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朱厚照是大明王朝第十任皇帝，名声很臭。
清朝统治者往往把他当为反而教材教育皇子，只要皇子读书稍有懈怠或思想开小差，就是劈头盖脸一顿好骂：“你到底想怎样？！是不是想学败家子朱厚照？！”
不过，很奇怪，清朝统治者说明武宗是败家子，但明武宗在世时，明朝并未败亡，非但没有败亡，还政治清明，国力日上。
事实上，明武宗朝也算是多事之秋，初有以太监刘瑾为首的“八虎”之乱；又有安化王、宁王两大藩王效仿明成祖起兵；还有山东盗起，义州军变，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地动乱，河北霸州刘六、刘七起义，动乱波动南北直隶、山东、河南、湖广等地；更有蒙古人不断犯边入寇；所谓“多方变起，维城衅生”是也。
但是，在明武宗的领导下，这些乱象全被顺利清除。
在抗击蒙古人入侵中，明武宗更是身先士卒，亲自拎刀子冲锋在前，砍死并割下一颗蒙古人的头颅带回。
这种悍勇作风，止见于开国皇帝；盛世帝王里，可谓绝无仅有。
我们都知道，清高宗乾隆帝号称“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但这“十全武功”中，哪一功是清高宗亲自披坚执锐建下的？
还有，清圣祖康熙帝也以文治武功称道于世，其本人更喜欢以个人武力在人前矜夸，自称：“朕自幼至今已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五十三只，熊十二只，豹二十五只，猞二十只，麋鹿十四只，狼九十六只，野猪一百三十三口，哨获之鹿已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 内身寸 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
就算康熙说的是真，就算在捕获这些猎物时全是他一个人独力而为，没有其他士兵、侍卫帮忙，他不也有“鸟枪弓矢”可以倚仗吗？
明武宗没有条件开展这种大场面的围猎活动，却力健胆豪，敢赤手空拳入虎笼与猛虎搏杀。
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武宗应该也有其可取之处。
然而，就是这个敢于与猛虎较劲的败家子朱厚照，在正德十四年阅边还归宣府时，《明实录》还记：“帝东西游幸，历数千里，乘马，腰弓矢，涉险阻，冒风雪，从者多道病，帝无倦容。”改年，就一病不起，延宕数月，一命归西——这，也就成为了大明王朝的一大疑案。
关于明武宗之死，一般人脑海中的印象就是这样：明武宗领大军平定宁王朱宸濠作乱后，返回京城，途经清江浦，一时兴起，驾小舟在积水池中撒网捕鱼。突然小船翻倒，失足掉进落水中。虽然很快被周围的太监和侍卫救起，但还是喝了不少水。时值秋天，池水有些凉，落水后又受了惊吓，当晚，就患病了，并且发起了高烧。回到北京之后，尽管一直接受太医的治疗，但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身体状况还每况愈下，甚至突然吐血。到了第二年的三月，终于在一场狂吐血后驾崩，年仅三十一岁。
武宗正值盛年，而且身强力壮，不过落水生了一场病，怎么就这样轻易死去了呢？
而且，从落水到病死，并非突然死亡，中间相隔了四五个月，有大量时间进行医治、调理，整件事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且让我们通过《明武宗实录》来看看这四五个月时间里武宗的病情变化，以还原这场死亡事件的背后真相。
《明武实录》记载武宗于清江浦落水在正德十五年九月十五，而十月初六抵达天津卫（“上至天津。”）。
沿大运河从淮安清江浦到达天津卫距离约800公里，从九月十五到十月初六，共二十一天，武宗銮驾规模数万人，以平均每天的行程走40公里速度很快。
