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看见两个人都流着泪，渴望拥抱对方，却因为半个多世纪的隔阂而不敢伸出手，你就知道没有母亲愿意舍弃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孩子不会原谅母亲。”一个寻亲者说。1959年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江南地区遭遇大饥荒，农村近10万子女被遗弃，大部分由南下干部中转，送到北方各地。60年过去，“江南弃儿”的亲生父母们都已年过八旬，亲子相认之路，越来越艰辛。
记者/刘畅
赵淑亮的母亲和两个儿子，远在山东的赵淑亮和二哥（后排左一）长得十分相像（张雷 摄）
“我想知道自己姓什么”
大年初五，山东日照莒县人鲁禾把24位朋友聚拢到饭馆里，免不了又聊起赵淑亮夏天寻亲的事。
“他当时只当是去嘉兴旅游啊！”饭馆家家爆满，鲁禾的两桌上，碰杯声不停，一群中年人最大的60岁，最小的44岁，都操着山东方言，时而哄笑，时而叹息，像一团忽明忽暗的影。51岁的赵淑亮不在场，却是最令人羡慕的人。那个皱纹爬上脸的细瘦农民敛不住的笑，在他们脑海中挥之不去。2018年8月的嘉兴寻亲会上了电视，赵淑亮的哥哥看到他的脸和自己的父亲简直一模一样，立刻联系了他。他被收养的地址和生辰跟他们送孩子的信息几乎都对得上。两边的人各自做了DNA检测，回去等结果。
“那天我正在地里干活呢，晚上9点多一回家，看手机上全是电话和信息，告诉我基因匹配度在99.5%以上。”赵淑亮因为等亲哥哥来看他，缺席了这场聚会，但他之后对记者讲述了第一次见到亲人的每个细节：看到基因匹配上的信息，他一夜未眠。加上二女儿刚考上大学，可谓是双喜临门。他没想到，自己在鲁南的小村庄里当了50年农民后，与600余公里外的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杨家浜村联系到一起。本想着提前偷偷看看生母，但为配合一同找到生母的其他人，他又憋了两天，请村里人和寻亲的朋友轮番吃饭，8月12日一清早坐着朋友的车，拿上给母亲买的新衣服，直奔故乡。赵淑亮的生父已去世多年，他下午到杨家浜村时，母亲带着他的哥哥被村民簇拥着，已等在村路口多时。都是瘦脸尖鼻子，母子二人却一人说嘉兴话，一人讲山东话。他把年逾八旬的母亲揽进怀里，母亲拉他回家，攥着他的手不松开。
寻亲三个月便找到失散51年的亲生母亲的“幸运儿”赵淑亮（张雷 摄）
“他当时流眼泪了，但也没太激动。”鲁禾是嘉兴寻亲会的组织者之一，比赵淑亮小两岁，已生华发，看起来更沉稳，却难以想见若看到自己的生身父母，该怎样抑制情绪。在座的山东人都是从江南抱来的。1959年到196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单纯依赖水稻为生的江南地区遭遇饥荒，约有5万的婴幼儿被父母遗弃；从那时开始到70年代中期，“江南弃儿”加起来近10万，弃儿大部分经由南下干部，被送往他们的老家——山东、河南、安徽等粮食作物更加丰富的北方地区。
“无锡宜兴的吕顺芳最早从2000年开始在无锡、南京、常州、江阴等弃儿多的城市办寻亲会，收到全国各地上千份资料，目前找到300多对家庭。但她曾经举办的寻亲会都在江苏，而浙江的嘉兴、海宁作为当时粮食和经济作物受灾的重地，当时也送出了很多孩子。”鲁禾找了亲生父母十余年，却寻到越来越多的同路人。“从2016年开始，嘉兴那边的人也加到我的微信群里，有些寻找自己的父母、有些寻找自己的亲生兄弟，大家既是寻亲人，又当志愿者。去年8月，我们与嘉兴媒体一起在当地举办寻亲会，来了上百号人。寻亲会后，我们的寻亲群从20多个人，一天内激增到400多人，目前还在不断增加。”
