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末年六月庚寅日壬年八字好吗 六癸日甲寅时

频道:八字 日期: 浏览:2

吴大新

乙末年六月庚寅日壬年八字好吗

周作人说的,绍兴人好像都不怎么喜欢“绍兴”这个名称,就连鲁迅,“人家问他籍贯,回答说是浙江”。背后的原因,“第一是不够古雅。于越起自三代,会稽亦在秦汉。绍兴之名则是南宋才有。第二是小康王南渡偷安,但用吉祥字面做年号,妄意改换地名,这是很可笑的事情。第三是……”

在我看来,“绍兴”的名字,以及由此命名的府的来历,都有些以讹传讹,而且一讹就讹了八百九十年。陆放翁有诗云:“贞观开元嗟已远,为君试说绍兴初。”今试借题说之。

一、驻跸会稽

事情自然要从宋高宗驻跸会稽谈起。

建炎南渡,宋高宗最后落脚会稽,按《宋史·高宗纪》,是从开封,经扬州、镇江、苏州,过杭州而渡钱塘江到越州的。一踏上越州地界,宋高宗就碰到了个福人,名叫赵不衰。不衰,就是“兴”。赵不衰,岂不是“赵兴”吗?王明清《挥麈录余话》载:

上大喜,顾左右曰:“符兆如是,吾无虑焉。”诏不衰进秩三等。

高宗入驻会稽城,时在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十七日。是年,赵构二十三岁,陆游五岁。而宋高宗抵越之日,正是陆游的生日。高宗诏曰:

王者宅中,夫岂甘心于远狩?皇天助顺,其将悔祸于交侵。惟我二三之臣,与夫亿兆之众,亟攘外侮,协济中兴!

据《鸡肋编》和南渡名臣赵鼎的一份奏折,宋高宗是脚穿草鞋、身着戎服来到越州的。显然,宋廷退至会稽,“惟我二三之臣”,已是气若游丝。但是,斯地斯民还是热情接纳了这位落难皇帝。陆游对此记忆深刻:“臣幼年亲见民诵斯诏,至于感泣。”

驻跸会稽,是上个月在平江府作出的慎重决策,为此苏州人还闹了一阵。之所以选择会稽,不外乎三个原因:第一,会稽是水乡泽国,且有长江、钱塘江两道天险,所谓“重江之隔”,金国骑兵再无优势。第二,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越王勾践卑词厚礼、卧薪尝胆的故事,此际几成赵构君臣唯一的精神支撑。这一心迹,可从他抵越前写于杭州的一首诗看出,略云:“登堂望稽山,怀哉夏禹勤。愿同越句践,焦思先吾身。艰难务遵养,圣贤有屈伸。”第三,赵构的母亲系会稽人,故会稽是高宗的“外婆家”,天然有一种归属感。这可不是瞎说,南宋名士周必大在《思陵录》中披露了韦太后(显仁皇后)的身世:“显仁本会稽人。”

因此,驻跸会稽,作为抗金复国大本营,其初并非权宜。可是,住了四十四天,金兵“搜山检海捉赵构”而来,高宗被迫撤离会稽。临行,吕宰相下令“从官已下各从便而去”,赵构大发雷霆:“士大夫当知义理,岂可不扈从?若如此,则朕所至,乃同寇盗耳。”但无济于事,小朝廷开始散伙,随行中书舍人李正民《乘桴记》载:“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径归者,多矣。”

沿着浙东运河,赵构一行,一路经过山阴—会稽—余姚—明州城(今宁波)—定海(今镇海)—昌国(今舟山)—台州章安镇—温州城。直到漂出东海三百里,金兵方无奈而退。一来一回,高宗渐次驻跸明州约六十五天,舟山约七天,温州约五十天,台州约半个月。这风雨飘摇的一段,是宋高宗一生最黑暗的时期,回头看去,倒像是一部《小康王浙东落难记》的励志片。

