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初由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只有满洲人可以加入，后来又增加了蒙古八旗，到皇太极时期新增加了汉人参与的汉八旗。在雍正元年（1723年），汉军与汉人家奴壮丁共计44万余人，约占当时八旗总人口的72%。至本文讲到的汉八旗大量出旗后，嘉庆元年（1796年）汉八旗仍然占到八旗总人口的43%。所以，了解清朝的八旗制度，是避不开汉八旗的话题的。
一、入关前汉八旗立下汗马功劳。后金时期，旗人与汉人地位非常不平等。鲁迅先生认为：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李永芳（明军游击，一说是李成梁之孙）是第一个投降后金的汉族高级官员，被努尔哈赤招为额附，地位非同一般。但阿敏公然骂他为“蛮奴”，李永芳一言不发，不敢针锋相对。因为汉官地位比旗人低，“畏惧满官”。努尔哈赤时代满汉同吃、同住，辽东地区的汉人倍受歧视与压迫，处境十分恶劣，导致大量汉人逃亡。皇太极即位后，实行逃人法、满汉分屯别居、编投降之汉民为户等缓和措施，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生产得以持续发展。天聪四年（1630年），皇太极谕旨：“珠申（女真）与汉人各自分街居住，不要去汉人的街，如果知道珠申去汉人街时，要捕捉他。”但汉人一有机会还是逃亡。皇太极清楚地知道后金政权中汉人地位很低，终日劳作却食难果腹、衣不遮体，决定制订汉八旗，的制度。皇太极命管礼部贝勒萨哈璘召集众汉官，谈到将汉人另编一旗，是为其不被“满洲大臣欺凌”。组建八旗汉军，是解决汉人逃亡和旗汉矛盾的重要举措。
克抚顺城降李永芳
八旗汉军经历过一旗、二旗和四旗三个发展阶段。汉军一旗始建于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皇太极命汉人佟养性（其堂兄佟养真的孙女就是康熙的生母佟佳氏）总理汉人军民诸政。崇德二年(1637年)，汉军分建两旗，以昂邦章京石廷柱为左翼固山额真（旗主），马光元为右翼固山额真。次年，汉军扩编为四旗，以马光远、石廷柱、王世选和巴颜为固山额真。崇德七年(1642)，所有牛录统一编制，八旗汉军逐渐完善。从天聪八年(1634年)起，满语称八旗汉军为“乌真超哈”，意为“重兵”，最初是操作红夷大炮起家。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后始称“汉军”。
汉八旗的建立，大大增强了八旗的战斗力。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的传统优势是机动、灵活的骑兵，当骑兵野战之际，明朝兵卒不堪一击。但攻坚战却是八旗弱点，在明军枪炮面前，八旗防线很容易被攻破。面对明军坚固的防御工事和城墙时，八旗骑兵只能望而兴叹，无法施展优势。宁完我（明末辽阳汉人，投靠努尔哈赤）曾上奏皇太极说：“臣每虑红夷炮攻城甚妙。”如果招来汉人，“设立营伍，用火器攻战”，八旗将如虎添翼。果然，在皇太极“以汉制汉”政策影响下，归降汉人日益增加，由汉人组建的炮兵部队日益强大。“中国长技，火炮为上。”一些汉臣奏议攻城须用大炮。火器原本是明朝对付后金的杀手锏，明朝大臣清醒地认识到，“我之骑射不如奴，若击奴于百步之外，神器所至，奴之骑射无所施其力矣。”但自从“贼得唐阵大炮”（崇祯四年，1631年，正月，后金在沈阳利用俘虏过来的工匠刘汉，成功仿制了西洋大炮，定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往往以炮兵为开路先锋，攻城略地，成为大明劲敌。后金汉人大臣每次攻城前出谋划策：“可看一块受敌之处，架起红夷大炮，更番攻打，不过数日城墙圯塌，一攻可破。”自此后金才在与明朝的战争中真正占据优势。许多人问：数量那么少的满洲人怎么会打败军队人口众多的大明呢？此无他，唯汉人带路党多耳。
佟养性墓碑