加入寻亲群的人都亲如一家，鲁禾同到场的寻亲者讲好，以后每年这个日子不用通知，大家一定来团聚，图个相互安慰：
“别人不理解，过了五六十年，有些孙子都有了，为什么还要找亲生父母呢？”
“五六岁时，村里的小孩就骂我是‘拾’来的。我问养父母，他们说：‘对啊，小孩不都是大人从沟里捡来的吗？’又过了两年，我去看别人家抱养的孩子，旁人却指着我说：‘你和他一样。’”
鲁禾的养父母比他大40岁，他上面一个姐姐，也比他大近20岁。虽是抱养，养父母也是老来得子，对他宠得不得了。他哭着回家问养父母，他们嘴上不承认，却找嚼舌头的家长理论，动起手来。“父亲被打得头破血流，我在旁边看着，又心疼，又恨极了亲生父母。我当时就想，非要找到他们，质问为什么不要我，然后就不再理他们。”
在农村，弃儿们几乎都有类似的经历，幼时不知自己来自何方，只把养子的“真相”藏在心里。他们几乎都像鲁禾一样，儿时养父母便已近中年，上面有数个姐姐，相继出嫁，一个人度过了孤僻的童年。独处让他们总是和自己对话。鲁禾记得，小时候什么农活都干，但别人家兄弟几个一上午就做完的活，他得一个人在地里干到晚，“那时我做梦老幻想，自己也有很多亲兄弟”。
不过鲁禾终究是幸运儿。他不像许多弃儿，孤寂的童年也意味着随着年龄渐长，家道日益贫寒，鲁禾上小学后便被姐姐接到县城，从此摆脱掉邻里的闲话，没人再知晓他的出身。城市生活也让他从取笑对象变成没进过城的儿时玩伴眼中的“上等人”。
嘉兴寻亲会的组织者之一鲁禾（张雷 摄）
但他对亲生父母的怨恨却并未减弱，这也成为他最初寻亲的动力。20多岁时，鲁禾得知自己是姐姐抱来的，姐姐当时在外地上大学，他就想着自己是不是从学校边上抱的。直到他娶妻生子，看着妻子十月怀胎的苦，体会养孩子之难，他的怨恨才转为理解。“那时候怀孩子不像现在这么多补品，炖只老母鸡都没有，我们只能买个鸡架子，炖起来补补，可想而知生我时得多困难。我不能想象谁能轻易把自己的孩子遗弃。”
弃儿心中的和解总会以各种形式到来。“抱养的孩子没母乳，只能喝羊奶，但营养不够得加糖，糖却得凭票，那时都得托关系。”赵淑亮与众不同，他在养父母家有个与他同岁的姐姐，他吃过母乳，也知道加糖的羊奶来之不易。虽然同样儿时便从伙伴嘴里知道了身世的真相，但生活的困苦使他早早就把对亲生父母的怨恨消解，玩伴的嘲笑更像是田里卷起沙子的风，虽然迷眼，但对小孩来说，来得快，忘得也快。一旦男孩长成了壮劳力，无人再有闲话，身世不过是脑后一个不甚漂亮的胎记。
寻亲的“执念”加深，源于为养父母养老送终之后，他们又成了无根的人。“我想知道自己姓什么，想告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从哪里来。”养父母去世后，鲁禾每每看到电视里认亲的节目便默默流泪，他的妻子嫌寻亲麻烦，岳母却不忍他难受，让他向姐姐询问真相。鲁禾找到年逾七旬的姐姐，提起话头便引来姐姐的一通恸哭，知道他不会背弃养父母这边的亲戚后，姐姐告诉了他真相，他是从嘉兴毛纺厂里抱来的。
“十几年前，我到乡下废弃的老宅找线索，那里连姐姐上中学的课本都完整无缺地留着。”鲁禾认定亲生父母遗弃时总要留些东西，课本里果然掉出一张红纸条，却让他痛苦万分。纸条正面有他的生辰八字，他知道自己身份证上的生日原是农历的。而背面有收款人和交款人的名字，以及30元的字样。“收款人是化名，交款人不是我的生母，却必定与她有关。但我去嘉兴查，也查无此人，也是用化名，不愿让人找到。”
鲁禾的小学同班同学王永锋，直到40岁才知晓自己的身世，对他而言也是一种幸运（张雷 摄）
送出去，活下来
鲁禾从姐姐那里得知，自己在家中排行老二，生母是奶妈。他生下来就被抱到嘉兴毛纺厂里的中间人家，在那里待了20多天，被姐姐抱走，坐船又坐车地辗转三天，落脚山东。
