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是好的，但不一定是科学的。科学并不在于正确，不科学不说明它不正确，不好。——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子药理与心血管专家韩启德
巫医同源，神仙的事凡人难懂古代中国医学与巫术是难以分割的，《广雅•释诂》:“盤，巫也”，《说文》:“古者巫彭初作医”。医、巫之间关系甚为密切，医学一直包含于巫术之中，《内经》中有很多医与巫有关记载，例如《灵枢•官能》“疾毒言语轻人者，可使唾痈咒病”，“咒”即巫术中的常用方法。
《素问•移精变气论》中还有一段专门记载了祝由疗法的兴衰，古时祝由可以医病，今世祝由己“不能已也”。说明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医学从祝由术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技术了，千百年来民间百姓都是抱病时求医或请巫，行医祛病是由巫师负责的。当遇到求医不治，请巫不灵，就会到寺庙寻求神仙帮忙，供奉的“药神”、“药王”、“医圣”的仙庙遍布中国。
晚清的美国学者罗芙芸在《卫生的现代性》一书中，对此有一节专门的叙述。“天津地区最大的药王庙是峰山庙，....据说是整个天津地区最灵的药王庙。药王庙并不是天津人生病的时候唯一可寻求帮助的地方。与治疗有关的膜拜活动可能主要集中在天后宫”。在书中还写到："在广州，你可以找到专门供奉“药神”或治病的寺庙。无知的人们，尤其是妇女，相信主持这些寺庙的神，只要付给道士一点钱，并举行某种仪式，就能恢复健康。”
一直到19 世纪70年代，《申报》都有报道：“上海的医生第知敬吕纯阳而不知敬张仲景”。
神奇的中医外科手术技术失传中医经典《内经》中也有关于外科手术的条文，《灵枢•痈疽第八十一》中提出使用截趾术以治疗痈疽，“发于足指，名脱痈。其状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斩之，不则死矣。”
中国古代还有固定的外科医生—“疡医”。 “疡医”设立于周朝，“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副杀之齐”，主要是使用一些简单的手术或者外治疗法治疗疮疡、体表外伤等。
华佗手术图
2001 年，考古人员在山东广饶傅家村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了一个顶部有缺损的颅骨，缺损面积约为31*25mm,“根据医学X光片、CT检查结果，墓主颅骨的近圆形缺损系开颅手术所致。这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开颅手术成功的实例。”这个考古发现将我国开颅手术的历史.上推到5000年前，犹见我国外科手术开展时间之久远。
若仅是孤证一例，自难让人信服。2003年考古学家在新疆吐鲁番盆地的古墓发现了一具1500多年前的女性干尸。尸体下腹部位置有一条长为17厘米的伤口，通过显微镜发现，当时的“大夫”对她进行了剖宫产。
公元前三世纪，名医扁鹊使用“毒酒”让鲁公扈、赵齐婴进入麻醉状态，并为二人实施了“换心”手术：
“扁鹊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即悟，如初，二人辞归”。
目前，当代外科手术仅能做到新鲜心脏移植，不能做到两位活人心脏互换，这例距今2500年前的复杂外科手术说明，我国外科学不仅起源很早，而且技术上也一直居于世界前列。
尽管外科手术在几千年前就已有开展，但是不得不承认，在以后的时间里这种技术慢慢衰退，整体萎缩，已经失传消失。
中医地位排在“士农工商”之外中国的“医生”职业始于春秋，秦汉时期医生是一种地位较高的职业，秦始皇焚书种类甚多，而“所不去者，医药卜巫种树之书”。
自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医士被认为是“小术”、“方技”，难登大雅之堂，故排在“士农工商”之后，即使东汉名医华佗医术绝伦、誉满天下，仍有“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的慨叹。
至唐朝，科举完善，仕门广开，而医生却不入流，韩愈曾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毕竟中国传统社会还是官本位的社会，社会对医生职业的偏见一直持续到晚清。
传承方式造就庸医不少，监管难成，不成体系。虽然在隋朝就创立了太医办公的地方“太医署”，唐朝时候还把太医署发展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校。但是，培养人数太少，一般只为统治阶层提供医疗服务，官办形式一直沿袭至清朝，产生的影响亦十分有限。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医生都出自师徒相传这种培养模式，历史上的名医很多都有师从关系，例如扁鹊师从长桑君；淳于意师从公孙光、阳庆；吴普师从华佗等等。师生相传还包括家学传承，很多医家世代从业，子孙自然习医。这种模式下既无固定授业场所，也无科目和考试，医术水平高低全赖天资是否聪慧。从而导致庸医充斥社会。晚清时候的《大公报》和《醒报》都曾以“庸医可恶”和“庸医杀人”报道：
