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15日，毛主席在延安大礼堂为吴玉章同志庆贺六十寿辰。他在祝词中这样指出:
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和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
毛泽东和徐特立
从此以后，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和林伯渠这五位生活在延安的革命老人就被称为“延安五老”。
在“延安五老”中，徐特立不仅是毛主席在湖南师范求学时的老师，还是长征途中年龄最长的老人，更被视为“服从党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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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特立
徐特立（1877年2月——1968年11月），原名徐懋恂，字师陶，湖南省善化县（今属长沙县）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参加革命前，历任湖南临时议会副议长和长沙师范学校校长等职；参加革命后，历任苏维埃临时政府教育部长、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中央政府委员和全国人大委员等职。
1877年2月1日，徐特立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四都观音塘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母亲在他幼年时就因病过世了。由于天资聪慧，他从小就展现出了过人的学习天赋和能力，也算是为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了一丝的希望。
为了供徐特立读书学习，父亲和哥哥将仅存的血汗钱都缴纳了私塾的学费。可是即便如此，他的求学生涯也是步履维艰，在读完私塾后就因为家贫而再次辍学了。
不得已，徐特立一面在家乡开馆授课，一面继续苦读传统旧学，仍然希望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楣。不过，他越来越厌恶八股文章，开始积极阅读《湘学报》和《湘报》等传播西方文明的报刊，尤其喜欢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针砭时弊的文章。
慈禧太后
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和端方等朝廷重臣联名上奏《请废科举折》，呼吁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以推行新学。最终，慈禧太后下旨 “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就此终结了已经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
从此以后，徐特立全身心投入到对新学的学习和教育当中，还在全省的3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一举考取了第19名的成绩。之后，虽然因为家贫无资而被迫中断，但他的名声也不胫而走，各处新式学堂都争相聘用。
不过，徐特立却觉得自己再也不能为了个人前途而着想，应该以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为己任。受此影响，他考入了由同盟会在湖南长沙所创办的师范速成班，从此开始学习教育学和自然科学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
1907年，面对腐朽反动的晚清政权，作为一介文人的徐特立却将自己骨子里的豪横之气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次，他在学校公开演讲时竟然拿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小指砍掉，忍痛写下了血书进行抗议。对此，《申报》刊登了这则消息:
湖南教员徐特立痛外交种种失败，非组织责任内阁无以救亡，自断其指，血书“断指送行，请开国会”八字。
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蒋翊武和孙武等人率领湖北新军发动了武昌起义，从此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听闻此事，徐特立也积极响应，在湖南组织起义并被推举为长沙市副议长，但主要精力仍在教书育人方面。
1913年春，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之后被合并于湖南第一师范第8班，他与徐特立的相识就在这个时期。直到二十多年后，伟人在徐老的六十寿辰时还深情地回忆:
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我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特立先生。
因为久闻徐特立的大名，毛泽东立即慕名前去听课。在下课后，他立即快步迎上前深鞠一躬，恳切地问候并且自我介绍:
徐先生好！我是八班的学生毛润之，久仰先生大名，早就想聆听您的教诲。
徐特立认真打量着眼前这位身穿粗布衣裳但却双目有神的年轻人，不由得产生了好感。于是，他亲切地回应:
润之，我今天上午还有课。你看，我们约在星期六晚上见面好不好？
青年毛泽东
毛泽东喜出望外，当即又鞠了一躬，表示自己一定会准时拜访。到了约定的时间，长沙竟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撑起伞朝着徐特立家奔去，二人从此结下了一段真挚的师生感情。
在湖南第一师范校长孔昭绶受北洋军阀迫害逃亡日本后，张干接任了校长一职。他不同于前任的民主自由和温和大度，不仅禁止学生们参加爱国活动，而且还制定了繁琐和苛刻的校规。
1915年，湖南省议会通过了一项新政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缴纳10块大洋的学杂费。这笔费用，很多的学生都难以承担，大家纷纷指责校长张干为了讨好汤芗铭等军阀才出此下策，实在是枉为人师。
很快，湖南第一师范就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印发了大量的传单要求校长张干引咎辞职。作为学生领袖，毛泽东自然成为了这一事件的积极领导者和推动者。
张干闻讯后十分生气，当即决定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名带头“闹事”学生。而作为在校老师，徐特立和杨昌济等人紧急组织召开了全校教职工会议，要求撤销对这些学生的开除决定。
1918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在杨昌济的推荐下进入北大图书馆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期间，他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熏陶，终于踏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和恩师徐特立的联系也越来越少。
巴黎和会
1919年5月4日，面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北京的青年学生、普通市民和工商人士等多个阶层联合发起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史称“五四运动”。很快，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武汉和济南等地也纷纷响应，不断向北洋政府施压，迫使其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
目睹了“五四运动”的爆发，目睹了爱国声浪的此起彼伏，徐特立显得既欣慰又感慨:
看到国家有前途、有办法，我自己也觉得年轻了。