“当时做奶妈喂奶，一个月能挣七块钱，看来我是生母为了有奶才生下来的。”当时更令鲁禾吃惊的是，他发现中间人不光送的他自己，甚至他聚会召集的寻亲者里，十余个莒县的均出自同一位中间人之手。他是姐姐抱走的，而赵淑亮则是舅妈抱走的，尚不知还有多少人仍未出现在他们视野中。通过中间人输送弃儿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的模式。
“那时候我的中间人家都没有床单，全用作婴儿的尿布了。”鲁禾口中的“中间人”是渡江战役后，从北方到长江以南工作的党政干部，他们的老家在山东、河南。作为连接南北的枢纽，江南地区有弃婴，一些南下干部便通知老家的亲戚、朋友来领，为他们提供住处。甚至孩子还没出生，便已被“预订”出。一地抱养的孩子，基本都源于同一个中间人。“目前据我了解，仅莒县从1968年到1975年都有抱养的情况。山东人传统观念强，‘无后为大’，夫妻俩生了许多女儿，已难再生育时，仍想要男孩，就去找中间人。”
鲁禾被直接抱到中间人家，赵淑亮却是由中间人带着，被从福利院抱来的。赵淑亮的哥哥记得他父亲在世时，总念叨这个被自己遗弃的儿子。赵淑亮出生两天后一早，他把孩子放进篮子，塞进写有生辰和姓氏的纸条，从村里走一小时的路来到镇上热闹的集市，趁人不注意把幼子放进暖和的商店里，躲在外面远远看着，不一会儿见被人抱走了，默默走回家。
不只是集市，因为怕孩子被野狗叼走，马路边、厕所里，凡是常有人来往的地方都是放孩子的所在。父母们知道，若没有好心人抱走，福利院也将是孩子的“落脚点”。
“嘉兴福利院那时叫救济院，有个老阿姨专门负责把遗弃的孩子送到那里，送一个孩子一块钱。她坐轮船来，下午送孩子来，就在救济院里过一夜。有时候几乎天天都有孩子送来，甚至上午、下午都有，有些连脐带还没断。”1956年出生的郎解在救济院长大，姓是救济院的保育员按百家姓排的，名则来自被遗弃时的解放路车站。她十几岁后就帮忙照顾婴儿，“那时收来的孩子先送到隔壁的医院检查身体，给孩子起名字，到警察局上户口。5岁以下的婴儿房有七八十张床，轮番地过来孩子。没断奶的婴儿喝两天奶粉，就被送到周边农村的奶妈那里”。
江南地区早在明末就有地方士绅兴办育婴堂的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公办救济院里延续，连救济的方法也大同小异。郎解记得，保育员像奶奶一样，每个月要把乡下寄养的孩子接回来查看胖瘦一次，很多奶妈也有自己刚出生的孩子，生怕寄养的孩子受委屈，孩子断奶后再送回福利院来。“小孩子在一起，即使哭闹着想家，哄哄睡一觉，过两天也就忘了。我们是国家出钱养着，一周能有顿肉吃，一年发件新衣服，从没受过冻、挨过饿。”
贫穷是当时遗弃孩子的主要原因。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江南地区一般的农民家庭生到第三四个孩子就养不起了。“当时确实是困难。”赵淑亮记得生母见到他时反复向他解释的，就是这一句话。赵淑亮出生时，他上面的三个哥哥和父母挤在一间茅草屋里，他母亲只能剪下袖子做襁褓。他们能吃上圆子，却不是糯米圆子，而是用草根、树皮，甚至蚕粪做的。在他们村，几乎家家都有孩子被送掉。而在遗弃赵淑亮两年后，家里又送走了他刚出生的弟弟。
其实1968年赵淑亮出生时，江南已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赵淑亮知道“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却在寻亲后才明白它的影响。从他现在的家山东莒县上官庄村到老家嘉兴杨家滨村，同样灰蒙的天里，江南的水把焦黄的地变成了蓊翁郁郁的绿，稻田间种起桑树、养着鸭。上官庄村仍是黄土砖房，杨家滨村却是清一色二层的小洋楼。“五六十年前不是这样。山东在‘大跃进’的时候，除了粮食，还种着地瓜、倭瓜不用上交，平时喂猪吃的东西，人也能吃，不至于饿肚子。”但在“七分山、两分水、一分地”的嘉兴十分依赖水稻的收成，“三年困难时期”的自然因素，加之虚报的水稻又被收走，农民的日子苦不堪言。想让孩子活命，只能送走。