如此辗转近四个半月,高宗回到会稽,一切峰回路转。王明清《挥麈录余话》云:“是行虽涉海往返,然天下自此大定矣。”一,金兵北撤,从此再也没有过长江以南。二,南渡中建康分开、向洪州(今南昌)方向撤退的孟太后一路人马,终于会师。三,御林军迅速增强,中央权威初立。建炎四年六月庚寅,“诏浙西制置使韩世忠以所部赴行在”;七月丙辰,浙西江东制置使张俊“合万有一千人赴行在”。四,宋高宗发布《残破江浙杀戮生灵募僧道作道场祭文》,以国家名义公祭江浙死难同胞,民情稍稍得以安抚。

会稽从而成为南宋转危为安之地,一时称为“行都”。

高宗驻跸会稽,首尾四载:从建炎三年十月十七抵越,到绍兴二年正月初十迁临安,去掉中间避于海道的四个半月,前后合计一年零九个月又十余天,六百六十五日。

二、改元绍兴

绍兴改元,时在建炎年号已用到第五个年头的元旦(1131年1月31日)。

改元之因,南宋史家给出了两种说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谓“人言建炎多盗,炎字是两火”,王应麟《玉海》卷十三则云“建炎为两火,此离合之谶也”。但这样的解释,无疑既浅且妄。真实而深刻的动因,还当细细寻绎一番。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留有蛛丝马迹:“庚寅,上与辅臣议改元。”庚寅已是建炎四年十二月下旬,离次年元旦宣布改元没几天了。这次御前会议,应该是对改元各项事宜的最终敲定。

次日,“辛卯,刘光世奏谍报敌不渡江。上谓大臣曰:‘朕当修人事,以答天意。’范宗尹曰:‘圣训及此,天下幸甚。’”看来君臣都认为改元大事合符天意。

改元的仪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一记载如下:

绍兴元年,岁次辛亥(金太宗晟天会九年,伪齐刘豫阜昌二年),春正月己亥朔,上在越州。平旦,率百官遥拜二帝于行宫北门外。退御常朝殿,朝参官起居。自是朔望皆如之。 是日改元绍兴,德音降……

有两点颇可注意:绍兴改元,宋高宗既不受朝贺,也没有大赦天下(只降了次级的“德音”),显得非常低调;二是提醒我们,南宋绍兴元年,同时是大金天会九年、伪齐阜昌二年。

当时形势,十分严峻:金兵撤至长江以北,但仍在淮河一线;南宋统治区域,各路盗贼蜂起,兵匪横行;伪齐刘豫在金国扶持下,九月初九称帝,遵用金的年号,十一月二十三日又独立建元为“阜昌元年”,停用天会八年。

从时间上看,南宋改元绍兴,是冲着伪齐建元阜昌而来的。伪齐建元一个月后,“上与辅臣议改元”;再过十来天,南宋也宣布改元。如果对读伪齐与南宋的诏书,针对性更为明显。伪齐建元诏(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二)曰:

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代以来,仍纪嘉号,以与天下更新。……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南宋改元诏(《绍兴改元德音》)曰:

爰因正岁,肇易嘉名,发涣号于治朝,沛鸿恩于寰宇,其建炎五年可改为绍兴元年。

“正岁”“嘉名”与“正始”“嘉号”,皆“正朔”之谓也。伪齐自认中国正朔,南宋岂不成了僭逆?于是非改元不可。

另一方面,金宋之间,赵构一直在谋求和谈。自建炎元年七月以来,南宋派出的大金通问使、大金军前通问使、金国祈请使不下十批。高宗《幸浙西迎敌诏》承认,南逃途中,一度“愿去尊称,甘心贬屈,请用正朔,比于藩臣”,也就是愿意使用大金的历法、年号。果如此,绍兴元年就要变成“天会九年”,中华民族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但是,到了会稽,赵构转危为安,于是态度稍稍转硬。改年号本身,是一次颇有政治意义的宣示:对大金,是表示不再“请用正朔,比于藩臣”;对伪齐,是宣示自己的正统地位。因此,我们对“绍兴”二字,首先须表示一分敬意。