经皇太极的“恩养”和汉军组建，后金政权内汉人地位大大提高。皇太极对大凌河降官祖大寿说：“尔等被围三月，天以与我，我不忍加诛。故携尔等至此，给以衣食与以妻室，厚加抚恤。使我兵为尔等所获，岂特不加养赡，即首领其能保乎？尔等当孩赤之时，养之者父母也。今朕衣食以养之，朕即尔等之父母也。鞠养之恩，如何可忘？”天聪七年（1633年），以佟养性为代表的汉官认为：“臣等自归顺以来，仰见我皇上与众位贝勒豢养汉官之恩，比金官之典极隆极厚。”天聪九年（1635年），生员杨名显说：“投来者优待，归顺者抚养，即大凌河官兵，至今厚养不懈，此皇上之至仁也。”贝勒罗洛宏说：“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大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公者，时势颠倒。”努尔哈赤时代是把汉人当做奴隶对待的，到皇太极时代提高了汉人地位，汉军的加入才使得清朝军事实力大增，才能够和明朝一决高下。
八旗汉军在清初激烈的民族矛盾中，以自身经历向其他汉人表明清朝招抚政策的正确性，动摇瓦解了汉族人民的反抗意志，为清朝政权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初，许多汉人被迫剃发易服，凡不从者一律处死，逃亡和暴动事件屡屡发生。但八旗中的满洲、蒙古和汉军，其成员均有改旗和抬旗的事实存在。八旗组织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内部成员在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心理状态等方面日趋一致。因此八旗制度中满蒙汉民族关系主流是融洽的，最终大都成为满族的一部分。
二、康雍乾时期的东北汉八旗以及之后他们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贡献。清朝入关以后，汉军八旗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我们只谈留在东北的汉八旗的两个例子。
黑龙江城（瑷珲）、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
黑龙江城，满语为“萨哈连乌拉霍通”，民间称之为瑷珲，是黑龙江将军下辖的重要驻防城，黑龙江城驻防八旗肩负保卫黑龙江上游地区、巡视中俄边界等重任。有清一代，黑龙江城驻防八旗骁勇善战，被频繁征调到全国各个战场，为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立下汗马功劳。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二月，“调乌拉、宁古塔兵一千五百”至黑龙江城，这1500名八旗兵丁成为黑龙江城最初的驻防八旗。到雍正时期黑龙江城驻防八旗兵额开始增加。雍正《大清会典》载:黑龙江城“额设兵一千六百八十名。又匠役五十八名，管屯兵二名。”共计1740名。《盛京通志》记载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黑龙江城“属下领满洲马兵一千二百九名，耕种公田马兵一百三十五名。养育兵一百三十五名。领催一百四名。前锋四十名。屯领催四名。鸟枪匠二名，弓匠十六名，铁匠二十四名，鞍匠二名”，共计1671名。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黑龙江城开始设置汉军八旗。乾隆元年《盛京通志》载:“三十一年，设汉军(佐领)二员。”属“正白、镶红汉军二佐领，并隶各旗协领兼管。”《民国瑷珲县志》写到:“汉军、皆由山东古籍，随孔王有德来降奉天，转由宁古塔，征剿罗刹（俄罗斯）有功，留瑷。以原来官兵一百七十余员名编为正白、镶红汉军二佐。”