“我是1961年送进的救济院，但像我这样在里面长大的孩子基本都有残疾，健康的小孩待不了几天就会有人抱走。”郎解患有小儿麻痹后遗症，整个世界仿佛高了一截。她被送去时，并不知道当时因弃儿过多，江南各地的福利院曾向妇联求助，周恩来亲自过问，跟内蒙古要奶粉。时任内蒙古第一书记的乌兰夫知道奶粉供应没个头，干脆让把孩子接过去。于是，火车装着3000名弃婴分批送往大草原牧民的蒙古包里，那些婴儿也成了“江南弃儿”“上海孤儿”名字最早的由来。
也从那时开始，北方铁路沿途省份的人知道可以南下抱孩子。郎解记得，领养的人排着队来，每次从院里经过都会给他们糖吃，山东、河南的人除非一个健康孩子都没有，否则只要男孩，而上海的养父母却坚决认为女孩长大才更贴心，“当时救济院的孩子也不知山东有多远，只是一淘气，保育员就会吓唬说，‘再闹就让山东人把你带走’。”
“六七十年代是因为生活困难，七八十年代是因为计划生育，到了90年代以后，福利院就很少见到健康的孩子了。”郎解在救济院里发现，有些残疾孩子的父母会装作献爱心，借发零食的机会，偷偷抱抱自己的孩子。80年代以后，偶有“江南弃儿”的父母来福利院寻找，但他们与孩子的法律关系已断绝，弃儿的资料只能本人查阅，他们再也不知道孩子被送到何方了。
山东日照莒县目前年纪最小的“江南弃儿”王顺风也已44岁（张雷 摄）
艰难寻亲
赵淑亮的生母在村里见到与赵淑亮同岁的孩子，总和家里人说，若四儿子在，也该这么大了。改革开放后，家里的儿子们外出打工，又相继做起生意，茅草屋变成砖房，又变成二层小楼。如今孩子们在城里买了房，也知道老太太的心思，连孙辈也想在网上找寻两个失散的叔叔，“但去哪里找呢？我们只能广托朋友打听”。生活改善后，赵淑亮的哥哥尝试过，几年也遇到一个，过去看后发现长得像，但信息对不上，“也许只能依靠他们站出来”。
“要是警察能像追踪逃犯一样，我们的父母就都找到了。”弃儿们大多停在了原地。鲁禾在寻访中知道，很多弃儿知道自己的养子身份，并不介怀，或是仍心怀对亲生父母的怨恨，不曾想过寻找。即便想要寻亲，像鲁禾和赵淑亮，在养父母过世前对亲生父母也一无所知，他们的名字是养父母按照自家习惯取的，没有任何暗示，身上也没有一些亲生父母遗弃前用剪子在身上划出的记号，自己看似能区别他人的，只有几颗红痣。
直到养父母过世后，姐姐才告诉了鲁禾一点线索，但他真找起来仍然希望渺茫。新中国成立时三四十岁的南下干部，现已基本去世。经手莒县弃儿的中间人有两位，其中一位已过世，他的孩子当时不到10岁，带着弃儿们去嘉兴毛纺厂的旧址，回忆父亲当时在这里收留弃儿的情形，却并不了解任何实际情况。而另一位近百岁的干部妻子仍健在，鲁禾他们想去寻访，把电话打给老人的女儿，电话另一头的却说：“当时太小不记事，老人住在养老院，脑子糊涂了，几十年前送了那么多孩子，也记不住谁是谁。”本刊记者打过去，也是如此。
“但我们中有个人被抱走后，亲生父母跟养父母有往来的照片，后来养父怕孩子以后不亲才断了联系，他们想必对那家人是有印象的。”鲁禾心有不甘。他分析，养父母们当时带在身上的“收据”金额不同，有的30元，有的300元，也许他们会有“贩卖人口”的顾虑。“但他们真的多虑了，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也活不下来。”
赵淑亮也是在养父母过世后开始寻亲的。他看上去希望大些，毕竟是从福利院被抱走的。福利院里有完整的记录，弃儿何时、由谁、自哪里捡到，以及福利院取的名字、何时送往何地，一应俱全。有此档案，寻亲的范围可以一下缩小到乡镇。但五六十年过去，各地福利院保存档案的情况各不相同，嘉兴下辖的海宁市福利院虽经迁移，档案完好无损，但嘉兴福利院的档案却在数次搬迁中被遗弃了。线索又断了。