三、“绍兴其后”

如此低调改元,是因为虚弱,国也虚,心也虚。宋廷虽逃过生死一劫,却仍如惊弓之鸟,江淮地带的金兵一有风吹草动,立刻紧张万分。宰相范觉民只有“但得不死”的所谓“无策之长策”。

身在会稽,大臣们不约而同讲勾践故事,倡言“以越事为法”,所谓“外示微弱”“隐忍顺受”“包羞忍辱”等等。高宗本人之纠结、内心之苦衷,诚如刚到越州下诏所说:“欲睦邻休战则卑辞厚礼以请和,欲省费恤民则贬食损衣而从俭。”如今改元,所取名字,必须贯彻这两大关切。

两宋是文人的时代,年号的名字一般取自古代典籍。起草《绍兴改元德音》的汪藻,制词精于典故,当世即有“用事切当 ,且尊国体”之誉。年号“绍兴”,微言大义,需要深度解读。

“欲睦邻休战则卑辞厚礼以请和”,怎么通过年号向大金隔空喊话?《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云:

高宗初即位,改元建炎,以火德中微故也。苗刘之乱,以为炎字乃两火,故多盗。明年还自海上,改五年为绍兴。久之,既与虏议和,遂不复改三十二年。

最后一句,颇可玩味。是否表明大金国接受了“绍兴”这个年号?按照惯例,南宋改元,必派使节赴金说明,“大国有人焉”——刘筈之类的降金汉人必会追问“绍兴”出自何典。果如此,当初南宋想传导给大金的意思就要细细揣摩了。

今天我们释“绍兴”,惯性思维是拆开来讲,“绍”曰继承,“兴”曰中兴。其实,南宋以前,“绍兴”已是一个成熟的词汇。如“陛下绍兴,光开帝业”(《南齐书·孔稚珪传》),“臣闻圣王受命,以代绍兴……”(隋江总《上毛龟启》)

从当时哀求“比于藩臣”的史实出发,宋廷隔空喊话或者使节传导给大金的“绍兴”,极可能取自西汉桓宽的《盐铁论·诛秦篇》的意思:

宗周修礼长文,然国翦弱,不能自存,东摄六国,西畏于秦,身以放迁,宗庙绝祀。赖先帝大惠,绍兴其后,封嘉颍川,号周子男君。

大意是:西周讲究礼义,然而国家削弱,以至不能生存,东面怕六国,西面惧秦国,君主远放,宗庙绝祀。后来承蒙汉武帝的恩惠,才使周的后代又兴盛起来,封姬嘉于颍川,号为“周子男君”。

这话的重心,乃在“赖先帝大惠,绍兴其后”。因此,是讲给大金听:我大宋“修礼长文,然国翦弱,不能自存”,望大金施予恩惠,继续存我赵氏。读一读建炎三年八月赵构《致金元帅书》就明白了:

昔秦并天下可谓强矣,而不废卫角之祀;汉高祖成帝业可谓大矣,而不灭尉陀之国;周武帝兼南北朝可谓广矣,而许留萧察以为附庸。

金之灭宋,初无长期占领之意,而是设一傀儡,长期勒索贡赋而已。始则大楚张邦昌,继也大齐刘豫。而大宋旧臣包括秦桧等人,一次又一次投书“乞存赵氏”。赵构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今大国之征小邦,譬孟贲之搏僬侥耳。”于是再三哀求做金国之附庸,为此而讲了这么多典故。

如今改年号,不奉金正朔,而是“绍兴其后”:一方面固然表达了顽强生存的意志,一方面又恳求大金放我一马。外交辞令,身段放低,但不伤国格。甚至可以说,是以典喻人,绵里藏针。