黑龙江城设有水师营，全由汉军充任。康熙十三年(1674年)，平定三藩之乱时，“移水师营总管于黑龙江地方。”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水师营正式建立。“以满、汉兵不习水性，选流人中谙习驾船者百五十名。”又调京口水师驾船水手百名过来。《民国瑷珲县志》则提出另一种说法:“水师营，原系平定三藩之汉军也。顺治十八年（1661年）编入吉林水师营，从征罗刹有功，遂留瑷珲。”
黑龙江城汉八旗仅二品以上官员就有14名，出了不少名将。兹举两例。富明阿(1805—1882年)，字治安，汉军正白旗人，袁崇焕六世孙。道光七年(1827年)以马甲身份参与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富明阿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获齐车博巴图鲁勇号。咸丰八年(1858年)，军前升任宁古塔副都统。同治九年(1870年)，因伤病辞职归家。富明阿回乡养病，对黑龙江城多有贡献。史载:“设立医院，不取药资。济贫院，施放衣食。”
富明阿长子寿山(1860—1900年)，字眉峰。因富明阿军功，得以任职北京。中日甲午战争，主动请缨亲赴前线，与永山共同奋战。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升任黑龙江城副都统。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黑龙江将军恩泽病故，清廷命寿山署黑龙江将军。7月17日到21日，沙俄侵略者在黑龙江左岸制造一系列惨案，在海兰泡（今黑河市对岸布拉戈维申斯克）残杀中国人6000人，在江东六十四屯（今俄境自精奇里江口至孙吴县霍尔漠津对岸南北长214里、东西最宽90里的土地）残杀中国人7000余人，史称庚子俄难。沙俄的军队继而进犯江右，纵火焚烧瑷珲城。8月28日，俄军逼近齐齐哈尔城，炮击城内。寿山因敌众我寡，自杀殉国。寿山坚守“军覆则死”诺言，自卧棺中，命卫士枪击，壮烈殉国。中华民国17年(1928年)，黑龙江省公署建寿公祠于齐齐哈尔关帝庙右侧(今龙沙公园内)。
寿公祠
咸丰朝以后，黑龙江城汉军八旗频繁被征调派往清朝各个战场，凭借军事才能崭露头角。但也导致黑龙江城军事力量更加空虚，加深了东北边疆危机。
呼兰
同样地，呼兰地区的汉八旗在有清一代也做出了突出贡献。呼兰，亦写作“霍伦”、“胡兰”、“湖兰”，因呼兰河而得名，因女作家萧红及其名作《呼兰河传》而名闻海内外。呼兰是黑龙江将军下辖的六大驻防城之一，对巩固东北边疆有重要作用。限于篇幅，仅举两个呼兰汉军八旗的名将。
穆克德布（1821-1886年），周姓，呼兰汉军正红旗人。“咸丰三年，由披甲出征湖北。”出征时的穆克德布只不过是一名普通士兵。在与太平军、捻军的斗中，穆克德布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清军与捻军在李兴集渡口遭遇。时为参领的穆克德布“带吉林马队为左翼”参与战斗。在吉林马队的助力下，清军大获全胜，“杀贼二千余名，生擒三百余名，救出难民二千余名”。同治三年（1864年），当攻克南京在望之际，穆克德布又随西安将军都兴阿转战甘肃、宁夏，前往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尽管身为高官，穆克德布仍然身先士卒。同治六年（1867年），“洮河之役，以骑兵冲贼，功最，加副都统衔。”同治十年（1871年）十一月，穆克德布驻扎于金县，获知有回民起义军二百多人停留于稠泥河，即“亲带卡勇四十名，马队二十骑，驰往截剿。该逆正歇山下，猝不及防。该统领喝开抬枪，连毙二十余贼。”又汇同援军，“先枪后矛，又毙贼四十余名。”由于战功卓著，“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七月二十七日，恭膺简命，补放荆州左翼副都统。”穆克德布从普通士兵干到正二品高官。在荆州任内，穆克德布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光绪元年（1875年），曾代表清政府前往永州九嶷山祭祀舜帝，奉命祭告南岳恒山及神农黄帝陵。光绪六年（1880年），与湖广总督李瀚章、荆州将军希元等人“捐廉倡修”荆州驻防第一座书院——辅文书院。除倡导文化外，穆克德布也参与当地赈灾活动。“在荆州时，岁荐饥，捐俸以食饿者。并会同鄂抚奏请赈恤，全活数万人。”