身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的郎解在嘉兴福利院长大，虽然她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但彼此不相认（黄宇 摄）
认识鲁禾前，赵淑亮停在了这里。希望更渺茫的鲁禾却没放弃。11年前，当姐姐告诉他真相后，他把自己的信息放在嘉兴论坛里，一有时间就点击，让消息置顶，终于引起当地媒体关注，将他的情况写成报道，但之后就石沉大海。此后数年间，他自己跑到嘉兴，在大街上贴寻人启事，在出租车上登寻人广告，仍旧没有线索。鲁禾说，他认识的人里，有每到一个地方就登寻人启事的，也有知道自己来自哪里的福利院，就留在那个城市打工，边挣钱、边寻亲的。“我也曾以旅游的名义带着孩子到嘉兴玩儿，跟他们说，爷爷奶奶可能就在这里。”
寻亲期间，鲁禾一方面希望扩大影响力，一方面却又小心翼翼，害怕自己的身世给自己家人体制内的身份“抹黑”，让姐姐难堪。“曾经记者的报道传到莒县的论坛里，家里人的信息一清二楚，姐姐看到后非常伤心。我停了两年，后来姐姐又主动问我进展，鼓励我去找。我不愿因寻亲而伤害养父母一边的亲人，显得不孝。”他极力避免当地媒体报道他，朋友圈里也从未发过寻亲的事。
不过随着在网上接触到的弃儿越来越多，鲁禾发现自己小学的同班同学竟也是弃儿，彼此都不知晓。线渐渐连成网，日照的弃儿们口耳相传，寻到一起，又通过鲁禾的纽带，连接到嘉兴。但鲁禾记得，去年的嘉兴寻亲会上，有子女找父母的、父母找孩子的，也有帮着父母找兄弟的，但还是子女来得多。借着基因检测技术，寻亲会寻到了三个家庭，除了赵淑亮，都是被嘉兴周边的人抱养的。“我们是坐大巴车一起来回的，来时有说有笑，嘴上说着不挂怀，回去时女人们都绷不住，一路走一路哭。每找一次，就多一次失望。”
赵淑亮看似撞上大运，却在回老家时看到，亲生父母一方并不都像自己的家人那么积极。“认亲那天，村里人都围着瞧。有位老爷子眼巴巴地看着羡慕，念叨着自己也送过孩子。旁边的儿子却说：‘找什么找！’老人就不再说话了。”
“有些子女觉得山东这边穷，怕摊上个穷亲戚，跟他们争财产。但怎么可能呢？我们一把年纪，都有家有业，甚至还有定居英国的医学博士。我们只是想知道自己祖籍在哪儿，若父母健在，愿意接受我们，我们还可以尽尽孝。若不想多联系，我们可以就见一面，连家都不去。”弃儿们非常愤愤，即使无法在亲生父母那里再度重温亲子间的爱，但他们作为受伤害的一方都站出来了，最急迫的心愿无非是对方的回应。而他们一边不平，一边想着自己是个例外，“可能我父母家只是还没看到寻亲的信息吧”。
鲁禾仍没有放弃，他早已不介意父母为何生下自己，也越来越多地愿意为其他弃儿搭建平台，他和志愿者创办了海宁市马桥大爱公益服务站，有了正规的“据点”，又要在今年4月仍于嘉兴、海宁举办寻亲会。
他的“功绩”仿佛眼见要得到上天的回报。去年寻亲会后，有人联系他，说有一个老妇人和他很像，也送过孩子，虽然老人送的是四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并不是老二，他也仍像赵淑亮一样，和对方联系、做了DNA检测。同伴们都说一定没问题，采完血后，他就和家人到嘉兴的普陀山拜佛。去拜佛的路上，手机里传来令人遗憾的消息。佛像前，两个女儿只得架起哭得瘫软了的中年父亲。
“我再找10年，退休了就不找啦！”鲁禾明白，亲生父母比他年长近30岁，希望越拖越渺茫。他声音低下来缓缓地说：“我都想好了，若那时还找不到，就等我作古后，捧一抔嘉兴的黄土埋在我的墓里，也就了了。”
（鲁禾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