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父亲、母亲，昨晚
梦境依稀——
铁路修过家门前
父亲与我，奋战正酣
母亲与大嫂，做饭，香甜
我与父亲，端起酒杯，畅快——
父母没有离开，原来
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
活在我们的心间
永远
（2020年11月21日清晨）
一直沉浸在母亲的温馨里
舒义其，我的母亲，1927年农历正月29日出生，今年83岁。前年，我带她作了全面体检，医生告诉我，你母亲身体好得很，各项生理指标正常得像壮年。
是的，母亲身体很好：眼睛不近视，无散光，更没有白内障，平时常常飞针走线。牙齿洁净整齐，嚼干胡豆一点问题也没有。力气还不小哩，抱她三十几斤重的曾孙女，一抱就是一个上午；偶尔，她还干点农活，种花生，浇包谷，扯黄豆，绝不会气喘。母亲食量好，还有一点酒量。总之，母亲走路一阵风，说话声音洪亮，哪里像一个耄耋老人！
但母亲有些驼背了，年青时近一米六五、在农村算高个儿的她，现在浓缩加驼背，不到一米六了。她血压略偏高，时常头晕，坐汽车更会晕车；偶尔也会感觉手脚麻木腿抽筋；听力也有了一点小小的问题，但乐观的她，不会因为这点小毛病而沮丧。
“人老了，就这样了。”母亲淡定得让我感动。
一
母亲没有文化，一点没有，中国汉字一个不识，加减乘除一样不会，钞票勉强认得，时钟全靠猜测；现代文明与她无缘，城市生活潜在拒绝。但是，她却生育、培养了我们兄弟姊妹十个，其中成活、成才七个，最让她引以为豪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她亲手送走了当地第二个大学生，我，她最小的儿子，排行第十的我。
现在，我们四世同堂，很快就会五世同堂。母亲的后人近百，逢年过节聚在一起坐上满满的十桌，母亲幸福得无声地笑。2000年1月9日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就成了这个超级大家庭的绝对家长。
母亲出生在重庆潼南牌坊村舒家湾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老大，下有一弟二妹。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国破民穷，官道不公，吏治腐败，土匪横行，再加之生产力极其低下，物质极端匮乏，地处偏远山区的舒家湾更是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特别是广大农民，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母亲一家也不例外。民国二十九年，也就是1940年，外公舒礼智英年早逝，母亲这年十一岁，“出头椽子先遭难”，作为家里的老大，母亲责无旁贷，小小的她便与外婆舒谢氏毅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那时男尊女卑，女孩嫁到夫家以后，改从夫姓，后面加上自己的姓和一个氏字，便是自己的新名字。外婆舒谢氏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她和母亲，两个女性，勇敢地挑起家庭的重担。
舅舅是家里唯一的男性，受到当然的重点照顾——上私塾。在那个极其贫困的特殊年代，上个私塾绝对是一件十分了不得的事情，它可能花光你所有家产，当然她们也没有家产，无田没地全靠租，三间破房摇摇欲坠。外婆和母亲不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没有“知识救国”的境界，但她们硬是下定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培养舅舅。舅舅虽然最后没有成为什么大人物，但也成了村里最有文化的人，他当上了村上的会计。