松山，原名松音保，字宜春，呼兰汉军镶白旗人。“道光六年（1826年），从征喀什噶尔，有功。八年，凯旋。补粘杆处（雍正创立的清朝特务机关，正式名称叫尚虞备用处）拜唐阿。累迁护军参领兼充虎枪营统领。二十三年（1843年），任河南城守尉。”河南城守尉就是开封城守尉，正三品，是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
有清一代，满八旗逐渐腐败堕落，但仍有少数汉八旗子弟精于骑射，文武兼备，在历史上做出了贡献。
三、乾隆初年恶化的八旗民生，促成汉军八旗大量出旗。八旗制度有兵农合一、军政合一的显著特点。入关后，为加强八旗的军事职能，清廷对作为国家军事统治基础的八旗成员采取“恩养”措施，建立了以官缺、旗地和月饷为三大支柱的互补性特权经济模式。顺治初年，为确保八旗制度稳固，清廷采取“官缺制度”，即在政权结构内按民族成分把各种官职定为“缺”，根据官员身份和资格以“官”补“缺”。这套制度使官位固定化占有，保障了核心统治集团的利益。
在经济上，清廷为避免八旗甲兵因分心生计劳作降低战斗力，在入关之初就剔除了八旗制度中原本包含的生产活动，通过圈占、投充和拨补等方式，在北京周围和盛京附近以及各大驻防地（如太原、西安等）划出大量土地作为八旗兵丁份地，即所谓“旗地”，在八旗内部按功勋和官职等级进行分配。八旗兵丁的份地为每丁五晌(一晌约六亩)。份地制度由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仅畿辅地区，经过顺治、康熙三次大规模圈地，畿辅土地被占十七万余顷，约占康熙八年（1669年）全国耕地面积五百四十三余万顷的1/32。清廷在圈占旗地基础上建立了众多皇庄、王庄、官庄、八旗兵丁庄田。八旗兵丁获得土地后，大多依靠户下家奴从事份地上的耕种。旗人无须亲身耕作狩猎，仅按时收取土地上的收获物，从名下旗地中定期定额取得收益。（我们想想《红楼梦》里的庄子年关送年货）。除旗地收入外，披甲当兵的旗人，由清廷按月发给一定数量“月饷”和“年米”。
《红楼梦》乌庄头年关交租
被称为“旗民”的八旗成员在入关初期丰衣足食。然而，随着人口繁衍和奢靡之风日盛，自康熙朝开始旗人生计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并逐渐发展成为有清一代痼疾。康熙及雍正二帝都曾费尽心机采取扩大兵额、增加和赏赐粮饷、回赎旗地、京旗回屯等一系列措施，以谋求彻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但劳而无功。乾隆即位后做出一项从根本上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办法——汉军出旗，即在保证清朝核心武装——满洲和蒙古八旗的编制与待遇稳定的前提下，将入关前后投奔和收编的八旗汉军有选择性地剔除一部分，使其出旗为民，所余兵额由满洲与蒙古八旗顶补。
汉军出旗为民是指具有旗人资格的八旗汉军成员豁除旗籍，出旗编入州县民籍。乾隆七年（1742年）四月，令在京八旗汉军人员，“除从龙（随顺治一起入关）人员子孙，其余各项人等，如有改归原籍者，准其与该处民人一例编入保甲，有不愿改入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里远近，准其前往入籍居住”；又规定八旗汉军中“文职自同知等官以上、武职自守备等官以上，俱不准改归民籍。”这就是著名的汉军八旗“出旗为民令”。出旗政策由少量到大量，由自愿到强制，由试探到逐渐推广到全国执行。
北京八旗