按照这个速度推测，可能是病情严重，争取早日回京。
但是，《明武宗实录》却记载，武宗到了天津，滞留了十天，于十月二十六日移驾通州。在通州滞留时间更长，十二月十五日，在通州将宁王正法，十二月二十日才宣布还京。
为什么在通州滞留了这么久？又为什么等不到回北京城而在通州就处死宁王？
《明武宗实录》透露了一句：“传者皆以江彬将复邀上北幸，故欲速决此狱云。”即江彬邀武宗北巡宣大。
《明史》卷299 《方伎》可更清楚地证明这一点：“……扈归通州，时江彬握兵居左右，虑帝晏驾己得祸，力请幸宣府”。
虽然《明史》卷299 《方伎》也说武宗到了通州，“疾已深”，江彬“虑帝晏驾己得祸”，御医吴杰后来又力劝武宗，说“疾亟矣，仅可还大内”，但按常理推测，若武宗真是已经到了病危关头，是不可能在天津、通州停留这么长时间的。
很可能是武宗的身体状况并没有什么大碍，才有再巡宣大的计划，其在通州处决宁王，就表明过京师而不入的意向了。
不过，武宗最终被吴杰的“疾亟矣，仅可还大内”所恫吓住，放弃再巡宣大的行动，于十二月二十日正式启程还京。
《明武实录》记：当日，“文武百官迎于正阳桥南。是日大耀军容，俘诸从逆者及家属数千人陈辇道东西，陆完、钱宁等亦皆裸体反接。以白帜标姓名于首，死者悬首于竿，亦标以白帜，凡数里不绝。上戎服乘马立正阳门下，阅视良久乃入。诸俘者自东安门逾大内而出，弥望皆白，识者讶其非美观云。”
看，明武宗身着戎装，骑高头大马立于正阳门下，阅视军容，良久才入城。
应该说，身体和精神状况都还不错。
但《明武宗实录》正德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丁酉）条又记：“大祀天地于南郊。初献时，上拜，呕血于地，不能终礼，遂扶归斋宫。”即仅仅三天之后，明武宗就在大祀天地的现场发病吐血，无法完成祭祀之礼，而由卫士扶归回宫。
这病情，发作得出人意外。
这之后，直到十二月二十八，武宗才视朝。
到了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一，武宗亲自致祭奉先殿、奉慈殿，拜见皇太后并出御奉天殿接受文武群臣及四夷朝贺。
因为武宗的这两次出现，大臣们似乎没有对武宗的身体有太多的担心。
如正月初十，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就上疏称：“臣等伏睹皇上于前月二十八日及正旦令节，两次视朝。犬马之情，无不欣庆！”
正德十六年正日二十日，刑科给事中顾济还上疏劝武宗“膳羞药饵，必令检点，或时赐召对，以通下情。其余淫巧杂剧之伎，伤生败德之事，一切屏去。则保养有道，圣躬不患不安矣”。似乎，这期间明武宗还有充分的精力干“淫巧杂剧之伎，伤生败德之事”。
虽然在二月初十、三月初一又出现了“上疾未平”、“上不豫”等字眼，但三月初七，武宗有发出命令：“以三月十五日殿试。”打算主持殿试。
而几天之后，即殿试前一日（三月十四），“上崩”，明武宗驾崩了。
很多人从武宗的意外死亡过程来看，认为他是死于谋杀。
至于谋杀的凶手，一开始，大数人认为是江彬。
理由很简单：江彬有杀人动机。
在宁王叛乱中，王守仁擒住了宁王，在王府中搜到一份朝中众臣收受宁王贿赂的名单，上面有江彬的名字。既然江彬与宁王有勾结，则宁王倒台，江彬肯定要想法自保，于是铤而走险，买通太医，下毒暗杀了武宗。
似乎，这一分析很有道理，毕竟江彬是武人，武人行事，只顾眼前，不顾后果。
但是，江彬毒害武宗的嫌疑，经不起推敲。
自土木堡之变后，以于谦为代表的文官系统独大，武官集团受到了打压。江彬本是明朝边将，陡然登上高位，是得到了武宗的宠爱，被武宗收为义子，赐姓朱，封为宣府、大同、辽东、延绥四镇的统帅，足以在朝堂上与文官系统抗衡。
想想看，如果不是明武宗的支持，江彬别说能在朝堂上与文官系统分庭抗礼，可能还在边塞吃砂子。
再有，武宗去世时，江彬早已被杨廷和调到了通州，并不在现场。
最重要的是，武宗死后，江彬毫无思想准备，轻而易举地被皇太后张氏和文官系统代表杨廷和秘密捉获，后来被处以磔刑。