母亲很苦，从七岁开始，她就俨然一个大人，特别是外公去世以后，她肩上的担子也就更重了。挑水，作饭，干农活，带弟妹。“农勤春早”，天不见亮就必须起床，割草，拾粪，怕晚了就被人家抢了先；养家畜，织麻布，主业副业，勤扒苦做；耕田犁坝，栽秧打谷，很多农活得靠男人，但作为家里唯一的男性，舅舅还小，所以，母亲得干这些男人的活儿。
“这家人早晚要翻身！”看着如此勤劳的母亲与外婆，乡亲们感慨道。
农村有一件苦活，就是扎草树，把稻杆堆成不漏雨水的草垛，不但需要体力，而且更需要技巧，男性劳动力才能胜任这样的活儿。外婆家没有这样的劳动力，于是便央求邻居帮忙，邻居有自己的事情，帮不了这个忙，怎么办？母亲才十来岁，她头一甩：“我来！”她成功了，她扎的草树，成了乡亲们交口称赞的话题。
“你外婆很能干，织布又快又好，我也学到了这个手艺，那时，布换粮食是一个不错的行当。再加之我们种的红苕有这么大，庄稼绝不会比人家的差。”母亲比划着告诉我。在外婆、母亲，及她的姊妹们的辛勤劳动下，母亲一家也还过得下去。
“不怕苦累，就怕土匪。”母亲回忆道。
母亲一家五口，每年租地主的田地三五亩，交完租子以后，还可以剩下三五百斤粮食；再搞副业，养鸡养鸭，喂猪牵牛，织麻纺线，家里也有了一些积蓄，日子也慢慢有了起色。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无法无天、极其混乱的中国，内乱不止，外患不已；官匪勾结，民不聊生，尽管母亲她们把粮食全都会藏起来，但土匪来了，是绝对不会空手而归的，所以她们只有一个办法，只要土匪一来，她们早早把粮食藏进山林里，然后自己躲起来，土匪找不着粮食，也抓不着人，也只好恨恨离去。至于烧房掘地之类的狠事，没有激怒土匪，他们也是干不出来的。
但有一次，也就是1945年的冬天，偏居一隅的舒家湾不知道、也不会关心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这里，土匪依然横行无忌，抢物掳人，无恶不作。
黄昏，土匪突然闯进舒家湾！
跑，进山林，根本来不及；躲，家就弹丸之地，无任何藏身之处。此时，外婆还在地里，没有回家；舅舅尚在私塾，可能还在朗诵“子云诗曰”；两个懵懂妹妹走亲戚去了，家里只有年仅十六岁的母亲，怎么办？
千钧一发，母亲急中生智，纵身跳进茅厕。
“穷鬼，啷个没有一粒粮食？”土匪翻箱倒柜，骂骂咧咧，从这间屋搜到那间屋，很快，三间破旧的瓦房被掀了个底朝天，就没有发现一件稍稍值钱的东西。
茅房里，上面是猪圈，一头瘦而小的猪儿饿得嗷嗷直叫；猪圈下面，也就是粪坑里，母亲冻得瑟瑟发抖，但无可名状的惊吓，让她牙关紧闭，紧张得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快来，这里有一头猪。”
“算了，恁个小，拿来咋子？”
“小怕啥子？够咱们吃一顿了。”
“对头，总不能空手回去噻。”
寒风凛冽，吹得树叶哗哗作响。土匪们七嘴八舌，朝茅房拥来，土匪，土匪背着的枪，土匪打的火把，母亲看得清清楚楚，巨大的惊恐让她忘掉了寒冷、恶臭。
“穷鬼，真是穷鬼，啥子都没得，真悔气。”土匪骂着，套上猪儿就走。他们哪里想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粪坑里，还躲着一个人。
土匪走了，母亲从粪坑里爬上来，立即昏了过来。
不知过了好久，外婆回来了，她发现了被惊吓、被冰冻、被熏臭而昏过去的母亲。
母亲大病一场后，又开始了她周而复始的艰辛。
严格地说，母亲没有童年，她的童年连着少年、青年一起，紧紧地捆绑在了田间地头里。
二
“天啊，七大七个啊，你是啷个苦出来的哟！？”
那天，陪母亲在小区闲逛，她与一位82岁的老太婆聊天，当对方得知母亲将我们七个子女抚育成人时，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老太婆有两个子女，生儿育女的个中滋味她一定深有感触。
1947年，母亲20岁，她与时年20岁的父亲傅元洪结了婚。
父亲出生名门，但早已家道中落，贫困交加。尽管如此，父亲却是远近闻名的优秀青年：聪明、善良、能干，这也是美丽、端庄、勤劳的母亲十分喜欢父亲的原因。