这次出旗者寥寥，至乾隆八年（1743年）四月，“汉军出旗为民，查现在情愿为民者一千三百九十六人”。清廷于是决定将出旗重点放在各直省。从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清廷以驻防八旗汉军为主要对象，开始了八旗驻防汉军的出旗高潮。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谕令：“八旗汉军年老残疾不能当差，以及差使平常，不堪教养者，俱令为民。其闲散人等，无以养赡，依靠亲属者，亦令出旗为民。至于领种官地之人，久在各州县种地，业属各州县管束，应即令其就近为民。”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议准，“八旗汉军从龙人员，如直省有可靠之处，任其随便散处。愿为民者听。又议准，汉军内六品以下现任官员、并一应候补候选告退革退文武官员及兵丁闲散人等，有情愿改入民籍者，呈明报部后，该旗造具家口清册咨部。由部转行各该省州县，收入民籍”“，汉军请入民籍者。本支家口一体改入”。这次效果显著，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福州原设四旗汉军官兵悉令出旗改补绿营。乾隆二十年（1755年），广州汉军裁撤了半数：汉军3000人中，有领催80人、马甲1420人出旗为民。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裁绥远驻防“汉军二千一百一十七名，悉全出旗，分拨直隶、山西两省，改补绿旗营。”截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各直省驻防中，除广州驻防因满人旗兵难以胜任水师，故只裁减一半员额，改为满汉协同驻防，其余各省驻防汉军基本出旗分流。
在出旗中，乾隆下谕，汉军原本就是汉人，出旗后应与汉人一体对待。在具体出旗中，也有些特例。据《清史列传》载，刘芳名、李国英、许定国、马得功、田雄、白广恩等明朝降将，先后编入八旗汉军。这些由入关后归降人员编成的汉军佐领或拱卫京师或驻防各地。查《钦定八旗通志·旗分志》，乾隆年间汉军出旗过程中，禁旅八旗中仅裁减归降汉人组成的佐领半个，即由台湾刘国轩与郑氏族人合编的正红旗第五参领第一佐领。清廷尽量挑选有较多资产和谋生能力的人员出旗，其本身自有财产亦准许出旗时携带，以备谋生之需。但在八旗制度下，长期保持的单一军事职能，使绝大多数汉军人员缺乏谋生技能，即使略有资财，也在出旗后的日常生活中消耗殆尽，逐渐陷入贫困之中。
从汉军八旗出旗，清朝统治者虽然宣称“满汉一家”，但内心深处仍然带有难以逾越的民族不平等观念。八旗汉军是清代游离于旗人与民人之间的尴尬利益群体。八旗汉军因“其初本系汉人”的特殊身份被朝廷首先抛弃。
汉军的出旗使八旗逐渐从军事组织蜕变为特殊的利益集团，留在旗中的旗人日益蜕变为寄生族群，旗民分界日益森严。出旗为民的汉军融入到汉族中继续发展，而留在旗内的满、汉旗人以满洲八旗为核心聚合，满族也越来越趋于稳固。
四、留在八旗内的汉军八旗与满洲八旗也有文化上的差异。在满族内部，满洲八旗与汉军八旗通过文化交融产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局面。他们各自保留了一些原始的主流文化，并分别体现在自身的民俗礼仪之中。一般民俗主要是指婚丧嫁娶和祭祀先人，这里我们仅以婚礼为例说明他们的不同。
传统满族婚礼
满洲八旗的婚礼习俗，“婚姻之始，先之以媒妁之言，请合二姓之好。次以牒书其年庚，交互筮算，名曰“合婚”。婚约既成，由媒氏议定聘礼，由男方家择吉日，备礼品送至女家，曰“下小茶”，亦曰“放定”。”质诸古礼纳彩、纳吉、问名之名称。先后次序虽不相符，其义无以异。惟于放定之日，女饰盛服出，用旱烟筒与男方来宾，依次装烟……”。婚期前一日，由男方择吉日，以衣服、簪环、猪酒各物致送女家，并用红柬开明行礼时日与属相之避忌，赞以吉语，名曰“年命帖”。同时，择福命之女眷与新娘裁妆新红衣一裘，俗称“开剪”，统称曰“下大茶”，亦曰“过大礼”。婚期先一日，女家备具妆奁往送之夫门，男家敬备杯酒于门前，以表欢迎之意。一切嫁妆安置新房之内，名曰“安箱柜”。即时设席款待，名曰“嫁妆酒”，亦曰“柜箱酒”。