但是,内部总不能这样说吧?这就难煞了笔杆子汪藻。

依据五德终始说,“高宗即位,改元建炎,以火德中微故也”。炎者两度举火也,故建炎者意在火德中兴。可是,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一记载,当年初议年号,并非建炎而是“炎兴”,高宗选择了前者。如今改元,炎字不用了,中兴的旗帜不能倒,那就重新启用炎兴之“兴”。这样,绍兴改元,“兴”字早有着落,理论依据还是“五运之说”。“绍兴”替代“建炎”,重心落在了一个“绍”字。汪藻既无需说出“绍兴其后”,也不必死扣典籍引“绍兴”。

高宗《绍兴改元德音》曰:

朕遭时艰难,涉道寡昧,熟视斯民之荼毒,莫当强敌之侵陵,负此百忧,于今五载。……致汝于斯,皆予之过。

幸高穹之未厌,哀否运之已穷。戎马虽来,边防粗备。嘉与照临之内,共图休息之期。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

“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如今解读为年号绍兴之由来,但我认为,这只是停留在浅表。联想到《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中“迫于强敌,商人几至于五迁”的说法,“绍兴”之“绍”,当来自《尚书·盘庚上》:

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薛,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

通读全文,《绍兴改元德音》其实是一份罪己诏,高宗要人民体认国家之难,故引用《尚书·盘庚上》之典十分切合:昔“盘庚五迁,民咨胥怨”,今“迫于强敌,播迁会稽”,于兹新邑,欲“省费恤民”而不能。既是罪己诏,须曲尽哀词,又给出希望。“幸高穹之未厌,哀否运之已穷”一句,引导读者进入《尚书》,自去领会,意味更为深长:“若颠木之有由薛”(意谓好像倒下的树长出嫩芽)。如此一来,“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语义上无非是“绍复先王之大业”的阐发而已。绕了十万八千里,以致后世释名者如坠五里雾中。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中华文化具有韧性的一面,历史的乐章总有低沉之处。放长历史时段,宋高宗的隐忍,是勾践故事的一次重演。同样是卑词厚礼,褒勾践而贬赵构,似不公允。王龟龄作《会稽赋》,将越国之精神诠释为“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后一句也许是对宋高宗“绍兴其后”贴心的理解。

四、升州为府

“绍兴”本为年号,后代替越州而成为地名,也有一个过程。

首先,是因为越州升府。宋代行政体制,中央-路-州-县四级。其中州一级名堂较多,有府、州、军、监之别。府、州级别都一样,但权重不一样。所以,州改府又叫州“升”府。《宋会要辑稿·方域六》:

绍兴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诏越州升为绍兴府。守臣陈汝锡言:“车驾驻跸会稽,阅时滋久,它日法驾言还,恢复之功必自越始。愿加惠此州,易一府额,锡之美名,以彰临幸之休。”故有是诏。十一月十七日,又言:“本州岛既升为府,欲率官属、士庶、僧道、耆老诣阙称谢。”从之。

辛亥年乙丑月己丑日——绍兴元年十月二十六日——1131年11月24日,便是绍兴府的诞生之日。此前半月,宋、金在和尚原大战,宋军大胜,“兀术之众,自是不振。”消息传来,朝野振奋,越州更是喜上加喜。或许,正是这场大胜仗,“故有是诏”。

其次,冠以年号,乃是“朝廷用兴元故事”。《嘉泰会稽志》云:

建炎四年四月癸未,御舟自温台回,驻跸越州。明年正月一日,改元绍兴。越州官吏军民僧道上表,乞赐府额。昔唐德宗以兴元元年巡幸梁州,改梁州为兴元府。于是朝廷用兴元故事,改越州为绍兴府。

本来,按照惯例,朝廷驻跸,例可由州升府。一种办法是易“军府”之名为府名,那么越州当为“镇东府”,就像润州改为镇江府;另一种办法是择该州治下某一县名,以为新府命名,那么越州可改“诸暨府”什么的,唯不能名之曰“会稽府”,因为这是吴越国僭用过的“伪名”。