父母的结合，让他们感到了什么叫幸福，什么又叫艰辛和相依为命。
我的父亲母亲一生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直到新世纪的第九天父亲去世，他们携手走过人生的故事写满一页又一页。
婚后的母亲开始了她别种体验的含辛茹苦而又幸福温馨的时光！
母亲有了家，这一个家也不是殷实之家，也是一个靠租别人的田地过日子的家。
我的祖上是商贩之家，祖祖傅启孝外号“傅粮贩子”，粮食生意作得红红火火，拥有崇龛古镇半条街的门面，是当地著名的大户人家。但后来遭遇兵灾与匪灾，再加之爷爷傅 定亨不但不能挽大厦之将倾，反而嗜赌如命，创造了一个晚上输掉三个门面的记录。非但如此，由于赌博老输的郁闷，不久以后，爷爷居然迷恋上了鸦片烟。很快，家道中落，一贫如洗。但母亲和父亲没有怨天尤人，而是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很快，日子越过越红火。
因为不久，全国解放，潼南解放了。他们分到了土地，1950年就被地下党发展成党员的父亲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人称“傅支书”。那时的农民都很积极、上进，要求进步、积极投身于火热的运动是时尚，于是，1951年，母亲也入了党。现在，母亲每月能领上100元的老党员津贴。
“这辈子没有交一分钱的党费，但现在却要领恁个多党员津贴，真好！”母亲很自豪。
母亲入党了，她必须全力支持父亲的工作。
清匪反霸，减租退压，土地革命，农村合作社建设，人民公社大食堂，大炼钢铁……运动一个接一个，父亲很忙，作为当时叫永安乡六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的父亲，他要管理下属的六个农业合作社的所有事务，于是，挣工分，带孩子，所有家务，基本上都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肩上。
母亲常常干着主要劳动也就是男人才能干的活儿。
有一次，生产队要“车”水，也就是把水从较低的田里运输到较高的田的。现在有抽水机，只要一拉电闸，水便哗哗地“跑”到高处。但那时不行，只能靠“土”办法。有一种农具，名叫水车，构造很简单，两个人踩踏板，踏板带动叶子，叶子将水往高处“赶”，最终达到“水往高处走”的目的。
农谚说：“车水拉锯，一定莫去。”意思是说，农村最苦的活是车水和拉动锯子锯木头。我小时就试过这两件事情，结果是不到一分钟便脚硬手软，头昏眼花。
但现在需要车水，而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都抽去修水库了，怎么办？
“我来试试。”母亲平静地说。
“你？”人们的眼里写满了疑问，“许多男人都干不了的活儿，你行？”
母亲说：“试试吧。”
结果，母亲比她的男性搭档还厉害，从此，车水工作成了母亲的常态。
犂田是农村的又一苦活。现在有耕地机，拖拉机拉动铁犂，袋烟功夫便结束战斗。但那时却没有，耕田时，让牛拉动铁制的犂，由人来操纵牛和铁犂，既要让牛听话，又要操纵铁犂，还要在水田里来回走动，既是体力的考验，也是智力的较量，所以，我20岁离开农村时，多次想学会耕田，结果都是不功而返。但是，我的母亲，却能轻松胜任这件工作。
然后是打谷，夏天稻谷成熟以后，将一只大大的斗支上篷，拿起割好的稻谷，重重地打在斗上，将稻谷与谷杆分离。斗在水中走，谷在手中落，秋天灼人的太阳高挂天际，一天打谷下来，不但手上的皮要被磨穿，而且会累得直不起腰，一般男人是吃不消的。但是，我的母亲，却能轻松胜任这一工作。
母亲是劳动的好手，没有不能胜任的农活，没有吃不了的苦头，所以母亲所挣的工分，也比一般妇女高出许多。
大跃进，大炼钢铁时代，母亲都是积极分子，她不但不能拖父亲的后腿，而且处处争先，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从1950年开始，母亲先后生下了大哥、二姐傅世英、三哥傅世奎、四哥傅世前、五姐傅世伦、六姐、七姐傅世强、八哥傅世华、九哥、我，共十个，由于疾病与灾荒，大哥、六姐、九哥夭折，剩下我们现在的七个兄弟姊妹。