面对日本的虎视眈眈，尤其在山东问题上的恣意妄为，我国出现了民间自发的“抵制日货”运动。对此，徐特立在湖南不仅积极组织各校教职人员成立联合会，而且还进行了五十多场公开演讲，号召大家以实际行动抵制侵略。
通过“五四运动”和“抵制日货”，徐特立虽然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可也看到了中国的贫弱和落后。经过深思熟虑，已经42岁的他还是告别了家中的妻小，毅然决定留学法国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徐特立
变卖书籍和四处筹借后，徐特立终于凑齐学费抵达了欧洲。除了在法国留学，他还前往德国和比利时等国实地考察，观摩和学习欧洲国家的教育体系。
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徐特立始终都心系自己的祖国，也始终关注着学生毛泽东的动向。在欧洲期间，他不仅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还知道国共两党联合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1924年夏，徐特立从欧洲回到了国内，继续致力于湖南的教育事业。不久，他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并且担任校长，同时还兼任长沙师范和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校长，继续实践他的“教育救国”愿望。
孙中山过世
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后，国民党内产生了明显的分化。通过波诡云谲的斗争，左派和右派的分歧已经非常明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实力与日俱增。
1926年3月，蒋介石以“中山舰事件”为借口，不仅逮捕了大批的共产党员，而且还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办事处，充分暴露了自己反革命的丑恶嘴脸。但是，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等人却继续执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导致国民党右派更加的胆大妄为。
蒋介石
紧接着，蒋介石又发起了所谓的“整理党务案”，要求共产党员不仅要公开自己的身份，而且还不得担任国民党各部的部长。对此，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都极力反对，但在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下，该提案再次获得通过。
在“整理党务案”获得通过后，时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只得辞职。同时，他也意识到未来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农村，于是主动向组织要求前往农村去实地考察。
1926年12月，徐特立终于见到了回湖南考察当地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二人畅谈了目前的革命形势和任务。在听闻各地农村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他开始意识到:
只依靠少数的学生无法挽回国运，或许，“教育救国”在当前形势下是行不通的，是我这30年来的一种幻想。
于是，徐特立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积极加入到革命的洪流当中。1927年初，他主动担任了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还出任了长沙市工农部部长，积极协助自己的学生进行湖南工农运动的考察工作。
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力回击了党内和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怀疑和责难。其中，也凝聚了徐特立同志的心血和汗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月12日，已经率领北伐军攻占上海的蒋介石索性先发制人，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在南京公然成立新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进行分庭抗礼。受此影响，湖南长沙也发生了“马日事变”，省内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都遭到了血腥的屠杀。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徐特立没有丝毫的犹豫和慌张。他不仅拒绝了国民党右派的腐蚀和拉拢，而且还冒着杀头的危险火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5月24日，徐特立在李维汉的介绍下宣誓入党，当时已经是50岁的半百之年。对此，陆定一在《人民教育家》中进行了这样的评价:
徐特立给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困难时不要动摇，应当更坚定地奋斗，革命是一定胜利的。他给我们的教科书就是“入党”，这本没有字的教科书，比什么教科书都好，也比什么教科书都重要。
南昌起义
在入党后不久，徐特立就参加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担任了贺龙所在的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8月1日，他英勇参加了那场伟大的历史事件，也成为了事件中年龄最大的人。
1928年，徐特立经组织委派再次出国留学，远赴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留苏期间，他不仅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著作，还研究了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又与瞿秋白等人共同研究了汉语拉丁化拼音。
1930年，徐特立回国后进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教育部长。同时，他还兼任了苏维埃大学副校长，亲自创办了列宁小学和列宁师范等红色学校，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在苏区工作后，徐特立除了发挥自己的教育专长之外，还积极开展政工和统战工作。通过循循善诱的劝导，他说服了一大批的国民党战俘迷途知返，加入到了革命的队伍中。
从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先后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真正成为了我党最牢固的一块根据地。不过，由于“教条主义”和“媚苏主义”的盛行，伟人却被错误地剥夺了军事指挥权。
井冈山
作为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在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后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地方工作中。他特地找到了自己的老师徐特立，希望在苏区展开一次“扫盲运动”，立即就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和支持。
1933年初，蒋介石调集重兵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企图围歼红一方面军主力于黎川和建宁地区。总政委周恩来和总司令朱德延续了毛泽东前三次反“围剿”取胜的经验，终于击退了蒋军的攻势。