但是,越人向有“会稽情结”,“会稽”之名又像周作人所说的,很是“古雅”,即使到了嘉泰年间,陆游作序的地方志,不名《绍兴府志》而称《会稽志》。于是尴尬之下,有人便想起了“兴元故事”:建中四年(783年),曾任“天下兵马元帅”的唐德宗,为避“朱泚之乱”,逃至梁州(今陕西汉中)。百姓箪食壶浆,德宗以此为大本营平了叛乱,遂改元“兴元”。为感激梁州使他转危为安,唐德宗特地把他那帝王年号“兴元”二字赐给梁州,下诏升梁州为兴元府,“官名品制,同京兆、河南府”。

靖康之乱,赵构也曾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他逃到越州,“欲省费恤民”而不能,越州百姓也“烦于供亿”。准备移跸临安,高宗感念会稽使他转危为安,“眷于是邦,复我兴运”。再说,当时兴元府为北方抗金大本营,统帅张浚曾请求移跸兴元,和尚原捷报传来,让人想起“兴元故事”也十分自然。

于是,以唐德宗为榜样,“用兴元故事”,宋高宗将“绍兴”这一年号赐给越州。帝王年号,庄严之物,曰国讳,不是随便可用的。当年六月,抗金猛将邵兴退军于兴元府。“张浚以其姓名与年号偶同,遂改其名为邵隆。”(《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四十七 )

当然,为了这份礼物,越州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首先,金兵一路追踪赵构,拟将越州作行都,也就是大本营,越州之民于是都被征用。据《续资治通鉴一百六》记载,建炎三年十月,献降的越州知州李邺“被旨造明举甲,每副工料之费凡八千缗有奇”。越州共造铠甲三千付,而一付就要费工一百二十。金兵攻越,在会稽县的东关打了个大仗,“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金史·宗弼传》)。大概越人造的明举甲也派上了用场。

与明州、台州、温州相比,金兵部队占领越州的时间最长,烧杀抢掠几乎遍布属下八县。王之道《代何希渊谢越守陈汝锡启》云:“圣主之东巡,适金人之南渡,干戈云扰,士庶星奔号寒啼饥者往往,衣冠携幼扶老者纷纷,原野哀哉。”《嘉泰会稽志》“旌忠庙”条云:“大驾之行,诏百司分半扈从。”一半随高宗东逃,一半人员留越,转入地下。越州人民除了直面敌寇,还要掩护留下约三千人的“分半”。

待高宗转回越州驻跸,朝廷的安置是个巨大的压力。越州府衙全部让给高宗做行宫(光禁卫亲兵就有六百人),州府自己则搬到了大善寺(今大善塔尚存)。子城范围内基本清空,“百司分驻”。城内所有的寺庙、道观全部被征用,用于安顿大小官员及其家属。以西北兵为主的卫戌部队,除城外筑营,大部分安扎于城内街坊(如今的鲁迅故里一带,那时就是个骑兵营)。一时会稽人满为患,物价飞涨。建炎四年十月癸未,高宗谓辅臣曰:“闻城中百物贵踊……一兔至直五六千,鹌鹑亦三四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八)

火灾不断发生,瘟疫时有传染,各种突发事件经常冒出来,原住民的生活影响可想而知。如《夷坚志》载:“绍兴元年,车驾在会稽。时庶事草创,有旨禁私屠牛甚严,而卫卒往往犯禁。有水牛顶臿刃,由禹庙侧突入城,见者辟易,厢卒虑其蹂躏,欲阑执之,为所触几死。时府治寓大善寺,牛迤逦入三门……”

再次,财赋负担十分沉重。高宗初到会稽,贡赋不至,主要靠会稽解决。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在越州诏曰:“惟八世祖宗之泽,岂汝能妄?”懂感恩的越人立马奉献。陆游回忆道:“臣幼年亲见民诵斯诏,至于感泣。虽倾赀以助军兴,而不敢爱。”当时有一项赋税曰“和预买绢”,《朱子语类》即云“今日惟绍兴最重”。浙东七州合计三十万匹,越州独受十四万匹。越州知州翟汝文擅自减了部分,结果被宋高宗严肃处分。