一边是繁重的体力劳动，一边却要抚养这十个孩子，照顾老人，其间的艰辛不言而喻。
首先是饥饿。
鲁迅先生在《社戏》里面成功地刻画了润土的形象，少年润土与中年润土为何天壤之别？鲁迅先生把首要原因归结为多子。是的，多子！我们兄弟姊妹十人，加上奶奶，父母双亲，十三人，十三张嘴巴，每天要吃多少粮食？每天需要多少营养？但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啊，稻谷亩产一两百斤，小麦亩产几十斤，红苕呢，亩产也低得吓人，再加之那个时候没有包产到户，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农业合作社每年只能分给一个家庭百把斤粮食，这一百把斤粮食要养活这十来口人，难道是天方夜谭？
我的父亲、母亲，硬是让我们兄弟姊妹七人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很好。现在，我们七姊妹都有了非常幸福的家庭，每个家庭都有了比较富足的物质财富。
没有足够的粮食怎么办？母亲很会安排，产红苕的季节，母亲让红苕打主力，间杂以零星的米饭；产蔬菜时，母亲会以菜当饭，大家也吃得津津有味；南瓜，野菜，包谷，常常成为我们赖以生存的主粮。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国迎来了可怕的饥荒年！
这一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坐在中南海怀仁堂，他笑容满面，运筹帷幄。有一次，他担心地问周总理：“恩来呀，中国粮食多得吃不完怎么办？是不是发扬一下国际共产主义精神，将粮食支援一下受苦受难的第三世界的人民？”
也许，有人还沉浸在“解放全人类”的梦里。此时，“大跃进”“放卫星”“稻谷亩产超万斤”等“浮夸风”肆虐，中国基本全民饥饿，全员饥饿，饿殍遍野。就在这个年代，我的两哥一姐被饥饿和疾病夺去了生命。但母亲的其他七个孩子，却在她辛苦挖回的野菜中保住了性命。
现在，我的脑海中常常浮现出这样一幕：
夜幕降临许久，寒风吹得屋椽呜呜直响，冰冷的细雨敲击老瓦，发出沙沙的声音。母亲站在土灶前，土灶缘摆放着十余土碗，锅里开水滚动，冲击食物沉浮。灶堂里红火正炽，兄弟姊妹几个缩紧脖子，一边烤着火，一边吞咽着口水，等待母亲将食物均匀地分配进土碗中。食物名叫烫锅皮，母亲发明的，将淀粉、红苕渣混合，锅烧红，用竹筷沾点油，放进锅里，“滋”地一声，锅里发出浓浓的香味，母亲将调好的混合品倒入锅里，用铲子涂匀，袋烟功夫，便熟，母亲倒入足够的冷水，烧开，放盐，烫锅皮便成。母亲用铲子切成小块，分进十余个碗中，其中有两碗最多，它们便是父亲的、奶奶的；有一碗最少，便是母亲的；剩下的，儿子先选，女儿后选，因为那时的风俗仍然没有摆脱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我们端在手中，就三两下，也许电光火石间，狼吞虎咽的我们便风卷残云。其实，烫锅皮只有那么一点点，其余的便是没有油水、只有盐味的清汤了，吃完那少得可怜的烫锅皮，便传出哗哗喝盐汤的声音，至于味道怎么样，已经顾不上了……
吃饱饭是我们最大的理想！
穿暖和便是第二大理想。18岁前，我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母亲总是将老大穿不了的衣服缝缝补补给老二穿，将老二不能穿的衣服缝缝补补给老三，依次类推，那我也只有穿哥哥姐姐不能穿的衣服了。直到我读高三时，我才穿上母亲花8块钱买的白色的确良衬衣，我兴奋得抱着衣服睡了一个晚上。而我穿的第一双新皮鞋，则是我大二时买的……
然后是意外打击。