不过，由于王明和博古等人坚持左倾错误路线，不仅使得党的各级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而且就连位于上海的中央总部也岌岌可危，只能转移到井冈山根据地办公。从此以后，左倾错误路线完全渗透到了军内，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红军长征
1934年10月，在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历经一年的苦战还是遭遇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了摆脱困境，我党和我军被迫开始了极为悲壮的万里长征，徐特立以57岁的高龄也被编入干部休养连一同行军，成为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人。
为了照顾徐特立，上级组织特意为他配备了一匹马。不过，这个“固执的老头”却从来都没有骑过，要么用马拖着军需物资，要么将马借给妇女和病号，自己最多也就是拽着马尾巴借借力。
长征抵达陕北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徐特立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厅长，继续在教育事业上付出。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
在延安负责教育的似乎是个白发老翁，然而，他并不是老朽昏聩的标本。
徐特立长年在外革命，家中只有一个封建包办的童养媳。在延安时期，好多人都奉劝重新组织一个家庭，却被他婉言谢绝了:
我的妻子虽是个童养媳，没有文化。我一生都提倡妇女解放，假如真的丢弃了她，岂不又要增加一个受苦难的妇女？
众所周知，毛主席一生节俭，一生反对为个人过寿，更从不为自己过寿。但是，他在陕北期间却先后两次为恩师徐特立祝寿，希望借此宣示红军和共产党人的不屈不挠和乐观向上。
毛泽东
1937年2月1日，毛主席为了庆祝徐特立的六十岁生日，亲自准备了一封贺信。其中，他这样写到:
二十年前，您就是我的先生。现在，您仍然是我的先生。将来，您必定还会是我的先生。
在瑞雪纷飞的宝塔山下，延安各界都积极参加了徐特立六十大寿的庆祝活动。坐在主席台上，他眼带泪光表示:
革命把我这么一个老古董带到党的组织，带到革命最先锋的队伍中，我感到很高兴。今后，我愿意继续站在战争的最前线，为民族为世界和平而斗争……。
徐特立
全面抗战爆发后，徐特立受组织委派前往长沙担任八路军驻湖南办事处主任。一日，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在家设宴招待他以共商抗日大计。可是，当他赶到公馆时却被警卫阻拦，还被骂“就你这副穷酸样也不照照镜子，怎么可能张主席的客人”！
徐特立再三解释都无济于事，只好折返回去再想办法。而张治中却左等右等不见人，经查问才得知“一个穷酸打扮的老头”被门口的卫兵赶走了。
当被副官重新请回后，徐特立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气，和张治中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不过，在事关“联合抗日”和“统一战线”等问题上，他却从不退让和妥协。
延安宝塔山
解放战争打响后，蒋介石调集嫡系将领胡宗南的数十万精锐部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企图占领革命圣地延安。为了灵活机动地指挥战争，机关的大部分人员都已经提前撤离，毛主席主动留下来充当“靶子”以吸引更多的国民党军队。
在此背景下，毛主席高调地表示不仅要为徐老举办七十寿诞，而且还要大办特办。1947年1月，延安的《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了中央祝贺徐特立同志七十大寿的贺信:
亲爱的特立同志：党的中央委员会热烈庆祝你七十大寿！
你的朴素勤奋七十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把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发扬光大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任务。
当贺信发出后，各个解放区的党委都纷纷来电来信表示祝贺，显得好不热闹。毛主席更是亲笔题写“坚强的老战士”这六个字送给老师，以变达自己深深的敬意。
1949年3月，在全国即将解放前，徐特立随中央机关一同进入北平，先后参与了国共和平谈判和文化教育界的接管工作。之后，他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后又担任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宣传部副部长。
徐特立和妻子熊立诚
在北京西单分到几间住房后，徐特立第一时间就将自己的童养媳熊立诚从农村接来居住。担心妻子受到委屈，他还半开玩笑地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我的老伴儿没文化，从未离开过农村，你们可别欺负她。”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徐特立光荣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目睹他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当时的徐老哭了，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徐特立
面对数十年的呕心沥血和艰苦奋斗，已经72岁的徐特立却依然不知疲倦，丝毫都没有颐养天年的想法。他在《祝吴老七十大寿》的诗篇中，这样动情地写道:
百年殖民地，从此永完结。
前途之艰巨，基本在建设。
幸勿过乐观，成功在兢业。
您我励残年，尽瘁此心血。
徐特立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然怀着朝气蓬勃的干劲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为了方便工作，组织为他配备了专车和司机，但他却从不乘坐，而且还显得“颇有微词”。
面对工作人员的劝导，徐特立却进行了“反劝导”。他提到，我们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刚刚建立，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各项工作都需要钱。如今，所有的汽油都要从国外进口，我多走路不仅锻炼了身体，而且还减少了开支，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虽然毛主席数次劝说徐特立注意自己的身体，但“倔老头”却依然不知休息。直到60年代，他才逐渐淡出工作，享受起了退休生活，那时已经八十多岁了。
1962年，在妻子熊立诚去世后，徐特立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走出悲痛。六年后，他在91岁高龄之际将子侄晚辈们都叫到面前，郑重其事地叮嘱:
你们不要继承我的财产，而是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徐特立
1968年11月28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在北京的寓所内去世，享年91岁。根据他的遗嘱，将自己一生积蓄和两万多册图书全部都捐给了国家。
尽管处在特殊时期，但中央还是为徐特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主席敬献了花圈，周总理亲临了现场送别。在亲自审定悼词时，伟人还亲笔加上了一句话——“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徐特立像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谨以徐特立同志的一段话来结尾:
国不在，家何安？公不存，私怎在？集体不复，个人难立。广大青年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的态度应该是“给予”，而不是“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