况且，江彬也谈不上和宁王勾结，他不过出现在宁王的受贿名单中，那份名单中，共有朝廷众臣一百余人，单为这个，就作出弑君谋反的事，成本太高。
所以，江彬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实际上，内阁首辅杨廷和的名字，也出现在宁王的受贿名单中，谁人敢断定，这份受贿名单不是宁王疯狗乱咬、故意诬陷好人的呢？
或者，如果说江彬因为这份受贿名单而萌生弑君之意，那是否杨廷和也同样有可能萌生弑君之意呢？
甭说，还真有人怀疑到了杨廷和的头上。
杨廷和弑君的理由比江彬还充分。
即明武宗执政后，不愿意文官系统过度膨胀，为扩张皇权，大力提拔了武将系统的江彬，宦官钱宁等人来压制文官系统。则以杨延和为代表的文官系统不甘就范，就串通太医下毒杀死了明武宗。
关于杨廷和谋杀明武宗的缘由，以厦门大学教授傅小凡先生的分析最为精彩：“皇帝朱厚照的突然驾崩，使得皇帝重掌朝廷军事大权，和重建武将势力的努力夭折了。同时朱厚照没有儿子，迎立外藩的权力就完全掌握在杨廷和的手中，必然会给文官集团势力的进一步膨胀带来机会。因此，皇帝朱厚照的突然驾崩，最大的受益者正是文官集团，当然也包括杨廷和自己。综合以上几个理由，我认为，皇帝朱厚照落水只是个意外，虽然朱厚照因此感冒发烧，或者得了急性肺炎，却给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文官集团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杨廷和先以治病为借口，控制了皇帝的行动，甚至将皇帝软禁起来。然后，在杨廷和的授意之下，经过太医的精心调治，最终，年仅三十一岁的皇帝朱厚照驾崩了。朱厚照的死意味着，皇帝与文官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以文官集团取得完胜而告终。”
傅小凡先生的分析的确精彩，但其中还是存在有巨大的缺陷。
和江彬谋杀明武宗可能性不成立一样——谋杀付出的成本巨大，收获却不对等。
自古以来，弑君是祸及九族的大罪，如果没有丰厚的利润回报，是没有人会轻易主动付之行动的。
也就是说，通常的弑君行为，要么就是自己的性命、包括家人性命受到威胁，被逼搏个鱼死网破；要么就是自己已经具备了篡位自立的实力，要取而代之。
以上两点，杨廷和均不沾边，要说他会行弑君之大恶，真是匪夷所思。
并且，说杨廷和弑君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文官集团的利益，犯得着吗？犯得着拿自己一家老小的性命去换庞大文官集团的利益，杨廷和傻掉了吧？！
就算杨廷和真傻到了这个地步，他又焉知继位的新皇帝是个什么样的角色？新皇帝一定比明武宗差？一定比明武宗容易摆布？
事实上，杨廷和是明武宗在东宫读书时的老师，两人感情一直都很好，换了个新皇帝，到时鸟不鸟你杨廷和还另说呢。
所以，杨廷和谋杀武宗之说根本不成立。
让我们去掉可怕的阴谋论，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吧。
不错，明武宗可以征战，可以乘马巡边，还敢于跟猛兽叫板，但，他的身体真的象我们想象中的强壮吗？
根据相关史料，我们可以一路追踪明武宗成长过程中的患病经历。
《孝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三记，弘治十五年十一月，内阁大学士刘健等进言：“今冬以来因东宫进药，上廑圣虑，数日之间奏事益晚，今经两月未复前规。”即这一年尚在东宫的朱厚照患病，医治了两个月才见好转。
《武宗实录》卷二十一又记：“正德二年正月，上不豫，传旨暂辍视朝。”
《武宗实录》卷四十七记：“正德四年二月丙子，鸿胪寺请御经筵，上曰：朕偶感微嗽，姑俟三月以闻。”