1966年，特殊运动开始了。在那个人妖颠倒、黑白不分的荒唐岁月，什么悲剧都有可能发生，什么怪像都有可能出现。我的家庭也横遭变故：父亲，被打成右派、走资派、反革命。作为“牛鬼蛇神”，他被“革命小将”“人民群众”戴尖尖帽强行游街、批斗；站在大会主席台前示众，低头向“革命群众”认罪；被押送到双江农场劳改，被剥夺了言论与生活自由，生命的尊严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残和折磨，身心遭受巨大的打击。作为他的妻子，我的母亲，除了暗暗流泪、默默忍受，更加尽职尽责地干好农活，更加呵护备至地照顾我们以外，别无它法。“白天拼命地劳动，干家务，晚上走通宵，去双江看望你父亲。”母亲回忆起那惨淡的一幕又一幕时，已经没有了愤怒。
1968年，17岁的三哥为了节约车费，从潼南步行回老家，中途爬车被摔将下来，差点失去了生命。母亲见到血肉模糊的他时，立即昏了过去。为了救命，母亲东拼西凑，四处求援，终于凑齐医药费，将三哥送遂宁医院，可我的父亲却在双江“劳改”，家里还有一大群孩子，怎么办？
老家离遂宁100公里左右，现在也就一个小时的车程；离双江60公里左右，现在也就半个小时的车程，可那时却是一条崎岖的山路，还有茂密的森林阻道。母亲就在这100公里、60公里的山路中奔走，还不能拉下农活，否则，又会给“革命群众”抓到辫子，作为斗争父亲的“证据”。
拼命地干活，细心地照顾孩子，冒着浓浓夜色，打着火把赶路，相当长一段时间，母亲都这样生活着，这一年，她39岁。
劳累，流言；饥饿，谎话；打击，报复……没有击倒母亲，在巨大的压力中，母亲反而更加坚强！
1976年，拨乱反正了，落实政策了，父亲问题解决了，“官”复原位了，他又回到了六大队党支部书记岗位。1978年，潼南县三块石修水电站，父亲到了那里，全面负责后勤保障。此时，农村逐渐开始包产到户，二姐出嫁成家；三哥结婚生子，入党，当上生产队长；四哥入伍，成了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我，考上大学，当上“十佳青年教师”，成为记者站站长，取得高级职称……我们这个大家庭渐入佳境，一切正在向良好方向发展。
勤劳的母亲，善良的母亲，坚强的母亲，依然默默地，无声地，坚守着她自己的坚守。
三
“身教重于言教。”
母亲的教育很简单，她本人不善言辞，一生坚守少说甚至不说，多做甚至事无巨细认真地做。正因为不善言辞，所以，母亲就承受了更多的委曲，但她忍辱负重，泰然处之。
母亲不善言辞，但有几句话却让我刻骨铭心。
“千有万有一定要自己有。”
“多做少说，事情撇脱。”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不报时候未到。”
“忍让是福，忍让有福。”
母亲生下我时已经三十九岁，“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父母十分疼爱我也就十分自然了。
在我记忆深处，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我的童年，贫困但十分快乐的童年。
我依恋母亲，六岁前几乎与她形影不离。现在，我三嫂还常常取笑我，她十七岁嫁给我三哥时，我不到五岁，还在吃着母亲的乳汁。晚上，我只有躺在母亲的怀里才会安然入睡。我三哥出车祸那一年，母亲到了遂宁医院照顾他，有天晚上，我哭个不停，嘴里叫着妈妈，我的姐姐、哥哥们随便怎样哄我都不行，我必须见到我的妈妈。
声音哭哑了，泪水快干了，大家可怜我，一起商量办法，最后达成共识：找我叔叔连夜送我去遂宁。
那天晚上，一个通宵，火把烧了三个，终于到了遂宁，躺在母亲的怀里，我欣然入睡。
也就是这一年，我报名读小学，但还在吃奶的我，不习惯母亲不在身边的日子，于是我哭着，嚷着，坚决不去上学了。但学费已经缴了，怎么办？那就让七姐顶替去上吧。于是，我的七姐比我的其他姐姐幸运，因为她终于拣到一个读书的机会。那个穷困交加的农村，女孩基本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利，如果没有我的放弃，我的三个姐姐都可能不会读上一天书的。
不上学念书那是不行的，怎么办？后来农村办起了夜校，扫盲，我的其他两个姐姐在夜校，在我这个小老师的帮助下，终于扫了盲。当然这是后话。