五、“绍祚中兴”?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绍兴府的由来,仍在以讹传讹。《中国历史大辞典》云:

南宋建炎四年(1130)高宗避金兵于越州,次年改元绍兴,取“绍祚中兴”之义,遂升越州为府,以年号为名。

《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则云:

绍兴府,南宋绍兴元年(1131)取“绍祚中兴”之意升越州置。

“绍祚中兴”之说,流传甚广,然而既于史无征,又于理不通。“绍祚”,承继帝位也。宋理宗接位,程珌上书谏:“绍祚之初,尤为进德之始……”绍兴元年,赵构登基已五年,再说“绍祚”,怎么说得通?

对此,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曾有意纠正。1998年1月,他在《绍兴县志序》中写道:

对“绍兴”一名的解释,历来颇有误传,如“绍祚中兴”等等之类。由于我们从《三朝北盟会编》卷114(误,当在卷144)中发现了当时的改元敕文:“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则旧时诸说,均属传讹耳食,而此名渊源来历,已可迎刃而解。

意思是“绍兴”系这两句话的“首字合成”。但这个论断也不尽准确。年号一般取自古代典籍,取自改元诏书自身某句某语,绝无仅有。应该说,是朝廷先据《尚书》确定“绍兴”二字为年号,然后交汪藻起草诏文,汪氏再据二字铺陈为二句,而不是相反。

陈桥驿的论断一出,“绍祚中兴”之说遂息,然而不久又沉渣泛起。《浙江方志》2002年第6期发表的《陈桥驿与绍兴市志》一文云:

其实“绍祚中兴”四字是在绍兴府成立之后,由宋高宗题写给绍兴府官民的府额,是先有府名再有府额,而不是相反,所谓绍兴由“绍祚中兴”而得名,是因果倒置,当然应该予以更正。

作者强调,先有绍兴府之名,再有宋高宗题的“绍祚中兴”府额。翻检2015年孟念珩《浙江省地名文化研究现状初探》等论文,始知这个说法今已流行。

乙末年六月庚寅日壬年八字好吗

事实上,不是前后的问题,而是有无——宋高宗压根儿没题过“绍祚中兴”四个字。所有的误解,都来自“府额”或“乞赐府额”。

有宋之所谓“乞赐府额”,是一种婉转的用词,具有特定含义:并不是要皇帝题写地方政府门口的匾额,而是指请求朝廷将州名改为府名,即由州升府。

所以“乞赐府额”也叫“乞改府额”或“乞升为府额”。如洪州因系孝宗潜藩,知州上书曰“乞依静江府例,升为府额”。

据《景定严州续志》,州上奏“乞赐府额”后,经三省讨论同意的,称“合升府额”;皇帝下的制书,曰“赐以府名”。当年越州知州陈汝锡言:“愿加惠此州,易一府额,锡之美名,以彰临幸之休。”很明确,“加惠此州,易一府额”,是请求州升府;“锡之美名,以彰临幸之休”,锡者赐也,府额乃一“美名”,不是现今时行的“题词”!

事实上,赵构题“绍祚中兴”,无任何文献可支持。

题写绍兴府额者,据《嘉泰会稽志》,系当时书法大家吴傅朋,人称“吴侯妙翰绝古今,高榜横空近风雨”。他题的也不是“绍兴府”三字,而是“大都督绍兴府”。之所以写“大都督绍兴府”,是因为宋代“州分六格,府有五等”,大都督府是京府、陪京府、都督府、次府、余府“五等府”中除京府以外的第一“等”府,各府皆以置设大都督府者为尊,知府必须三品以上方可出任。

由越州而大都督绍兴府,地位大大提高了,其发展也将翻开新的一页。绍兴二年正月,“壬寅(初十),帝发绍兴。丙午(十四),帝至临安府”。这么短的里程,高宗居然走了四天,也算对绍兴这片土地依依不舍了。

(作者系绍兴市政府聘任之绍兴古城保护利用专家)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