诘旦，按照年命帖中所择吉时，男家备彩轿、舆仗，随以鼓乐，娶亲人四名或六名，陪伴新郎同往女家迎亲。到门，迎入少憩，对女家祖先及岳父母行礼。”“喜轿到门，大门少闭户刻，重新开门迎入。下轿时，以红毯铺地，女宾扶导至天地桌前拜天地。男拜，女立其旁。礼毕，男先女从，扶往内室。及房门，男将女首所覆红帕揭下，曰“揭盖头红”。相引登床，向吉方安坐，曰“坐福”。女家备糖馅水饺，令男女同食，曰“子孙饽饽”。食毕，女盛妆出帐拜祖先，翁姑及婿家尊长，曰“分大小”。及昏，于洞房中红烛高烧，几案上铺红毯，酌酒两杯，以红绳系古钱两枚置杯中，夫妇交饮，即古人合卺之意。是日，亲友馈送礼物致贺，曰“上礼”。设席欢宴，新郎当席叩谢，曰“拜席”。至亲兄长受新娘拜见，各出钗环等物相答，曰“上拜”。过三日或五日，新夫妇偕往岳家，名曰“回门”。婚礼中，“他如生男悬弧，生女悬悦，依然古礼”。依据各家中对未来生育的不同需求，悬挂不同的器物，以作彰示。除上述礼仪程序外，尚有诸如插车、射三箭、跨马鞍、抱宝瓶等诸多繁琐礼仪仪程。这些仪程都与满洲八旗先世早期渔猎采集生活息息相关。个别仪程细节中折射出历史上早期野蛮婚俗中的缩影。
汉军八旗成员的婚礼仪程，“汉军婚礼有成议，媒妁传达庚帖交递男家，男家备具瓶酒，方肉，率其子谒女父母，名曰“会亲家”。纳彩前二日，男家馈与猪、酒，陈列女家祖堂，两姻家同跪换酒，叩首拜，两姻母同，姻亲尊辈亦如此，是谓“换钟”。”迎亲，冠带披红，乘马从骑，……既至，谒女父母，行三叩礼，女家戚以新客称之。新客不发言，入席不饮酒、举箸。女家实银钱于褡子，压新郎腰间，始言笑饮食，名为“见面礼”，亦曰“开口钱”。次日吉期，俗称“正日子”。女挽发为髻，服棉衣，外易红衫，覆以红巾。既升舆，婿乘马先归，俟于庭前。彩舆到门，迟久而后纳之，谓之“扳性”。扳性者，谓属仰其性，使之柔和也。院中供香案，婿父拈香讫，两妇扶女降舆，偕婿行拜天地礼。拜讫，导入洞房。婿之姑姊举宝瓶、铜镜搭于女肩，及堂屋门，门限覆马鞍一具，婿执秤杆立洞房门为女揭去覆巾。……女既入，向是日福神方向而坐，名曰“坐福”。……夫妇同席吃长寿面，拜祖、拜灶、拜见尊长、翁姑。是日，宴女家送亲人于洞房，名曰“官饭”。宴众宾亲于他室，名曰“正席”。既日，新夫妇同食饺子，俗谓“吃子孙饽饽”。三日，夫妇反马，是谓“回门”。五日内外，祭扫先茔，是谓“庙见”。在汉军八旗成员的婚礼仪程中，除采用满洲八旗婚礼程序中的诸如“举宝瓶、跨马鞍、坐福、吃子孙饽饽”等仪程外，婚礼中所采用的仪程几乎完全是中原汉族的婚礼程序。汉军八旗成员在加入满族后，在原汉文化礼仪基础上，吸收进了满洲八旗婚礼仪程中的部分礼仪并进行了改动，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礼仪程序。尽管如此，《呼兰县志》仍说，“婚礼迎亲时，所用的‘对子马’、鼓乐旌旗等仪，同汉族”。在祭祀和丧礼等方面也大有不同，不再举例。
呼兰河
五、进一步的认识。从清朝早期创立汉八旗制度，可以看出满族最初的统治者是比较注重拉拢汉人民心的，能够利用汉人熟练掌握火器的优势把他们吸纳到满族群体中来，为入关定鼎中原做准备。
但清朝统治者骨子里又有狭隘自私的民族歧视观点，对待汉人和与汉人关系融洽的回民等有严重的防范心理。尽管清朝有几位皇帝有明确的汉族血统，但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害怕因彻底汉化失去满族统治阶级特权，在国家经济困难之际表现为抛弃大多数汉八旗，把剥夺回来的利益又转给旧有的满洲八旗，这使得满族失去了扩张人口基数的机会。
但是汉人入旗和汉八旗出旗，又带来意想不到的民族融合。汉人带着丰富的汉族文化与传统进入到满族群体，使满族群体更加深入接受汉文化。而出旗的汉八旗成员经历几代早已拥有许多满族习俗，他们原本在各地驻防，重新回归汉族后，又把这些习俗带给汉族，使汉族同胞更加熟悉满族风俗。就在这种民族的身份转换中，不管统治者如何，民间的满汉文化越来越融合，到清朝灭亡以后，如果不刻意区分，在许多地方汉族和满族在很多文化习俗方面都是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