清晨，当我醒来，身边的母亲已经早早起了床，离天亮还早得很，可母亲得下地干活，干完农活还得干割牛草之类的杂活，干完杂活还得作饭，等我醒来时，母亲的饭已经作好了。顺便插一句，正如牙齿与嘴唇，偶尔也会碰着伤着一样，弟兄姊妹一多，难免就有矛盾与冲突。那时，哥哥姐姐们“合伙”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幸福老人”，当然，这个绰号是贬义的，因为我懒，七、八岁了都不同他们一起早早起床作事，他们便对我有了意见，于是便指责我。母亲站了出来，竭力维护我。由于父母的有意无意间的“娇惯”，我成了他们的“公敌”，父母不在时，我偶尔会遭到“报复”，这时，我会向母亲“告状”，母亲便会毫不留情地惩罚对方，母亲成了的“保护伞”。
现在，儿时的“恶作剧”已经成了我们兄弟姊妹间的美好回忆。比如还有这样一个“恶作剧”：一大家人围桌吃饭，姐妹间挤眉弄眼，兄弟间故意挑衅，父母则怒目而视。特别是夹菜时，我们故意将筷子绕行一周，在哥哥面前稍作停顿以后，再送到自己嘴边，同时配以音响和表情，场面极其搞笑。故伎重演时，哥哥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筷子夹住，这时，父亲往往会顺手一筷子，狠狠地打在哥哥的头上，饭桌上立即哄堂大笑，哥哥则尴尬地直搔头皮……
母亲是我们幸福的“保护伞”，那时，我就觉得天大地大我母亲最大，我感觉母亲能办成任何事情，以后我上了小学，上了初中，高中，只要我有困难，只要我向母亲一开口，母亲就能立即办到。1985年6月，我正在向“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发起最后冲刺，那天晚上，天空下着小雨，已经很晚了，我上了晚自己回寝室，刚走到门口，风雨中，见母亲站在那里，手里提着一筐鸡蛋——为我补充营养的鸡蛋，母亲舍不得吃、已经凑了很久的一筐鸡蛋。她说，她早来了，看我上自习很忙，头也没抬一下，便没有叫我，一直在外面等我，在风雨中等我，三个多小时。我的眼眶湿润了。这一年，母亲年近六旬，头发已经花白。昏黄的路灯下，那一头银丝分外飘逸。学校离老家还有二十多里山路，母亲还得步行三个小时赶回去，等她到家时，肯定已是第二天的凌晨。
母亲是我们温馨的“保护伞”，儿童时，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跟着母亲捉蛐蛐。母亲割草，割喂猪的、喂牛的青草，她俯下身子，头也不抬，麻利地割；我就在草丛中欢快地捉蛐蛐，捉“青官”，捉蚱蜢。蛐蛐飞，我便飞；蛐蛐跳，我也跳，无意间，练就了我灵活的反应与准确的捕捉能力，为我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业余篮球运动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几个时辰以后，母亲割了满满一筐青草，我捉了满满一瓶蛐蛐，然后，母亲拉着我，哼着欢快的民谣——
红萝卜
冰冰甜
看到看到要过年
娃二要吃嘎
老汉没得钱
眼泪婆裟等明年……
母亲没文化，但却好修养。织布纺线时背得不少儿歌，成了我当仁不让的启蒙老师，更成了我以后诗歌创作的不竭源泉。
比如放牛时，我记住了这样的儿歌——
放牛娃二不怕羞，
脱了裤儿骑牛牛，
牛毛钻到屁股头，
又是哭，又是抠……
比如赶鸭时——
我赶鸭儿下堰塘，
鸭儿鸭儿快快长，
鸭儿嘎嘎嘎，
陪我回家家；
鸭鸭拽拽拽，
娃二没得奶……
母亲车水，我就在旁边戏水；有时，我也会爬上高高的水车，踩动几下。
母亲耕田，我就在田坎上打水飘。这个游戏真是好玩极了，用一块薄薄的石头，巧妙地抛进水里，石头在水上飘起来，组成一幅精美的图画。
可能是因为母亲的一生太忙碌，她对十个子女都得付出足够的爱，她得养活她所有的孩子，所以，属于她真正闲下来的时间肯定很少，说话的时间当然很少。但她的话却是名言。