武宗的贴身御医吴杰为武进人，《武进县志》中吴杰的传记，有“上病喉甚危，按名召杰，进上清丸一服而愈，自是得幸”，有“上射猎还，口出血，杰进犀角汤，愈”，“试马御马监，腹卒痛，杰疗之无不立愈者”等等记载。
由此种种，可见武宗自小就落有病根，极容易在冬天发病。
再联想朱厚照做太子时，孝宗为他开了特例，每到入冬就不出来接受群臣朝拜，究其原因，就是其在冬天容易受寒得病。
发生在正德十四年三月的“南巡事件”，《明外史》中的吴杰传记里又记：“帝欲南巡，杰谏曰：圣躬未安，不宜远涉。帝怒，叱左右掖出。”
也是因为这一次的任性，吴杰被赶走，以至于正德十五年九月清江浦落水，最先给武宗看病的不是吴杰，而是太医院院判卢志。
卢志是苏州昆山人，《苏州府志录昆山志》有记：“武宗南巡，不豫，召志诊视。志趣告诸大臣，言：冬得夏脉，于法不治，愿定皇储，以安国本。”
按照《黄帝内经》里的说法，“冬得夏脉”，就是得了不治之症。也就是说，落水只是诱因，其实武宗早有重疾在身，已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所以卢志才会说出“愿定皇储，以安国本”之类的话。
其实，武宗十五岁登基，三十一岁驾崩，在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子嗣，从这个侧面，也知他身体底子不好。
的确，遍观明朝诸帝画像，最清奇羸瘦的就是武宗，说他是一副病夫相，也不为过。
《明外史》记，明武宗到临清后就火速派人进京召取自己最信任的太医吴杰前来治病。也出现有了上面提到的《明史》卷299《方伎》所记吴杰力劝武宗“疾亟矣，仅可还大内”之语。
卢志、吴杰两位太医都给出了绝症的报告，即武宗死亡真相已经很清楚了。
《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四记武宗还京之日“戎服乘马立正阳门下，阅视良久乃入”是不错，但他其实是在勉力支撑。因为，礼部此前曾拟定一个正式的献俘仪，“上可其奏，值上弗豫，弗果行”，因病重而取消。
同卷书记，三天后（十二月二十三日），武宗挣扎着出郊祭天，结果“呕血于地，不能终礼”。
上文提到，武宗曾于十二月二十八视朝，但《明武宗实录》记载的文字让人揪心：“上力疾视朝。”即强行支撑病体视朝。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一，武宗又亲自致祭奉先殿、奉慈殿，拜见皇太后并出御奉天殿接受文武群臣及四夷朝贺。
正是因为武宗的这两次出现，大臣们以为武宗的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
大学士杨廷和在正月初十说的“臣等伏睹皇上于前月二十八日及正旦令节，两次视朝。犬马之情，无不欣庆”，其实是内阁对皇帝的近况一无所知，全凭内竖转达的缘故。
而从《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五、《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有杨廷和“欲令臣等拟旨博访精通医药者”、司礼中官魏彬等“国医力竭矣，请捐万金购之草泽”等语，可知群臣是后来才知悉武宗病情严重的。
持阴谋论者说，杨廷和下毒杀害武宗后，才和皇太后商议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嗣皇帝位的。
《武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有明确记载：武宗在去世前五天，亲自下诏让兴王世子朱厚熜预袭王位——这，已经是明确表态由朱厚熜嗣皇帝位了。
把武宗死亡前后事捋清楚，就不难发现，是武宗本人身体素质不好，久病成绝症，最后不治身亡。
一句话，阴谋论可以休矣。
（本书节选自今日头条“覃仕勇说史”专栏《您所不知道的帝王将相事》，感谢看官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