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和张居正，在开海禁、通海运问题上，政见相左。
张居正倒不是出于私心，为反对而反对，不是的。
主要是高、张二人经历不同，格局也不同。和高拱、张居正都是好友的张四维，当年曾经写过十多封信试图化解高、张之间的“误会”，其中就提到，高拱和张居正的格局不同。
开海禁、通海运就是一例。
这和高拱、张居正的经历有关。
有学者说，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这是他同时代的徐阶、张居正所不及的。
确实，高拱思想解放，没有条条框框，只要能够解决问题，于国于民有利，什么办法都可以实行，不必被祖制捆住手脚。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对孔孟之道，对祖制，不能死抠字句，而是要“通权达变、善继善述”。即祖宗所为、所欲为，继承之；所不及为、不得为者，亦当继承之；祖宗已为者，因时异势殊不宜于今日者，变通之、斟酌损益之，务得其理，推行扩充，使上下、亲疏、贵贱，无不欢洽，此即体仰祖宗之意，即为善继祖宗之志，善述祖宗之事。一言以蔽之，事以位异，则易事以当位；法以时迁，则更法以趋时。他还引用《易经》里的一句话，叫“惟变所适”。这就是高拱的思想基础。
为什么高拱独一无二？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思想基础？
张居正“家世贫贱”（张居正语），以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改变命运。20岁出头即登进士第，大体上是为科举考试而苦读四书五经。高拱则出身官宦之家，祖父、父亲、长兄，都是科班出身，长期在外做官。高拱自幼就随父祖在外游历，又拜多名退休高官为师，中举后还在大梁书院求学，追随其父的挚友、倡导“实学”的王廷相求学，后又被聘为书院教习，长达十余年，30岁才中进士。书院被认为具有“自由之风”，与科举考试的应试教育有很大不同。高拱视野广阔，思想解放，与他的这些经历有关。
著名学者牟钟鉴先生评价高拱：“做学问求是，做事情求实，做人求诚，这就是高拱的真精神。”
所以，高拱的理念和举措、关键时刻的抉择，不期然顺应了大航海的时代潮流，并不出人意料。而张居正反对开海禁、通海运也在预料之中。
事实上，在当时，面对大航海的时代潮流，能不能挽救明王朝危亡，能不能实现复兴，闯过转型关，关键要看如何抉择了。高拱作出了正确的抉择。虽然张居正终生都敬重高拱，高拱晚年也和张居正一定程度和解了，但张居正取代高拱后，却以极快的速度推翻了高拱开海禁、通海运的决策，使得中国与大航海的时代潮流失之交臂。