一次，邻居正在用瓦罐煨稀饭，香味飘出来，老远也能闻到，我和我的姊妹们都谗出了口水。因为邻居家里子女少，并且有一个拿薪水的，所以条件相对较好，能够吃上米饭。见我们眼睛发绿，口水滴达，母亲便笑着对我们说：“放心吧，我们很快也能吃上白米饭。”母亲还说，“千有万有一定要自己有，我相信你们啥子都会有的。”有一天看电影《列宁在1918》，突然听到一句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时，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的话，眼泪便情不自禁地往下掉。
母亲不善言辞，吵架便少了优势。邻里乡亲，吵架纠纷实乃正常，每每这时，无所不能的母亲便丢盔卸甲，败下阵来，只能忍字了得。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上前助阵，她会立即马下脸来指责我们，她说：“忍得忍得，只有忍才会得。”，忍，成了母亲精神不败的法宝。
母亲是我们生命的“保护伞”。我的老家有一个水库，大大的水库，占地100余亩；深深的水库，最深处5米多，被青山环抱、绿树掩映，幽美无比。每到夏季，酷热来临，诱人的绿水将我们诱进水库戏水，我很快在多次呛水中学会了“狗咆骚”、“打咪头”、“派水”等游泳方式，但母亲是绝对不允许的，她怕我被淹死。但越是禁止，越是想去。母亲禁止我游泳的方式很“残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抓现行。正当我游得欢快时，母亲突然神兵天降，她金钢怒目，拾起石头向我砸来，我立即一个“咪头”，潜出很远，母亲的石头只能在水上砸出一片浪花。她又拾起一块石头，我又一个“咪头”，母亲无可奈何，无计可施，只得远远地追打。一个在岸边追打，一个在水里潜泳，众人大笑，母亲也笑；见母亲笑，我也笑，因为笑，我没少呛水哩。
母亲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
“幺儿上来，快上来！”
“那上来你还打不打我？”我谈起了条件。
“上来就不打你。”
“真的？”
“真的。”
“‘喝’了我啷个说？”我拖延着时间。
“不得不得。”
于是我便上岸，赤条条，浑身漆黑。
母亲见我上岸，嗖地一声，迅雷不及掩耳，靠近我，抓我。见母亲食言，我挣脱母亲，一个猛子，又一头扎进水库。
“你不讲信用，说了不打我的。”我理直气壮般质问。
母亲哭笑不得：“谁打你了？”
“不打我那你啷个恁个快跑过来抓我？”
“我拉你未必是打你嗦？”
“如果你打我，下次我就不听你话了。”我得理不让人。
“快上来，说不打你就不打你。”
于是我又上岸，母亲果然没敢打我。其实，这样的情景多次重复发生。
除了抓现行，母亲还有一个“残酷”的方法，那就是“就地正法”。母亲拿起一根绵柔的黄荆棍，农村一种常见的藤条，抽在人身上痛得不行。我犯错了，比如打架了，逃学了，下塘洗澡了，母亲有时会非常生气。这个时候，她会拿起黄荆棍，“黄荆棍里出好人”，她一边骂，一边狠狠地抽。我从小就身轻如燕，灵活自如，她抽我躲，我躲她抽，其实，她抽是假抽，我躲是真躲，结果是我呼天抢地，其实就是没挨上一下。
小时，我个头矮小，体弱多病，没人会想像以后我会成为一名业务运动员。小学就在本村，父亲是村支书，村里最大的“官”，谁敢欺负我？但上了中学，到了镇上，“主场”优势丧失，欺负我的人就出来了。有一次，我与人斗殴，脸上被打出血来，回到家里，母亲非常心痛，她问明原因，得知对方施暴，我方无错。她便连夜赶到学校，义正词严地向老师交涉，坚决要求严惩对方。老师经过调查，对施暴者作了严肃处理。母亲还亲自找到施暴者，给予对方足够的警告。母亲“护犊”，我身板挺直。
母亲护我，但我还是出现意外。1978年，我12岁那年，从潼南县城步行回老家，为了节约六毛钱的车票钱。走了五个多小时，才走了一半，实在走不动了，我便去爬货车，结果被甩了下来，头摔破，牙摔掉，昏死好几个小时，后来被好心人送进医院，这才捡回一条命。三哥出车祸，没有想到我跟三哥出了同样的祸事，几年前的灾难，今天又至，母亲的伤痛可想而知。