“可治花柳病的张子祥原竞为剃发匠”、“目不识丁，原为皮匠的杨某药方找人代写，但既开药铺又行医”、“不谙岐黄，偶得几剂良方的优人‘驴肉红’，天津鼓楼专治妇女”、“北京东城的傅半仙，只要有病人的生辰八字，就可以开药”、“大自命为巫，初未敢轻投药石也，讵竞有以巫兼医，病不知虚实，药不辨寒温，丧病狂，开方下药草菅人命者已不一而足”。
对比西医，中医主要体现在监管不力、没有正规医院和没有成体系的管理方式。而西医在这方面显然更加成熟。在细菌被发现之后，西方医学由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转变为整个社会与细菌之间的矛盾，现代化的医院和实验室成为必需品，在国内与传染病和国外战争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套包括医事制度在内的医学理论，已经成为西医区别于中医的特征之一。
西医由传教士引入中国：从怀疑到接受西医早在1582年就由传教士利玛窦入华传教带入中国，清初虽有金鸡纳霜治愈康熙皇帝疟疾一事，但未造成很大影响，被传教士治好疟疾的康熙之后又接受了法国医师治疗心悸症和唇瘤块，之后便命传教士入职御医，此时西医已有较好的声望，但在雍正登基后，出于对罗马教廷干涉中国教民祭祖的不满，立即下令禁教。
把西医系统引入中国还是在鸦片战争前后，1820年传教士马礼逊与李文斯顿在澳门开办诊所，行医得到了当地中国人的欢迎。但是当时的中国民众接受西医的也是少数，伯驾医生1835年11月4日开始在广州诊症，但终日无一就医者。至次日有一患眼病之妇人就诊，第三日有六人，以后才逐渐增多。
博济医院记载：“对于外国医生行割治之术，求治者更是大感畏惧，不敢相信”。其创立之始，来就医者通常是中医视为不治之疾者，如肉瘤、砂淋、虫胀，及各种眼患。最先施用的割治手术是截臂治疗，患者是一名男子，病势甚为危急，开始他坚决不肯接受手术割治，后医生许诺“以五十金予之”，他才首允接受手术治疗，而“卒获痊愈”。此后，求伯驾治病的人日益增多，不仅一般民众到伯驾的医院治病，甚至耆英等广东地方行政大员都到其医院治病。
虽然医学传教士在各地行医之初受到当地人的猜疑，甚至引起教案与冲突；但是他们却通过先进的医术、免费施诊送药，逐渐让许多中国人抛弃偏见、歧视，络绎不绝地请医学传教士治病。
鸦片战争后，大部分沿海地区开放为通商口岸，西式诊所、医院遂在各地出现。1884 年英国伦敦会在上海建立“中国医院”，即后来的“仁济医院”，是上海最早的西式医院。1862年雒魏林又开设北京施医院(东交民巷)即“双棋杆医院”。
截止到1890年，教会医院在中国设立了44所医院。传教士还著有《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婴妇新说》《内科新说》《博物新编》五书。在中国还成立了最早的西医学校，上海同仁医院医学校，第一家医学组织“中华医学传教会”，创办了第一本医学刊物《博医会报》，后与《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合并，在不到一百年时间，西医就在中国建立了以医院、医学校、医学组织、医学刊物为基础的西医系统。（详见拙帖《医者仁心：不该遗忘的百年前中国教会医疗事业》）
晚清废医论“废止中医”的话语和思想早在晚清就有人士提出，其代表性人物就是思想家章太炎的老师，晚清著名学者俞樾。他1879年发表《废医论》，他的理由归结起来很简单，基本上就是就是三个原因:一是中医和巫术关系密切，是愚昧无知的学问;二是中医诊断疾病最重要的依据就是脉象，而如今的脉象理论与古时已完全不同，并且是不值得相信;三是医学治病所依赖的就是药物，但是中药又对于疾病又没有效果，于是主张废除中医。
俞樾
俞樾提出废止中医有具体的原因，俞樾大女儿婚后不久，丈夫突然病故而被迫改嫁，1866 年，俞樾的小儿子身染重疾，几近残废，1872 年，俞樾时任福宁太守的长兄愕然病逝，在1879年他的夫人病故，几年后他的大儿子身染疾病英年早逝,1882年，俞樾最为疼爱的小女儿突然病逝，这一连串的变故使得俞樾本人备受打击，悲痛欲绝。家境的厄运，中医药的无助，一系列的重创应该是促使他将情绪迁怒于中医，而作废医之言论。
对于医药不灵的怀疑态度在清末时期很是流行，1895年《申报》就有刊载:
近日，福州时疫盛行，安民巷某姓家一日连毙七命，他处有一家连毙四五命六七命者，时有所闻，据歧黄家家言，今岁疫症异常凶险，用热、用凉、用攻、用补，俱不可救，百人之中竟不能活一命，药之不灵耶，术之不精耶，抑病之果无法可救耶，此俞曲园先生所以有废医之论也。
民国反中医和中西医论战民国时期，随着以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医自然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在这期间有诸如:严复、梁启超、郭沫若、鲁迅等诸多名人学者加入到对中医进行批判的队伍中来。
启蒙思想家严复，就将中国的医药看做是与算命、星象、占卜等相同的一.类事物，认为它们均建构在阴阳五行这种荒唐的理论本质上，是落后的与不进步的。
