只达到我百分之八十的期望。我走，最不放心的是你。”知道田建文的考古项目后，张忠培叮嘱：“你要珍惜这次发掘机会，弥补你田野工作的不足，专心致志地搞。一个人要发掘好一个大工地，认真写上一篇发掘报告，才能算作一位真正的考古工作者”，还要求田建文随时报告进展，“下次打电话，我就要听听你发掘的情况了。”
随着项目的进展，张忠培时而提出建议，时而指出不足，知道他的重要发现后说“兔崽子，你可逮着了”；听到他的判断后难得表扬他“不错，你认出来了，这要靠平时的积累，有的人是认不出来的”“看陶器要看到骨子里，这次你做得不错”。
田建文本来想请张忠培先生为发掘报告作序，可他却遽然离世，成为田建文最后的遗憾。但是，张忠培说过的话，是田建文一生的遵循：
我要教会你我这一套考古学研究方法，你再教给你的学生，我这一套考古学研究方法就能一代一代继承下去了。
山西晚报记者 李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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