中学6年，我住读，每个周末回家一次，背米，拿咸菜。见我回家，母亲便煮上满满一大碗猪肉。那时的猪肉比现在的鲍鱼还要金贵，母亲平时舍不得吃，见我狼吞虎咽，她在旁边笑。第二天一大早，我要返回学校，母亲把我的米口袋装满，用瓶子装满肉炒咸菜，目送我走过弯弯的田坎，目送我往学校走去。
我知道，我的后面有一双眼睛，一双深情的眼睛。母亲的眼睛，犹如寒夜里的星星，在我心头闪亮，一直！
四
我开着汽车，在繁华都市间穿梭。我让母亲舒适地坐在副驾驶位上，保持惬意的、半躺的姿势。我给母亲导游着，仔细地介绍重庆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异闻逸事、唱红打黑。秋末的风吹动她的银丝，飘逸着我儿时的思绪。母亲则孩童般，似懂非懂地点着头，清晰地“嗯”“哦”着。
1985年7月，我挤上高考“独木桥”，考上大学，为此，我的父亲、母亲，村上，镇上，为我放了三个晚上的露天电影，以示庆祝。
第一次出远门，坐火车，那天晚上，母亲教我叠衣服，很晚很晚。
这哪里是叠衣服啊？这分明是母子难离呀！我突然想起孟郊的诗：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我离开了母亲，走上了求学之路。与母亲的交流只有书信，尽管母亲不识字，但我们的心灵沟通却畅通无阻。
1986年寒假，我回到老家，高中毕业时我身高不到一米六，但此时，我已经成了一米七五的大小伙子，还是大学校篮球队的绝对主力，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母亲无声地垫起脚跟，幸福地摸着我的头。
1989年7月我大学毕业，一毕业就结婚，1990年我有了儿子，母亲来到我的小家，照看孙子。
从农村到城市，以前耍刀，现在要使棒，母亲有太多的不适应。
首先是时间观念，我教母亲认钟，认时间。
“这是一，大写的一，小写的‘1’是竖起，大写的‘一’是横起，像扁担……”坦率地说，教母亲识字比教任何一个学生都困难，因为此时的母亲已经64岁，她能够挑起一百多斤的担子，能够胜任任何一个男人所胜任的农活，但在识字方面却是“张飞穿针”。
母亲学得十分认真，尽管记性不好，忘得很快，但她忘了就学，不停地学，不久，她会认时间了。
电器、天然气的使用也是一个问题，跟干农活一样，母亲很勤奋，学得很认真，经过一段时间，她终于掌握。
但电梯的使用却成了大问题。她常常很奇怪，这么一间小屋，怎么会自己往上跑呢？因为她不识字，坐上电梯还会头晕，辨不清东南西北，所以时至今日，她还不会使用电梯哩。
时光飞逝，白驹过隙，转眼前，新世纪的钟声敲响。此时，母亲已成耄耋老人。由于工作劳累与政治折磨，父亲早早失去了健康，母亲便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尽管如此，2000年1月9日，73岁的父亲还是走了，匆忙而安详。
父亲走了，母亲很坚强，在暗暗的伤痛之后，她很快归于淡定，生活的重压已经让她有些宠辱不惊！
此时，我的二姐、三哥、四哥、五姐、七姐、八哥都有了孙子辈，都有了自己的大家庭。二姐、三哥的孙子也已成人，很快就会结婚生子。母亲安然地坐在金字塔尖，慈祥地收获着幸福。
逢年过节，外地工作的儿孙辈开着小车，满载城里的“洋货”，将农村老家的院坝停满，然后向母亲奉上礼物，母亲笑得合不拢嘴，将礼物锁进自己的柜子。
八十岁生日，我们点燃鞭炮，一个多小时的震耳欲聋，母亲笑得眼睛湿润……
“真好，真好，时代真好！现在你们啥子都有了，要感谢党啊！”母亲的知识没有与时俱进，观念也没有与时俱进，但政治观点却立场坚定。
母亲有一枚六十年党龄纪念章，像体育冠军的奖章，是柏梓镇党委发给她的，我让她戴着，给她照像；她的孙辈、曾孙辈纷纷和她留影。母亲笑得像玩童，居然还有点手足无措……
父爱如山，母爱似海，我打开记忆的闸门，母爱如洪水般奔流。母亲是一本书，这本厚重的书我翻不动，读不完；母爱是一幅画，这册繁复的画我看不够，尝不尽；我的母亲，在我心灵深处，是天底下最好的母亲。我人到中年，少有感动，母爱，却让我泪光闪闪。
2011年12月于山城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