力主西化的梁启超认为阴阳五行理论自古以来都是和迷信紧密相关的，而“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并且在作为中国传统医学典籍的《黄帝内经》中，阴阳五行的内容约占了四分之一，“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曾留学于日本学医的郭沫若“对于旧医术的一切阴阳五行，类似巫神梦呓的理论，却是极端憎恨，极端反对的。”
同样留学日本学医的鲁迅也曾说过，“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在谈及中西两种医学时，他认为相信中医是反物质文明的表现，并且自轩辕时代就巫医不分，直到现在依旧如此。
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发《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该法令与医药学相关的部分又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另一个是《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令》，其中所列科目全部是西方医学的内容，而中医中药并未包括在内，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这一决定在整个中医界中引起轩然大波，1913 年，中医界人士主动向教育部请愿，希望将中医药归入到学校的课程当中，但是未能如愿。在1925年，中医界再次联合请求将中医纳入教育体系，又一次地遭到拒绝。.
1917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云岫受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汉方医学被废止的启发，率先出版了《灵素商兑》，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基石《黄帝内经》进行了批判。1920年，著名中医理论学者杜亚泉，恽铁樵著作回击，从此引发了近代中西医争论的高潮。
1923年，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大会上，余云岫、褚民渲等人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等四项提案，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了废止中医的提案。2个月后，中医界获晓提案内容后决定奋起抗争， 3月初，中医界将中医与救国联系起来，喊出了诸如”中医中药团结起来，一致抵制经济侵略”等口号，得到了许多其他界社会团体的支持。3月23日中医代表团赴卫生部请愿，收到国民政府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此次中医请愿活动虽然成功，此后中西医之间的隔阂和争论依然持续不断。在1925年中医界请求将中医纳入教育体系中，但因西医上书抵制，被教育部所拒绝。自此，中医界与西医界水火不容。
在1929年“废止中医案”发生后，反对中医的话语在报刊中同样屡见不鲜。
姚霭园在《社会医报》上发表《旧医不进步之四大原因》，其主要观点包括：一是与西方现代医学作对比，认为中医缺乏动物试验，因而不能弄清病原，理解病理；二是中医理论中的基础理论例如五行六气，干湿燥火等均为虚幻没有根据的学说，实属无稽之谈，综合看来就是认为其不符合西方现代医学的方法，并且中医属于荒谬学说；三是中医所用处方一直沿用旧方，不知变通，没有创新；四是中医的医者通过个人经验能够得到一些良方，但是为了个人利益而秘不外宣。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中所发的文章《所谓“国医”》所言:“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反映出他反对中医的旗帜鲜明的态度。
结论：百年后的今天，四位现代医学大家力挺中医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分子药理与心血管专家）：中医是好的，但不一定是科学的。科学并不在于正确，不科学不说明它不正确，不好。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呼吸内科专家）：中医药可贵之处在于治未病，调节改善全身的功能状态，最突出的是注重整体的理念，中医保健是很可取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肿瘤专家）：西医临床40年，一直同步用中医，实践证明，中西医结合对治疗癌症确实是有效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消化外科专家）：中医比肩现代医学且不可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